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先生是去年12月11日去世的。去年一年中，我的師長親友中離世者甚多，我在辭歲詩里用了一聯“忍看師友登仙列，唯剩詩文作挽聯”，表達我內心的沉痛。丁先生去世后，我也擬就過一副挽聯，想在追悼會上獻給先生，但后來聽先生哲嗣言模兄說，喪事不舉辦追悼會，僅做家庭成員告別，于是我沒有去參加。這副挽聯就一直留在我電腦里。它這么寫的：

追家璧繼小峰，出版新文學傳承真火種

仰秋白尊魯翁，革命舊制度難得純書生

別人看了會怎么想，我不知道。自以為這聯頗能夠傳達出我對先生的理解。30多年前，我與言昭合作寫過一篇文章，論述丁先生的編輯生涯。通過尋查文獻資料，我心目中的丁先生變得豐富起來。他不僅是一位文化領域的資深干部，更是一位終生鐘情于新文學的學術前輩、出版大家，尤其在出版研究瞿秋白、魯迅以及左翼文藝期刊資料方面，堪稱獨步。上世紀80年代，他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以前還當過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作為一位忙于會山文海的行政干部，他參加學術活動的機會并不多。但是一旦進入了他的研究領域，立刻就展露出學術鋒芒。我有過兩次間接的經驗，現在大約也無人道及，我舉出來隨便說說：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有個檔次很高的文學大辭典的編撰組舉辦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丁先生參加了，他僅僅就殷夫和其他左翼文藝運動的條目，提出了十多處資料有誤的地方，都是道人所未道，語驚四座。這是當時主持現代文學辭目的樊駿先生告訴我的。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一家出版社推出一套現代作家印象的叢書，邀了丁先生主編一本瞿秋白印象集，后來與策劃叢書的朋友聊天時，他感嘆說，到底是老一代學者，編撰資料一絲不茍，沒有見過這么嚴謹的學者。他指的就是丁景唐先生。丁先生著述不算很多，但是他的態(tài)度認真和質量把關，是出了名的，從他手里出來的書籍，都大方古雅，正正派派，錯字、或者不規(guī)范的用法，都微乎其微。這方面他有過教訓。我記得一次閑聊時，聊到了書籍出版普遍存在的錯字現象，他感慨地告訴我：“真是無錯不成書啊，上世紀60年代初印《毛選》第四卷，層層把關，反復校對檢查，總以為萬無一失了。偏偏在機器開印時，一粒灰塵落進去，又偏偏落在‘百萬大軍’的‘大’字上面，變成了‘犬軍’，結果就是嚴重政治事件了。”丁先生為人拘謹，從來不會開這類政治玩笑，他所說的事情，應該是屬實可信的。這也是他在工作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一絲不差的習慣之來由。

丁先生在出版領域最重大的貢獻是在上世紀60年代搜集出版了左翼文藝期刊資料，把一些零零星星的左翼文藝期刊小報都集中影印出來，為后人研究左翼文藝提供了最全面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期刊資料在上世紀30年代白色恐怖下都屬于地下非法出版物，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嚴厲查禁，有的只出了一二期就被查禁，有的就如街頭小報，一兩張紙而已。但零碎的紙張里刊印著重要的文化信息，魯迅許多文章都是初刊于這樣的小報里。隨著時間推移，這類破碎紙張極容易損壞遺失。丁先生搜集左翼文藝的珍貴文獻資料，主要依靠了藏書家瞿光熙和謝旦如兩位先生。謝旦如在左翼文藝史上頗有名望，曾經掩護過瞿秋白，這些暫且不說；瞿光熙先生曾被稱為僅次于唐弢的現代文學藏書大家，他收藏的某些孤本可能還超過唐弢。瞿光熙死于1968年。新時期以后，丁先生出版了瞿光熙的遺著 《中國現代文學史札記》，還特意寫了一篇序，紀念瞿先生。30多年前，丁先生把這本書送給我，特意說：“這篇序我是很用感情寫的，瞿光熙是個真有學問的人。你要好好讀這本書。”果然，我從這本書里吸收了很多精辟見解，并且融化到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去。

