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酉:早春新雷
1977年的冬末初春的一天,我瞪大雙眼傾聽著從宿舍外傳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紅色電波”。塵封10年的高考就這樣在一陣紅色聲波的沖擊中恢復了。
“電波”在我執(zhí)教的中學校園回蕩,我獨自靠著“赤膊”的紅磚墻發(fā)呆,情緒很復雜,欣喜、無奈、不安攪和一起,心事沉沉。窗外萬籟俱寂,我相信舉國上下被耽誤了10年的考生此刻都在凝神屏息傾聽,但他們沒有狂歡,他們的精神早已萬分疲憊。
我拿什么應考?
環(huán)視小屋,除了同事和我的三張床鋪和一只搖籃,幾乎沒什么可贅述的東西。條件十分艱苦,迷你宿舍是學校搭建的臨時小屋,紅磚都是潮濕的。對床住著一位叫陳國君的女教師,帶著小孩和看孩子的母親。十分擁擠不必說,孩子半夜吵鬧也是常事。國君人很寬厚,我們相處一直很好。我是民辦教師,這是我的母校,在這兒我已執(zhí)教兩年,教初中語文。而在此之前,我已在廣闊天地里煉了兩年紅心。高中畢業(yè)了4年,此時我僅21歲。
21歲的我在這間小屋里,從沒有作過海闊天空的非分之想。我的頭腦里除了刷滿流行的政治口號外,剩下的就是泥土似的單純。亂想啥呢?多少個絕頂聰明的才子才女都拍死在沙灘上,多死我一個有什么大驚小怪呢?麻木使我很幸福。每天批完作業(yè),就擠在人堆里看學校的9吋黑白電視機,像看一本活的小人書。完了,倒頭便睡,同事小孩的哭鬧根本聽不見。
國君第二天就差人來把搖籃和鋪蓋搬回家,每天走50分鐘上班。我的副班主任周老師也不顧自己體弱多病,硬是將我的班主任工作“接”過去。潮濕的紅房子,成了我的“包房”。
早晨,學生三三兩兩打我面前走過,往食堂屜籠里蒸飯,他們木然地淘米加水,仿佛世上并沒發(fā)生與他們有關的事。米飯仍然是我們中學五年中吃得要吐的咸菜飯、醬油飯、蘿卜干飯。這是那時學生的主食,能管住不餓已經很好了,不怕你不吃。高考恢復,改變我們的人生,也改變了這群木然學生的人生,改變整個社會,甚至,這手中飯盒里食物的構成。但當時人們哪能有如此深刻的揣度?
我在食堂喝了碗稀飯墊饑,徑自去辦公室上班。
老師們今天都特早,圍在一起議論紛紛:“幸虧呀幸虧,前兩年,有的學生還學到了點東西。”老師們說的“前兩年”是鄧小平的所謂“復辟回潮”,那段時間,抓了一陣教育質量,此時大家嘴上還不敢明說,但心知肚明。早春時分,春寒料峭,思想和輿論都沒開放,含糊其辭較為安全。但是恢復高考,這聲驚雷,對教師這個鄉(xiāng)村中最敏感的群體來說,讓他們已經感到春天腳步來臨時令人振奮的春訊。膽大的人,敢于壓低聲音豎起大拇指說,老鄧,就是這個。
見我進來,老師們一齊回過頭來。這雖是一群同事,但都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他們看我的眼神總有一種慈愛。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給我打氣:行,你一定行。
我說:“復習的書都沒有。還有,歷史、地理要考,可我們根本就沒有開過課啊。”
“你在學校,還怕找不到一套書?我來幫你覓。”
“陸校長正在找人開會,商量考前輔導。”
“歷史地理沒開課,考得就不會特別難,突擊一下唄。
當天晚上,輔導班立馬開學,平時不茍言笑的陸校長今天也顯得特別激動。他的言語仍然不多,不外乎要大家珍惜機會,丟掉包袱,好好拼搏。但有句話卻說了三遍:“這一天我等了十年了。”這句話,讓我們考生掂出了沉重的歷史使命。
輔導即刻開始,會堂里擠擠挨挨差不多一百多號人,我的頭發(fā)花白的物理老師也在坐。這是一個“幽默”的年代,他與我?guī)缀跏歉概叄鎸ν粋€讀書機會,他是老三屆。另一個則是挺著大肚子的8個月的孕婦,也是老三屆。她的父母曾經夸下海口說:五個子女要培養(yǎng)成十個大學生(媳婦女婿一定得是大學生)。前四個確實都如愿以償,老幺女,卻遇上了特殊時期。而恢復高考,她又遇上“高齡初產”。真正哭笑不得。
整整一個月的輔導,老師們一個個累得不行,他們白天要給學生上課,晚上義務給高考輔導班上課。我也是,白天做教師,晚上做學生。更多的考生是從地里爬起來就上輔導班來。輔導的老師們雖說勞累,但精神亢奮,物理老師講完“三機一泵”,接下來就講些光呀電呀什么的。數(shù)學老師講完對數(shù)函數(shù),也講些微積分什么的。他們補充的知識實際上我們大部分人聽不懂,我們沒學過,但老師要講,他們講到那些知識點的時候就眉飛色舞地“炫富”一通。
一個月眨眼就過去,這天國君來宿舍找我,叫我把初一的課本給她。我說什么也不好意思給她。她說,這是學校的安排,陸校長的吩咐,你別客氣,趕緊復習。
我的宿舍緊挨在食堂的對面,傍晚的時侯,我發(fā)現(xiàn)食堂早早關門了,原本,食堂的工友總在吃過晚飯后天南海北窮聊一通后才關門打烊,這幾天似乎天天早早收工。我的四周就靜得只有自己的思維了。我的思維在這寂靜的早春中流淌、流淌。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和踏實。我努力地把一個個知識點往里邊扔啊扔,思維之河漫起來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有底氣。我疲憊了,我要睡覺了,當我躺下的時侯我仿佛看到頭頂有無數(shù)雙手為我撐起的一個靜謐溫暖的天空,我就如一個嬰兒在他們呵護下睡去、睡去。
考試了,母親花19元錢給我買了一件卡其大衣,這在當時是無比氣派的。而恰巧考試這幾天江南真的寒風凜冽,氣溫驟降。但事實上,三天考試,我卻把大衣擱在一邊。一直怕冷的我,不知為什么,這幾天暖融融的,答卷十分順利,居然考上微積分和光電學。這樣,沒有什么懸念,我被蘇州大學中文系錄取。1978年陽春,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在打破“文革”設置的所有清規(guī)戒律,不講成分,不講年齡,不講關系,不講婚否,近六百萬考生,同時踏上這條春天的大道,踩著改革開放序曲的鼓點,開學了。
大學畢業(yè)的時侯,是考研究生還是工作,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其時,嘔心瀝血的陸校長已經過世,他是患了絕癥。還有,瘦骨嶙峋穿著漏“豬油”棉襖,在數(shù)學之旅上一路夸著我的蔡老師也走了。國家急需人才,各個崗位都是虛位以待啊,我想,我必須也應該工作了,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這是1982春天,整個社會用熱切的眼神看著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畢業(yè)生的我們。于是,我們攜著自己的一腔熱血,走進了熱浪滾滾的改革開放宏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