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魯迅早年翻譯科學小說時，曾提出“經(jīng)以科學，緯以人情”的觀點，本文對此進行考察。由于魯迅的翻譯以日譯本為根據(jù)，文本經(jīng)歷了跨國別的旅行，本文首先追溯在這一過程中文本表層的變形與內(nèi)在精神的轉(zhuǎn)化，認為科學小說即是這種文本旅行所創(chuàng)生的文類；其次，相比于同時期日本與晚清學者對于科學小說的解釋，魯迅獨具一格地重視小說所表現(xiàn)的“人情”；以此出發(fā)，對于“人情”的強調(diào)使得魯迅翻譯的文本呈現(xiàn)出尚武的英雄主義和反烏托邦的浪漫色彩，而魯迅自行添加的對科學探險英雄的禮贊，也與他在留日后期推崇反抗主義的“摩羅”詩人相通。

魯迅初到日本的第二年（1903年）就開始了翻譯活動。相比于后來專門從事文藝活動時的《域外小說集》，魯迅最初的幾部譯著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精神旨趣，最主要的區(qū)別就是對于科學小說的熱衷。在這些譯作中，如今可見的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魯迅在仙臺期間翻譯的《造人術》[1] 。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曾回憶，早年翻譯科學小說是因為“向?qū)W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2] ，但考察他的翻譯，卻明顯有不少地方逸出了科學的范疇。魯迅曾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科學小說旨在“經(jīng)以科學，緯以人情”，然而“科學”與“人情”的關系卻并非像他表述得這么分明。普及“科學”知識，毫無疑問是魯迅翻譯科學小說的首要目的，但對于“人情”的強調(diào)卻更能顯示出魯迅本人主觀意圖對文本的侵入，尤其是魯迅所提倡的“人情”，使得他在晚清科學小說的翻譯潮流中顯得相當特殊。

一、文本的旅行與文類的誕生

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風靡晚清譯界，魯迅亦對之十分熱衷，他所翻譯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與《北極探險記》（譯稿未發(fā)現(xiàn)）就同出自這一法國科幻小說作家。這些文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間里自西向東廣為流傳，經(jīng)過了多重譯本的漫長旅行，再加上各個譯本之間文化背景的差異，我們已無法將忠實作為衡量譯本的尺度，相比之下，更值得分析的或許是這些文本內(nèi)部的轉(zhuǎn)換以及體現(xiàn)譯者主觀能動性的那些部分。

卜立德在研究魯迅早期翻譯時曾從藝術旨趣的角度描述凡爾納文本自西向東旅行的經(jīng)過。他以《月界旅行》這部經(jīng)歷了從法文、英文、日文到中文的多重轉(zhuǎn)譯的小說為例，推測從英美譯者開始，文本就已經(jīng)和原作發(fā)生了背離。卜立德強調(diào)這一文本的旅行過程中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英美譯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國作者大同小異，情趣約莫一致，因而藝術上的鑒賞大概也差不多；原著里寫的特別巧妙或幽默的地方，譯者會盡量保留。東方譯者則不同，審美標準另有根據(jù)；西方讀者覺得很精彩或有趣的文段他可能無動于衷，覺得沒意思，把它刪掉或改寫。”[3] 但在東、西方譯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卻不僅僅表現(xiàn)在卜立德所側(cè)重的“幽默”和“審美”方面，同樣不可忽視的，還包括文本的旅行和刪改背后更為復雜的歷史語境，尤其需要考慮到西方作為軍事、政治與經(jīng)濟的強者，東方在與其遭遇和對抗的過程中處于不利的弱勢地位這一事實。

19世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鼓動著西方資本主義征服全世界的欲望，盡管不乏對于殖民和征服的諷刺，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還是在客觀上代表了西方資本、強權擴張的形式。他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對月界、地心、海底的探險以及環(huán)游地球的經(jīng)歷，喻示著一場同時展開的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空間革命——由空間的擴展所締造的新的世界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小說超越了純粹的文學范疇，成為現(xiàn)代世界來臨之際新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形態(tài)的歷史象征。德國國際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將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理解為空間的秩序，他認為，“真正的、源初意義上的基本秩序本質(zhì)上建立在某種明確的空間界限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某種標準和土地分配的基礎上。因此，在任何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階段，都會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土地掠奪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圖景的重要改變都是與國際政治的變化、新的領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奪聯(lián)系在一起的。”[4]

