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青春文學與“青春性”
主持語:
這一組文章專題研討青春寫作,作者根據在培文杯全國青少年創(chuàng)意寫作大賽組委會今年初舉辦的“培文三人談”第一期的發(fā)言大幅度整理而成。楊慶祥認為,“青春文學”并非是一種年齡的標志,而是洋溢著某種道德的熱情和對整個人類關愛的偉大品質,所有的偉大作品都有一種“青春性”。李宏偉指出:青春文學是唯一由讀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動,主流文學界加以事后追認的文學命名。文珍期盼有一天“青春文學”這個被用舊了的詞被重新擦亮,變成“青春性的文學”。青年學者、青年作家談青春文學,文筆活潑、犀利,有一種可貴的反思意識。
——劉川鄂
青春文學這個事情怎么說呢?其實在中國甚至在世界文化的譜系里面,對青年的崇拜是一個很晚近的事情,近代以來,隨著啟蒙運動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才有了“青春”和“青春文化”的誕生。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更常見的是崇老。當然中國文化很有彈性,它在崇老的同時對青年也很贊賞。比如“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但整體上還是一個農業(yè)社會形態(tài)下的崇老文化。倒是當下的文化存在一種偏執(zhí),就是我們會彼此妖魔化對方。比如說年紀大的人說年輕人做事完全不靠譜,不可信任。然后年紀小的人覺得年紀大的人老朽。這個實際上是一種正常的交流渠道沒有建立起來。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青春文學其實有兩次比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時期,另外一次實際上就是2000年以來。但是這兩次的“青春文學”區(qū)別甚大。“五四”那一代人的青春文學,附著于一個巨大變動的社會背景,有鮮明的歷史意識。鳳凰涅槃、娜拉出走之后怎么辦、革命加戀愛等等,涉及到家庭、婚姻、民族、國權、個人建設很多復雜的問題,所以這一股青春文學就變得特別厚重。
舉個例子吧,巴金的《家》,這是當時很典型的青春文學,也是當時的暢銷書。五四那一代作家往往同時身兼數職,既是出版人,又是編輯,又是專欄作家或暢銷書作家,同時還是一個革命者,或者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我覺得那一代人生命存在的狀態(tài)本身比較多元豐富。所以導致他的作品,哪怕他是在一個簡單的維度——比如《家》寫的就是一個離家出走的故事——依然攜帶著很多的意義,里面有很多復雜的內涵。但是2000年以來的青春文學,雖然是我的同齡人寫的,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是瞧不起這些寫作的。我在一段時間基本上沒有受過他們任何影響。
如果抱著研究者的心態(tài)去觀察2000以來的青春文學思潮,會發(fā)現它是一個“虎頭蛇尾”的文化現象。它開始的出發(fā)點是特別好的,比如新概念作文。其目的是為了尋求一種更新的自我表達和書寫的方式,建構一個更有別于我們上一代人的價值觀念,甚至是生活方式,這一點我在《80后,怎么辦》里已經有過詳細的論述。但是我覺得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說得刻薄點就是“爛泥巴扶不上墻”,我們背叛了這一初衷。因為2000年以后中國的歷史變化太大了,尤其是資本的運作,當資本一介入,嚴肅地寫作和嚴肅地表達,就變得困難起來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無奈的事情,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人缺乏頑強的抵抗力。環(huán)境的變化是外因,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有其誘惑。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被媒體和雜志推到時代前臺的那些人,最后都放棄了堅持,一部分人甚至變成了投機者。他們甚至都不愿意留在文學行業(yè)里,因為文學所能帶來的利潤極少,所以他們會去拍電影、開飯店、做APP、做民宿,就是哪個能賺錢就做哪個,把自己拿出來做商業(yè)廣告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太相信某一個時代或者是某一個時間結點上突然有一大幫人,都成為偉大的作家,或者成為很優(yōu)秀的作家,我覺得不會。人類歷史上沒有這種情況出現,未來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最近媒體又在熱炒“90后寫作”,這和當年助推“80后”寫作一樣,都是拔苗助長的行為。沒有經過長時間的錘煉,沒有長時間的觀察,沒有漫長地對生活的感受和經驗,怎么可能一下就出來一個天才?歷史上有特例,但是非常非常少。比如說《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一直是一個公案,到底是不是他寫的?因為大家不相信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能寫出這么好的作品,所以這個是非常少的特例。我記得以前看過一篇汪暉寫的文章,其中講到達芬奇的名畫《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上有一個沒影點,為了找到那個沒影點的準確位置,達芬奇畫了大量的草圖,達芬奇我們都知道是文藝復興的天才,即使這樣的天才,也是經過無窮無盡的刻苦練習和反復失敗之后才獲得那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瞬間。
