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世界，對活人來說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玄秘話題。無論是文學、藝術(shù)，還是百姓生活，幾千年來都刺激著人們無邊的想象。望流云，觀滄海，無論是雨后的天際彩虹，還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樓，都為人類的幻想之樹添枝加葉；之所以神秘，因為超出了人類的經(jīng)驗范疇；之所以向往，因為肉身難以抵達，只有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從四面八方接近。荷蘭的老彼得·勃魯蓋爾通過他筆下再現(xiàn)的頗有“人定勝天”氣勢的通天塔，奧地利的馬勒通過加在交響曲中的女高音獨唱講一個孩子看到的《天國的生活》，意大利的丁托列托干脆直接把他想象中的《天堂》畫到墻上，詩人但丁在《神曲》里先入地后上天，最終看到天使們張開翅膀，“那幸福的天庭從四面八方應和那神圣的歌唱，這就使每張臉上都煥發(fā)出更加明朗的容光”，作家艾斯特哈茲讓六百多年里的家族男女相聚在《和諧的天堂》里，《西游記》里唐僧師徒歷盡磨難，只為到“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彩鳳雙雙，青鸞對對”的極樂世界。當然，還有一批人的想象力不喜務虛，更喜歡務實。于是西方人煉金，東方人煉丹，可謂八仙過海，最終的目的都是一個——進入長生不死地的仙境。南海也好，瓊臺也罷，總之得離開凡間去另一個世界。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徐志摩在翻譯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一首小詩時，極妙地提煉出東方的禪意。既然一花一天堂，一人更是一天堂。光說文學界，寫天堂、彼岸、來世或另一個世界的作品有很多很多，每個人都會有獨到的想象力，以至于匈牙利哲學家、美學家哈姆沃什·貝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寫過一篇有趣的作品《另一個世界游覽指南》。他在博覽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之后，雖然過癮，但還是吹毛求疵地抒發(fā)了一點遺憾，他說涉及這個題材的作品絕大多數(shù)帶著過強的宗教性，因此“很少從現(xiàn)實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而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人恰恰對現(xiàn)實最感興趣”。

仿佛作為跨時空的應答，七十年后，同為匈牙利作家的馬利亞什·貝拉寫了這部絕對另類、非常奇葩的“天堂小說”，故事恰恰基于現(xiàn)實的角度，顛覆了人們對另一個世界的習慣性想象，觸動了當代讀者敏感的神經(jīng)。《天堂超市》于二〇〇六年在匈牙利出版，立即成了暢銷書。

先要澄清一下，這本小說的匈牙利語原名直譯過來應該是《一個死人的日記》，中譯本之所以改為《天堂超市》，一是編輯想在封面上避免“死”字，怕有的讀者因忌諱而拒絕翻開；二來小說講的本來也是天堂超市的故事，拿這個當書名一目了然，也有喜劇感；另外，忌諱“死”字的人大概不忌諱“天堂”，盡管從邏輯上講是一回事。匈牙利文原版的作者名也不叫馬利亞什·貝拉，而是馬利亞什醫(yī)生，既是筆名，也是藝名，因為作者不僅是小說家，還是一位畫家和音樂家。甚至，他最早成名是因為先鋒音樂，他是中東歐有名的“學者們樂隊”的主唱和薩克斯風手，還吹小號和長號。

馬利亞什·貝拉是我的匈牙利朋友中最名副其實的“全才”和“怪才”，一九六六年出生在塞爾維亞境內(nèi)的諾維薩德，血統(tǒng)上講是匈族人，因為在歷史上那里歸屬于匈牙利王國，一戰(zhàn)后被割讓給了南斯拉夫。青年時代，馬利亞什在貝爾格萊德學習藝術(shù)，繪畫和音樂都是在那里開始的。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爆發(fā)內(nèi)戰(zhàn)，為了逃脫兵役，躲避戰(zhàn)火，他作為難民逃到匈牙利。他說，他之所以給自己起了一個“馬利亞什醫(yī)生”的藝名，就是因為他見證并親歷了中東歐人太多的苦難和掙扎，所以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藝術(shù)為他們療傷。