科幻小說中常見的探險模式，其最初成因在于15、16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航海時代的到來。正是探險家的航行故事創(chuàng)造了這種新的文學形式。科學小說內(nèi)涵的探險故事，表達著西方資本主義對于新的空間和時間的欲求，想象力邊界的延伸與政治控制、經(jīng)濟掠奪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擴大化實質(zhì)上是一個同步的過程。在19世紀，凡爾納講述的科學探險故事時，哥倫布即作為一個精神符號被屢屢提起。無論是在《月結(jié)旅行》還是在《地底旅行》中，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凡爾納有意借助科學家群體——他們同時承擔野外探險、擴展人類認知邊界的責任——表達出對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期的追懷，并向那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反復致敬。如《月界旅行》第二回，在向眾人演說月界探險的意義時，槍炮會社社長巴比堪便把哥倫布作為先驅(qū)，“今晚演說，就為著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業(yè)的緣故。這大事業(yè)是什么呢？請諸君勿必驚疑，就是搜索這眾人還沒知道的月界，要同哥倫波發(fā)見我邦一般。”[5] 在《地底旅行》中，探險家亞蘺士同樣以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事業(yè)激勵意志，“昔哥倫波之探亞美利加也，在舟中合掌誓神，以慰憤懣不平之麥多羅士曰：‘汝姑忍之，若三日后不遇新洲，則誓歸故國。’”[6] 于是，在隨后的旅程中，原本怯弱的亞蘺士漸漸地學會了像哥倫布一樣忍受艱難。

到了19世紀中后期，無論月界、地底還是海底，科幻小說所展現(xiàn)的對于新的空間的探索渴望，都不斷刺激著讀者原有的世界觀和認知范圍。明治時期發(fā)生在日本的凡爾納熱潮即生動地說明了科幻小說與空間擴張之間的關系。科幻小說為日本帶來了如施密特所謂的新的“地球圖景”。它挑動了日本讀者對于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長山靖生用“進步與世界的擴張”這樣的關鍵詞來總結(jié)明治初期科幻作品的特點，隨后又出現(xiàn)了“民權烏托邦”、“國權小說”，到20世紀初期，則進一步發(fā)展出“未來戰(zhàn)爭”與“世界的滅亡”這樣的主題。[7] 人們能從一部科幻小說史中看到日本近代改革維新與對外擴張戰(zhàn)爭的歷史進程。這種翻譯、創(chuàng)作和閱讀科幻小說的精神背景與明治時期日本的改革與西化潮流緊密配合在一起，工藤貴正由此認為，“如果說，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1885年）是指明近代日本方向的理論的話，那么，我認為喚起和加強普通百姓現(xiàn)代意識的，正是凡爾納的‘科學的’冒險小說”[8] ，作為后發(fā)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為了加入西方中心的世界體系而進行觀念革新，科幻小說在此間居功甚偉。

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最先推動了科幻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對于梁氏而言，科幻小說首先意味著一種振奮起中華民族、建造現(xiàn)代民族國家以加入新的世界體系的契機。他在日本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均為晚清科幻小說的翻譯提供了最重要的舞臺。梁啟超推動科幻小說翻譯的動機顯然來自于他的啟蒙熱情。魯迅對于凡爾納的接受與翻譯無疑受到了梁啟超的影響，他在《月界旅行?辨言》開篇即指出開啟民智的重要性，科學小說更是被視作人類未來的希望，將人類從蒙昧中解放出來的形式。二者在部分字句的修辭和語氣上也十分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凡爾納一向追求小說中的科學因素的準確性，他習慣在寫作之前事先就準備好豐富的資料[9] 。這使得他的文本總是鋪陳了大量有關科學的介紹性內(nèi)容，這一從科幻小說虛構性的角度看來或許并不是優(yōu)點的地方卻極大地吸引了包括日本、中國在內(nèi)的東方譯者，凡爾納也因此成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科學知識的普及者和啟蒙者。同時，科幻小說文本也在旅行中完成了蛻變，它為晚清文壇帶來了被稱作“科學小說”的新文類——這是不可能從中國傳統(tǒng)說部中自發(fā)萌生出來的文類。“科學小說”是梁啟超從日語中借用來的詞匯，尾崎行雄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最早使用了“科學小說”一詞。