我覺得這些年中國愈演愈烈的所謂網紅、大資本、打造大IP,幾乎都是反文化的行為。這些打造的是文化工業(yè),文化工業(yè)不等于文化,文化工業(yè)的重點是工業(yè),就是可以為了賺錢copy,可以無限復制,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利潤,跟文化的養(yǎng)成沒有太多的關系。最后會發(fā)現我們的文化工業(yè)越是好,文化越是差。這是我自己的觀察,或者說也是我的偏見。
當然,也確實提供了很多的機會。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機會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亂花漸欲迷人眼,機會太多了,這里去嘗一下,那里去試一下,發(fā)表、出版、變現都那么容易,就沒有人愿意去老老實實從事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了。
目前所有文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心智不成熟。電影、話劇、文學算是比較好一點的。讓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通過媒體和資本的炒作,把他們推到前臺,讓他們來引領一個民族的思考,或者是引領更多的年輕人朝他們的方向努力,這個豈不是很糟糕。魯迅寫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時35歲,他那個時候心智已經很成熟。所以他的作品,我們讀了以后,確實帶給我們思考,提供路徑。現在則讓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或者是一群生意人——甚至還不是做大生意的人,而是做小生意的人——來引領我們思考,用“批發(fā)”的方式來制造所謂的文化和文學產品,這不是文化的邏輯,這完全是商業(yè)的邏輯。我以前寫過一句詩叫做“一個商業(yè)和網紅聯盟的國度是沒有希望的”,重工業(yè)燒烤,輕工業(yè)喊麥,那就沒有什么希望。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文化轉型時期,其實文化承擔著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所以我要批評那些打著文化的旗號做反文化的事情的行為,當然,在目前的語境下,這種批評不影響資本和商業(yè)繼續(xù)去運作他們的“文化工業(yè)”邏輯,但通過這種批評,我們至少應該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東西、有價值的東西。
我一直很欣賞當年明月,他是個暢銷書作家,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曾經在公開的場合說:“《明朝那些事兒》賣得確實好,但是并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歷史著作。錢穆先生的著作,每年只能賣掉幾百冊,但是過了一百年,他每年還能賣幾百冊。但是再過一百年,我的《明朝那些事兒》就不會有人來買了。”這是清醒又警醒之語,但這樣的人并不多。我們很多的戲子或者商人,他們甚至覺得自己就是文化領袖,這是最糟糕的狀況。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活動見到了黃燦然。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翻譯家,我讀了很多他翻譯的作品,但沒想到他那么窮,非常窮。在香港住不下去了,就跑到深圳一個鄉(xiāng)下住。他沒有被資本同化,他一直就認認真真地搞翻譯,那天他在現場說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叫“死后見”。他說現在你根本就不知道哪個作品是最好的,也許寫得最好的作品還沒有出現。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判斷。我贊同他的說法,我自己寫詩,我永遠覺得我下一首詩會超越我前面的那一首,我也不清楚我接下來還會寫出什么樣的詩歌。如果我們僅僅是浮在時代的表面看時代,我們其實是看不清楚的,文學、文化還是需要有恒久的耐心。技術再怎么變化,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所以這就是“死后見”。所以不要以時代的名義來輕易地原諒自己,是你自己不行,就不要說時代的壞話了,這個時代就是這樣,關鍵看你怎么選擇。
回到青春性這個話題上來,我最近把莫言新發(fā)表的一些作品看了一下。我以前一直批評他,覺得寫得不是很好。但現在反而覺得他有很多可取之處。為什么?就是他的“青春性”問題。莫言依然保持著他年輕時候的那種狀態(tài),就是那種固執(zhí),他還是固執(zhí)地寫,固執(zhí)地用他的語言表達,固執(zhí)地寫他們家鄉(xiāng)的那點兒事。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青春性”。青春性就是一條路走到黑,就是瞄準一個方向不管不顧。為什么現在我們真正有質量的“青春寫作”反而少了呢?就是大家都變得善變,因為機會太多了嘛,這條路走不了,走那條路,最后發(fā)現其實你什么路都走不了。
所有的偉大作品都有一種“青春性”,也就是說,“青春文學”并非是一種年齡的標志,而是一種品質,即洋溢著某種道德的熱情和對整個人類的關愛。我們中國人喜歡講《紅樓夢》,《紅樓夢》寫人情世故,但是《紅樓夢》讀到最后我們會發(fā)現是一個很青春的小說,賈寶玉、林黛玉,幾乎都是以一種偏執(zhí)的方式來完成對暮氣沉沉的文化的反對和叛逆,這,其實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