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年時代在家塾讀書時即開始寫作舊體詩詞，直至晚年不曾輟筆，只是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期間的舊體詩詞作品較少，這應(yīng)該與他是時主要創(chuàng)作自由體詩歌的經(jīng)歷相關(guān)。最早能見到的郭沫若舊體詩作在1904年，最晚所見的舊體詩寫于1978年3月，這距其辭世僅不足三個月。前后延續(xù)了七十余年的舊體詩詞寫作，在郭沫若的文學(xué)生涯中，是哪一種文體形式的寫作活動都無法相比的。作為詩人，郭沫若舊體詩詞的創(chuàng)作與作品，占據(jù)了他詩歌活動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有這樣一些數(shù)字：

《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詩歌卷（1—5卷）總計收錄（古詩今譯、楹聯(lián)、挽聯(lián)、題詞不記）自由體新詩約410余篇450余首，舊體詩詞約470余篇770余首（舊體詩詞多有在同一篇題下收錄若干首，甚至十余首三十余首者）。《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的詩歌作品，不完全統(tǒng)計有自由體新詩約150余篇，舊體詩詞約580余篇710余首。兩者合計，自由體詩歌約550余篇600余首，舊體詩詞約1040余篇、近1500首。僅就數(shù)量而言，郭沫若的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即遠遠多于其自由體新詩的創(chuàng)作。

當(dāng)然，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之于郭沫若的意義，遠不只是作品數(shù)量的多少，它們在成為郭沫若文學(xué)作品庫的重要內(nèi)容的同時，包含著大量有關(guān)郭沫若生平各個方面活動的歷史文化信息。這能讓我們更全面、完整地理解郭沫若的一生，也能更深入地開掘、思考郭沫若研究。

譬如，一首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撰寫的《休心亭即吟》：“幽閣圍高木，薫風(fēng)吹我衣，奇珍供玩賞，談笑暫忘機。”這是他為日本一位金石篆刻家長曽我部木人題寫的詩。從詩中我們不但真切地讀出郭沫若是時生活中的一種心境，更重要的是，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讓我們觸摸到此前從不知曉的郭沫若與日本篆刻書法家們交往的史事、史跡。《題昭覺寺》是郭沫若1955年4月在成都參訪昭覺寺后寫下的一首詩：“一別蓉城卌二年，今來昭覺學(xué)逃禪。丈雪破山人已渺，幾行遺墨見薪傳。”丈雪、破山是明末清初蜀中兩位禪宗大師，在禪學(xué)上頗有造詣，且擅書法。丈雪曾在毀于明末的昭覺寺遺址禪居，后來慢慢重建起昭覺寺，晚年作不入市井之誓。郭沫若于1912年深秋從成都啟程走出四川，開始了留學(xué)東瀛的人生之旅。四十二年后重回故地，他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人生的諸多精彩亦不無遺憾，自然感慨良多。他藉訪昭覺寺，在詩中抒發(fā)了一種閱盡千帆后的人生感悟。這顯然與人們一直以來所認知的五十年代初期的郭沫若——那個似乎正值春風(fēng)得意、英氣勃發(fā)的郭沫若——不盡相同。我們是不是看到了另一種人生語境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擅書法，也能繪畫，他與書畫家們的交往，留下了大量題畫詩。這成為他舊體詩詞寫作的重要方面。這些題畫詩在題寫畫意之外，其實還包含了諸多社會、文化、史實史事、人際交往等方面的信息。大量紀游詩的寫作，也是郭沫若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郭沫若喜愛大自然，具有豐富的歷史人文知識。工作需要，他得以遍覽祖國大好河山，且總是詩興盎然，所到之處的見聞、感觸，激發(fā)的情懷，都寫在紀游詩中，每次少則十首八首，多則幾十首。郭沫若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經(jīng)歷非常豐富：國務(wù)活動、外事活動、學(xué)術(shù)活動、文化活動、民間文化交流等等。他為此留下了大量詩詞作品。1955年他率中國科學(xué)代表團訪問日本，一次行程中，就創(chuàng)作了36首舊體詩。這些詩作本身，可以說構(gòu)成了一段段的文化記憶、歷史記憶。

所以，了解郭沫若，不可不閱讀其舊體詩詞作品。而要閱讀、研究郭沫若的舊體詩詞，首先有一個收集整理的問題。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舊體詩詞作品是經(jīng)過作者生前整理訂定的，不必再動，但集外的作品大多處于遺散狀態(tài)，鉤沉、考訂、整理起來自然頗費心力。

