我們的出生純屬偶然

生命應(yīng)當珍惜還是應(yīng)當揮霍

應(yīng)當約束還是應(yīng)當放任

……這是我一個人的痛苦

——伊蕾

淡出

我曾經(jīng)對伊蕾承諾，暫時不再寫她。并非這是個乏味的人物，而事出有因。1992年某日，伊蕾私下對我表示，她要隱姓埋名，遠離詩歌，讓人們忘記曾經(jīng)的伊蕾。那時她的命運正墜入幽谷，這個選擇頗有豪賭一把的決絕。她那副執(zhí)拗和自信，又令人無法不對她的未來寄以期許。于是，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朋友們感覺不到伊蕾的存在了。這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那些日子，詩界乃至整個文壇都在動蕩，并不是只有她在“消失”。只是一些朋友聚會時，還會聊起她，伊蕾在干什么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消失”一度成了日常生活的流動風(fēng)景。從外部環(huán)境看，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文學(xué)被迅速邊緣化，文壇發(fā)生傾斜，“出國潮”和“下海潮”令人目眩。出國的作家中，隨便就可以列出一串熟悉的名字，諸如高行健、古華、北島、孔捷生、鄭義、張辛欣、哈金、嚴歌苓、多多、楊煉、盧新華等等，正應(yīng)了米蘭?昆德拉的那句話，“生活在別處”。下海的作家、文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文壇像是潰敗的戰(zhàn)場，還在爬格子的家伙灰頭土臉，寫詩更加羞于示人，成了被世俗奚落的沒出息行為。

伊蕾去了俄羅斯，那里只有“遠方”，沒有“詩”。她還無法做到羅曼?羅蘭說的那樣，“認識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不過，對于年長些的中國人，俄羅斯畢竟是一個曾經(jīng)粘稠得化不開的情結(jié)，那片多雪、厚重、蒼茫的土地，孕育出了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歌，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的小說，列維坦、列賓的繪畫，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并不使人陌生。伊蕾只身獨闖俄羅斯，卻與此無關(guān)。那里暴力叢生，盧布飛漲，欲望橫流，每一處土地都發(fā)散著原始資本積累階段所特有的貪婪、混亂和血腥，一位孤苦伶仃的異國女子，要在那個遠如天邊的地方背水一戰(zhàn)，以求絕處逢生，無異于天方夜譚。

哦，小房子。伊蕾帶著化膿、潰爛的累累創(chuàng)痛逃向俄羅斯，諸多深層原因中，藏著一個卑微的心愿：要賺出一處屬于個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才可能結(jié)束漂泊；有了小房子，才能擁有歸宿，也才能贏得活著的尊嚴。當年，她18歲就成為知青，在敲鑼打鼓中背井離鄉(xiāng)，奔向“廣闊天地”。此后輾轉(zhuǎn)于海興、武安和廊坊等地，換過若干工種和崗位，終于倦鳥歸巢，卻一無所有。當年，按政策規(guī)定，作為長女，她離津下鄉(xiāng)，能為弟妹提供留城指標，終于可以回津的時候，卻已年近40，本該奉養(yǎng)年邁多病的父母安享晚年，卻無落腳之處，需要擠占家里本已緊缺的居住空間。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女人想做事，“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伊蕾為自己感到悲哀和恥辱，非破釜沉舟不足以自救。她憧憬不遠的將來，一定能住進綠樹環(huán)繞的屬于自己的美居，并且接來父母一同享受。

莫斯科，從此多了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國女人。她做過販賣羽絨服的生意，也倒騰過景泰藍工藝飾品，批發(fā)不成，就搞零售，就挨家挨戶上門推銷，最落魄的日子，可用狼狽不堪形容。“我在去俄羅斯前，一輩子都沒有經(jīng)手過錢。而在那卻每天都要數(shù)盧布。賺了些錢，卻又必須面對盧布每天都要貶值的日子，每天要吃飯，每天要交房租……那時嘴唇都是紫的，水泡一層剛好，另一層又生出來，總是有痂兒。”有許多次，她預(yù)算公司將會贏利數(shù)倍，卻總是無法擺脫日日通貨膨脹帶來的重創(chuàng)，“贏利”轉(zhuǎn)瞬即成負數(shù)。這時候，久違的詩歌也會于某個暗夜，再次光顧她的筆下，“面對詩歌寫作/讓我再一次裁決——/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