科學小說作為開啟民智的文學形式，顯然呼應了晚清科學主義思潮與小說界革命這兩大潮流。與“科幻小說”不同，“科學小說”歸根結(jié)底是為了知識啟蒙，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目的，小說只是作為促進科學知識傳播的形式而被重視。在啟蒙話語的強勢包圍之下，科學知識事實上成為這一文類的中心。簡言之，“科學小說”是為了應對現(xiàn)實世界的困境而被引介進入晚清文壇，有著以啟蒙為目的的功利主義特點。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晚清科學小說的譯者會對凡爾納明顯“缺乏科幻成分”的小說更感興趣。在西方現(xiàn)代科幻小說批評界，作為“科幻小說之父”的凡爾納的地位略顯尷尬。如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認為，凡爾納的小說充其量只是“科學的通俗化”和“科技的預測學”[10] ，勉強地處在科幻小說中較為低級的階段，而且凡爾納的小說只是所謂“科學傳奇小說”（roman scientifique），“科幻小說是一種文學類型，其必要充分條件是間離和認知的在場及其相互作用”，其中，“間離”是指與“所述社會的主流標準是完全相左的”，而“認知”指的是“在認知性上卻又是符合唯物主義因果律的”。[11] 相比之下，作為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內(nèi)在組成部分，“科學小說”恰恰被要求取消間離感，追求“入而與之俱化”[12] 的效果，而“科幻小說”的根本動力乃是“依賴于一些可能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嚴重脫節(jié)的創(chuàng)意”[13] 。

對于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晚清的譯者而言，并不是首先追求文本對讀者的陌生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震撼效果，而是從一開始就盡可能想盡辦法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這樣，擅長講述冒險故事、營造真實感的凡爾納無疑更加契合。

二、對“人情”的凸顯

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魯迅針對傳統(tǒng)小說提出了“人情”說，它指向這樣的革新性的內(nèi)容——“至小說家積習，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此書獨借三雄，自成組織，絕無一女子廁足其間，而仍光怪陸離，不感寂寞，尤為超俗。”[14] 在這里，魯迅認為凡爾納用登月旅行的三位“英雄”（“三雄”）取代了傳統(tǒng)小說中的“女子”形象，而其中的“人情”，即寄托在英雄的偉大事跡中，并希圖以此來增進、革新讀者的美感。換言之，除了科學知識，魯迅還試圖通過科學小說喚起讀者心底崇高的英雄主義情感。

魯迅對于“人情”的強調(diào)在某種程度上追隨了梁氏的小說界革命。譬如，梁啟超認為“小說之道感人深矣”[15] ，他主張借助小說感人的力量，發(fā)揮科學小說的啟蒙宣傳的作用。不過，兩人的觀點也存在明顯差異。梁氏在說到科學小說時常將“科學”與“哲理”關聯(lián)在一起，這與魯迅將“科學”與“人情”對舉的方式形成了有趣的對話。在將“科學”作為中心的前提下，梁氏側(cè)重科學小說中的“哲理”或者“思想”，與魯迅強調(diào)科學小說中的“情感”——“人情”構成了一定差異。首先，梁啟超認為科學小說應當“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組織以成文”[16] 。相比之下，魯迅對科學小說應“緯以人情”的定位顯得非常特殊。其次，除了“哲理科學小說”，在“新小說”的范疇內(nèi)，梁啟超還分出了“軍事小說”、“冒險小說”、“寫情小說”等文學類型，分別用于養(yǎng)成國民“尚武精神”、“冒險遠游精神”以及培養(yǎng)國民性。而魯迅的“人情”說則完全可以包括梁啟超所謂的尚武、冒險、改善國民性這些內(nèi)容。