《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舊體詩詞的收集整理，還不同于佚文的整理，后者收集整理的基本上都是已刊文，即曾發(fā)表出來的作品。而散佚的舊體詩詞，有相當(dāng)數(shù)量屬于未刊文，不曾正式發(fā)表，或隱于文獻史料中，或以書錄、題贈的方式藏于世。收集起來本就不易，篇題、文本、寫作時間等基本信息多有缺失更成為整理的難點。盡管如此，仍有學(xué)人做了不少收集、整理、勘定的工作。不過，分散的收集整理，標(biāo)準(zhǔn)不一，也沒有與《郭沫若全集》聯(lián)系起來考慮，使得這一工作缺少應(yīng)有的規(guī)范、原則、體例，自然也影響到作品勘定的準(zhǔn)確性。梳理一下，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集外舊體詩詞篇目的訂定

郭沫若集外舊體詩詞篇目的整理，有幾種情況需要仔細斟酌：

其一，未刊文部分的舊體詩詞，有些是沒有作者手跡、手稿的，篇目的訂定只是根據(jù)他人抄錄的文字，或見之于他人的文章著述中。這樣就存在一個需要辨析真?zhèn)蔚膯栴}，可以藉《〈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一書（以下簡稱《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所收錄的幾首詩為例說明。

《書贈黃自明》系該書依據(jù)他人回憶文章所記收錄的一首詩，詩文據(jù)文章中抄錄的文字。這是郭沫若姻兄之子的一篇回憶文章，專門記述1940年郭沫若以一首作于流亡日本期間的詩，書贈其父一幅單條之事，但聲稱原件已經(jīng)遺失，詩文是根據(jù)記憶寫下的。事實上，所謂《書贈黃自明》一詩，非郭沫若所作，而是王國維的一首詩，為其二首嘲杜鵑絕句之一首，應(yīng)該是郭沫若以王國維詩書贈其姻兄的。文章中抄錄的詩文還有一字識讀有誤，即將“千年”誤作“十年”。

《贈胡伯雄》一詩出自一篇題作《郭沫若題詞選輯》的文章。文章斷定“本篇系郭老1942年為民生公司胡伯雄所題”，但并沒有道出依據(jù)。《集外散佚詩詞考釋》的編者收錄了該詩，并謂胡伯雄系合川水電廠廠長。郭沫若1942年6月往合川住合川水電廠宿舍，應(yīng)胡伯雄索求題寫該詩贈與他，亦無手跡可以對照詩文。實則該詩并不是為胡伯雄而作，而是為李仙根觀歷史劇《屈原》所作一首詩寫的和詩。而且該詩也非佚詩，已以《和李仙根觀〈屈原〉演出一首》為題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2卷。

《春雷》其二，是《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錄的兩首作于1974年的同篇題詩作中的一首。兩首詩均出自一篇文章，而文章中既無手跡圖片亦無詩文出處。該詩其實是胡繩的一首題為《偶感》的詩作，作于1972年。

這種沒有手跡、手稿可以印證的未刊佚詩詞，還是有一定數(shù)量的，而且還會不斷有新文獻資料的發(fā)掘。所以如何判定篇目，應(yīng)該有一個原則來規(guī)范。如果以有無作者手跡、手稿作為佚詩詞篇目判定的依據(jù)，當(dāng)然最保險，也易操作，但這樣一來就會把一定數(shù)量的作品排除在外，大概是不合適的。我以為是不是可以用“外篇”或“附篇”的形式，將無作者手跡、手稿印證、比對的那一部分未刊作品，在“正篇”之外另行輯錄。因為除了在訂定篇目上的考慮，無手跡、手稿參閱的詩詞作品，其文本的準(zhǔn)確性也是需要考慮的。郭沫若手跡的識讀，對于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很難做到完整、準(zhǔn)確，識讀的錯誤是常常出現(xiàn)的問題。同時，詩文在迭次抄錄的過程中，也增加了出現(xiàn)錯誤的可能性。所以，還是有必要在有無手跡之間做個區(qū)分。

其二，見之于郭沫若散文、書信、小說、論文等作品著述中的舊體詩詞，是否，以及如何認定為單獨的詩詞作品，也是整理集外郭沫若舊體詩詞篇目需要解決的問題。

既是集外作品的整理，必然要與《郭沫若全集》相關(guān)聯(lián)。《郭沫若全集》收錄的舊體詩詞中有一些篇目，是作者從其散文、書信、小說、論文等其他文體形式的作品著述中摘錄出來的，于是，在郭沫若集外詩詞的整理中，也出現(xiàn)有許多篇（至少有數(shù)十首之多）整理者從郭沫若各種文體形式的作品著述中摘錄出來的詩詞作品篇目。當(dāng)然，問題也就隨之而來。

一是摘錄的篇目見仁見智，二是摘錄出來的篇目造成作品之于《郭沫若全集》而言的重復(fù)輯錄。

郭沫若作品著述及書信中有隨文詩詞的情況非常之多，作者生前摘錄了不少篇目，編入其各種作品集中，《郭沫若全集》即以這些作品集的形式將它們輯錄。作者生前摘錄這些詩詞單獨成篇，自有其考慮的原因，但已無從知曉，我們依據(jù)什么樣的標(biāo)準(zhǔn)來摘錄成篇呢？顯然不能單憑一己之見。

