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初中剛畢業(yè)的我，只身從天涯海角到武漢學習。海南人全世界都有，到大陸來的卻不多。原因是去南洋好賺錢，都跑去國外了。我因作文寫得好，被老師拿到班上念，有了唯有讀書高思想。我是我們那鄉(xiāng)里第一個沖出島，來大陸讀書的人，被認為有出息。

2月的武漢正冷，武昌徐家棚車站地上一層白白鹽似的東西，我問這是雪嗎？人們以驚奇的目光望我這衣衫單薄的熱帶少年。隨著人流上渡輪，那時什么橋都沒有。見到滔滔的長江，我心潮澎湃，激動不已。從小知道長江黃河，見到長江了，海南人沒幾個見過長江。

過江到了漢口粵漢碼頭，一個中年漢子拉人力車過來，問去哪里？我是去投奔堂兄的，掏出寫著“漢正街正永里特一號”的紙條給他看。他翹三個指頭說三毛錢，請我上車。我不好意思坐上去讓他拉，沒上車，只將手里的小皮箱擱車上，跟著他走。

沿江大約走了一個小時，到了堂兄家住的巷子口。我從車上取下小皮箱，給拉車人三毛錢。哪知他說是三塊，而不是三毛。當時武漢一個饅頭三分錢，一個月生活費五六塊錢。我只好給他三塊，還不知道是被宰，以為是話沒聽懂。堂兄跑出去追，可人力車跑得比汽車還快，哪追得上。

應該說是這位人力車師傅第一個提醒我：出門在外，你要當心！

我考入武漢第一師范學校，讀師范不用花錢。我的作文老師又拿來念，同學艷羨的目光使我陶醉。我作文不再滿足于老師念，開始給雜志投稿。自然沒發(fā)表，沒發(fā)表也不氣餒。

1957年畢業(yè)，被分配到小學教書，我越發(fā)醉心于文學。我規(guī)定自己每天讀一個短篇，每星期寫一個短篇，不當作家誓不休。我被文字之美所征服，感到作家無比神秘。當時正值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幫黨整風。我不愛說話，開會不發(fā)言，照說這一關沒我的事。可領導知道我投稿，是筆桿子，交我個任務：你綜合大家的發(fā)言，寫成大字報貼出去。

我盡職盡責，別人意見一提完，我大字報也出來了。意見五花八門，有說工資低的，有說布票少的，有對領導不滿的……大字報一律第一人稱，有的還有文采，還是詩歌，便署名寄去《區(qū)整風快報》發(fā)表，滿足發(fā)表欲。結果可想而知，別人的賬由我還，一頂叫“右派”的大帽子飛來扣頭上。我沒記住人力車師傅的提醒，墮入了深淵。

我和許多“右派”一道，被下放到武昌縣一個叫大清口的地方。不久轉去魯湖農場，不久又轉去東西湖農場，和大作家姚雪垠他們一起，榮幸至今。東西湖農場“右派”數百，又和師范學校的老師見面，有班主任朱傳潤老師、教語文的詹幼馨老師、教地理的葉傳洪老師、總務處的胡光華主任……

有天挖溝，忽然一陣暴雨，工地上堆放許多巨型水泥管子，我從這頭鉆進去，胡光華主任從那邊鉆進來。我叫一聲“胡主任”，他知道是學生，苦笑說：“沒想到在這里見面。”

胡主任1955年“肅反”（反胡風）已挨批，當“右派”順理成章。

班主任朱傳潤老師痛心地對我說：“韓輝光啊！我對你沒盡到責任。”

老師自己都是“右派”，還為學生自責。朱老師教心理學，心善至此。詹幼馨老師卻認不出我了，精神恍惚。他多次念我的作文，多次與我交談，卻對我毫無印象了，可知經過的是怎樣的一場洗禮。葉傳洪老師地理講得很棒，戴寬邊眼鏡，風度翩翩。現在不行了，早晨出工掉進水溝里，成了落湯雞，棉襖滴水，渾身顫抖……

