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上海書展上關于旅行和文學的話題之后，8月19日至20日，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來到北京，在中信出版社主辦的兩場活動上與中國學者及讀者探討了“在非洲用葡萄牙語寫作”和“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視角”等文學話題。

米亞·科托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貝拉，葡萄牙人后裔，上大學時加入了領導反殖民戰(zhàn)爭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1975年莫桑比克獨立后，米亞·科托自我選擇留在莫桑比克，以記者為業(yè)，以莫桑比克為自己的國籍。1980年，他再次進入大學攻讀生物環(huán)境學，最終成為生物學家，在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保護方面做出很多貢獻。在文學方面，米亞·科托創(chuàng)作詩歌、小說，也寫作童書。1983年，他的首部詩集《露水之根》問世，1992年出版長篇小說處女作《夢游之地》，2009年出版小說《耶穌撒冷》，2012年出版小說《母獅的懺悔》，三部作品現(xiàn)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譯本。2013年米亞·科托獲得葡語文學最重要獎項卡蒙斯文學獎。目前正致力于歷史小說“帝國三部曲”的寫作，第一部《女人的灰》已由中信大方引進，正在翻譯當中。

在非洲用葡萄牙語寫作

作為用葡萄牙語寫作的非洲作家，米亞·科托創(chuàng)造性地將葡語與莫桑比克的民族性相結合，通過添加詞綴、舊詞合并等方式創(chuàng)造新詞，使非洲口頭語與歐洲葡語詞匯相融合。

關于葡萄牙語與非洲文化和民族性的融合，米亞·科托介紹說，葡萄牙語在來到非洲之前已經(jīng)被其他語言給“污染”了一部分，因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超過400年的時間里被摩爾人占領，所以很多葡語詞匯的詞源來自于阿拉伯語。自15、16世紀葡萄牙往非洲南部航海以來，非洲更南地區(qū)的語言也成為葡語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葡語還受到另一個語言分支巴西的影響，而巴西的葡語又受到非洲黑奴的影響。所以葡語至今仍然是在活躍發(fā)展的語言，非洲有5個說葡語的國家，這些國家的語言都在不斷地碰撞與交流中。

米亞·科托認為，語言背后反映出一定的哲學和世界觀。他曾多次談到，語言在很大程度上能輔助我們去理解世界，運用不同的語言意味著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他介紹說，在莫桑比克，除了葡語之外，還有超過25種的非洲本土語言，不僅這些語言各不相同，其背后的哲學和世界觀也都不一樣。作為一個生物學家，他有時要去鄉(xiāng)下調查，在介紹時說自己從事的與自然環(huán)境相關的工作。但在當?shù)厥褂玫姆侵薇就琳Z言中，并沒有確切的詞對應“自然”和“環(huán)境”，也沒有一種語言有對應“科學家”的詞，而在當?shù)卣Z言的表達中，他們稱米亞·科托為“白人的巫師”。葡語文學學者樊星認為，米亞·科托對詞匯的創(chuàng)新一定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過程，通過運用新語言與歷史對抗，這極大加強了文章的豐富性。另一方面，如果更深入地看，非洲作家的葡語文學創(chuàng)作形成了沒有高低優(yōu)劣之分的多元文化世界觀。

米亞·科托的創(chuàng)作中有很多情節(jié)依靠書信、日記等書面語言呈現(xiàn)，他認為文字是聯(lián)系歷史和記憶的工具。學者嚴蓓雯認為，米亞·科托不僅重視書寫下來的文字，同時也意識到非洲大陸上的語言還包括口頭語言、文化語言以及自然語言，這些語言與非洲大地渾然一體，其中也包括沉默，就如在小說《耶穌撒冷》中，敘述者“我”被爸爸稱為“調試寂靜的人”。沉默可以理解為語言的不足——并不只是一種缺陷或欠缺，同時也能夠揭示出一種具體的不存在。在閱讀米亞·科托的小說時，有時需要觸摸到他語言文字層層疊嶂下面的沉默和寂靜，這同樣屬于非洲文學乃至整個文學的一部分。

身份認同與魔幻現(xiàn)實主義

在寫作中，米亞·科托始終探尋新獨立的殖民大地如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重建民族身份和記憶，同時，其主題又具有廣博的普遍性，涉及女性、移民、記憶、逃離、愛與死亡，與當下世界聯(lián)系緊密，語言充滿詩意。葡語文學學者閔雪飛認為“他不但與文學先師卡蒙斯、佩索阿等共同構成了經(jīng)典葡語文學鏈條，更證明了非洲大陸文學景觀的獨特性；每一步作品他都試圖以獨立于西方文明的姿態(tài)，重新解釋莫桑比克的歷史，尋找非洲大陸的文化身份認同”。

在兩場活動中，米亞·科托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身份多元的看法以及對定義自己和他人身份的謹慎。很多時候，人們會把作家定義為一種身份，“可身份是多元的，我們其實都是游走在不同身份之間”。曾有一位剛果教師在教學中使用了米亞·科托作品的法語譯本，法語譯本中肯定沒有作家照片，這位教師誤以為米亞·科托是黑人，對學生說，米亞·科托的作品體現(xiàn)了他自己，包括他父母、祖先的非洲性，并打電話邀請米亞·科托講授怎樣保持寫作中的非洲性。這讓米亞·科托感到很尷尬。他以此說明，輕易地給一個人的身份下定義是非常輕率的舉動。“即便我不是白人是黑人，也并不一定要天然地跟非洲歷史產(chǎn)生聯(lián)系。莫桑比克就有很多黑人作家更多的是跟現(xiàn)代建立聯(lián)系，而不是跟傳統(tǒng)建立聯(lián)系。”