編輯《郭沫若全集》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即，全集收錄的文章作品均以作者生前編訂的各個集子為依據(jù)和底本，所以，我們應(yīng)該可以這樣確定一個標(biāo)準(zhǔn)：凡由輯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作品中經(jīng)作者自己摘錄出來單獨成篇，且已收入全集的詩詞作品之外，不要再從這些文章作品中另外摘錄單獨成篇的詩詞作品。因為撇開見仁見智的選擇不說，它們作為文本內(nèi)容已經(jīng)不是集外之作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從《廣寒宮》（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1卷）中摘錄所謂的《笙歌漾天宇》《牛郎織女歌》《張果老歌》等，從《聶嫈》（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6卷）中摘錄所謂《春桃》《儂冷如春冰》《儂本枝頭露》等，從《蔡文姬》（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8卷）中摘錄所謂《屯田歌》《重睹芳華》，從《讀隨園詩話札記》（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16卷）中摘錄出12首詩等等，均單獨成篇予以輯錄，實是大不妥的。

郭沫若集外佚文部分是否也可以循作者生前所作之例，摘錄其中的舊體詩詞單獨成篇呢？我認為應(yīng)該可以，因為這些隨文的舊體詩詞，大多是郭沫若舊體詩詞寫作很重要的內(nèi)容。譬如：《自然底追懷》中收錄有郭沫若留學(xué)日本初期的11首舊體詩作，這幾乎就是他那一時期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的全部了。《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的若干信函中有多首郭沫若抄錄給受信人的舊體詩，它們真實地記述了作者海外流亡的生存狀態(tài)。《續(xù)〈狐貍篇〉》是以三組詩為文，來“質(zhì)諸”萬古江的《狐貍篇》。這些隨文的詩作，如果不能以詩詞形式單獨成篇，無論從閱讀還是研究的角度而言，它們實際上都會被淹沒在文中。事實上，在郭沫若一些隨文有舊體詩作的信函、文章中，信或文不過是一個殼、一個載體，作者本就為的是抄示、披露詩作。譬如：郭沫若一封致巨贊法師的信函，就只為“書奉新作《滿江紅·紀念鑒真上人》”；郭沫若致田中慶太郎的幾封信函也是這種情況；《續(xù)〈狐貍篇〉》的文章主體是16首詩，文則是詩的注釋。

不過，從佚文中選擇摘錄可單獨成篇的舊體詩詞，會有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當(dāng)然不好用一個硬性的標(biāo)準(zhǔn)去規(guī)范，但應(yīng)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郭沫若曾以文中的一些詩作書贈他人，這可以視同發(fā)表了該詩作，自然應(yīng)單獨成篇。在此之外，凡具有完整、獨立審美意象、審美表達和審美價值的詩詞，可以摘錄出來單獨成篇。如果只是為文中特定情節(jié)的發(fā)展、為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以詩詞形式、詩詞語言所作的描寫、敘述、詠嘆等等，則不宜摘錄出來單獨成篇。例如，從《抗戰(zhàn)回憶錄》摘錄所謂《沙場征戰(zhàn)苦》、從《訪問朝鮮》摘錄同名詩《訪問朝鮮》、從《紀念番薯傳入中國三百七十周年》摘錄一首《滿江紅》詞（均見《集外散佚詩詞考釋》）等。

其三，郭沫若有些詩作異題同篇，這樣的情況需仔細甄別，以免作為集外佚詩所收錄的篇目，實際上已另題收入《郭沫若全集》。前舉《贈胡伯雄》一篇即為一例。其實該詩還曾有另一個篇題《和韻》，發(fā)表于1942年4月16日重慶《時事新報》。《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錄的《題道綱先生畫》一詩雖曾發(fā)表于《時事新報》，實為收入《潮汐集·汐集》（現(xiàn)收《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2卷）之《題人物畫二首》中的一首《仿劉松年群仙圖》。與此關(guān)聯(lián)，該書對于此詩所題之畫的推斷，也就不準(zhǔn)確了。該書中《題敦煌畫展》一詩，亦已收入《潮汐集·汐集》（現(xiàn)收《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2卷），詩作于1943年1月17日，而書中注作于1945年間。因重復(fù)收錄造成的作品創(chuàng)作基本信息的錯亂，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所言集外詩詞篇目的訂定，是關(guān)聯(lián)到《郭沫若全集》，盡量避免作品的重復(fù)收錄。若單獨考慮輯錄郭沫若舊體佚詩詞作品集，訂定篇目的標(biāo)準(zhǔn)則可以寬泛一些。