那是個大躍進年代，大煉鋼鐵，深耕密植，干得火熱朝天。卻又陷入饑荒，吃不飽肚子，餓得發(fā)昏。我們連續(xù)挑土32個小時，大年三十在工地上過。每人發(fā)兩個長綠霉的糍粑，硬梆梆。我將綠霉刮掉，當即啃了。不一會兒又每人發(fā)二兩紅砂糖，又白口吃糖，甜得喉嚨發(fā)疼。北風呼呼，雪花飄飄，年便這樣過了。

有天食堂有腐乳賣，那可是超級美味，我午餐放衛(wèi)星，吃了1斤12兩（老秤）米飯。肚子脹得幾乎爆炸，腰不能彎，呼吸困難，以為要死了。每月糧食定量４５斤，每天一斤半，一餐吃掉一天多定量，要幾餐只吃半飽才能補回來。

一見到姚雪垠，我便想投稿。盡管身心俱疲，還偷偷摸摸寫稿寄稿，還有精神支柱。可能是“東西湖農場”地址引起生疑，稿子被退給組織了。領導是個胖子，他把我叫去，上下打量說：“你投稿？你還投稿？你也投稿？……”

我的投稿，被拿到大會上調侃、諷刺與挖苦，右派為什么成為右派？因為有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這般境地還投稿，還想成名成家，可見個人主義之丑陋與頑強。你這是在改造嗎？你也寫文章，還要茅盾巴金干什么？

有一篇稿退到我手里，稿尾有編輯寫的一行字：有一定新意，投稿需組織蓋章。原來投稿需組織蓋章，這是從來不知道的，都白忙活了。這是位好心編輯，叫我白費勁，好人還是有。我至今記得這位不知名的編輯，記得那一行女性娟秀的鋼筆字。

1960年秋，我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懷抱，還回到教師隊伍。以為這下好了，一切已過去，哪知不是這回事，摘帽“右派”還是“右派”，歧視照舊。工作得好好的，1970年又被下放。這回發(fā)配更遠，一家伙把你送去洪湖邊的監(jiān)利縣。

這里到處是水汪汪的農田，一望無邊，唱不出“滿畈稻谷撲鼻香”。我希望是旱地，種棉花芝麻什么的，或像東西湖農場種蔬菜。我不怕農活，但怕栽秧割谷，在魯湖農場光栽秧割谷。不過有一樣勞動浪漫且富有詩意，便是蕩船到洪湖里打草，唱“洪湖水，浪打浪”。

我們燒柴靠從湖里撈出水草，曬干擰成把子。我用竹篙撐船，另個人用兩根綁一起的細竹竿在水中絞草，歌聲悠揚。突然我脫了手，撐船的竹篙插在水里了，水有一人多深。那竹篙是借農民的，不能就這樣丟了。我跳下水向竹篙游去，哪知風浪大，船漂走了。我猛回頭追船，可追不上。

船上的同伴毫無辦法，只一個勁干叫。他手里兩根夾草的竹竿又細又短，無法穩(wěn)住船。這是在湖中央，看不見岸。望著遠去的船，我絕望了，這回真的死了。若問人最后時刻是什么狀態(tài)？自然因人而異。我腦子并沒一片空白，也沒太多留戀，只是想作文害了我，老師要不念我的作文，什么事也沒有。

我力氣已盡，游不動了，正要放棄，船卻突然停住了，在那里等著我。原來是被一片濃密長出水面的草絆住了，沒想我的命還這大。

不怕見笑，還有后福哩！正當六月驕陽似火，望不到邊的稻田一片金黃，就要開鐮割谷時，總部抽調我去縣里搞宣傳，宣傳毛澤東思想。我在小學教音樂，帶了一支笛子下鄉(xiāng)，遠近知道我笛子吹得不錯。就這樣，別人在田里割谷，我在縣里吹笛子。我獨笛子伴奏的小演唱《小姑娘要婆婆》，是個重頭節(jié)目，相當精彩——