丁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他在以前的工作中，最尊敬的人有三個，他很想逐一寫文章表達他內心的敬意。第一個就是瞿光熙先生，另外兩個，是趙家璧和李小峰，這兩位都是新文學史上名聲顯赫的出版家，晚年也都在丁先生主持的出版系統(tǒng)工作。丁先生對兩位前輩的敬重，顯然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同情，而是他們在年輕時代都曾經叱咤風云，為傳承新文學精神作出過重要的貢獻。李小峰身為北大的學生，親炙于周氏兄弟，后來創(chuàng)辦北新書局，也是圍繞了二周以及新文學名家的著作出版，可以說是魯迅前期最信任的出版家；而趙家璧又是魯迅晚年很信任的青年出版家之一。趙家璧以編輯新人的身份主持出版 《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新文學的十大元老都加盟其事，既是現代文學史上難得的盛舉，也是現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話。丁先生對此心向往之。當他主持上海文藝出版社工作后，就策劃了編輯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續(xù)編的計劃。這項計劃，是將中國新文學作品分作五輯書系，第一輯是重印趙家璧先生主編、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出版的1917－1927年第一個十年作品集，第二輯接著編輯 1928－1937年的作品集，第三輯編輯 1938－1949年的作品集，第四輯編輯1949－1976年的作品集，第五輯編輯1978－2000年的作品集。這套工程浩大的叢書，幾乎耗費了近20年的時間，由文藝出版社幾代領導編輯、以及幾代作家學人共同努力完成的。丁先生是首倡者，他親自主持了第二輯大系的編輯，并且自己還負責編輯資料卷。叢書體例、編輯原則（如必須收錄作品的初刊本）、編輯形式（如請名家作序并主持分卷主編等）都嚴格繼承了第一輯的原則。為此，他奔波于京滬兩地，走訪了葉圣陶、巴金、夏衍、聶紺弩等新文學大家，這個出版工程得到了廣泛支持。正因為丁先生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為編輯出版這套叢書打下厚實的基礎，才可能有20年以后的最后輝煌。

從學習、研究魯迅、瞿秋白兩位新文學偉大旗手出發(fā)，從編撰作家年譜、搜集出版左翼文藝期刊文獻出發(fā)，丁先生在自己的工作范圍里，勤勉地勞動著、耕耘著，一點一滴地打下了新文學研究的龐大基石，推動了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丁先生早年從事學運，一步步走上革命的實踐道路。他寫過新詩，編過文藝刊物，搜集過民間歌謠，培養(yǎng)過青年作家，后來從事黨的文化管理工作。丁先生作為一個出版單位的主要領導干部，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運動中也是面對了各種考驗。丁先生青年時代就參與地下黨的活動，對革命險境不是初打交道，他在生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由他來主持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出版工作，既要推動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又要掌握好政策的分寸，保證不翻船，這對于別的知識分子領導干部可能會覺得很難，但對丁先生來說，雖是如履薄冰，依然從容不迫。我隨便舉兩樁事來說明這種情況，這些事都是發(fā)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

一件事是南京大學許志英教授編的《周作人早期散文選》的出版，這大約是新時期以來第一次出版周作人的散文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那是非常吸引眼球、也會引起極大爭議的一本書。作為李小峰的私淑者，丁先生不會不知道周作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但是出版時遭遇到的阻力也是可以想見的。關于這本書的出版，聽說是幾經反復，最后是許志英教授的序文（正面評價周作人的）被刪掉，但周作人早期非常有戰(zhàn)斗力的文章還是正式與讀者見面了。我那時大學畢業(yè)不久，從這本書中獲得了極大的營養(yǎng)，打開了研究視野。但是許教授作為編者當然是有意見的，當時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中也有對丁先生的非議，覺得他膽小怕事，但恰恰是丁先生，采取了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保證了周作人著作的出版。