她抱肩縮成一團，又常常凝神佇立街頭，伴著風(fēng)勁雪猛，從雜然紛亂中體味古歌般深沉、綿長、淳厚的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與藝術(shù)風(fēng)情。這里雖然被狂虐的商風(fēng)覆蓋，莫斯科的歌劇院卻依然富麗堂皇，高貴典雅，于亂世中標示出不容褻瀆的品位和格調(diào)，更有許多普通市民即使節(jié)衣縮食，也要服飾整潔地端坐于此欣賞歌劇，享受藝術(shù)。伊蕾每每被他們的藝術(shù)情懷而感動。她結(jié)識了幾個俄羅斯朋友，其中會說中國話的安德烈先生還被她聘為翻譯和會計。他們一起交流文學(xué)，優(yōu)雅地漫步、唱歌、觀劇。

一千多個日子紛紛搖落。幾度春去秋來，伊蕾已數(shù)次往返于兩國生意場，如同緒西弗斯推滾石上山，一次次沖頂，一次次滑落。

1996年3月，她在極度困境中寫了一首題為《三月十六日的白日夢》的詩，祈禱自己的命運不為最后一棵稻草而壓垮：“你的姿勢攜著云層下降，/莫斯科的鋪滿玫瑰的云啊，/請做我的含淚的睡衣，/做我最后的婚床——……/荒原的孤獨之魂，繆斯之魂，/食了美洲自由的草葉，/食了東方智慧的堅果，/食了歐洲玫瑰的芳香，/信仰愛！信仰不朽！/在十字架下，/在煉火之上。”

也是1996年3月，我正在美國探親。這期間，我食言了。從1994年，有家婦女雜志約我開個女性人物的專欄，連續(xù)四年不曾中斷，這些篇什后來以《驛路芳蹤》書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結(jié)集出版，所寫對象包括鄧肯、波伏娃、葉卡特琳娜、居里夫人、喬治·桑、夢露、法拉奇、麥當娜、武則天、張愛玲、蕭紅、鄧麗君等古今中外杰出女性，計50位。伊蕾亦位列其中。我違背了對她的承諾，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女性系列中，伊蕾不該缺席。我在《伊蕾：流浪的恒星》的結(jié)尾寫了這樣一段話：“此刻，當她獨自在風(fēng)雪茫茫的俄羅斯推動‘滾石’時，我正在太平洋彼岸洛杉磯的一間寓所伏案凝思。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使用，只有片段的記憶，和真誠的默禱。但愿她的小房子不再屬于童話世界。”10年后，這本書由昆侖出版社易名《巔峰女人》重新出版，50個人物中，只有伊蕾被撤掉，增加的是去世不久的特里薩嬤嬤。責(zé)編轉(zhuǎn)達終審意見：伊蕾還活著，寫活著的人容易惹麻煩，扯上官司。我很無語。責(zé)編大姐見狀安慰我，說她也喜歡伊蕾，以后會有機會補上的。

一語成讖，此是后話。

伊蕾終于在俄羅斯覓得命運轉(zhuǎn)機，這與她的浪漫根性有直接關(guān)系。她開始留意在記事本里記下一些俄羅斯畫家的名字，她的俄文還沒有過關(guān)，那些復(fù)雜難辨的名字只有她自己認得。她既有藝術(shù)鑒賞眼光，也不乏投資遠見，沒有白忙。她把賺到的錢及時用來購買油畫，一幅幅精心收藏，藏品包括安德烈?梅爾尼科夫、尼基塔?法明、特卡喬夫兄弟等著名畫家的作品，而自己甘愿過著囊空如洗的清貧日子。她的夢想被一點點焐熱。她喃喃自語：難熬的日子就要過去，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童話般的小房子也會有的。