其四，從一首（或兩首）詩改作為另一首詩，是郭沫若舊體詩創(chuàng)作中的又一種情況。整理者對于如何判定改作是否成一篇新的詩作，標(biāo)準(zhǔn)不一。譬如，《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所收錄的《題贈陳叔諒先生》（該書誤作“陳叔亮”），實為作者“錄舊作”《夜會散后》書贈。兩者比對，雖然文句的改動比較多，但《夜會散后》已經(jīng)收入《潮汐集·汐集》（現(xiàn)收《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2集），前者不好再作為另一首佚詩吧。該書還收錄《詠蘭》一首，系郭沫若1945年3月7日（該書署時間有誤）所作五首題畫梅畫蘭詩中之一首。五首中題畫梅三首分別以《題畫梅二首》《詠梅》為題，題畫蘭二首合為一首五律，以《詠蘭》為題，收入《潮汐集·汐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將原作兩首題畫蘭詩收錄一首，棄置一首，是取何標(biāo)準(zhǔn)呢？

所謂的改作，其實包含了兩種需要區(qū)分的情況：一是改動文字、詩句，一是詩體的改動，如從絕句改作律詩。同時，判定是否改作為另一首詩作，還要考慮作者是否已經(jīng)確認了定本。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有一個判定的標(biāo)準(zhǔn)了：凡是部分文字、詩句的改動，應(yīng)視為該詩作的另一種文本。只有詩體的改動，方可視為另外一篇詩作。譬如：郭沫若在1946年為茅盾夫婦赴蘇聯(lián)訪問送行，曾寫過一首七絕，后因感“倉猝得句，意不甚恰”，改作為七律《送茅盾赴蘇聯(lián)》。后者已收入《蜩螗集》，七絕一首則仍可作為一首佚詩。1961年，郭沫若訪大理時應(yīng)邀賦七言詩《蝴蝶泉》，后改作為一同名敘事長詩（十九節(jié)）收入《東風(fēng)集》，前者當(dāng)然可視為一首佚詩。

對于有不同文本的佚詩，文字、詩句的易動，我們可用校勘的方式整理。而對于作者已經(jīng)將修改文句后的詩收入集子中（也即收入了《郭沫若全集》），我們應(yīng)該視其為作者確認的定本。即使文詞的改動比較大，像《夜會散后》之于《題贈陳書諒先生》，也不應(yīng)視為兩篇詩作。事實上，郭沫若在將舊作編入《潮汐集》的時候，有不少篇是做了修改的。這正是相當(dāng)于從初刊稿到定稿的一個創(chuàng)作過程。

二、集外舊體詩詞篇題的訂定

集外舊體詩詞作品多有無題者，雖然“無題”亦可為題（郭沫若有些詩作就是以此為篇題），但集中整理并輯錄成卷出版，這些無題之作太多了，不好均作“無題”，除非作者已冠之以“無題”。我們還是需要為這些無題之作訂定一個篇題。從目前已經(jīng)出版的幾種郭沫若舊體詩詞的集子來看，編選者對于這些無題的詩作，多冠以自己擬訂的篇題。這樣處理雖不能說不妥，但有一些情況應(yīng)該盡量避免，因為一個擬定不當(dāng)?shù)钠}，可能會造成對詩文的錯誤解讀。

郭沫若有一些未刊的集外舊體詩是以題贈、書贈他人的形式見之于世的，這些詩作一般沒有篇題，整理者則會以“贈”“題贈”的方式為之訂定篇題。這是想當(dāng)然地以為“贈”“題贈”的含義就是賦詩以贈或題贈。其實“贈”“題贈”是可以有兩種涵義的：賦詩是其一，書贈是其二。郭沫若擅書法，他以“書”的方式將詩文題寫了贈予朋友或他人是常有的事。書寫的詩文可以是己作，也會是古人之作，可以是專為書贈對象所作，也可能是自己的舊作。

有一篇被訂定詩題作《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的佚詩，原本無題，因詩是依據(jù)一幅郭沫若書贈陳銘德鄧季惺的手跡整理，便為整理者定為此題。同時，另外有回憶文章記到郭沫若贈詩陳銘德鄧季惺之事：1936年，陳銘德、鄧季惺二人為《新民報》有更大的發(fā)展，赴日本考察、購置先進的印刷機械。他們在東京拜訪了郭沫若，并向郭沫若約稿，得到郭沫若題贈此詩。幾種郭沫若舊體詩詞整理本，均如此訂定了該詩篇題。于是，“呢喃剪新譜，青翠滴清音。對此欣欣意，如窺造化心”的詩文，也被解讀為喻《新民報》事業(yè)的發(fā)展欣欣向榮。

