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與潘先生大約是 1999年相識于北京的一次會議上。那時潘先生擔(dān)任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明窗出版社社長，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來京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在潘先生撮合下，我安排了一個飯局，請金庸先生到一處小胡同里吃了一頓厲家菜。記得參加的人有王蒙、金堅范等，本來還有張賢亮，他臨時有事沒有來成。金庸堪稱武俠小說的大宗師，我極喜愛他的作品。記得 80年代中期，有友人從香港購回《碧血劍》與《射雕英雄傳》送我，我如獲至寶，廢寢忘食一口氣讀完。從此，凡能找到他的作品，我都先睹為快。與他見面之前，我備足功課，想向他討教小說創(chuàng)作的諸多問題，但真的見面之后，才發(fā)覺他是一個謙謙君子，忠厚長者，他不擅長篇大論，且只說眼前的事，倒讓我想問的問題一個也問不出來。但因為這次相見，就算是與金庸先生結(jié)識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會告訴他，他總會抽時間請我吃頓飯。讓我印象深刻的飯局有兩次，一次是“鏞記酒樓”的老板弄了一條很大的鰻魚，請金庸先生去品嘗。金庸先生請潘耀明先生和我同行，那一次赴宴的都是香港名人。還有一次是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請來香港，同時受到他的邀請的還有臺灣老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臺灣遠流出版社社長王榮文等。席間，我們暢談兩岸三地的歷史文學(xué)的寫作。其間，金庸先生鄭重向王榮文先生推薦了我的歷史小說《張居正》，這也是我的臺灣版《張居正》問世的機緣。而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潘耀明先生的力薦，金庸先生讀完了《張居正》，并決定在他的明窗出版社出版。所以說，沒有金庸先生的鼎力相助，香港、臺灣兩種版本的《張居正》，不可能這么順利地在兩地相繼出版。

此次宴請后的第二天，在潘耀明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訪。這次我們談得較多。他說，他正在修改《碧血劍》，并講到他的武俠小說，其實也是歷史小說。因為他虛構(gòu)的那些人物，其實都活躍在一個真實的歷史時代中。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某個特定的歷史朝代，都會衍生出一段曲折離奇的故事。他雖然寫了那么多令讀者喜愛的俠客武士，但他其實一點也不懂武術(shù)。我說，我碰到一位武林中人，還是某個門派的掌門人，對書中寫到的降龍十八掌情有獨鐘，并言這就是他的門派的獨門秘籍。金庸先生聽了笑了笑，緩緩言道 :“這個降龍十八掌，其實是我編造的。”

其編造卻成為武林中人奉為圭臬的秘籍，可見金庸對中國武術(shù)的認識與感悟何其獨到。因此，中國武術(shù)界都承認他的大宗師的地位。在談話中，金庸一再強調(diào)，他愛好不多，讀書雖廣，但最愛的還是歷史書。他說，《碧血劍》的修改中，多處涉及明史。因《張居正》亦是明史小說，因此，我們談話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問了我一些問題，如萬歷皇帝為何自張居正死后，竟四十年不上朝？萬歷皇帝是不是中國第一個抽“談巴菰”（即香煙）的人？李自成逃離北京撤退南方時，是否有過屠城的行為？《萬歷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將明朝的落后歸結(jié)為沒有用統(tǒng)計學(xué)的數(shù)據(jù)來管理國家，這觀點是否成立？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探討的時間可不算短。最后，他還就《張居正》的寫作問了我一些問題。其中他問到:

“民間有一些傳說，說張居正與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為小說，你可以寫，但你并沒有寫，你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我說：“這種傳說不足信，盡管有些地方戲曲拿張居正與李太后的艷情說事兒，甚至有“黑心宰相臥龍床”這樣的唱詞，但這是泄憤之語，缺乏根據(jù)。張居正同代人中有兩大政敵對他攻擊猶甚，一個是前任首輔高拱，一個是禮部侍郎王士禎。但是，無論是高拱的《病榻遺言》還是王士禎的《萬歷首輔傳》，都沒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張居正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為實現(xiàn)他的萬歷新政，他竭力維護與李太后及馮保的關(guān)系，他決不會因小失大，對反對者提供口實。當(dāng)然，不可否認張居正喜歡女色，但他以宰輔之尊，并不缺年輕貌美的尤物，他大可不必冒那么大的政治風(fēng)險去和李太后發(fā)展私情。在《張居正》寫作中，我若使用這些不真實的傳說，會降低作品的歷史品格。”

金庸先生對我的這種寫作態(tài)度表示了肯定和贊賞。臨分手時，他簽名送了我一整套遠流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金庸全集》。那次短暫訪港回來沒幾天，潘耀明先生打來電話，言金庸先生為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我讀張居正》，旋即發(fā)來了他的手稿傳真件。這對于我是一個意外的驚喜。不幾天，這篇文章便在《人民日報》上刊載了出來，在讀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茲后再次訪港，我當(dāng)面向金庸先生表達了謝意，并邀請他訪問武當(dāng)山。他對武當(dāng)山也很向往，在其小說中，不少篇幅都寫到武當(dāng)山。他回答說，適當(dāng)?shù)臅r候，他會上一次武當(dāng)山。那時，到武當(dāng)山既無高鐵，又無機場，從香港乘機到武漢，再換乘小車到武當(dāng)，路上最快也得四個多小時，已屆八十高齡的他，確是有些困難。就因為這個原因金庸先生的武當(dāng)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去武當(dāng)已有高鐵與飛機兩種選擇，可是年逾九旬的金庸先生，身體條件恐已不允可了。每念及此，不免心下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