化蝶

伊蕾使用過三個名字，依次是：孫桂珍，孫桂貞，伊蕾。不同的名字，表征了三段寫作里程，也是生命樂章。

她最早叫“孫桂珍”。這個質(zhì)樸的名字是父母給起的，伴隨她二十幾年。1976年3月，我剛進《天津文藝》（《天津文學(xué)》前身）當詩歌編輯，只有20歲。一切不摸門，部隊詩友王新弟給我介紹的第一位天津作者，就是孫桂珍。她的詩，雖同樣難以擺脫時代語境的限制，卻透著不俗的才華，她的鋼筆字也漂亮帥氣，可稱之賞心悅目。

不久，孫桂珍回津探親，我“按圖索驥”，找到位于河北區(qū)的糧店后街。我第一次知道了天津城里還有這么一個迷宮般的偏僻角落。孫桂珍已站在街口等候多時。短辮垂肩，衣著整潔，面容周正，目光略顯滄桑。我斷定就是她了。她帶我七拐八繞穿過一條條胡同，仿佛走了漫長的路，才來到她家的小窄院子。

我由此走近了一位實力派詩歌作者。看上去，孫桂珍的年齡似乎有些模糊，像是凝固在某個階段，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個姐姐，沒有太年輕過，年長之后，反而玉樹臨風(fēng)，氣質(zhì)卓然。她的性格偏于內(nèi)向，習(xí)慣于把寂寞心事深藏心底，說話輕聲細語，有時還會發(fā)出微微嘆息。據(jù)她講，小時候她是個愛哭泣的女孩子，別人見慣不怪的事，她常常傷感得無力自拔。她不認為自己擁有過童年，“我好像天生就老了”。其實她很單純，直到26歲，還不明白，女人何以結(jié)了婚會有孩子。

不知何時，我在報刊上發(fā)現(xiàn)，孫桂珍變成了“孫桂貞”。一字之別，果然內(nèi)蘊不同。后來我考入南開中文系七七級，孫桂貞借回津探親的機會找過我，并參加過詩社活動。她在來信中說：“讀詩，追求的就是一種感情上的滿足，你給讀者別的，他不稀罕。我的追求就是讓讀者讀一遍就感動，最好是讀一句就感動。”這段話對我們這些學(xué)寫詩的人很有啟發(fā)。她還寄來過一首厚厚的詩稿，長歌當哭，題目嚇了我一跳——《被拋棄者的宣言》。詩寫的是“老三屆”那一代人滿滿的內(nèi)心壓抑。

孫桂貞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用時下說法，屬于“底層”生態(tài)，你在她家感受不到任何詩書氣息，本人卻是個“異數(shù)”。她說，喜歡文學(xué)是受叔叔的影響，在孫家，她與叔叔最有共同語言。叔叔讀書多，使她很早就接觸了前蘇聯(lián)的詩歌和小說。她8歲時寫出第一首詩，題目是《大煉鋼鐵》，叔叔大為驚異和贊賞，鄭重地告訴周圍人：“她不是個孩子，你們不要把她當孩子”。我在她家見過一次她叔叔，是一個健談的中年男人，那時侄女已小有詩名了，但在他眼里還只是初出茅廬。孫桂貞在一旁微笑不語。從她家出來，我說，你叔叔不簡單，應(yīng)該是你的“伯樂”。她點頭，說叔叔好為人師，也挺可愛。后來我在她的詩集《叛逆的手》里看到了童年時她和叔叔的合影，叔叔留著個小分頭，花格子大圍巾繞著脖子垂下來，像是“五四”時期的青年學(xué)生，也有幾分民國年代的文人“范兒”，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天津，大約也是個另類。