但另有一幅郭沫若手跡（現(xiàn)藏日本東京亞非學(xué)院圖書館“沫若文庫”）可以證實，在此前幾年，郭沫若為東洋文庫主任石田干之助題寫過該詩。雖然還不能完全排除該詩有更早文本的可能性，但根據(jù)現(xiàn)有相關(guān)的資料判斷，該詩應(yīng)是作者特意為石田干之助而作并題贈的。1928年初，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這里他難以進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因而轉(zhuǎn)入歷史學(xué)研究、古文字研究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正是得到了石田干之助的大力幫助，他得以查閱東洋文庫所藏全部金文甲骨文資料，很快便在古文字研究、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931年出版）。該詩應(yīng)該是郭沫若為向石田干之助表達感謝之意所作，詩文應(yīng)該也是由自己人生道路上發(fā)生的這種變化所觸發(fā)的感興。《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的篇題顯然不可取，它還導(dǎo)致了對于詩文的誤讀。

《集外散佚詩詞考釋》輯錄有一首題作《題贈綠川英子》的佚詩，注寫作時間為1941年11月。詩是他人根據(jù)一幅郭沫若題詩的手跡（原件現(xiàn)藏佳木斯文化館）整理。這幅為綠川英子題詩的手跡不假，詩卻不是郭沫若特為綠川英子所作，而是他在是時一組題為《讀酬羅燈下率成三絕寄孝威》的詩中之第三首。香港《天文臺》半月刊主編陳孝威當(dāng)時致書、獻詩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呼吁支持中國抗戰(zhàn)。作者應(yīng)陳孝威索和詩作此三首絕句。所以，以“題贈綠川英子”為該首詩篇題是不妥的。

事實上，那些從郭沫若“題贈”“書贈”手跡整理而來的無篇題佚詩，除非可以考訂確系郭沫若特為受贈人所作，應(yīng)該規(guī)避使用“贈”“題贈”的方式為之訂定詩題。

《春節(jié)紀實》是上世紀80年代就被整理出來的郭沫若一首佚詩，原無題，摘錄自郭沫若1919年1月2日寫的家書，篇題為整理者訂定（見《郭沫若舊體詩詞系年注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集外散佚詩詞考釋》仍沿用了這一詩題。整理者之所以擬定了這樣一個詩題，顯然是因為詩中所詠系作者在日本過年的事情。事實上，郭沫若所寫的過年，是公歷紀年的“新年”，也就是元旦。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改用公歷紀年，過年即為新年，與農(nóng)歷的春節(jié)無關(guān)，所以郭沫若在信中也寫有這樣的話：“家中想必還是過舊歷年”。這首詩的篇題應(yīng)予訂正。

《題傅抱石畫“蒼山淵深”贈吳履遜》是郭沫若在傅抱石一幅畫作上題寫的一首詩，詩是贈吳履遜的。詩原無題，篇題由《郭沫若題畫詩存》編者擬定。這個篇題似也沒有什么不妥，只是將傅抱石畫稱作“蒼山淵深”（圖）唐突了一些，但大概也是因為詩中有句“獨對蒼山看不厭，淵深默默走驚雷”，故以“蒼山淵深”名之。然而，后來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該詩的另一種文本被披露出來，作者改動，或者說有異文的詞句，恰恰是“獨對蒼山看不厭”句。該句改作“獨對寒山轉(zhuǎn)蒼翠，淵深默默走驚雷”。“寒山轉(zhuǎn)蒼翠”乃王維詩的成句，作者這一改動顯系有意為之。那么據(jù)此文本，傅抱石畫就不能名之曰“蒼山淵深”，或者叫“寒山圖”（也能貼合畫面、畫意）更恰當(dāng)。顯然這首詩的篇題也需予以訂正。其實，如果就以《題傅抱石畫贈吳履遜》作為篇題即可。郭沫若為傅抱石畫題詩不少，但以其畫題詩贈吳履遜，卻只此一首。

以上所述幾種，是為郭沫若無題佚詩訂定篇題所出現(xiàn)的失當(dāng)或錯誤等情況，不可能一一列舉。這里只是為提示郭沫若舊體詩詞整理過程中，對于原無題詩之篇題的訂定，不應(yīng)太隨意、隨機。雖然我們不可能規(guī)定一個標(biāo)準(zhǔn)來為無題詩作訂定篇題，但還是應(yīng)該有一些遵循的基本路數(shù)（因為整理之事非一人之事）。譬如，依題詩對象、依詩句、依詩意等等。不過無論依據(jù)什么來訂定篇題，首先還是要厘清作者寫作某一無題詩的基本信息：因何而作，作于何時，有無其他文本等等。

此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即，凡由整理編輯者為無題詩作擬定的篇題，整理者應(yīng)該對篇題作注釋予以說明，不能混同于郭沫若原有篇題的作品。這是目前可見的若干種輯錄或注釋郭沫若舊體詩詞的書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三、集外舊體詩詞文本的考訂