“我不是在咖啡館里寫作那類的作家，我從一登場就已經(jīng)鼻青臉腫，”去年在廣州，他接受記者采訪時率直地說，“我關(guān)注生活，關(guān)注生活中那些早就沒有了夢的底層人。也許，有的讀者會覺得我寫的故事變態(tài)、殘忍，但你不知道，真正的生活要比我寫的更變態(tài)、殘忍。”他指的是小說《垃圾日》，我至今都還清楚地記得，當我在布達佩斯一家書店里草草翻閱時感到的血液凝固、呼吸停滯、汗毛奓起和脊背躥涼。特別是，當我讀到艾米大嬸用一段器官燒湯時，真像在胡同拐角處遭歹徒偷襲，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驟然釋放，讀恰克·帕拉尼克的《腸子》也沒有這般虐心，至少沒有這樣迅速、干脆、不動聲色。

來中國為《垃圾日》做宣傳，馬利亞什特意制作了一段黑白視頻，他說片中的女主角就是小說中的瘋女人卡塔的原型，而且，是他妻子的妹妹。當年在貝爾格萊德意氣風發(fā)時，馬利亞什和樂隊中的一位好友一起娶了一對姐妹，之后很快戰(zhàn)爭爆發(fā)，馬利亞什夫妻幸運地逃走，而另一對留在戰(zhàn)火里的年輕人被殘酷的生活毀掉了，結(jié)局令人發(fā)指。由于特殊的經(jīng)歷，馬利亞什永遠不忘自己的東歐人身份，講述東歐人的故事，捕捉東歐人痛苦、壓抑、扭曲和狂野的靈魂，成為他的職責。

“學者們樂隊”最早組建于一九八八年，馬利亞什是樂隊的靈魂人物，他們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狀，抨擊時政，嬉笑人生。逃到匈牙利后，他重組樂隊，三十年來始終保持先鋒的姿態(tài)，從巴爾干演到美利堅，參加過無數(shù)次藝術(shù)節(jié)，發(fā)行了《對不起，我能不能殺你？》《一位女政治家的隱秘生活》《我愛科學》《另存為》《美麗大平原》《軍官藝術(shù)家》《核啊，核啊，我的戰(zhàn)爭》等十幾張流傳頗廣的原創(chuàng)唱片。兩年前，他在一本題為《沒有米洛舍維奇我就不能活》的新書里講述了樂隊的悲歡故事，講述了音樂如何能支撐著人們在殘酷的命運里活下去。

馬利亞什的畫齡跟樂齡差不多，從一開始就很有個人風格，有點達達主義，有點波普藝術(shù)，有點超現(xiàn)實，偶爾還揉進一點中國的剪紙元素。他不是技術(shù)派，靠的是想法、形式和尖銳。前年他在布達佩斯著名的路德維希美術(shù)館舉辦了一個題為“無政府·烏托邦·大革命”的個人展，影響很大，又耍了一回黑色幽默，將各國政要、名人色彩艷麗、令人發(fā)笑地涂到油畫布上，每幅全都巧用心思，套用一張世界名畫。去年在北京的匈牙利文化中心舉辦了展覽“蕾絲的宇宙”，透過鏤空的剪紙看世界。馬利亞什喜歡別出心裁，單從他歷次畫展的題目就可窺到一斑：“什么是匈牙利人”“我可怕的最愛”“東歐披頭士”“回答我！”“場”“稅務局公務員的冒險生涯”“畫壞了的素描肖像”“臉上的臉”“盲人日記”“未來景象”……上個月新畫展的主題是“祝你和平”。不過，無論他使用的色彩是多么絢爛，甚至艷俗，都不掩藏人類與生活的灰暗面；無論畫面多么怪誕，都不否認戲謔背后態(tài)度的真；無論他表達的情緒多么悲愴，都帶著近乎變態(tài)的生存熱情。

