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家袁蓉蓀十年如一日拍攝中國佛教石窟 “折服于虔誠心下綻放的工匠精神”
四川安岳縣船形村羅漢堂五代千佛巖 袁蓉蓀/圖
2015年冬天,四川攝影家袁蓉蓀在甘肅麥積山懸空棧道上拍攝華嚴三圣大佛,高聳入云的3尊大佛垂直于山崖,他獨自緊倚欄桿,半身懸在空中,把手中沉重的相機盡量伸向欄桿外盲拍。“冰天雪地,寒風凜冽,拍攝幾張后,我的手已沒有知覺。 ”袁蓉蓀說。
十余年里,他跋山涉水,從一開始以“到此一游”的心態(tài)拍攝中國佛教石窟,到后來癡狂地堅持,時常冒險拍攝,“有驚無險是常事” ,拍攝了國內所有可以查訪到的石窟。他走訪了有石窟造像的15個省、自治區(qū)70多個市、縣,拍了上千處石窟造像點。就安岳一個縣,他就走了30多處地方的石窟,拍攝了分布全縣的680多個窟龕。他的“空谷妙相”個人影展近年來多次展覽,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中國古代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歷經千年綿延開鑿,在中國大地留下數不盡的石窟文化遺跡。“僅巴蜀各地的古代石窟寺和石刻就有8032處,其中四川5973處,重慶有2059處,絕大多數都是佛教造像。 ”袁蓉蓀說,許多地方的石窟尋訪非常不易,保存現(xiàn)狀與形式也不盡相同,所以在拍攝中他也相應地采取多種表現(xiàn)形式——單純以影像文檔形式記錄石窟造像本身的形制特點,或注重古代石刻歷經滄桑與歲月時空交融呈現(xiàn)的藝術之美,或拍攝石窟造像和百姓眾生在一起自然和諧的勞動生活場景等。他鏡頭里的石窟,展現(xiàn)的是人與石窟造像的環(huán)境生活,有著鮮明的時代感和當代性。
尋訪并拍攝石窟其中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對于這樣一個浩大的拍攝題材來說,一般都需要大量經費來支撐。但是,沒有經費怎么辦?袁蓉蓀的拍攝沖動讓他忘記了前方的不確定, “自己認定的事該干還得干” 。他自己開車,簡單生活,靠過去從事設計的積蓄和一些稿費收入,以及為一些刊物拍攝文化選題時獲得的一點差旅費,來維系著這些年來對中國石窟的尋找與拍攝。
甘肅天水市麥積山隋代華嚴三圣 袁蓉蓀/圖
“開始那些年,家人也不理解,一聽說我又要出門下鄉(xiāng)就有意見。當然,安全方面的擔心更多一些。后來見我執(zhí)意如此,也被我的艱辛執(zhí)著感動了,漸漸地從‘理解我’到‘支持我’ 。這件事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且必須要做的。 ”袁蓉蓀說。家人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多少次為了拍攝,袁蓉蓀都身處險境。由于石窟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和拍攝角度的需要,一些石窟的拍攝難度很大而且有較大的危險性。但是為了更好地呈現(xiàn)希望拍攝的內容,袁蓉蓀往往會盡最大的力量去尋找最佳拍攝角度。 “我有時登高,甚至攀崖,在自己認為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時常冒險拍攝,有驚無險是常事。 ”回想起當年在營山縣透明巖拍攝懸崖絕壁上的一龕唐代造像,袁蓉蓀還是非常后怕。他說:“當時只能站在萬丈深淵邊的石欄桿上,依靠文物管理員、出家僧人幾個人,一起合力抱緊我的雙腿,拉著我腰間的皮帶才完成。 ”
這些偏僻山野里的文物管理員、出家僧人是袁蓉蓀拍攝的好幫手。“他們的眼神是和善堅定的。 ”袁蓉蓀說,這些石窟守護人通常就是附近的村民,為了看護好這些石窟造像,拿著非常微薄的工資駐守山中,往往一干十多年,盡心盡力地保護著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路尋覓,一路記錄。這條“孤獨的路”走得越多,袁蓉蓀越發(fā)安靜從容;拍攝越多,他越是驚嘆于中國石窟藝術的璀璨輝煌,折服于古人虔誠心下綻放的工匠精神的偉大。“六祖慧能頓悟禪法,以‘一念悟時,眾生是佛’開示世人,智慧詮釋了佛與人的關系,佛即眾生,眾生皆佛,佛就在蒼生百姓間。久遠的石刻造像與今日的男女老幼相遇一起,相融一起,春山回望,讓我感到人心深處對‘精神家園’的需要和尋求。為了精神的回歸,在短暫人生中能夠做更有意義的事。 ”他說。
未來,袁蓉蓀會再出發(fā)。他系統(tǒng)地梳理了石窟文化自絲綢之路傳播進入中國的脈絡歷程。藉此,他有了繼續(xù)拍攝佛教石窟溯源之旅的心愿——他計劃拍攝沿著佛教東漸進入中國新疆之前在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留下的佛窟遺跡,一方面留存一套較為完善的石窟影像文檔,為嘗試進一步做佛窟學術研究留下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從影像藝術的角度去創(chuàng)作發(fā)現(xiàn)“佛窟歷史上的朵朵蓮花” ,使石窟文化藝術得到大眾更多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