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師道《后山詩話》云：“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歐陽少師，即歐陽修：“修以風(fēng)節(jié)自持……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歐陽修傳》）“文體”，有兩種解釋，一為“文雅有節(jié)的體態(tài)”，一為“文章的體裁或風(fēng)格”（《辭源》）。顯然，以《辭源》“文體”義項，解釋“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頗難。那么，陳師道所謂的“文體”，又當(dāng)何解？

在《后山詩話》中，類似的提法另有：“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所引之文，頗有爭議：“今考其中于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極天下之工，而終非本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后山詩話提要》）對這種說法，古建的反駁有一定道理：“后山為人又頗自負(fù)，至于其出言品評蘇軾詩文之弊，亦在情理之中。而通觀全書，仍以稱道杜甫、蘇黃為旨，雖略有微詞，不過寥寥，尚無傷大體。”（《〈后山詩話〉作者考辨》，《海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4年第3期）

因此，比照“以文為詩”“以詩為詞”，可以類推出“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對屬”，均為某一文體名，其反映的是“對屬”因“文體”的滲透而帶來的新變。那么，“對屬”“文體”，又具體指哪兩種文體呢？

對屬，指詩文中兩句綴成對偶。據(jù)《本事詩》記載，李白醉后，獲唐玄宗之命，寫行樂詩十首。首篇為：“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從全詩看，命辭遣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詩中有對屬，形成詩體之一種律詩。文中頻用對屬，亦形成“文體”之一種四六。

四六，也稱四六文或四六體，乃駢文之一體，因以四字六字為對偶，故名。其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李商隱 《〈樊南甲集〉序》：“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徐樹榖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注》卷九）有時，四六、對屬相連，指稱“四六”：“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赍草示尼堪，尼堪以為未是。金人往來者數(shù)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徐夢華《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未被修改的降表有“一統(tǒng)之基，遽失籓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余。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等四六語。由此可知，“以文體為對屬”之“對屬”，為四六文，或四六體，是以四六文的特征“對屬”借指四六文。

“對屬”是指四六文，而伴隨四六文或駢文的發(fā)展則是對古文的提倡。那么，“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是否會是“古文”呢？

物盛則弊易生，文也如是。當(dāng)駢文盛行時，其華麗的一面，遂為人所詬病：“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旅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wù)乎激揚(yáng)雅訓(xùn)，彰宣事實而已。”（蕭穎士《蕭茂挺文集·送劉太真詩序》）拘于形，則失于實。蕭穎士論文，有貶有崇，其用力批判的“比類”“儷偶”正是駢文所具有的特點(diǎn)。中唐文壇旗手韓愈，延續(xù)此調(diào)，力排駢文，并拈出“古文”一詞，示人所好：“愈之為古文，豈獨(dú)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xué)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于古道者也。”（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第五卷《題哀辭后》）企求“句讀不類于今者”，并非是簡單的詞句革新，而是借詞句的調(diào)整，以期“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昌黎文集校注》第二卷《爭臣論》），也即明儒道，旨在使對辭的關(guān)注遠(yuǎn)離“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偏執(zhí)。而從成效來看，未如所冀：“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dāng)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論文上》）所以，對四六文的改革，有宋仍在接續(xù)。

五代文弊，宋初柳開開始為古文，其后“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xué)者靡然從之，修于是時獨(dú)以古文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穆修傳》）。楊億，字大年，身居高位，詩文尚聲偶，“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jǐn)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博《聞見后錄》卷十六）。又因主持科舉考試，故其文風(fēng)一度成為士人追捧的對象。晚輩歐陽修，厭棄四六，曾自道：“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jìn)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fù)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dāng)作亦不為作。”（李逸安點(diǎn)校《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七《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事實上，歐陽修厭棄駢文，只是對駢文的某些做法有些意見：“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炫博學(xué)，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蘇氏四六》）因此，反對駢文，踐行古文，并非是置駢文與古文于水火不容，而是革駢文之弊，留駢文之精。就創(chuàng)作實踐而言，歐陽修本人更像是一位駢文的革新者：“歐公四六對屬，流轉(zhuǎn)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xué)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fēng)致。”（蔣維鈞輯錄、何焯校正《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八）《宋史·歐陽修傳》亦竭力稱許其文，認(rèn)為“公之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chuàng)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流轉(zhuǎn)變化”，“創(chuàng)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彰顯了歐陽修對文體的突破與變革，如《醉翁亭記》中的“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chuàng)調(diào)也”（吳楚材、吳調(diào)侯《古文觀止》卷十）。所以，“文備眾體”說，應(yīng)當(dāng)包括歐陽修“以文體為對屬”的實驗。

由是觀之，“以文體為對屬”之“文體”，乃為古文。“以文體為對屬”，即以古文為駢文，使原本辨識度清晰的駢文變得模糊起來。這種新變體現(xiàn)的正是對駢文的修正與完善，而不是對駢文的全盤抹殺。“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體為對屬”等文論話語的提出，反映了宋人不忘明辨文體間的新生現(xiàn)象，也折射了宋時文論對文體新變的理論回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