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語：

這一組文章專題研討青春寫作，作者根據(jù)在培文杯全國青少年創(chuàng)意寫作大賽組委會今年初舉辦的“培文三人談”第一期的發(fā)言大幅度整理而成。楊慶祥認為，“青春文學”并非是一種年齡的標志，而是洋溢著某種道德的熱情和對整個人類關(guān)愛的偉大品質(zhì)，所有的偉大作品都有一種“青春性”。李宏偉指出：青春文學是唯一由讀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動，主流文學界加以事后追認的文學命名。文珍期盼有一天“青春文學”這個被用舊了的詞被重新擦亮，變成“青春性的文學”。青年學者、青年作家談青春文學，文筆活潑、犀利，有一種可貴的反思意識。

——劉川鄂

1997年，我高三第二學期時，不知道同學從哪里搞來一本校園小說《大一女生》，大家爭先傳看，算是在想象中提前感受一下大學生活，緩解時刻面臨的高考壓力。時至今日，那本日記式喃喃自語的書究竟寫了什么，女主人公初入大學遭遇了什么樣的故事，早已模糊一片，甚至連當初看的究竟是不是這本書，都無法確定，但我仍舊能想起來，書中那霧狀般的無處不在又無法辨明的情緒，以及那情緒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共鳴，并經(jīng)由共鳴而得以釋放。可以說，那是我看到的第一本青春文學作品了，差不多也是作為純粹的讀者，閱讀的唯一一本——盡管那時候，“青春文學”一詞似乎還沒有被創(chuàng)造出來，至少還沒有大行其道。

“青春”毫無疑問是一種發(fā)現(xiàn)，如果不能指認為發(fā)明的話，其勃興為一種全民性的力量與崇拜，成為塑造今日中國面貌的重要概念之一，大概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在國家何往、民族何存的集體焦慮中，有識者痛恨傳統(tǒng)的沉滯、老人的衰朽，由年輕人的激昂、他國文化的激蕩，而歌頌新生的未被改造成型的力量，少年中國的主張固然可以視為這樣的鼓與呼，救救孩子的吶喊也何嘗不可以當成其中一個聲部，延至后來，干脆有名為《青春之歌》的作品直抵一代代人的眼前，引導他們看待一段歷史，反觀自己周遭的一切。但青春與文學緊密結(jié)合，以“青春文學”之名廣為流布，影響所指，不僅僅是制造了紅極一時的文化/文學現(xiàn)象，推出了一批日益成為中堅的文學力量，更是以其命名思路背后的邏輯，潛在地構(gòu)造了之后的文學生產(chǎn)方式與談論路徑，這一切的一切，卻要等到2000年前后了。

很難厘清，究竟是“80后”這個從社會學出發(fā)的概念推動了“青春文學”的流行，還是反之，“青春文學”的紅火尤其是郭敬明、韓寒乃至張悅?cè)贿@幾位當時明星般的青年作家，以其令人咋舌的銷量、疾風暴雨般的粉絲號召力，使得所謂主流文學界已經(jīng)無法忽視，甚至到了不談論都顯得落后、顯得不道德，進而由此，推動了對“80后”一代人的全民性考察與評判。可以確定的是，在當代文學史上可數(shù)的少數(shù)幾個同等能量的文學浪潮中，“青春文學”是唯一由讀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動，主流文學界加以事后追認的，這背后的運作邏輯也是中國文學此前陌生的、基本上輕視的——市場邏輯。

2003年底，我從大學進入作家出版社實習，并于2004年畢業(yè)留下工作至今。因為“青春文學”概念方興未艾與初步呈現(xiàn)席卷市場的態(tài)勢時，我已經(jīng)進入大學，并且受到老師、同學的影響，培養(yǎng)了基本的面向經(jīng)典作品的閱讀趣味，對當代文學的閱讀，也主要追溯到半經(jīng)典化的傷痕、尋根、先鋒為止，最多還有一些新寫實、新生代作品，所以對“青春文學”的熱烈程度并不了解。不過作家出版社從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開始，就與上海《萌芽》雜志社合作，推出一年一度的獲獎作文大選，而韓寒、張悅?cè)灰彩怯勺骷疑缤瞥鲎畛鯉撞孔髌罚⒂纱吮淮蛟斐蔀槭袌雒餍牵虼宋已杆俦谎a上了一課，見識到了一代或者一代半人，用人民幣投票，以購買發(fā)聲的力量。尤其是，當在頭腦里已經(jīng)多少被經(jīng)典化的那些當代作家及他們的代表作或新作直接與“青春文學”作家的作品并置，等候圖書渠道給出訂數(shù)，等候媒體劃定報道版面，而后兩者毫不遲疑地取舍，這種取舍又被市場迅速證明正確，這對任何身在文學生產(chǎn)現(xiàn)場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沖擊。