孫桂貞內(nèi)心孤高，不肯流俗。艾略特被記者問到曾受過哪些詩人的影響時，這樣回答：“我年輕的時候，對任何一個活著的詩人都沒有特別的興趣。”孫桂貞有相似之處，當我剛剛知道郭小川、公劉、聞捷等中國詩人的名字時，她卻早已熟讀了一批外國經(jīng)典詩人的作品。她對前輩或同輩詩人往往不予置評，卻毫不掩飾對海涅、普希金、萊蒙托夫、惠特曼、普拉斯等詩人的由衷贊美。她回憶，“普希金好像是我的親戚，上小學(xué)時我就讀《普希金詩選》”，而“影響我的作品，大都是我二十幾歲時讀的，那個時候，我讀弗洛伊德，讀薩特……尤其喜歡惠特曼，他的自由影響了我”。她收藏過《草葉集》的多個譯本，并能大段背誦，甚至寫過一首《和惠特曼在一起》的詩，這在那個時代的“詩歌圈”比較罕見。

畢業(yè)后一段時間，我仍與孫桂貞有書信往來，就一些寫作問題交流看法。我從編輯角度建議她，不要零打碎敲，要以集束方，發(fā)組詩或者長詩，還要發(fā)在《詩刊》或《人民文學(xué)》，才能形成影響。她若有所思，默默點頭。1982年11月15日，她來信說：“還記得嗎？你曾經(jīng)問過我；‘你是否有預(yù)感，感覺你會噴發(fā)，寫出很多（詩）來？’我說：‘是的，我有這種預(yù)感。’真的，直到今天，我的這種感覺是更清晰了，那樣自信，那樣堅定，盡管我仍是在緩步前行，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因為我心中無詩，而是一些可詛咒的情緒統(tǒng)治了我。我啊，要想噴發(fā)，必得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我知道我能寫出真正的詩，盡管那樣顯得十分笨拙，幼稚，單純，但是充滿了激情，蕩漾著人性啊”。對我的寫作優(yōu)劣，她往往也能一語中的。1982年12月11日，她在信中談到：“讀你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我認為這是一篇獨有見地的詩評（且不論我的詩好壞），我想鄭重地奉勸你大搞詩評，且看效果如何，我預(yù)想是可以成功的。……×××原來寫詩，后來他清醒地意識到，他所發(fā)現(xiàn)的形象盡是出自他人作品，而無真的‘發(fā)現(xiàn)’，因此毅然擱筆改行。我認為你寫評論會遠比你的詩、小說要好。”此言有如醍醐灌頂，我一直不忘。如此直言不諱的忠告，非諍友難為之。

至于“伊蕾”取代“孫桂貞”，也是在悄然之間。我查了一下，1983年4月2日，她在來信中談及我正在寫的一篇詩評，特意提到這個名字：“望你能提一下我以筆名伊蕾發(fā)的那幾組詩，以后我可能會更多地用這個筆名了。”我曾不以為然，筆名不過是筆名，關(guān)鍵還要看作品，何況“孫桂貞”那時已在京津冀詩界為人熟知，成了“招牌”，更名易幟，沒有必要。有段時間，一些詩友奇怪怎么不見孫桂貞寫詩了？我跟著打趣，是呀，鬧不明白。孫桂貞，這個名字使我印象深刻，與她早年的一場愛情經(jīng)歷有關(guān)。那是個白色季節(jié)。床單白，窗欞白，墻壁白，醫(yī)護人員的外衣白，而臥于病榻上的那位中年男人，面色更是慘白。他年逾不惑，命途坎坷卻談吐風(fēng)趣，那種笑傲人生的成熟男人魅力，磁石般吸引著28歲的孫桂貞。她俯跪床邊，與身患絕癥的戀人淚眼執(zhí)手，目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在對她含笑祝福。她為無力將戀人從死神手中奪回而痛不欲生，為了祭奠一段冰清玉潔的生死之戀，她還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孔雀石》等詩，用的就是“孫桂貞”。