在集外舊體詩詞的整理中，詩詞文本的勘定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厘清。

一種情況是整理者沒有看到原詩（原文或手跡），致使文本的整理出現(xiàn)錯漏。以下幾例可見一斑：

《登衡山》一詩中有“戲從雜卦征休咎，聊倚殘饗潤肺腸”句，《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錄該詩（以《鐵佛寺小臥》為篇題）誤作“戲從爻卦征休咎，聊以殘饗潤肺腸”。其實編者知道該詩手跡現(xiàn)存樂山文管所，但文本的錄入?yún)s是依據(jù)一篇文章中的抄錄稿。

《題迎潮圖》一詩，發(fā)表于重慶《經(jīng)緯副刊》1944年第1卷第2期。整理者未見該刊所發(fā)表的全詩文本，只根據(jù)他人摘錄的文字收入《集外散佚詩詞考釋》，結(jié)果成了一首有頭無尾，中間缺失的殘缺文本。

《戲步田漢題于伶〈升官圖〉詩原韻》一詩的文本作：“一邊大打一邊談，滿地烽煙北至南。已是山殘兼水剩，居然暮四又朝三。驚呼黃浦魚登陸，漫道殷時女變男。不信人民終可侮，盤腸一戰(zhàn)我猶堪。”《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該詩（題作《贈于伶》）僅錄四句：“一邊大打一邊談，內(nèi)戰(zhàn)烽煙北至南。莫謂人民真可侮，盤腸一戰(zhàn)我猶堪。”且不論個別字詞的不同，一首七律變身為七絕，差之甚遠。

《十載一來復(fù)》摘錄自發(fā)表于1948年的一篇散文《十載一來復(fù)》：“十載一來復(fù)，于今又毀家。毀家何為者？為建新中華。”詩寫于1947年11月。《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錄該篇的文本，在四句之后還有四句“革新須革己，革己要犧牲。多少英雄血，激蕩石頭城。”這是一首五律的文本，其實是郭沫若于1948年書贈舒國華的，可算另一首詩。整理者既未見散文《十載一來復(fù)》，亦未見作者書贈舒國華的手跡，將兩者混為一談且張冠李戴了。

《蝴蝶泉》一詩有兩句詩文應(yīng)作“四月中旬逢一度”，“我來今已屆中秋”。《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收錄該詩這兩句則為“四月中旬來一度”，“我今來已屆中秋”。因為整理者未見手跡，是根據(jù)一篇文章錄入文本的，顯然傳抄有誤。

《賀〈屈原〉在日本第五次演出成功》的詩文，據(jù)手跡作：“三閭橘頌又成功，遙賀扶桑諸弟兄。蕭艾鏟除香草茂，倚天長劍劃長虹。”《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根據(jù)一篇文章收錄的詩文，將前兩句顛倒了順序，將“三閭”誤作“三板”，“遙賀”作“遂賀”，“香草茂”作“香草芳”，“倚天”作“依天”。“三閭”乃“三閭大夫”，指屈原，“三板”則不知所云。在中國祝賀在日本演出成功，當(dāng)然是“遙賀”，“遂賀”是何意？蕭艾鏟除自然香草繁茂，香草芳香與鏟除蕭艾并無邏輯關(guān)系。這后一間接得到的文本委實不靠譜。

另一種情況是識讀手跡有誤。郭沫若的集外舊體詩詞多有出自手跡、手稿者（當(dāng)然多見于原件圖片），誤識的情況并不鮮見。

《題沈邁士畫魚（二首）》有兩句詩“要問魚為何”“呼童且烹煮”，手跡中“煮”用了異體字。整理者將這兩句分別識讀作“要問魚如何”“呼童且烹鬻”。“為何”與“如何”的意思自然不同，而“鬻”乃“賣”之意，與“煮”風(fēng)馬牛不相關(guān)。

《聞河上肇著作將出版書寄日本友人》一詩是由日本友人著文披露出來的，并附有手跡圖片。但該文將詩中“遺香猶自透塵埃”句的“塵埃”識讀為“塵懷”。《集外散佚詩詞考釋》以此文本收錄該詩，并注釋“塵懷”為“世人的胸懷”。但漢語中似無“塵懷”一詞。也有人曾以“遺香猶自透塵懷”作文章的標(biāo)題。一字之誤，意思大相徑庭。

《題郭開運為張可源畫〈菊葵圖〉》是作者為郭開運一幅畫作的題畫詩，畫面是一枝菊花、一枝秋葵，詩中有句“我非陶淵明，兩能作欣賞”。陶淵明喜菊，“采菊東籬下”，作者非陶潛，欣賞菊花亦欣賞秋葵。《集外散佚詩詞考釋》據(jù)一整理者的釋讀文本（其實該詩手跡另有刊出）收錄該詩，將“兩能”識作“安能”，錯識一字，意思截然相反，“安能作欣賞”豈非成了對于所題詩之畫的貶損。