學者周瓚在米亞·科托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他作為詩人、小說家、生物學家和文化思想者的不同身份。她認為，這種多重身份混合于一體使得米亞·科托對當今世界存在各種的重要問題，如種族文化、文化沖突、人類暴力、環(huán)境問題、性別問題等進行了深入思考。作為殖民者后裔，米亞·科托不是以外來者視角書寫莫桑比克的歷史現(xiàn)實，而是將自身安放在莫桑比克民族的時空之中，通過重視理解種族差異去“超越種族和文化之間的隔膜”，在作品中采取一種更加能動性的對話和交融姿態(tài)，體現(xiàn)了自覺的文化關聯(lián)意識。

美國《紐約時報書評》等稱米亞·科托的作品為“精妙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品，對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歸類，米亞·科托并不認同。之前在上海接受媒體訪談時，他就表達過“魔幻和現(xiàn)實這兩樣東西是一體的，現(xiàn)實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看法。從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到，對非洲人來說，現(xiàn)實就是夢境，幻覺是真實存在的。“我不明白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熏F(xiàn)實跟魔幻對立起來，在莫桑比克土著語言當中沒有兩個詞來講魔幻和現(xiàn)實，而是用一個詞形容混起來的概念。”他認為不必用哲學的眼光來看待現(xiàn)實和魔幻，“從小我們就被教導這個是現(xiàn)實，那個是故事，以及這個故事具有什么樣的現(xiàn)實意義”，但“重要的不是分割哪些是現(xiàn)實的，哪些是魔幻的”，“重要的是了解現(xiàn)實”。

書寫女性 女性書寫

小說《耶穌撒冷》和《母獅的懺悔》中一個重要的寫作角度或線索就是女性。《耶穌撒冷》可看作米亞·科托對莫桑比克父權制批評得最為激烈的文本。小說中的耶穌撒冷只有5個男人和一頭母騾，父親希爾維斯特勒·維塔里希奧是至高無上的家長。而葡萄牙女人瑪爾塔的出現(xiàn)揭示出母親朵爾達爾瑪?shù)乃劳稣嫦啵沟靡d撒冷的建構土崩瓦解。整部小說隱喻著父權制度的失效，作品中的白人女性形象在講述自身經(jīng)驗的同時也對父權制形成挑戰(zhàn)。在《母獅的懺悔》中，作家的思考更深入，小說中以馬里阿瑪為代表的農(nóng)村女性，依然是傳統(tǒng)、父權與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性的訴求依然被忽視。葡語學者閔雪飛認為，《耶穌撒冷》中女性的作用是書寫，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處：一是每章的題記都是女性作家或詩人的作品節(jié)選，二是瑪爾塔的信都是純然的女性書寫。這樣的設置表明，米亞·科托將女性的書寫看做一條自我解放之路，可以終結父權制的殘暴。而《母獅的懺悔》在某種意義上可視作一種女性成長小說，按巴西女學者克里斯蒂娜·平托·費雷拉的觀點，男性成長小說總是以主人公接受既定的價值觀，融入社會而告終；而女性成長小說，總是以女性主人公疏離社會而告終，要么就是死亡，要么就是出走。而獵人阿爾坎如將馬里阿瑪帶出村莊，并不是男性對女性的單向拯救，而是彼此救贖。這個結局包含了馬里阿瑪與獵人阿爾坎如的雙重成長，更像一個烏托邦一樣的愿景。獵人阿爾坎如的形象與作家米亞·科托合二為一，代表愿意推進女性解放事業(yè)，亦即全人類的解放而發(fā)聲的所有人。

作為男性作家，在書寫女性、為女性發(fā)聲的身份認同上，米亞·科托的觀點仍然具有多元性和充滿質疑。作為社會人，他無法對莫桑比克女性地位較低的事實視而不見，會積極參與到推動提高女性地位的斗爭中，為女性做更多爭取。但從作家角度如何切入女性身份、了解女性問題，米亞·科托是有疑問的。在他看來，作家不一定要以政治參與者、政治活動者的身份進行寫作。“每當有人來跟我說，‘您寫的東西很像女性的聲音’，我會把這當作很高的稱贊。但我并不清楚知道這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女性寫作、什么是男性寫作，什么是女性的聲音、什么是男性的聲音。”米亞·科托認為，把女性寫作和男性寫作進行二元區(qū)分也許是虛假的，強調某個作家的作品有女性的聲音或者女性寫作的特質，也許是在強調這種兩分法，而真正應該做的是打破這種二元區(qū)分。

“盡管我從女性的視角進行寫作，但沒辦法取代女性自己的聲音。”米亞·科托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莫桑比克女性作家，但他也覺得有點遺憾，關于女性作家是否應該寫出女性境遇之外的問題。“女性作家大部分主要關注女性生活和境遇，但并不一定要這樣，這有點自我局限，如果女性作家能夠有更廣泛的主題會更好。奈保爾寫了關于非洲的書，但并沒有任何人來質疑他有沒有資格寫關于非洲的書。”這與他之前所說“即使是黑人，也不一定要與非洲歷史天然地發(fā)生聯(lián)系”所持的態(tài)度在本質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