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上海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的現(xiàn)代性甚至未來性，同時也呈現(xiàn)出 “東方的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等駁雜性。海派文學也因此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并突出體現(xiàn)為“文學生產(chǎn)與流通一體化”的文學圖景。本書源于一次作家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寫作，試圖借助文學廣告這一盞聚光燈，重新照亮一些文學史空間，從文學原生形態(tài)的意義上展示1930年代的海派文學風景。正如作者所言，一種新的文學史觀照視角仿若一個探照燈，可以重新照亮歷史的某些晦暗的角隅，進而展現(xiàn)一些新的文學風景。

豐子愷的散文集《車廂社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于1935年出版，堪稱滬上出版界當年值得一書的收獲。而同年7月的《人間世》上刊載的《車廂社會》的廣告則更稱得上別致，“消夏新書”四個字，言簡意賅，卻引人矚目，既體現(xiàn)出“良友”的文學趣味，也吻合于《人間世》的辦刊風格。

消夏的方式在1930年代的上海可能花樣繁多。在這本《車廂社會》付梓的同時，豐子愷還寫了一篇《納涼閑話》，三個都市中人從一句“天氣真熱”引發(fā)的天馬行空的閑談，似乎才是最好的消夏方式。但是在炎炎盛夏，打出“消夏新書”的招牌，則可能格外會吸引那些暑熱難當?shù)淖x者。把讀書作為消夏的方式，既新穎別致，又不費什么錢，可能比起從旅游雜志上獲取關(guān)于莫干山的消夏廣告進而去旅游避暑更輕而易舉。而且絕大部分都市人是不大可能去莫干山消夏的，更可行的消夏方式是讀讀充滿豐子愷式的趣味的小品。比起魯迅的金剛怒目式的雜文讀了更加郁熱難當，顯然豐子愷的小品文更適于“消夏”。豐子愷的散文，傳承的是五四閑話風的小品文的精髓，在1930年代更是漸入佳境。在1934年作為“小品年”的文學氣候中，《車廂社會》得到出版界乃至讀者的格外青睞，是很自然的。而以聆聽豐子愷閑話的方式祛暑，也算得上是一種格外有品味的消夏方式吧？

如果帶著消夏的目的在酷暑中翻開這本書，讀者多半會首先翻看集子的最末一篇《半篇莫干山游記》。莫干山以竹、泉、云和清、綠、冰、靜著稱，素享“清涼世界”的美譽，與北戴河、廬山、雞公山并稱為四大避暑勝地。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杭州西子湖畔舉行結(jié)婚儀式之后曾擬上莫干山度蜜月。現(xiàn)代諸多文人雅士也都在此山留過蹤影，郁達夫1917年即有詩詠莫干山：

田莊來作客，本意為逃名。山靜溪聲急，風斜鳥步輕。路從巖背轉(zhuǎn)，人在樹梢行。坐臥幽篁里，恬然動遠情。

如果說，郁達夫是為“逃名”而作客莫干山（盡管作詩時的作者還沒有后來那么大的名氣），豐子愷則缺少類似郁達夫的這種名人的自覺，是現(xiàn)代史上最具有平民氣質(zhì)的文學家和藝術(shù)家。1930年代中期的豐子愷，早已脫離世外桃源一般的白馬湖生涯，闊大了對人間社會的觀察視野，尤其對底層社會保持著關(guān)注，這種關(guān)注，不同于“五四”時期的相當一部分啟蒙者，沒有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而把自己也視為普通人的一員。正如在《半篇莫干山游記》中作者寫的那樣：“據(jù)我在故鄉(xiāng)所見，農(nóng)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碼設(shè)備以外，極少有贅余的東西。我們一鄉(xiāng)之中，這樣的人家占大多數(shù)。我們一國之中，這樣的鄉(xiāng)鎮(zhèn)又占大多數(shù)。我們是在大多數(shù)簡陋生活的人中度著嚕蘇生活的人；享用了這些嚕蘇的供給的人，對于世間有什么相當?shù)呢暙I呢？我們這國家的基礎(chǔ)，還是建設(shè)在大多數(shù)簡陋生活的工農(nóng)上面的。”而《半篇莫干山游記》也與旅游消夏的動機相去甚遠，實際上恰恰相反，游記號稱“半篇”，寫的只是作者去莫干山途中所乘長途汽車因“螺旋釘落脫”而長時間拋錨于“無邊的綠野中間的一條黃沙路上”的情景。作者雖“本想寫一篇‘莫干山游記’，然而回想起來，覺得只有去時途中的一段可以記述，就在題目上加了‘半篇’兩字”。文章記錄的并非莫干山的清涼，仍是拋錨路上的所見所感。