值得注意的是，凡爾納的科幻小說被引入日本之后，同樣引發(fā)了文學界對于科幻小說文類的關注，其中，為魯迅所關注的凡爾納小說中的“人情”要素也得到了直接的討論。譬如，坪內(nèi)逍遙在《屬于未來記的小說》中，曾有過這樣的評價：“凡爾納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彰顯學術進步，描述有形社會的變化，故不必像小說那樣奇思妙想，只需把外部的現(xiàn)象記錄下來即可。打個比方說，不規(guī)范的小說如同常說的哲學的同胞，只不過是理學的解釋例證而已。換言之，想象理學的未來，描寫到進步的極點，想象有形物的進步，不寫無形的妙想，不寫人情的進化，兩者結(jié)構是各不相同的。”[17] 一方面，坪內(nèi)逍遙將凡爾納的作品區(qū)別于“不規(guī)范的小說”，并盡量將其與“哲學”、“理學”區(qū)別開來，這與梁啟超和海天獨嘯子將科學與“哲學”和“高尚之理想”聯(lián)系起來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另一方面，坪內(nèi)逍遙側(cè)重于19世紀寫實主義小說，對于科幻小說并不看好，他認為凡爾納描寫的幾乎都是“有形社會的變化”，恰恰缺乏“無形的妙想”與“人情的進化”這些部分——這與魯迅從凡爾納的小說中發(fā)現(xiàn)的“默揣世界將來之進步，獨抒奇想”[18] 的內(nèi)容幾乎截然相反。另外，杉山藤次郎對于科幻小說與“人情”的看法也值得關注，他也希望靠文字的幽默吸引讀者，但他明確對“人情”嗤之以鼻，并提出“拋開普通社會的人情世故，特意寫些有趣可笑的科學小說即武勇奇妙的軍事小說，可以讓讀者快樂無限”[19] 。魯迅雖然也贊同科學小說應當通過趣味性吸引讀者，但他認為，這部分內(nèi)容本就應當包括在“人情”的范疇內(nèi)，而不像杉山藤次郎區(qū)分地那樣分明，并且因為選擇了幽默有趣而最終拋棄“人情”，實際上，他的“人情”觀要更為嚴肅。

魯迅對于“人情”的凸顯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譬如對于冒險、英雄的謳歌，就是想要借助翻譯科學小說建立某種新的人格。伊藤虎丸認為，魯迅翻譯的科幻小說呈現(xiàn)出了他在自然科學向文明批評與文化批評之間的“過渡形態(tài)”[20] 。因此，早年翻譯的幾部科學小說在魯迅精神歷程中具有相當?shù)闹匾浴Ｏ啾扔谕砬蹇茖W小說的提倡者以及日本近代以來對于科學小說的理解，魯迅刻意強調(diào)科學小說的“人情”，頗能體現(xiàn)他的獨到之處。對于魯迅而言，“科學”話語與其說是中心，倒不如說首先表達了宏觀的視野或者基本的時代背景，“人情”則更多地包含了魯迅自己的主觀意圖，從而更應當獲得研究者的重視。而且，魯迅對于“人情”的強調(diào)，使得他“經(jīng)以科學，緯以人情”的定位并不平衡。表現(xiàn)在具體的翻譯中，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造人術》中，魯迅通過在翻譯過程中的獨特發(fā)揮與對文本的選擇，使得“人情”的重要性不斷地僭越了此前的基本定位，而漸漸地與他棄醫(yī)從文之后所呼喚的“立人”的文學理想發(fā)生密切關聯(lián)。

魯迅翻譯科學小說的意圖無疑在于傳播科學知識，但有意思的是，他恰恰大幅度刪減了小說中有關科學知識的部分，使得每一部譯作中宣傳科學的分量都大為減輕。這只能是有意為之的結(jié)果。凡爾納原作《月界旅行》共二十八回，日本譯者井上勤的譯本與之相同，而魯迅則“截長補短”，僅“得十四回”；《地底旅行》原作四十五回，日本譯者三木愛華、高須墨浦將其縮短為十七回，魯迅則在這一個基礎上進一步將其減至十二回。在《月界旅行》中，魯迅大量刪減了有關科學計算的章節(jié)，譬如在第三、第四回之間，凡爾納本來在兩章之間分作兩回，細致鋪陳了許多為晚清知識界所期待的科普知識——包括介紹月球和太陽系的相關知識，并澄清傳統(tǒng)上有關月球的種種迷信，對于曾志在破除“迷信”的魯迅而言，這一部分本應當是很有吸引力的；另外，在《地底旅行》中，日文譯者保留了小說后半部分有關科學知識解說的《地球的誕生及沿革》與《說創(chuàng)世時代的動物》，而魯迅則將這部分盡數(shù)刪去——這部小說因此更接近缺乏科學內(nèi)容的純粹探險旅行的傳奇故事。無論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魯迅的譯文都只是截取了大致的框架，僅僅做到以旅行、冒險故事吸引讀者的要求。