還有一件事，我記憶猶新。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胡風冤案的平反工作也在陸陸續(xù)續(xù)地進行中。文藝出版社率先重版曹白的散文集《呼吸》，那是胡風提議的，賈植芳先生有一個以前的學生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當編輯，好像是通過這樣的關系把《呼吸》正式印了出來，里面還載有胡風當年為這本書寫的序言。這在外人看來，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圈內人知道，這是胡風冤案平反后，能否出版他們的著作的一個信號。青年木刻家曹白早年與魯迅有過親密接觸，后來又參加了新四軍，彭柏山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曹白在抗戰(zhàn)時期寫了許多介紹江南新四軍抗戰(zhàn)的散文，主要是通過胡風主編的《七月》與讀者見面的，后來這些文章結集為《呼吸》，收入《七月文叢》出版。這本書與胡風有密切的關系。1949年以后，曹白既不發(fā)表文藝作品，也不創(chuàng)作木刻，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干部。1955年的胡風冤案沒有牽連到他，歷次政治運動也沒有牽連到他。這次胡風他們集體推薦 《呼吸》的出版，并且載有胡風的序文，都是含有試探性的。這本書在上海文藝出版社順利出版，似乎給了胡風及其朋友們一點希望。緊接著賈植芳先生和他的學生又計劃出版胡風在東北解放區(qū)寫的人物特寫 《與新人物在一起》，但是這本書的選題就遇到了困難，最后擱淺，可能是丁先生在這個選題上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這件事曾引起過賈先生的抱怨，在賈先生與胡風等人的來往信件上，提到過這件事。我當時也只是以為丁先生比較謹慎而已。但是最近讀到丁言昭寫的她父親的傳記故事，其中寫到，因為1955年彭柏山受到胡風冤案的牽連，丁景唐也受到停職檢查和大會批判，然后，作者寫道：“這一年的遭遇，使他的思想和生活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首先，他本來是十分自信的人，自認為掌握黨的政策，理解黨的理論既快又準，吃得透，用得穩(wěn)，不料一個‘比較穩(wěn)重’的意見卻招來一場大波，被無限上綱上線，雖然有幸未及‘沒頂’，那一份理論自信還是平實下去了……此后，丁景唐在處理日常事務工作時，日趨具體和慎重，一改過去那種勇于兼顧各方面的能力展現，集中于本職、本份工作 。”讀到這里，我才明白了前面那件事的真實原因，1955年丁先生也是一個受牽連者，付出過慘痛代價，這才使得他處理《與新人物在一起》的選題時心有余悸，他這種謹慎態(tài)度在當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丁先生多次與我講過，上世紀60年代中，他因為搜集出版左翼文藝期刊資料，被批為上世紀30年代文藝黑線人物，那些辛苦搜集來出版的期刊都被堆放在出版局的辦公樓里燒毀，火焰把辦公樓的地板都燒壞了。現在，我坐在電腦前寫這篇文章時，耳邊還會響起丁先生講述這些經歷時，用寧波話爆出一句：“活靈嚇出！”

正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我覺得，在上世紀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剛剛展開之時，丁先生是具有較高的掌握政策、理解政策的能力和水平的，他主持的上海文藝出版社能夠有理有節(jié)地推出 《呼吸》《周作人早期散文選》等作品，還有如最初結集出版青年右派作家的代表作《重放的鮮花》，都是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有力地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我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氛圍下一步步受到啟發(fā)，決定了自己以后的成長道路。這是我尊稱他為“革命舊制度難得純書生”的理由，也是表達我對丁先生以及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由衷的感恩之言。

丁先生晚年，因為病，長期住在華東醫(yī)院。可能有些寂寞，每次去看望他，他總是表現出非常快樂的神態(tài)。我，還有王觀泉夫婦、張安慶等幾個，總是相約去看望他，有時還在一起聚餐。有一次，丁先生過九四大慶，他在梅園邨酒家設宴，招待許多朋友，并且做了一個即興的發(fā)言，略述他與幾位同輩老人的交往過程。那天，畫家富華當場揮毫作畫，其他人題詞助興，盡興而返。后來韋泱兄作《癸巳雅集》記錄盛宴經過，我寫了一首《題韋泱〈癸巳雅集〉并序》如下：

癸巳五月十三，丁公景唐先生設宴梅園邨，邀請老友相聚。席中公為尊長九秩有四，富華老米壽，蔡耕老、觀泉先生和夫人魯秀珍女士都年過八軼，可謂壽星聚會。丁公與觀泉先生訂交甲子，與蔡、富兩老訂交四十年，可謂香澤流芳。余等均為后輩，舉杯齊頌仁者長壽，情誼長存。近日讀韋泱兄 《癸巳雅集》記錄盛宴，深感不可無詩，特作續(xù)貂之舉，以娛大方。有詩為贊：

丁公藹藹盛華筵，南極群仙鶴鹿緣。夫子觀泉彌益壯，魯姨酣酒晚霞連。蔡翁矍鑠齖猶健，富老龍蛇腕若翩。一路風霜追理想，且留頭顱念前賢。我今獻賦歌仁者，未及擎杯已忘年。

詩中一句“且留頭顱念前賢”，“前賢”即指魯迅瞿秋白，這是這批老人共同的話題。轉眼間4年過去了，2017年，王觀泉夫婦和丁先生都已經作古，半年以后，我再重新抄錄這首詩，內心不勝唏噓。

2018年7月12日于魚焦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