利潤的力量總是及時又強大，大概也是在2004年左右，所有的出版社與出版商都意識到了，有一代嗷嗷待哺、需要被代言、可以被代入的讀者正在持幣待購。于是，大多數(shù)出版社，不管出版范圍和文學有多大重合度，都迅速成立了專門的青春文學編輯部或者工作室，更不要說自由度極高，隨時可以跟著市場風向掉頭的出版商了。于是，圍繞著新概念作文大賽推出了一批一批的寫作者。于是，娛樂圈最常使用的造星方式，也被挪用過來，以捧小天王、小天后的方式，給大大小小的作者塑出過大的、足夠光彩耀目的金身。但我覺得，哪怕是以最嚴苛的主流文學界標準而言，這樣推陳出新的方式也并沒有什么不好，一大批寫作者能夠繞過他們前輩必然經(jīng)歷的淘汰率極高的漫長揀選，迅速被推到讀者面前，足夠帶來一時文學面貌的更新，也足夠提供一個可能性更高的作者基數(shù)，至于主流文學界如何事后追認、接納這批新生的力量，他們究竟又有多少人能夠走得足夠遠，這一方面是后話，另一方面，任何時代的寫作者、以任何方式出場的新生力量，能走得足夠遠的都是極少數(shù)，不是嗎？

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隨著一代讀者逐步人到中年，一茬寫作者開始各奔東西，更主要的是，隨著市場喜新厭舊的本性暴露得越來越明顯，“青春文學”這個概念開始枯萎，它還會被部分研究者提及，但早已失去了鮮活的購買號召力。出人意料的是，作為與“青春文學”互為倚恃的另一個概念“80后”，卻在主流文學界扎下根來，甚至被飲鴆止渴地擴大化，幾乎成為近年唯一的文學建構(gòu)模式——“代際”。不能簡單地將由“80后”上下推及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這種建構(gòu)方式歸為主流文學界的懶惰，畢竟時間敘事是整個當代中國的普及化敘事，我們都信賴時間，都相信隨著時間推進，必然有更好的局面出現(xiàn)。也許更為根本的是，當評論家、期刊話事人被“80后”及其擁躉展現(xiàn)的力量震驚后，實實在在地體驗到了，再也沒有比時間更強大的敘事，在失語之余，只能縱身于時間敘事的狂歡。更何況，曾經(jīng)在“青春文學”掀起的市場盛宴中飽食過度的出版力量，也逐漸醒過神來，加入到了時間敘事的合唱中來，充當尋找“90后”、“00后”乃至寫作明星的獵手。

但必須意識到，以時間敘事為依托的“代際”建構(gòu)，殺傷力巨大。體現(xiàn)在哪里？或許有兩個事例可以說明。一個事例是，我曾經(jīng)見過一位評論家的年終盤點，他的目光主要放在70后作家的中短篇上，不知道是出于敘述的方便，還是純粹的粗心，出生于1969年的小說家蔣一談被他言之鑿鑿地擱進了“70后”，似乎那一年異常活躍的蔣一談不如此就無法被談論。畢竟，好像也不方便單獨為他劈出一欄“60后”。另一個事例（現(xiàn)象）是，在一些文學活動上，熟絡到一定程度，大家就會互相詢問彼此的出生年份，以此定長幼、便于稱呼的社交功能之外，大體上還能看到作家或者評論家的目光閃動間，據(jù)此將各自劃分到“70后”、“80后”的陣營，在本來都是自己人的場子里，再在心里認同更小范圍內(nèi)的“自己人”。這當然只是兩個表象，但它們說明，隨著“青春文學”與“80后”而擴大化的“代際”的建構(gòu)，已經(jīng)從心智與自我認知的層面產(chǎn)生了廣泛的、絕對說不上積極的影響。對于寫作來說，還有什么比心智、自我認知更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盡管近年開始被廣泛質(zhì)疑，并受到“新傷痕寫作”等新出概念的局部矯正，“代際”建構(gòu)卻回光返照般日益彌漫，成了談論當下中國文學的另一個“無邊的現(xiàn)實”。更有意思的是，這個概念原本來自現(xiàn)場，卻幾乎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了某種既偏執(zhí)又矛盾的揀選標準。比如，市場號召力一度驚人，至今仍舊以新作或IP方式影響著更新年輕人的明曉溪、郭妮等人，幾乎不被主流文學界提及。比如，在中國懸疑文學領(lǐng)域開疆拓土的蔡駿，則被羞羞答答地提及，而且早期還一度被強行劃入“80后”。更別提很長時間被漠視，但是憑借強大的商業(yè)模式，終究自己開辟了一片疆域更為廣大的網(wǎng)絡文學——出于種種原因，網(wǎng)絡文學近年被急速追認，但這種追認更像是只為了達成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契約。

如果說，前述種種都還是因其作品未能達到被奉為圭臬的“文學標準”，而不必提及，那由劉慈欣領(lǐng)銜的科幻文學，卻實實在在是當今文學現(xiàn)場的生猛力量，其釋放的“科幻思維”甚至有隱隱為中國當代文學更新升級的趨勢。如果主流文學界仍舊沉湎于“代際”的時間幻覺，再沒有對應得上的認知方式，難道有一天，我們要這么說：作為60后科幻作家的劉慈欣，是一個時期的高峰，現(xiàn)在讓我們期待“70后”、“80后”、“90后”科幻作家，閃亮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