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的譯文果真如卜立德所說的那樣，“只不過偶爾加以整理、修飾、夸張”嗎？盡管如此，卜立德也承認魯迅省略了大量的科學講述，“更加側(cè)重于演義”[21] ，然而，什么是魯迅的“演義”呢？他又想借此表達什么意圖？魯迅的刪減和增飾應當不僅出自形式上的考慮，他的主觀意圖對譯文的滲透也非常明顯。這表現(xiàn)在魯迅對人類主體性地位的強調(diào)上。而他的翻譯，除了傳播科學知識之外，也明顯在意圖凸顯出“人情”的主題。同晚清的許多譯者一樣，在翻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時，魯迅采用了傳統(tǒng)章回體小說的結(jié)構模式。這并不算奇特的事情，日文譯者井上勤也采用了類似的形式。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小說中每一回的回目和《月界旅行》中的散場詩都是魯迅本人添加的，這些地方詳細表露了作為譯者的魯迅在面對原文文本時的心態(tài)。因此，對于這些回目的解讀或許能夠從另一個側(cè)面把握魯迅當時的思想傾向。

總體來看，這些回目和散場詩最大的特點是對人類主體性的高度贊揚，即科學知識并不是魯迅的最終目的，他的考慮還在于如何使人變得勇敢，如何使人從自然的限制中脫身而出，成為真正的“俠士”、“壯士”和“英雄”——這樣的字眼非常普遍，以致使通篇產(chǎn)生了一種彌散不開的精神氣氛。例如，《月界旅行》中隨處可以見到這樣的回目和散場詩，“壯士不甘空歲月，秋鴻何事下庭除”（第一回散場詩）、“天人決戰(zhàn)，人定勝天。人鑒不遠，天將何言”（第二回散場詩）、“俠男兒演壇奏凱，老社長人海逢仇”（第九回回目）、“俠士熱心爐宇宙，明君折節(jié)禮英雄”（第十一回回目）、“新實驗勇士服氣，大創(chuàng)造巨鑒窺天”（第十二回回目）、“咄爾旁觀，倉皇遍野；而彼三俠，泠然善也。”《地底旅行》雖然沒有散場詩，但篇目也同樣盡力呼應了這一主題，“割愛情揮手上征途，教冒險登高嚇游子”（第二回回目）、“拼生命分身入火口，擇中道聯(lián)步向地心”（第四回回目）、“擲磁針磧間呵造化，拾匕首碣上識英雄”（第九回回目）、“乘熱潮入火出火，墮樂土舍生得生”（第十一回回目）。

眾所周知，“尚武”和“尚俠”的風氣曾在晚清革命界風行一時，這種翻譯筆墨的選擇也可謂魯迅對這一時代精神的回應。在這些情感激揚的回目和散場詩的提示下，科學小說讀者的視線很容易從“科學”知識的層面移開，而專注于魯迅刻意加工、營造出的“人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魯迅將人類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指出“人類者，有希望進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猶不知魘，發(fā)大希望，思斥吸力，勝空氣，泠然神行，無有障礙”[22] 。所謂人類進步，目的就是要作為放大的主體從自然界中解放出來。魯迅在《月界旅行》每一章的回目和散場詩中，都不斷強化著這一信念。而在《地底旅行》的第九回，他更是創(chuàng)造性地加入了一段“勝天說”——“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寧能傷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難克天！從此照直線進行，怕它作甚！天人決戰(zhàn)，就在此時了！”[23] 在《地底旅行》中，魯迅不僅斷然大段刪除了凡爾納以及日文譯者所附錄的科學知識解說，而且極為高調(diào)地在譯文中插入自己的觀點，他所添加的“天人決戰(zhàn)”激揚澎湃的宣言，也進一步使得翻譯科學小說的主旨逐漸發(fā)生了從“科學”到“人情”的偏移。