逐漸地，我開始意識到，孫桂貞執(zhí)意改名為“伊蕾”，不是換招牌，而意味著洗心革面，如同形式不僅僅是形式，這個名字注定會在中國詩壇攪起小小風(fēng)暴。

繁華

1983年，中國作協(xié)文學(xué)講習(xí)所面向全國招錄學(xué)員，伊蕾在全國20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名列第三。兩年結(jié)業(yè)，又轉(zhuǎn)入北大作家班繼續(xù)深造。伊蕾的詩學(xué)觀念有了破繭化蝶的陣痛，萬事俱備，只差一場火星撞地球般的愛情。可遇不可求的愛情，曾使伊蕾承受了無盡煎熬，一旦磅礴來臨，其奔突的能量會自動尋求一個出口，這是宿命使然。《獨身女人的臥室》石破天驚，塑造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伊蕾。她是尼采和王國維所說的那種“以血書者”，在詩里一反中國女性講究溫柔、注重含蓄、力求婉約的寫作傳統(tǒng)，變被動為主動，以殘酷的自虐制造逃避痛苦的詩意化快感。這首詩在1987年《人民文學(xué)》第一、二期合刊一經(jīng)發(fā)表，即引起軒然大波。伊蕾的名字在文壇不脛而走。面對偏見和指責(zé)，她用惠特曼的詩句回答：“我比你們想象得還要好，也比你們想象得都要壞。”

伊蕾只對圣潔的愛情俯首稱臣。愛情容不得雜質(zhì)，更拒絕欺騙，這樣的愛情必然千瘡百孔，轟然坍塌為廢墟。這時候，她的詩歌寫作也由巔峰墜入暗谷。伊蕾四顧茫然，曾經(jīng)漫天飛揚的生命激情如退潮般空空蕩蕩，她終于發(fā)出絕望的悲鳴，“歡樂對于我像掠過頭頂?shù)镍B鳴一樣短暫/而悲哀像千年大樹在心中生長”。

俄羅斯之行拯救了伊蕾的未來。回到天津，她在文廟附近租了房子，并掛上“喀秋莎美術(shù)館”的牌匾，美其名曰，國內(nèi)第一家專門收藏俄羅斯繪畫的私人博物館。那段日子，除了天津的朋友頻頻光顧，她還邀請靳尚誼、王沂東、楊云飛和鐵凝等外地大牌畫家和著名作家專程參觀。不忙的時候，她就一本正經(jīng)，有模有樣地畫油畫。她在俄羅斯學(xué)畫油畫，從零開始，樂此不疲，畫花，畫風(fēng)景，畫自畫像。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她還“忽悠”她的家人，她認識的詩人朋友都來畫，她的理論是“詩畫同源，有的詩人轉(zhuǎn)到畫家?guī)缀跤貌涣艘惶欤o她一支筆，她立刻就是畫家”。

一次，我受邀去看她的寶貝藏品。一番如數(shù)家珍之后，她忽然問：21世紀就要來了，這個世界最大的富翁會是什么人？我一頭霧水，不明白她要說什么。她胸有成竹地說，20世紀的東西到了21世紀，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古董，不是嗎？而古董是無價的，對不對？那么到了新世紀，最大的富翁，將不是企業(yè)家、商人，也不是發(fā)明家、科學(xué)家，一定是收藏家！后來，她承認自己當時有些盲目樂觀，隨之修正了看法，“做收藏的人是很矛盾的，你有可能成為最富有的人，也有可能成為最貧窮的人，因為你所有的錢都用來囤積別人的東西”。