《書贈黎光》是《集外散佚詩詞考釋》訂定篇題收錄的一首詩。事實上，該詩無題，整理者根據(jù)郭沫若題詩手跡的落款“黎夫同志一九六三年秋”字樣，訂定了篇題，但是將“夫”字錯識為“光”，以為“黎光”乃一人名，且注釋稱其生平事跡等“待查”。實則黎夫，系王黎夫，曾供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生平事跡可考。

還有一種情況是如何選擇、確定詩詞底本的問題被整理者忽略，或不曾考慮。

整理郭沫若的集外舊體詩詞與整理其集外文或書信的文本，會有一個不同之處，或者說難點：底本的選擇和確認。集外文和書信（即使未刊出）只有一個文本（除極個別的情況），一部分舊體詩詞則有兩個，乃至兩個以上的文本。

寫作舊體詩詞，是郭沫若以文交友的重要方式，再加以他書家的身份和偏好，他常常將自己的某一詩作先后書贈不同的人，在這一過程中會有文字的易動。于是，一首詩實際上就有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本。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種文字上的易動，并非作者有意對文本的修改，只是書寫過程中隨興之所至個別字詞的變動。不過，確實也有作者在將一首詩書贈他人的過程中對文本刻意做了某些改動的情況存在。而更為棘手的是，這種有不同文本的詩作，有些并不能直接判斷其各個文本書寫時間的先后次序，所以詩文底本的選擇和確定，就成了一個頗費心思的事情，給整理校勘帶來很大困難。

郭沫若留學(xué)時期創(chuàng)作的幾首舊體詩：《鏡浦》（一）《鏡浦》（三）《吊朱舜水墓》《登操山》《游太宰府》，作為集外佚詩，早已被整理并輯錄，從《郭沫若舊體詩詞系年注釋》（1982年出版）到《〈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2014年出版），均輯錄以相同的文本。但整理者不曾考慮，或從未意識到這幾首詩存在有幾個文本的問題，所以兩書輯錄的這幾首詩文都存在文本上的疏誤。

幾首詩均出自郭沫若一篇回憶散文（也是佚文）。該文作于1933年，以日文本最初發(fā)表于日本改造社《文藝》1934年2月號，題作《自然への追懷》。后陸續(xù)有三個中文本刊出：《自然底追懷》，刊載于1934年3月4日上海《時事新報·星期學(xué)燈》第70期；《自然之追懷》（濟民譯），刊載于上海《現(xiàn)代》月刊1934年4月第4卷第6期；《我在日本生活》，刊載于漢口《西北風(fēng)》半月刊1936年10月第10期。

整理者雖然在篇注中說到這些詩曾錄入散文《自然底追懷》，但顯然并未見該篇文字，也不知道該文有幾個文本，因為其錄入的詩文文本實際上出自（且是間接的）《我在日本生活》一篇。《自然への追懷》是最初發(fā)表的文本，雖為日文本，所錄11首詩均用中文，《自然底追懷》中詩文的文本與其相同。如果以此為底本，對照《自然への追懷》與《郭沫若舊體詩詞系年注釋》《集外散佚詩詞考釋》兩書所錄這幾首詩的文本，有多達十余字的異文。其中：

《鏡浦》（一）中“鏡浦平如鏡”作“鏡浦真如鏡”，“遙將一壺酒，載到島頭傾”作“遙將一樽酒，載向島前傾”。

《鏡浦》（三）的“相對富峰高”句作“相對扇峰高”。

《吊朱舜水墓》中“七日空哭秦”句作“空效哭秦人”。

《登操山》中“浩氣蕩肝腑”句作“浩氣蕩肺腑”，“舞罷迫下山”句作“舞罷道下山”。

《游太宰府》的“艷說菅公不世才”作“艷說菅原不世才”，“猶有清涼秋思催”作“猶有清涼秋意催”。

但這還不是這幾首詩的文本的全部，在郭沫若紀念館藏有郭沫若抄錄《自然底追懷》中11首詩的一份手稿，其中多首詩（包括這幾首）亦有異文存在，應(yīng)視為詩文的另一文本。這份手稿沒有確切的書寫時間，可以推斷（根據(jù)相關(guān)史料）是寫在作《自然底追懷》的前后。當(dāng)然，如書寫在作文之前，應(yīng)系為撰文做的資料準(zhǔn)備，則其中有異文處，可視為發(fā)表文本作了修改，是為定本。而如果抄錄在作文之后，則可能是作者又有了改文之意。但無論如何，這一抄錄稿也應(yīng)該是訂定這幾首詩的文本所需要勘校的文本。

因為對文本問題的輕忽，致使這幾首詩一直未能勘定準(zhǔn)確的文字。其實在幾十年間，整理者但凡查找一下《自然底追懷》的任何一個刊出文本，就不會將錯就錯了，而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的《〈女神〉及佚詩》也已經(jīng)收錄了這幾首詩準(zhǔn)確的文本。

