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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熊召政:我與金庸先生的交往
    來源:傳記文學(xué) | 熊召政  2018年08月21日08:17

    我與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與潘先生大約是 1999年相識于北京的一次會議上。那時潘先生擔(dān)任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明窗出版社社長,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來京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在潘先生撮合下,我安排了一個飯局,請金庸先生到一處小胡同里吃了一頓厲家菜。記得參加的人有王蒙、金堅范等,本來還有張賢亮,他臨時有事沒有來成。金庸堪稱武俠小說的大宗師,我極喜愛他的作品。記得 80年代中期,有友人從香港購回《碧血劍》與《射雕英雄傳》送我,我如獲至寶,廢寢忘食一口氣讀完。從此,凡能找到他的作品,我都先睹為快。與他見面之前,我備足功課,想向他討教小說創(chuàng)作的諸多問題,但真的見面之后,才發(fā)覺他是一個謙謙君子,忠厚長者,他不擅長篇大論,且只說眼前的事,倒讓我想問的問題一個也問不出來。但因為這次相見,就算是與金庸先生結(jié)識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會告訴他,他總會抽時間請我吃頓飯。讓我印象深刻的飯局有兩次,一次是“鏞記酒樓”的老板弄了一條很大的鰻魚,請金庸先生去品嘗。金庸先生請潘耀明先生和我同行,那一次赴宴的都是香港名人。還有一次是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請來香港,同時受到他的邀請的還有臺灣老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臺灣遠流出版社社長王榮文等。席間,我們暢談兩岸三地的歷史文學(xué)的寫作。其間,金庸先生鄭重向王榮文先生推薦了我的歷史小說《張居正》,這也是我的臺灣版《張居正》問世的機緣。而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潘耀明先生的力薦,金庸先生讀完了《張居正》,并決定在他的明窗出版社出版。所以說,沒有金庸先生的鼎力相助,香港、臺灣兩種版本的《張居正》,不可能這么順利地在兩地相繼出版。

    此次宴請后的第二天,在潘耀明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訪。這次我們談得較多。他說,他正在修改《碧血劍》,并講到他的武俠小說,其實也是歷史小說。因為他虛構(gòu)的那些人物,其實都活躍在一個真實的歷史時代中。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某個特定的歷史朝代,都會衍生出一段曲折離奇的故事。他雖然寫了那么多令讀者喜愛的俠客武士,但他其實一點也不懂武術(shù)。我說,我碰到一位武林中人,還是某個門派的掌門人,對書中寫到的降龍十八掌情有獨鐘,并言這就是他的門派的獨門秘籍。金庸先生聽了笑了笑,緩緩言道 :“這個降龍十八掌,其實是我編造的。”

    其編造卻成為武林中人奉為圭臬的秘籍,可見金庸對中國武術(shù)的認識與感悟何其獨到。因此,中國武術(shù)界都承認他的大宗師的地位。在談話中,金庸一再強調(diào),他愛好不多,讀書雖廣,但最愛的還是歷史書。他說,《碧血劍》的修改中,多處涉及明史。因《張居正》亦是明史小說,因此,我們談話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問了我一些問題,如萬歷皇帝為何自張居正死后,竟四十年不上朝?萬歷皇帝是不是中國第一個抽“談巴菰”(即香煙)的人?李自成逃離北京撤退南方時,是否有過屠城的行為?《萬歷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將明朝的落后歸結(jié)為沒有用統(tǒng)計學(xué)的數(shù)據(jù)來管理國家,這觀點是否成立?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探討的時間可不算短。最后,他還就《張居正》的寫作問了我一些問題。其中他問到:

    “民間有一些傳說,說張居正與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為小說,你可以寫,但你并沒有寫,你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我說:“這種傳說不足信,盡管有些地方戲曲拿張居正與李太后的艷情說事兒,甚至有“黑心宰相臥龍床”這樣的唱詞,但這是泄憤之語,缺乏根據(jù)。張居正同代人中有兩大政敵對他攻擊猶甚,一個是前任首輔高拱,一個是禮部侍郎王士禎。但是,無論是高拱的《病榻遺言》還是王士禎的《萬歷首輔傳》,都沒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張居正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為實現(xiàn)他的萬歷新政,他竭力維護與李太后及馮保的關(guān)系,他決不會因小失大,對反對者提供口實。當(dāng)然,不可否認張居正喜歡女色,但他以宰輔之尊,并不缺年輕貌美的尤物,他大可不必冒那么大的政治風(fēng)險去和李太后發(fā)展私情。在《張居正》寫作中,我若使用這些不真實的傳說,會降低作品的歷史品格。”

    金庸先生對我的這種寫作態(tài)度表示了肯定和贊賞。臨分手時,他簽名送了我一整套遠流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金庸全集》。那次短暫訪港回來沒幾天,潘耀明先生打來電話,言金庸先生為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我讀張居正》,旋即發(fā)來了他的手稿傳真件。這對于我是一個意外的驚喜。不幾天,這篇文章便在《人民日報》上刊載了出來,在讀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茲后再次訪港,我當(dāng)面向金庸先生表達了謝意,并邀請他訪問武當(dāng)山。他對武當(dāng)山也很向往,在其小說中,不少篇幅都寫到武當(dāng)山。他回答說,適當(dāng)?shù)臅r候,他會上一次武當(dāng)山。那時,到武當(dāng)山既無高鐵,又無機場,從香港乘機到武漢,再換乘小車到武當(dāng),路上最快也得四個多小時,已屆八十高齡的他,確是有些困難。就因為這個原因金庸先生的武當(dāng)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去武當(dāng)已有高鐵與飛機兩種選擇,可是年逾九旬的金庸先生,身體條件恐已不允可了。每念及此,不免心下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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