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岳縣船形村羅漢堂五代千佛巖 袁蓉蓀/圖

2015年冬天，四川攝影家袁蓉蓀在甘肅麥積山懸空棧道上拍攝華嚴三圣大佛，高聳入云的3尊大佛垂直于山崖，他獨自緊倚欄桿，半身懸在空中，把手中沉重的相機盡量伸向欄桿外盲拍。“冰天雪地，寒風凜冽，拍攝幾張后，我的手已沒有知覺。 ”袁蓉蓀說。

十余年里，他跋山涉水，從一開始以“到此一游”的心態(tài)拍攝中國佛教石窟，到后來癡狂地堅持，時常冒險拍攝，“有驚無險是常事” ，拍攝了國內所有可以查訪到的石窟。他走訪了有石窟造像的15個省、自治區(qū)70多個市、縣，拍了上千處石窟造像點。就安岳一個縣，他就走了30多處地方的石窟，拍攝了分布全縣的680多個窟龕。他的“空谷妙相”個人影展近年來多次展覽，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中國古代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歷經千年綿延開鑿，在中國大地留下數不盡的石窟文化遺跡。“僅巴蜀各地的古代石窟寺和石刻就有8032處，其中四川5973處，重慶有2059處，絕大多數都是佛教造像。 ”袁蓉蓀說，許多地方的石窟尋訪非常不易，保存現(xiàn)狀與形式也不盡相同，所以在拍攝中他也相應地采取多種表現(xiàn)形式——單純以影像文檔形式記錄石窟造像本身的形制特點，或注重古代石刻歷經滄桑與歲月時空交融呈現(xiàn)的藝術之美，或拍攝石窟造像和百姓眾生在一起自然和諧的勞動生活場景等。他鏡頭里的石窟，展現(xiàn)的是人與石窟造像的環(huán)境生活，有著鮮明的時代感和當代性。

尋訪并拍攝石窟其中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對于這樣一個浩大的拍攝題材來說，一般都需要大量經費來支撐。但是，沒有經費怎么辦？袁蓉蓀的拍攝沖動讓他忘記了前方的不確定， “自己認定的事該干還得干” 。他自己開車，簡單生活，靠過去從事設計的積蓄和一些稿費收入，以及為一些刊物拍攝文化選題時獲得的一點差旅費，來維系著這些年來對中國石窟的尋找與拍攝。

甘肅天水市麥積山隋代華嚴三圣 袁蓉蓀/圖

“開始那些年，家人也不理解，一聽說我又要出門下鄉(xiāng)就有意見。當然，安全方面的擔心更多一些。后來見我執(zhí)意如此，也被我的艱辛執(zhí)著感動了，漸漸地從‘理解我’到‘支持我’ 。這件事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且必須要做的。 ”袁蓉蓀說。家人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多少次為了拍攝，袁蓉蓀都身處險境。由于石窟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和拍攝角度的需要，一些石窟的拍攝難度很大而且有較大的危險性。但是為了更好地呈現(xiàn)希望拍攝的內容，袁蓉蓀往往會盡最大的力量去尋找最佳拍攝角度。 “我有時登高，甚至攀崖，在自己認為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時常冒險拍攝，有驚無險是常事。 ”回想起當年在營山縣透明巖拍攝懸崖絕壁上的一龕唐代造像，袁蓉蓀還是非常后怕。他說：“當時只能站在萬丈深淵邊的石欄桿上，依靠文物管理員、出家僧人幾個人，一起合力抱緊我的雙腿，拉著我腰間的皮帶才完成。 ”

這些偏僻山野里的文物管理員、出家僧人是袁蓉蓀拍攝的好幫手。“他們的眼神是和善堅定的。 ”袁蓉蓀說，這些石窟守護人通常就是附近的村民，為了看護好這些石窟造像，拿著非常微薄的工資駐守山中，往往一干十多年，盡心盡力地保護著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路尋覓，一路記錄。這條“孤獨的路”走得越多，袁蓉蓀越發(fā)安靜從容；拍攝越多，他越是驚嘆于中國石窟藝術的璀璨輝煌，折服于古人虔誠心下綻放的工匠精神的偉大。“六祖慧能頓悟禪法，以‘一念悟時，眾生是佛’開示世人，智慧詮釋了佛與人的關系，佛即眾生，眾生皆佛，佛就在蒼生百姓間。久遠的石刻造像與今日的男女老幼相遇一起，相融一起，春山回望，讓我感到人心深處對‘精神家園’的需要和尋求。為了精神的回歸，在短暫人生中能夠做更有意義的事。 ”他說。

未來，袁蓉蓀會再出發(fā)。他系統(tǒng)地梳理了石窟文化自絲綢之路傳播進入中國的脈絡歷程。藉此，他有了繼續(xù)拍攝佛教石窟溯源之旅的心愿——他計劃拍攝沿著佛教東漸進入中國新疆之前在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留下的佛窟遺跡，一方面留存一套較為完善的石窟影像文檔，為嘗試進一步做佛窟學術研究留下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從影像藝術的角度去創(chuàng)作發(fā)現(xiàn)“佛窟歷史上的朵朵蓮花” ，使石窟文化藝術得到大眾更多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