小姑娘要婆婆，

爸爸給她找一個，

房子寬，錢又多。

姑娘不答應，

不把話來說。

小姑娘要婆婆，

媽媽給她找一個，

人高大，又漂亮。

姑娘不答應，

不把話來說。

小姑娘要婆婆，

哥哥給她找一個，

愛勞動，生產好。

姑娘紅了臉，

不把話來說。

“紅了臉”——干了，答應了。我是個文學青年，寫了多年的稿子，拿著笛子吹著吹著，噗地笑一下。由于慌亂，沒立即接著吹，伴奏中斷。這是在縣禮堂演出，觀眾有頭面人物。演出出事故，這是政治事件，于是我被遣送回隊。

還是割谷，還挨了斗。有人質問，你為什么把那破笛子帶到鄉(xiāng)下來？不是想逃避勞動又什么？整天“阿哥阿妹”地吹，宣揚封資修。你伴奏笑什么笑？笑勞動人民姑娘傻不是？告訴你，我們勞動人民姑娘就只愛勞動好的，別的都不愛。只有地主與資產階級姑娘才愛房子、錢財和漂亮。

1972年冬，我又回到教師隊伍。1979年“右派”改正，改革開放了，聽說投稿不用組織蓋章了。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小說《淘金夢》發(fā)表在《長江文藝》（1980年9期）上。此時我已40出頭，老都老了，文學才起步。經過二十多年苦戀與艱險跋涉，終見文學曙光，不亞西天取經。

我寫一個武漢人去香港淘金，不堪忍受資本家壓迫剝削，又跑回武漢。當時偷渡潮正洶涌，雜志出口香港，港人看這樣的東西沒人不笑，像我當年吹笛子笑《小姑娘要婆婆》一樣。

有位叫蘇薔的先生，在香港《爭鳴》雜志上發(fā)文《不許虛構香港生活》，說《淘金夢》胡編亂造，根本不了解香港情況，那是為了嚇唬偷渡客。蘇先生還不解氣，還將《不許虛構香港生活》捅到《長江文藝》編輯部。編輯部加“編者按”照發(fā)（1980年11期），表示承當責任。

此時我已調入中學，彭自立校長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性，表揚我立場堅定。不過建議我寫兒童東西，老師搞兒童文學得天獨厚。我也覺得放著熟悉的東西不寫，而去寫根本不了解的香港，鬧了笑話，也有點揚短避長。

于是我轉向兒童文學，寫校園小說。其實老師是天然兒童文學作家，我走了彎路。寫兒童東西和寫成年人東西感覺不一樣，就像和孩子一起和跟大人一起感覺不一樣一樣。在天真活潑的孩子中間，你心花怒放；和幾個大人一起，你什么感覺可能都有，唯獨不會心花怒放。

兒童文學是真善美文學，天天寫真善美東西，不是好人也是好人，而且是件挺快樂的事。好人天天快樂，能不越活越年輕嗎？分別二十年的朋友，見面說我還是老樣兒，問有何養(yǎng)身妙法？我說心情，關鍵是心情，我心情好。

原以為這輩子白活了，沒想到還有今天 。這都歸功于改革開放，改變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改變了國家面貌，而進入了新時代。

這四十年，我靜靜地活了一把，靜靜地教書，靜靜地寫作。不好意思，敝人系高級教師、業(yè)務骨干、武漢市江岸區(qū)人才庫人才；創(chuàng)作獲兩個全國獎、兩個陳伯吹文學獎、兩個湖北省文學獎，還有其他獎。

雖已耄耋之年，我還在兒童文學一線，還在校園里埋頭挖掘小說，希望有發(fā)現有驚喜。兒童文學，校園小說居多。眾多的人在一小塊地方長期反復挖掘，很難有什么發(fā)現與驚喜。我是鄂軍，鄂軍領隊董宏猷老師說“韓輝光先生，兩鬢蒼蒼，小說青青”。我理解“青青”之謂，乃“發(fā)現與驚喜”者也，說明還是有收獲。我準備繼續(xù)挖掘下去，不辜負改革開放大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