《集外散佚詩詞考釋》中收錄有《蘇子樓》一詩，出自張肩重（曾在三廳工作）一篇回憶文章所抄錄的該詩文字（沒有附原詩手跡）。事實上，該詩有手跡存世，也曾在1940年1月28日的《新蜀報·蜀道》上刊出。郭沫若且多次以其題贈他人：于立群、常任俠、商承祚、張肩重等，給于立群就至少題寫過兩次。該詩從詩題到正文再到序跋，有多個文本，如何確定底本，如何勘校文字，委實難以定奪。時間最早的是書錄與于立群“保之”和刊登在《新蜀報·蜀道》第28期的兩個文本，同在1940年1月28日。前篇題作《四用寺字韻》，后篇題作《六用寺字韻題嘉定蘇子樓》。兩篇詩文無異，均無序跋等副文本。另一幅書為于立群的該詩，寫于1944年12月13日，無題，但有一段跋語。詩中“蛟鼉出沒不可馴”句與前兩個文本有異，前者作“蛟鼉出歿勢難馴”。題贈張肩重的該詩有一段題記，詩文有多處異文。其中“蛟鼉出沒不可馴”句“不可馴”與最早的兩個文本有異，與1944年書為于立群的文本相同。“一別重來三十載”句，前列幾種文本均作“一別重過三十載”；“感化人工并化工，蔚然蘇子才如海”句，前列幾種文本均作“感此人工并化工，蔚成蘇子才如海”；“不遇蔡京與惠卿”句，前列幾種文本均作“不遇蔡章與惠卿”；“贏得千古萬載名”句，前列幾種文本均作“贏得千秋萬歲名”。

張肩重文章所錄文本出現(xiàn)這樣多處異文會有兩個原因：一為識讀有誤（譬如，將“感此”，識作“感化”顯然系誤識，后者文義不通）；一是手跡確為異文（譬如，“蛟鼉出沒不可馴”句。這在郭沫若為他人題寫同一詩作時常有出現(xiàn)），但因為沒有見到原題詩手跡，我們不能確定哪處異文如此。所以《集外散佚詩詞考釋》選錄了一個最不適合的文本。當(dāng)然，撇開這一文本的詩文，怎樣據(jù)幾個不同文本來最終酌定該詩的篇題、詩文底本、序跋等，還是需要仔細斟酌的。

四、與舊體詩詞相關(guān)的序、跋、款識等文字，應(yīng)與詩詞文本視為一體予以收錄

在郭沫若的舊體詩詞作品中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為人題詩、題畫的寫作，它們往往會有與詩文相關(guān)的序、跋、款識等文字（當(dāng)然不僅僅是這兩類詩作），或可稱為副文本。這些文字涉及作者寫詩的緣起、為誰而作、寫作的時間等等相關(guān)信息，構(gòu)成該詩作不可分割的部分。譬如，根據(jù)作者手跡整理的這首詩：“善將妙手譜清音，海外曾聽一曲琴。今日悲秋甚寥落，哪堪兒女化商參。”詩文后有跋語：“國瑗今夏曾東渡，訪余于須和田之寓廬，就四女淑子鋼琴撫奏一曲，及今思之，殊有難言之隱痛。”詩文很直白，但詩無題，如果不看跋語，不要說不知詩文所云，就連該詩寫作的基本信息也無從入手考訂。《集外散佚詩詞考釋》將所收錄詩詞的序、跋、款識等文字均以注釋的方式處理（與詩文分割開來），是不妥的。

上文說到的《四用寺字韻》一詩（暫用此題），郭沫若書錄的一個文本中有一段跋語：“吾鄉(xiāng)嘉州凌云山上有蘇東坡讀書樓，幼年肄業(yè)小學(xué)時常往登臨。民二出蜀迄抗戰(zhàn)軍興，于廿八年歸省，始得重游。相別廿有六年矣。建筑多就頹廢，壁上題字亦多風(fēng)化，方知歲月流逝之可驚。然東坡精神固長留于天地間也。”這段文字包含了許多與詩的撰寫及詩文內(nèi)容緊密相關(guān)的歷史信息。顯然，它們與詩的本文一起，才讓該詩的構(gòu)成更完整。

當(dāng)然，如果落款僅為作者署名，不妨在文本錄入中略去。

鉤沉整理郭沫若集外舊體詩詞，可能還會有其它的一些問題，這或者還需要做不憚瑣細的專門的研究。因為有了這樣的學(xué)術(shù)準(zhǔn)備，我們才能整理輯錄出一個相對完全和準(zhǔn)確的作品集。這也才能為閱讀郭沫若舊體詩詞與郭沫若舊體詩詞研究，提供完備的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