伊蕾忙畫畫，忙收藏，忙旅游，卻很少提到詩歌，令人生疑。這里需要回顧一下有關(guān)史實。1988年，我曾參與《二十世紀女性文學(xué)史》部分章節(jié)的撰寫，曾把“伊蕾、翟永明、唐亞平與‘新時期女性詩歌’”作為專節(jié)論述，故而有后來的“三劍客”的說法。那時候伊蕾正火，甚至一度聽到“南有舒婷，北有伊蕾”的說法。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舒婷雖然比伊蕾還要小兩歲，卻不屬于一個年代，舒婷與北島、顧城同是改變中國新詩流向的“朦朧詩”代表性詩人，伊蕾還只是“小字輩”。此外，我把伊蕾列為所謂“三劍客”之首，其實不排除主觀因素在起作用。事實上，當孫桂貞剛剛成為伊蕾的1983年，比她小四歲的翟永明就已經(jīng)寫出了重要組詩《女人》，共20首，其中的許多句子至今流傳，詩學(xué)界翟永明定位于“中國女性主義詩歌奠基人、開創(chuàng)者”，是有詩學(xué)依據(jù)的。伊蕾與翟永明對于女性意識都很敏感，都受到過美國自白派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的影響，但無論伊蕾還是翟永明，從來都不是真正意義的女權(quán)主義者。翟永明曾反思，對于普拉斯她只是階段性地喜歡過，后來不想以這種傾訴的方式繼續(xù)寫下去。伊蕾則不然，她對普拉斯卻是一見傾心，終生迷戀，且使這種自白式的傾訴方式登峰造極。此后的30多年，翟永明寫了大量詩歌、散文、隨筆，出版了十幾部詩集或散文集，表示，“我并不是只寫跟女性有關(guān)的詩歌，我大量的詩歌與現(xiàn)實有關(guān)，與別的主題有關(guān)，與當下社會問題有關(guān)，甚至與未來有關(guān)”。而同時期的伊蕾，其寫作則似有若無，風(fēng)輕云淡，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她的詩歌寫作寥若晨星，其中最短的詩僅僅五行，寫于“5?12大地震后第5天”的《天地人歌》，也不過12行，漸行漸遠漸無痕，與20年前她的長詩迭出、組詩不斷的“井噴”態(tài)勢，形成巨大落差。

我不愿意相信這個事實，卻必須接受。伊蕾的詩歌寫作，因愛情而榮枯，而盛衰，而生滅，是沒辦法的事。伊蕾說，“我的詩中除了愛情，還是愛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愛情并不比任何偉大的事業(yè)更低賤”，伊蕾與愛情是同一的，相融的，互為養(yǎng)殖，難以剝離。這意味著，愛情的煙消云散，對于一位愛情至上主義者，差不多就是寫作生命的“大限”。

從俄羅斯回來，伊蕾一度深居簡出，偶爾出現(xiàn)在詩歌活動場面，也是沉靜如舊，并不多言。她平易近人，與人為善，與那些自視甚高、驕矜冷漠的名家大咖形成了鮮明對照。曾經(jīng)滄海，看淡一切，她已經(jīng)不是當年的伊蕾了。她的名字已經(jīng)成了符號，寫不寫詩，都是伊蕾。

她把在天津的“喀秋莎美術(shù)館”當成了沙龍。后來她把家安在北京宋莊，工作室干脆就叫“伊蕾家”，接待絡(luò)繹不絕的來客是她的日常生活內(nèi)容。她親自下廚，做俄氏風(fēng)味的西餐，一同享受小資情調(diào)十足的鮮花，燭光，美酒，咖啡，美術(shù)，音樂。我看過伊蕾與友人在一起抽煙的照片，如她所說，“男人抽煙更像男人，女人抽煙更像女人”。她期待宴席不散，朋友常來，一再表示，“這里就是你們的家，我就是看家的媽媽，你們隨時過來，我在家里等著你們”，即使僅僅一面之交，甚至剛剛認識，她都會發(fā)出熱情邀請。由此，許多人都有了與她接觸和交往的記憶和談資。

寫作的繁華與俗世的繁華，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從早年的喜歡寂寞，到晚年的享受熱鬧和熱衷旅行，伊蕾何以判若兩人，一直是個謎團。王爾德說：“人世間有兩種不幸，即一無所獲的不幸和整個擁有某種東西的不幸，后者更為不幸。”三島由紀夫?qū)Υ说慕忉屖牵斑@更為不幸的后者，就是倦怠”。我不想把倦怠與伊蕾掛鉤，我寧愿認為，由于愛情神話的破滅，伊蕾改變了自己，這種是個被動到主動的過程。她把早年那種尖銳的愛，掙扎的愛，煎熬的愛，飛蛾撲火的愛，化作寬厚的、溫和的、慈祥的、浩瀚無邊的友情播撒開來，把小愛變成大愛，把個愛變成普愛，在世俗中與大家分享著愛的“親和力”。