如果說對都市里的讀者來說，欣賞豐子愷的《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游記也算消夏的話，實有如酷暑中吃麻辣火鍋，在汗如雨下中覓得清涼。而如《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散文的精髓實在于為酷暑中的都市人提供一種心境或關(guān)于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穎悟，恰如豐子愷早期的散文《山水間的生活》中所寫：

我曾經(jīng)住過上海，覺得上海住家，鄰人都是不相往來，而且敵視的。我也曾做過上海的學校教師，覺得上海的繁華與文明，能使聰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覺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惡的影響。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

心靜自然涼，豐子愷所謂的聰明的讀者自能從《半篇莫干山游記》中獲得關(guān)于如何才能“消夏”的“暗示和覺悟”：

我和Z先生原是來玩玩的，萬事隨緣，一向不覺得惘悵。我們望見兩個時髦的都會之客走到路邊的樸陋的茅屋邊，映成強烈的對照，便也走到茅屋旁邊去參觀。Z先生的話又來了：“這也是緣！這也是緣！不然，我們哪得參觀這些茅屋的機會呢？”

《半篇莫干山游記》在呈現(xiàn)作者“萬事隨緣”的生活態(tài)度的同時，更值得讀者矚目的是豐子愷觀察社會的作為藝術(shù)家的自覺意識以及作為藝術(shù)家的觀察方式。這種藝術(shù)家的方式尤其表現(xiàn)在豐子愷的散文名篇《車廂社會》中，作者提供著自己對車廂里的人間百態(tài)的洞察，角度既獨特，看法也就因此別致，透露著一個時時留意人生世態(tài)的藝術(shù)家才具有的眼光。文章追溯了作者本人坐火車的三個階段：從“新奇而有趣”到“討厭”，繼而“心境一變”，乘車“又變成了樂事”。 “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后來埋頭看書，最后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第三個階段與其說是看景物，不如說是看“車廂社會”，看眾生百態(tài)，品味“車廂社會里的瑣碎的事”，車廂社會展現(xiàn)的是更加饒有意味的“風景”：“凡人間社會里所有的現(xiàn)狀，在車廂社會中都有其縮圖。故我們乘火車不必看書，但把車廂看作人間世的模型，足夠消遣了。”

這本貌似可用來“消夏”的散文集其實提供的正是足供讀者“消遣”的“人間世的模型”。消夏理念雖然是出版社的一種聰明的營銷策略，但是，豐子愷的這本包含著“人間世的模型”的散文集中所呈現(xiàn)的，卻不盡是莫干山般的清涼世界，而有相當一部分文字內(nèi)斂著火氣與燠熱，很難說適合于消夏。在林語堂主張“閑適”散文觀的時代，豐子愷的小品文，或許不盡符合論語派的理想。譬如在《肉腿》一篇中，作者展現(xiàn)出的是一幅故鄉(xiāng)農(nóng)人踏水的壯觀場景，作者稱之為“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zhàn)”：

從石門灣到崇德之間，十八里運河的兩岸，密接地排列著無數(shù)的水車。無數(shù)僅穿著一條短褲的農(nóng)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間行進，好像閱兵式里的將軍。船主人說，前天有人數(shù)過，兩岸的水車共計七百五十六架。連日大晴大熱，今天水車架數(shù)恐又增加了。我設(shè)想從天中望下來，這一段運河大約像一條蜈蚣，數(shù)百只腳都在那里動。我下船的時候心情的郁郁，到這時候忽然變成了驚奇。這是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zhàn)。火一般的太陽赫赫地照著，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淺淺的河水懶洋洋地躺著，被太陽越曬越淺。兩岸數(shù)千百個踏水的人，盡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陽爭奪這一些水。太陽升得越高，他們踏得越快，“洛洛洛洛……”響個不絕。后來終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陽似乎并不疲倦，不須休息；在靜肅的時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作者繼而發(fā)揮道：“這次顯然是人與自然劇烈的抗爭。不抗爭而活是羞恥的，不抗爭而死是怯弱的；抗爭而活是光榮的，抗爭而死也是甘心的。”這種農(nóng)人 “與自然的劇戰(zhàn)”的場面以及內(nèi)在的抗爭精神恐怕是不十分吻合“消夏”精神的。《勞者自歌》則設(shè)身處地地站在勞動者和農(nóng)人的立場看待問題，甚至作者把自己也同樣看做一個“勞者”。這種“勞者”意識可以催生一種真正的平等主義的立場，使豐子愷的《車廂社會》中由此蘊含著都市人的自我審思的精神。這種自省精神才是在酷暑給都市人的頭腦和身體降溫的最好方式。

（《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吳曉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