他有一場音樂會名為“來自愛的世界的美麗圖畫”，有一次畫展的題目是“一個汽車修理工殺手的自畫像”，從粉紅色到黑色，從這兩個相差甚遠的標題就能讓人感受到他廣博、極端、荒誕、現(xiàn)實雜交了超現(xiàn)實的達達風格，就像這本《天堂超市》和二〇一六年出了中文版的《垃圾日》，等你讀完兩本書的結(jié)尾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從黑到粉，一個從粉到黑。

《天堂超市》，顧名思義，寫的是天堂。然而，馬利亞什用他不見血的柳葉刀凌遲碎剮了人們對另一個世界所抱的甜美、幼稚的幻想，其中包括用天堂、煉獄和地獄三層構(gòu)建起來的傳統(tǒng)認知。小說的主人公“我”很快發(fā)現(xiàn)，在天堂等待他的是跟人間一樣的環(huán)境和命運，要拼命地工作，像機器人一樣，瘋狂的生產(chǎn)既沒有邏輯，也沒有意義，生產(chǎn)的并不是人們所需的，對超市來說最重要的是通過狡詐、欺騙、忽悠，甚至暴力推銷掉操縱者想賣掉的東西，給人們洗腦，給他們描繪虛假的未來，讓他們購物成癮，搶到瘋狂。“我”的禿頭上司說得很明白：“一個人不管留在這里，還是去到別的地方，情況都是一樣，不會有任何本質(zhì)的區(qū)別。如同安息一樣的死亡是不存在的，每個人死后都必須工作，或賣或買，直到永遠，不同的世界只是舞臺背景不同而已。”

銷售的目的就是銷售，銷售者與購買者逐漸形成了虐待與被虐的變態(tài)關(guān)系。推銷沒用的商品，目的是升官晉級，無情和無恥也是人類本性的之一之二，甚至從生存的角度講可以是積極的，想來人在天堂無處可逃，即使想再死一次都無可能。

人只能死一次，死了就死了，并不存在“更好一點的死亡”。作家通過一個荒誕的故事讓我們面對了一個現(xiàn)實的認知，對我們來說既是消極的，也是積極的；消極在于打破了我們對天堂的幻想，積極在于，讓我們珍惜死亡前的今天，把每天都看作余生的開始。

跟《垃圾日》相比，《天堂超市》是本更好讀的書，沒那么恐怖，沒那么暴力，也沒有那么令人壓抑和絕望，盡管這些全都有一點，但總體來說是出喜劇，我常會在翻譯時撲哧笑出來，能夠想象到作者打下某行字的狡黠表情。不過，馬利亞什在他的黑色幽默中拋給了讀者許多的問題，有的甚至還挺哲學：另一個世界到底好不好？入口肯定有，但有沒有出口？一個人上了天堂，萬一后悔，有沒有可能逃離呢（就像飛越瘋?cè)嗽海映鰬?zhàn)俘營）？在宇宙最大超市的管理層里，上帝和撒旦怎么分工？還有那個神秘的女性，那個總是靠濫用職權(quán)對下屬進行性騷擾來打發(fā)時光的母神到底是誰？一個人死后，去一個不再有死亡的地方當一個永遠的“活死人”（聽起來跟成仙差不多），真的就幸福嗎？馬利亞什帶著我們到那個總被我們用詩謳歌、用畫描繪、用夢幻想的“理想國”里走了一圈，雖然陌生，又似曾相識，希望永遠伴隨著絕望；當然有的時候，反之亦然。

是上帝照著他自己的樣子造了人類？還是人類照著自己的樣子造了上帝？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們的超市是跟上帝學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天堂的超市是我們建的。不管哪種，都讓我們正視了這個事實：天堂其實就是我們，我們自己什么樣，天堂也就什么樣。

據(jù)說，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梁濟在自殺的三天前若有所思地問在北大講哲學的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這本書里，馬利亞什也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問題：那個世界會好嗎？

如果我們好，世界就好；無所謂這個，還是那個。

2017年10月1日于布達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