三、科學小說里的“英雄史詩”

魯迅對科學小說有著持續(xù)關注，他在仙臺學醫(yī)期間（1904-1906），仍然在堅持翻譯科學小說的工作。除了凡爾納的幾部科學小說，魯迅早年還翻譯過斯特朗（Louise J. Strong）的《造人術》[24] ，這篇小說講述了化學家伊尼他人工制造生命的過程。日文譯者原抱一庵主人僅僅截取了英文原作的開頭部分，講述人工生命制造出來之后的喜悅。[25] 神田一三認為，這部小說無論中文還是日文的譯本都是荒唐無稽、枯燥無味的，將人類塑造為造物主的形象對于非神統(tǒng)治的東方世界毫無意義。但如上所述，魯迅在他的翻譯中寄托了對人類主體性的強調(diào)，因而并非如神田一三所理解的這樣。《造人術》顯然延續(xù)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天人相戰(zhàn)”的主題，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國思想語境中所引起的沖擊同樣不可低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與《造人術》恰恰重新定義了“天”、“地”和“人”，頗有開辟天地的雄心和意味。在《造人術》中，作為造物主的“人”受到了魯迅的熱烈頌揚，所謂“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誰。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為造物主，快哉！”[26] 這種強調(diào)人的創(chuàng)造性與主體性，將人從自然界中分離開來的觀念，與魯迅后來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所推崇的“新神思宗”和“摩羅派”的浪漫詩人可謂一脈相通。

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魯迅所謂的“人情”具體指向一種尚武的英雄主義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魯迅明確指出凡爾納在小說中“以其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魯迅對于“科學”和“人情”的解釋體現(xiàn)出了他強烈的歷史感與現(xiàn)實針對性。魯迅在這里將“尚武”視作科學小說的精神，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他在幾乎同時期所譯作的《斯巴達之魂》。

在那篇小說中，魯迅意在通過宣揚斯巴達將士和波斯軍隊在溫泉關戰(zhàn)役中拼死一戰(zhàn)的英勇事跡，鼓動起民族的“尚武”精神，表現(xiàn)出對于晚清中國積弱形勢的憤慨。《斯巴達之魂》的譯作是為了響應和鼓舞1903年抗議俄國在中國東北屯兵的“拒俄義勇軍”。而我們知道，導致魯迅發(fā)生棄醫(yī)從文轉(zhuǎn)折的“幻燈片”，恰恰是記錄了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圖像。事實上，無論提倡“科學”，還是鼓吹“人情”，魯迅都處在一種深刻的民族危亡的焦慮中。

在這個意義上，《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所記述的科學探險故事，完全應當與《斯巴達之魂》中號召民族反抗侵略的理念關聯(lián)起來進行解讀。科學小說和英雄史詩之間的距離并不遙遠，也只有在這個層面才可以理解，魯迅何以將探險月球、旅行地底的科學家、探險家等同于“英雄”和“俠士”，就是因為那些人身上有著不懼危險和反抗壓迫的精神特點。王德威在研究晚清小說時認為科學小說這個文類“可謂最能代表一代中國人的烏托邦欲求與現(xiàn)實焦慮”[27] 。誠然，科學的樂觀主義與烏托邦敘事不謀而合。晚清知識分子對科學崇拜有加，使得對于未來的烏托邦想象成為潮流。而魯迅翻譯科學小說，雖然最初也是為了傳播科學知識，然而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卻顯示出他和烏托邦理想之間的距離。

魯迅并沒有期待依靠科學家的努力創(chuàng)造出未來的烏托邦世界。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追溯了人類與自然對抗的歷史之后，旋即發(fā)出這樣深沉的感嘆：“如是，則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zhàn)禍又起。嗚呼！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興矣。”[28] 魯迅在這里把戰(zhàn)爭視作必然，認為即使人類通過科學技術的力量實現(xiàn)了地球上的大同，但星際之間的戰(zhàn)爭卻不可避免。從星際之間的戰(zhàn)爭到“冥冥黃族”的陡然急轉(zhuǎn)，恰恰顯示出魯迅真正的關懷和焦慮所在。魯迅否認了瓊孫[29] 所描繪的“幸福幽谷”、基督教中“伊甸園”這類烏托邦的可能性，也顯示出他本人并不期待通過翻譯科學小說鼓勵讀者的“幻想”，而是認為人類和民族的生存只有在戰(zhàn)爭中才能展開，也只有在不回避戰(zhàn)爭、進行勇猛的反抗時，才可能出現(xiàn)民族復興的希望。