我不是喜歡熱鬧的人，對朋友的接納和選擇有自己的堅持。即使有冒犯伊蕾粉絲的可能，我還是要說，我更喜歡寫作中的詩人，而這樣的詩人不應(yīng)該固化為一個符號。這也是許多年過去了，我仍習(xí)慣地叫她孫桂貞的原因。有時候，我會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她回到空曠的夜晚和房間，真的很開心嗎？她是不是在用交友和旅行盡力填滿日子的縫隙，以抵御倦怠的侵擾？

作為老朋友，我曾對她調(diào)侃：詩壇少了一位一流詩人，而多了一個三流畫家。伊蕾不以為然，一度還有些“耿耿于懷”。其實我很清楚，對于伊蕾這樣的“另類”精靈，切不可用常人常理衡量之。伊蕾的巔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多寫還是少寫，寫或者不寫，就沒有那么重要了。伊蕾現(xiàn)象是不可復(fù)制的，不僅他人無法模仿，她本人也很難重復(fù)。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過去了，就是過去了。過去了，卻并不意味著她的詩歌光芒已經(jīng)熄滅。

身后

2010年，《伊蕾詩選》靜悄悄出版，盡管有陳超作序助陣，依然略顯冷清，在這個熱點繚亂、噪音頻仍的市場經(jīng)濟年代，甚至有一種文物出土般的寂寞。作為伊蕾詩歌寫作一路風(fēng)雨走來的見證者，我有些不安。我很想力所能及地搖旗吶喊，引來一些鮮花和掌聲。愿望是美好的，可動起筆，我又不自覺地理性起來，回到批評家的話語和立場，憑著固有印象，在肯定詩選價值的同時，我談到，“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本詩選很可能會成為她寫作生涯的句號，至少增添了某些謝幕意味”。我的文章題目《繁華已逝，詩冊猶存》，也不合時宜，既言“繁華”，卻道“已逝”，怎么理解，都不是吉祥的氣象。文章在《文學(xué)報》《中華讀書報》相繼發(fā)表，應(yīng)該是《伊蕾詩選》出版后的唯一“反響”，伊蕾不會不知道，她的反應(yīng)是沒有反應(yīng)，我們也沒有再就此議題交換看法。幾乎與此同時，《文學(xué)自由談》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你隔著金色的柵欄》的，作者是遠在甘肅的嚴英秀，她梳理了閱讀伊蕾的心路歷程，坦言年輕時她不喜歡伊蕾帶來的情緒“暴力”，穿過20年的時間塵埃，再次相會伊蕾，發(fā)現(xiàn)“她的詩歌中，充斥著‘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的終極叩問，這不是給詩歌刻意披上的思想的外套，不是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風(fēng)行的追逐哲學(xué)思潮的潮流的跟風(fēng)，而是源自于生命本體的靈魂的發(fā)問”，那么，“這些詩，僅僅只是愛情詩嗎？或者說，愛情詩寫成這樣，又怎一個‘愛情’了得！”字字有聲，這時候我發(fā)覺自己只是一個膚淺的見證者。我把這期刊物轉(zhuǎn)給了伊蕾，她讀了文章很受觸動，多次表示希望見到這位時空遙遠的知音。

觸動歸觸動，伊蕾一直沒有停止實施一個既定目標。最初她決定每年要出游四至五個國家，后來提速，要用10年時間游走體驗100個國家。她在大手大腳地散東西，把家里的書籍、家具、電器和各種裝飾品一批批送給朋友，不管誰去她家，都不會空手而歸。她說，“現(xiàn)在旅行成了我的第一要務(wù)，一切為它讓路”。

