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末初春的一天，我瞪大雙眼傾聽著從宿舍外傳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紅色電波”。塵封10年的高考就這樣在一陣紅色聲波的沖擊中恢復了。

“電波”在我執(zhí)教的中學校園回蕩，我獨自靠著“赤膊”的紅磚墻發(fā)呆，情緒很復雜，欣喜、無奈、不安攪和一起，心事沉沉。窗外萬籟俱寂，我相信舉國上下被耽誤了10年的考生此刻都在凝神屏息傾聽，但他們沒有狂歡，他們的精神早已萬分疲憊。

我拿什么應考？

環(huán)視小屋，除了同事和我的三張床鋪和一只搖籃，幾乎沒什么可贅述的東西。條件十分艱苦，迷你宿舍是學校搭建的臨時小屋，紅磚都是潮濕的。對床住著一位叫陳國君的女教師，帶著小孩和看孩子的母親。十分擁擠不必說，孩子半夜吵鬧也是常事。國君人很寬厚，我們相處一直很好。我是民辦教師，這是我的母校，在這兒我已執(zhí)教兩年，教初中語文。而在此之前，我已在廣闊天地里煉了兩年紅心。高中畢業(yè)了4年，此時我僅21歲。

21歲的我在這間小屋里，從沒有作過海闊天空的非分之想。我的頭腦里除了刷滿流行的政治口號外，剩下的就是泥土似的單純。亂想啥呢？多少個絕頂聰明的才子才女都拍死在沙灘上，多死我一個有什么大驚小怪呢？麻木使我很幸福。每天批完作業(yè)，就擠在人堆里看學校的9吋黑白電視機，像看一本活的小人書。完了，倒頭便睡，同事小孩的哭鬧根本聽不見。

國君第二天就差人來把搖籃和鋪蓋搬回家，每天走50分鐘上班。我的副班主任周老師也不顧自己體弱多病，硬是將我的班主任工作“接”過去。潮濕的紅房子，成了我的“包房”。

早晨，學生三三兩兩打我面前走過，往食堂屜籠里蒸飯，他們木然地淘米加水，仿佛世上并沒發(fā)生與他們有關的事。米飯仍然是我們中學五年中吃得要吐的咸菜飯、醬油飯、蘿卜干飯。這是那時學生的主食，能管住不餓已經很好了，不怕你不吃。高考恢復，改變我們的人生，也改變了這群木然學生的人生，改變整個社會，甚至，這手中飯盒里食物的構成。但當時人們哪能有如此深刻的揣度？

我在食堂喝了碗稀飯墊饑，徑自去辦公室上班。

老師們今天都特早，圍在一起議論紛紛：“幸虧呀幸虧，前兩年，有的學生還學到了點東西。”老師們說的“前兩年”是鄧小平的所謂“復辟回潮”，那段時間，抓了一陣教育質量，此時大家嘴上還不敢明說，但心知肚明。早春時分,春寒料峭，思想和輿論都沒開放，含糊其辭較為安全。但是恢復高考，這聲驚雷，對教師這個鄉(xiāng)村中最敏感的群體來說，讓他們已經感到春天腳步來臨時令人振奮的春訊。膽大的人，敢于壓低聲音豎起大拇指說，老鄧，就是這個。

見我進來，老師們一齊回過頭來。這雖是一群同事，但都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他們看我的眼神總有一種慈愛。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給我打氣：行，你一定行。

我說：“復習的書都沒有。還有，歷史、地理要考，可我們根本就沒有開過課啊。”

“你在學校，還怕找不到一套書？我來幫你覓。”

“陸校長正在找人開會，商量考前輔導。”

“歷史地理沒開課，考得就不會特別難，突擊一下唄。

當天晚上，輔導班立馬開學，平時不茍言笑的陸校長今天也顯得特別激動。他的言語仍然不多，不外乎要大家珍惜機會，丟掉包袱，好好拼搏。但有句話卻說了三遍：“這一天我等了十年了。”這句話，讓我們考生掂出了沉重的歷史使命。

輔導即刻開始，會堂里擠擠挨挨差不多一百多號人，我的頭發(fā)花白的物理老師也在坐。這是一個“幽默”的年代，他與我?guī)缀跏歉概叄鎸ν粋€讀書機會，他是老三屆。另一個則是挺著大肚子的8個月的孕婦，也是老三屆。她的父母曾經夸下海口說：五個子女要培養(yǎng)成十個大學生（媳婦女婿一定得是大學生）。前四個確實都如愿以償，老幺女，卻遇上了特殊時期。而恢復高考，她又遇上“高齡初產”。真正哭笑不得。

整整一個月的輔導，老師們一個個累得不行，他們白天要給學生上課，晚上義務給高考輔導班上課。我也是，白天做教師，晚上做學生。更多的考生是從地里爬起來就上輔導班來。輔導的老師們雖說勞累，但精神亢奮，物理老師講完“三機一泵”，接下來就講些光呀電呀什么的。數(shù)學老師講完對數(shù)函數(shù)，也講些微積分什么的。他們補充的知識實際上我們大部分人聽不懂，我們沒學過，但老師要講，他們講到那些知識點的時候就眉飛色舞地“炫富”一通。

一個月眨眼就過去，這天國君來宿舍找我，叫我把初一的課本給她。我說什么也不好意思給她。她說，這是學校的安排，陸校長的吩咐，你別客氣,趕緊復習。

我的宿舍緊挨在食堂的對面，傍晚的時侯，我發(fā)現(xiàn)食堂早早關門了，原本，食堂的工友總在吃過晚飯后天南海北窮聊一通后才關門打烊，這幾天似乎天天早早收工。我的四周就靜得只有自己的思維了。我的思維在這寂靜的早春中流淌、流淌。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和踏實。我努力地把一個個知識點往里邊扔啊扔，思維之河漫起來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有底氣。我疲憊了，我要睡覺了，當我躺下的時侯我仿佛看到頭頂有無數(shù)雙手為我撐起的一個靜謐溫暖的天空，我就如一個嬰兒在他們呵護下睡去、睡去。

考試了，母親花19元錢給我買了一件卡其大衣，這在當時是無比氣派的。而恰巧考試這幾天江南真的寒風凜冽，氣溫驟降。但事實上，三天考試，我卻把大衣擱在一邊。一直怕冷的我，不知為什么，這幾天暖融融的，答卷十分順利，居然考上微積分和光電學。這樣，沒有什么懸念，我被蘇州大學中文系錄取。1978年陽春，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在打破“文革”設置的所有清規(guī)戒律，不講成分，不講年齡，不講關系，不講婚否，近六百萬考生，同時踏上這條春天的大道，踩著改革開放序曲的鼓點，開學了。

大學畢業(yè)的時侯，是考研究生還是工作，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其時，嘔心瀝血的陸校長已經過世，他是患了絕癥。還有，瘦骨嶙峋穿著漏“豬油”棉襖，在數(shù)學之旅上一路夸著我的蔡老師也走了。國家急需人才，各個崗位都是虛位以待啊，我想，我必須也應該工作了，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這是1982春天，整個社會用熱切的眼神看著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畢業(yè)生的我們。于是，我們攜著自己的一腔熱血，走進了熱浪滾滾的改革開放宏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