魯迅選擇翻譯科幻小說與幼年時期喜歡雜書和幻想文學有關，尤其是對于《山海經(jīng)》的喜愛。多年以后，他仍能在《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中清晰地回憶最初得到這部書時的心情。但是，當他真正把《山海經(jīng)》穿插進科學小說的翻譯中時，卻不是為了使科學知識變得輕松易懂，而是為了凸顯另外一個關于“人情”的主題。在《月界旅行》第一回中，凡爾納的原文描述了槍炮會社的會員在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仍然壯志不已，魯迅在翻譯到這里時，忽然在行文中插敘了一首東晉詩人陶潛的詩作對之贊頌：“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蒼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首詩最恰當不過地表明了魯迅翻譯《月界旅行》的意圖。他對“精衛(wèi)”、“刑天”歷來非常鐘愛，這與他在翻譯中對探險英雄的崇拜是一致的。魯迅早在南京求學時就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尚武和俠義精神。[30] 在這種精神氣質(zhì)中，必然很難產(chǎn)生出對烏托邦的幻想，而更多的是呼喚英雄主義的反抗和奮進。

魯迅在《地底旅行》第六回結(jié)尾所添加的一段歌詞同樣值得重視。這段歌詞描述了列曼、亞籬士等探險者航行在地底海洋時的激動心情，其中，“天人決戰(zhàn)”的反抗精神被放大到了極致：“進兮，進兮，偉丈夫！日局月諸浩遷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為天所奴！瀝血奮斗紅模糊，迅雷震首，我心驚栗乎？迷陽棘足，我行卻曲乎？戰(zhàn)天而敗神不痛，意氣須學撒但粗！吁嗟乎！爾曹胡為彷徨而踟躕！嗚呼！”[31] 這段歌詞與魯迅在《月界旅行》中引用的陶潛的詩歌精神相通，都旨在鼓動起讀者的勇猛之志，在與自然環(huán)境的斗爭中彰顯出人類的主體性地位。歌詞里的“不為天所奴”，其中的“天”不僅僅指外在的自然環(huán)境，更應當被具體地理解為晚清中國的歷史處境，魯迅通過填寫這段歌詞的方式表露出了他按捺不住的激動的心情。“撒但”這種敢于反抗上帝，將人類從伊甸園中誘騙出來的惡魔，成為魯迅歌頌的對象。他還特意在這段歌詞后面的括弧中為“撒但”與天戰(zhàn)斗的典故做出了說明，“撒但與天帝戰(zhàn)，不勝，遁于九地，說見彌爾頓《失樂園》”[32] 。魯迅沒有宗教的顧慮，他所重視的是“撒但”在反抗上帝中所表現(xiàn)出的惡魔精神，即一個烏托邦式的“樂園”或者大同世界是不存在的。他批評烏托邦式的幻想，更深層的目的是鼓動起讀者內(nèi)心的民族主義熱情。

這是一種具有高度現(xiàn)實性的革命精神，晚清革命黨人正需要這種無所畏懼的抗爭意志。魯迅對于尚武精神的推崇，其底色似乎是悲觀主義的，雖然他認為科學小說體現(xiàn)出了“希望之進化”，但卻強調(diào)，只有在否定了烏托邦敘事的現(xiàn)實世界中頑強戰(zhàn)斗下去，民族才可以振興。這或許是另外一種更為復雜曲折的“希望”觀吧。科學小說之于魯迅的意義，并不在于它能夠展現(xiàn)出未來世界的美好，而是科學家的實驗和探險體現(xiàn)出了不折不撓與無畏無懼的英雄主義精神。