伊蕾莫名其妙地喜歡夏天，曾在一首題為《夏》的詩中呼喚，“我在夏天重生重死\讓夏天一口一口把我吞食吧\讓我殘破的肢體\腐爛在夏天”。然后到了2018年夏天。令人駭然的是，正是在這個夏天，她奔向了旅游計劃中的第61個國家——冰島，那里成了最后一站。

有哲人說，死亡和太陽一樣不可直視。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對死亡的話題都很避諱，任何理性的解釋都不可能使人擺脫對死亡的恐懼。斯賓諾莎轉(zhuǎn)移視線，指出智者要思考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一些詩人卻沒有這么理性，他們就是要直視死亡。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女詩人伊蕾和她獨有情鐘的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普拉斯只活了30歲，卻對生命的厭煩由來已久，她聲稱“向往所有令自我毀滅的方式”，在著名的《拉撒路夫人》一詩中她這樣寫道：“死亡\是一門藝術(shù)，和其他事情一樣。\我尤其善于此道。\我做了，于是它猶如地獄。\我做了，于是感覺到它的真實。\我想，你們會這樣說：\我被這個目標召喚著。”在經(jīng)歷過“自我”浴火的傷痕累累之后，她選擇在灰燼中自絕生命，她的丈夫特德?休斯據(jù)此認為，自己的妻子是被寫作害死的。伊蕾對于死亡的書寫更是“肆無忌憚”，口無遮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她的詩里，所有對死亡的避諱都不復(fù)存在，直接寫到“死”的句子比比皆是。她在《三月的永生》里寫道，“我的永生在風(fēng)暴里\鮮紅的眼淚砸傷了我\我終于死、死、死、死了\我的死是永生”，全詩出現(xiàn)了48次“死”的刺目字眼，中外詩人，絕無僅有。那時她37歲，還年輕，活著的時間對于她是奢侈的，更重要的，她正深陷愛情。熱戀中的詩人常常無所畏懼，或輕蔑死亡，或美化死亡，他們向往的是“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天神境界。

卻怎奈愛情無常，歲月無常，生命無常！

伊蕾生命的休止符定格在了67歲。如此，“7?13”、“星期五”與寂冥的冰島互為支撐，疊加成了一種詩意蒼茫的黑色隱喻。她呼喚過無數(shù)次的死神，終于潛入冰島，靜悄悄完成了它的使命。死訊傳來，國內(nèi)許多地方的詩人、畫家自發(fā)組織追思活動，悼念詩文從北到南此伏彼起。盡享如此哀榮，伊蕾生前決不會想到。我從最初的恍惚中悟出，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告別這個世界，但誰都在乎生命的長度。而這長度無論十位數(shù)，抑或百位數(shù)，之于宇宙時間也只是瞬間，所以伊蕾才寫出了如下詩句，“生命這樣短啊\短得像一柄劍\與其茍活，不如勇敢的寒光一閃”。

伊蕾離去已經(jīng)有些日子。悲痛之后，我們還是要回到文學(xué)，回到詩歌文本，回到伊蕾的寫作遺產(chǎn)。伊蕾的寫作巔峰期大約只有三四年。這樣的巔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寫得多還是寫得少，寫或者不寫，她沒有那么看重。伊蕾詩歌，由于它已經(jīng)進入歷史，這時候我們會覺出一種異樣和陌生感。我這幾天重讀她的部分詩作，讀出了許多感慨。當人們談?wù)撔聲r期詩歌史，伊蕾無疑是繞不開的話題，中國新詩編年史，缺少《獨身女人的臥室》《流浪的恒星》《三月得永生》等作品，肯定不能說是完整的。

我還在想，怎樣衡量經(jīng)典作品？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作品有個重要指標，就是經(jīng)得起重讀。據(jù)我長期的閱讀經(jīng)驗，伊蕾的部分詩作是可以重讀。當然，伊蕾詩作是否具有重讀價值，或者說，是否具備了某些經(jīng)典作品元素，最終還有待于歲月的檢驗和裁決。對于伊蕾而言，她在這個神秘而多難的世界，活過，哭過，愛過，寫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