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思想封鎖的高墻到底始于何處,又止于何地? ——阿特伍德論石黑一雄
本文原標題為“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選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文學評論集《在其他的世界》(蔡希苑 / 吳厚平譯)。《在其他的世界》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講述了她的一生與科幻小說的關(guān)系,從作為兒童讀者的孩提時代,到在哈佛大學求學,學習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幻小說形式,再到后來成為科幻小說作家和評論家。在這些文章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詳細講述了烏托邦、反烏托邦以及自己對這些構(gòu)建的探索,她還探究并闡明了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小說”和“推理小說”的差異。
《別讓我走》是石黑一雄第六部小說。石黑一雄曾在《去日留痕》中成功地創(chuàng)作了一位小心伺主、情史空白的英國管家,并因之斬獲了1989年的布克文學獎。而《別讓我走》卻是一部對向任何群體施以泯滅人性的對待所觸發(fā)的后果的研究,一次思想深刻、方法高明,卻令人憂慮的研究。因為石黑一雄文筆卓絕,所有的后果都安排得含而不露,全書沒有一處彼莠我良的訓誡,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該群體對未來的期望已經(jīng)徹底破滅,助他們跳出僵化思維模式的能力的大門已經(jīng)徹底關(guān)閉了。倘若讀者一路讀到結(jié)尾部分,一定會很想弄明白他或她那看不見的、將思想封鎖的高墻到底始于何處,又止于何地?
石黑一雄喜歡嘗試將不同故事的風格雜糅互融,把各種流行文體形式掠為己用,讓文章形神合一,將小說內(nèi)容置于一個晦暗的歷史背景中。《我輩孤雛》一書就是這樣將三十年代的偵探小說與《男孩的冒險》融合到一處,并為之添上一個全新的二戰(zhàn)題材。石黑一雄從不需要假裝某個寫作意圖。《別讓我走》一如既往保持了他的風格,你可以認為這是伊妮·布萊頓的女學生的故事和《銀翼殺手》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或者還化入了幾許約翰·溫德姆筆下被冷遇的孩子的經(jīng)典社會形象。比如在溫德姆的小說《蛹》當中的孩子,就像《別讓我走》當中的孩子,讓人毛骨悚然。
故事的敘述者,凱西·H,在一個表面上充滿田園詩意的名叫海爾森(Hailsham)的機構(gòu)內(nèi)回憶自己的學校生活。(這個“sham”讓人想起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海威森小姐,一位專剝削懵懂無知的孩子的人。)起初,你會以為“凱西·H”的“H”是姓的首字母,可是整座海爾森學校沒有一位學生有真正的“姓”。于是,很快,你便明白這所學校的特別之處,比方說,湯米,全校最好的足球運動員,卻常常因為拙于美術(shù)而受責罰,而在正常的學校,情況斷然不會如此。
事實是,海爾森是一所“克隆孩子”的學校。這些克隆孩子被生產(chǎn)出來的目的只是為其他“正常”人提供器官。他們沒有父母,也不可以有孩子。一旦畢業(yè),需要先擔任一段時期的“看護”,照顧已經(jīng)被取走器官的同類。之后,“看護”本人也要完成四次捐獻,直到捐無可捐。(當然這些術(shù)語可不是石黑一雄想出來的,他只是讓它們舊詞添新意而已。)這整件事情,像一切應予倫理質(zhì)疑的人類的偉業(yè)一樣,披著委婉隱晦的外衣,掩藏在陰影之內(nèi):外面的世界之所以需要這些孩子的存在,只因為貪求他們能給予的益處。但是,外界的人又不想直視真正發(fā)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假設——雖然故事中從未提及——針對這樣的體制,無論曾經(jīng)有過怎樣的抗議,都已經(jīng)被制伏了。到如今,規(guī)則已經(jīng)形成,人們對此也已經(jīng)司空見慣,覺得理所當然,如同很早之前的奴隸制度一樣,無論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本人都習以為常。
下面是小說的背景。石黑一雄其實對器官捐獻和克隆沒有多大興趣。(你也許會好奇到底是哪四個器官,一個肝臟,兩個腎臟,一個心臟?但是難道連第二個腎臟也捐出去了,人不會死嗎?或者,我們還會同時額外奉送我們的胰腺?)這篇小說也不想描寫未來的恐怖。故事也不是發(fā)生在英帝國尚未崛起之時,而是在英帝國已經(jīng)沒落之時。而克隆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就存在。凱西·H在1990年代末剛剛?cè)鲱^,照此算來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正是她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與石黑一雄十分相近。石黑一雄本人1955年出生于長崎,五歲時隨家遷往英格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童年與他的小說間一定存在某種聯(lián)系:幼年的石黑一雄一定親眼看見許多人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可這又絕非因他們犯了什么過錯。)小說中許多的視覺細節(jié)也非常真實,例如海爾森的風景,運動員的更衣室,教師與學監(jiān),甚至連凱西聽音樂用的都是磁帶而不是CD機。