至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總結(jié)：科幻小說從西方發(fā)源，經(jīng)過日本，再到魯迅的翻譯，其原始意圖在不經(jīng)意間被顛覆了，即一個原本通過科技優(yōu)勢、幻想向世界范圍推進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本，恰恰被轉(zhuǎn)譯為了鼓吹向西方強權反抗的民族主義文本。

四、結(jié)語：通向摩羅詩學

魯迅在翻譯科學小說時對于烏托邦的否定，對于尚武精神的推崇，尤其是《地底旅行》中對“撒旦”的謳歌，和他在《摩羅詩力說》中致力介紹的“摩羅派”詩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將“爭天拒俗”的摩羅詩人視作“撒但”的化身，所謂“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但”[33] 。只有發(fā)出“撒但”那惡魔一般的聲音才能夠重新振奮起民族精神，實際上，從早年翻譯科學小說表現(xiàn)出的傾向來看，魯迅后來推崇摩羅詩人式的浪漫主義文學并非偶然。科學知識的傳播當然是必要的，但真正理解魯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賦予科學小說的重大使命——“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僅僅從科學知識的角度卻又是無法把握魯迅此中的精神傾向的。魯迅對于凡爾納的接受包含了強烈的主觀意圖，他在自己的刪減和增飾中顯示出了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魯迅看重了凡爾納在小說中耐心鋪陳的科學知識，倒不如說凡爾納科學小說中的冒險、英雄傳奇故事更切合魯迅當時的精神氣場。

作者簡介：孫堯天，1991年生，2009-2013年就讀于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獲學士學位，2013-2018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本根”之問：魯迅的自然觀與倫理學（1898-1927）》，獲北京大學2018年優(yōu)秀博士論文。現(xiàn)任職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研室。

【注釋】

[1] 另有譯稿未發(fā)現(xiàn)的《世界史》、《北極探險記》、《物理新詮》等科學小說。

[2] 魯迅：《340515致楊霽云》，《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9頁。

[3] 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4] 卡爾?施密特：《陸地與海洋》，林國基、周敏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1頁。

[5] 《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卷，王世家、止庵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

[6] 同上書，第143頁。

[7] 長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說史話》，王寶田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8頁。

[8] 工藤貴正：《魯迅早期三部譯作的翻譯意圖》，載《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9] 奧利維埃?迪馬：《凡爾納帶著我們旅行——凡爾納評傳》，蔡錦秀、章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4頁。

[10]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面面觀》，郝琳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40頁。

[11] 同上書，第39頁。

[12]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載《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13] 羅伯特?斯科爾斯等：《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王逢振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42頁。

[14]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頁。

[15] 新小說報社（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載《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8月。

[16] 飲冰（梁啟超）：《<世界末日記>譯后語》，載《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17] 轉(zhuǎn)引自長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說史話》，第48、49頁。

[18]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頁。

[19] 轉(zhuǎn)引自長山靖生：《日本科幻文學史話》，第53頁。

[20] 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李冬木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頁。

[21] 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22]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頁。

[23]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1頁。

[24] 英文原名《An Unscientific Story》應譯作《一個并非科學的故事》，日文譯者原抱一庵主人將其翻譯成《造人術》，魯迅接受了這一譯名。

[25] 日文譯者刪除了小說此后所描述的人工生命增殖和急速發(fā)育為人類帶來的恐懼——這種對于科學的擔憂很容易令人想起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魯迅并沒讀過斯特朗德原作，他的翻譯嚴格根據(jù)日文譯本。

[26] 《魯迅最早的兩篇譯文——<哀塵>、<造人術>》，載《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27]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宋偉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4頁。

[28]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其中，“瓊孫”即塞繆爾?約翰遜，“福地”出自其小說《拉塞拉斯——一個阿比西尼亞王子的故事》中天堂般的“幸福幽谷”，彌爾即彌爾頓，“樂園”出自其長詩《失樂園》指人類最初生活的完美無缺的“伊甸園”。

[29] 即Dr Samuel Johnson，今通譯塞繆爾?約翰遜。

[30] 魯迅早年有三方分別刻著“戎馬書生”、“文章誤我”和“戛劍生”的印章；在1901年離家之際，在給諸弟的信中更是以“英雄未必忘家”而自許。

[31]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3頁。

[32] 同上注。

[33]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