凱西·H對自己的命運之不公沒有絲毫怨言。事實上,能生長在海爾森這樣出色的學校而不是標準的器官農(nóng)場讓凱西感到十分幸運。與大多數(shù)人一樣,她對人際關(guān)系相當關(guān)注:對與自己最好的朋友,霸道的、掌控欲極強的露西之間的關(guān)系就十分在意,還有她愛的男孩,湯米,那個親切的、繪畫蹩腳的足球健將。石黑一雄的筆觸幾近完美:凱西,聰明又普通;談起話來就是一副敏感至極的小姑娘的絮絮叨叨的樣子:不斷回憶過去的對話,把每一個評論,每一次拉扯、擁抱、打擊、怠慢和拉幫結(jié)伙的事都記錄下來。對任何一位曾保存著少年時代的日記的人來說,這樣的情形既熟悉又可憎,既可怕又欲罷不能。
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凱西·H為許多長期困擾著她的問題找到了答案:為什么讓孩子們畫畫很重要?為什么他們的畫全被收走了?既然無論如何都注定年紀輕輕就死去,接受教育對他們來說有什么重要意義?他們到底還是不是“人”?這是在特雷津集中營里繪畫的孩子發(fā)出的讓人脊背發(fā)涼的回聲,是折出紙鶴卻死于輻射的日本兒童發(fā)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共鳴。
藝術(shù)的用途是什么?小說中的眾人物只將這個問題局限在同自身的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上,但無疑地,他們代表每一個與藝術(shù)休戚相關(guān)的人問出了這個問題:藝術(shù)的用途是什么?認為藝術(shù)必須服務于某個用途,承載某個清晰的社會功能,比如:贊頌神威,提振人心,宣禮化夷的觀念幾乎從柏拉圖時代開始就一直將我們包圍了。到了十九世紀更成為一種專橫強制的理念。即使當下,它依舊在我們身邊游蕩,特別是當家長和老師為學校課程爭得不可開交之時。雖然在《別讓我走》之中,藝術(shù)確實發(fā)揮了某種作用,可惜并不符合故事人物所苦苦期待的愿望。
《別讓我走》的一個核心主題即是“圈外人”的境遇,以及這些“圈外人”如何又在自己的內(nèi)部進行分化,組成眾多小的“圈內(nèi)人”。這些被排擠的人并不能因為自身遭受排擠而從此決不排擠他人。即便等到他們死去,露西、湯米,以及其他器官捐獻者組成的一個驕傲又殘忍的小團體,依舊把凱西· H排除在外。因為從不曾捐獻,她不可能真正理解這件事。
這本書亦是關(guān)于我們以人吃人的方式保證自己一路順暢的行為傾向的思考。厄休拉· K.勒奎恩寫過一篇短篇故事《離開歐拉麥的人》,書中多數(shù)人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少數(shù)被犧牲掉的人身上。《別讓我走》就像它的姊妹篇。海爾森的孩子就是人類的犧牲品,獻祭在大多數(shù)人提高健康水平的圣壇上。因為有這些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為了器官而被生產(chǎn)制造出來的孩子——比如幫助痛苦的兄弟姐妹——海爾森的學生的困境將有著更加普遍的意義。誰將擁有你的身體?誰有權(quán)把它捐獻出去?凱西的不甘心,伙伴們最終面對一直等待他們的命運的事實——痛苦、殘損與死亡,足以解釋為什么在凱西對同伴的生活的描繪里,獨獨缺少與身體有關(guān)的內(nèi)容。所有人都不吃,也不嗅,連主要的幾個人的相貌也是語焉不詳,甚至連性愛也是奇怪的,毫無生氣的。只有關(guān)于山川風景、房屋建筑和天氣的描繪頻頻出現(xiàn)。凱西似乎一直將自我感覺遠遠地投注在身體之外的部分,僅為求得少受一點傷害。
最后,這本書是關(guān)于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好,獲得贊同的愿望。孩子們最強烈的愿望就是能得到“拍拍腦袋”的獎勵——長成一位“好的看護”,能為捐獻了器官的人減輕痛苦;或者長成一位好的“捐獻者”,可以撐過全部四次捐獻——這是多么讓人心碎的愿望。然而,正是這樣的愿望將他們困死在籠子里:沒有人思考怎樣逃走,向社會上的“正常”人尋仇。露西選擇瑟縮在矯揉造作的外殼之下,躲進自己的白日夢里——也許有一天她可以得到一份辦公室文員的工作。而湯米則時不時對遭遇到的不合理大發(fā)雷霆,繼而又為自己的失控道歉。海爾森的世界,和我們身處的環(huán)境一樣,大多數(shù)人還是按照吩咐做事。
很明顯,有兩個詞一直反復出現(xiàn)。一個,如你所料是“正常”,而另一個則是“期望”,像小說的最后一句話:“無論在何處,我都得按照別人的期望去做。”定義“正常”的是誰?告訴我們應當做什么的又是什么人?這些問題在非常時期只會愈發(fā)緊迫。除非我們錯得離譜,在不遠的將來,它們必然駭然而現(xiàn)。
《別讓我走》不可能符合每個人的心意。小說里沒有英雄,結(jié)局也不能給人慰藉。盡管如此,它依舊是一位技藝純青的大師的高超的作品。他選擇了一個艱難的主題:“自我”,一個從鏡子中看到的,隱蔽在陰暗處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