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具辮發(fā)青銅人頭像

壹.三星驚現(xiàn)——古蜀文明的高峰

過去，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只講黃河流域由龍山時代到夏商，20世紀70年代擴展到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長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guī)X文化擴展到吳越、荊楚等。而80年代成都平原上的考古發(fā)現(xiàn)，使人們的眼界大開——原來，長江上游的蜀地在四千多年以前業(yè)已完成了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過渡。當然，發(fā)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但文明的曙光已經(jīng)從成都平原放射出來。而這個突破正是從廣漢三星堆的考古發(fā)現(xiàn)開始的。

1929年四川廣漢市真武宮發(fā)現(xiàn)玉石器，1933年正式考古發(fā)掘，1980年開始廣漢三星堆遺址發(fā)掘，特別是1986年三星堆一、二號器物坑的相繼發(fā)現(xiàn)，使成都平原中心地區(qū)一種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面貌逐漸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三星堆文化是一種高度發(fā)達的青銅文化，它源自中原青銅文化但又有濃厚自身文化特質。廣漢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銅器中除中原文化常見的尊、罍、瓿、壺、盤等，還有許多極具地方特色的銅像飾，這些銅像飾是中國迄今發(fā)現(xiàn)的種類最豐富、體態(tài)最高大、年代最久遠的青銅群像。包括凸目人面像、跪坐人像、大型帶座立人像、小人像、帶有金面具的人頭像、各式頭像、人形神像等，另外還有爬龍柱形器、人面像鳳鳥飾、鳥形飾、虎形器、蛇形器、獸面具、神樹等等。這些出土文物造型奇幻、神秘怪誕、大氣恢宏、內涵豐富，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即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世界第九大奇跡”，其歷史、文化、科學價值可與同時期北緯30度上的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等世界古文明相媲美。

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時期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商，大致反映了四川古史傳說中的柏灌、魚鳧兩個王朝的歷史與文明。根據(jù)文獻記載，在蒲卑以前統(tǒng)治蜀地的古族是魚鳧。關于魚鳧，史籍記載較少，僅《蜀王本紀》有“蜀之先王名蠶叢，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魚鳧。此三代九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以及“魚鳧王獵至湔水，便仙去，今廟祀于湔”等寥寥數(shù)語。而魚鳧之前的柏灌、蠶叢等古族，由于歷史久遠，史跡幾乎難以尋覓。對浩渺歷史典籍傳說的索隱鉤沉，再結合重要的考古遺跡遺物的二重證據(jù)法，雖不能完全解釋所有的歷史謎題，卻是我們無限接近歷史真相的最科學、最有效的途徑。

《華陽國志·蜀志》載蜀之先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在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還有一個名為燭龍或燭陰的大神。燭龍與蠶叢都是蜀人原始宗教中的尊神。燭龍是開辟神話中的天神，蠶叢是祖先崇拜中的祖宗神。蜀人的天神燭龍和祖神蠶叢都是以“縱目”而聞名，蜀人的族名“蜀”又是以目大而著稱。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正是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縱目”“凸目”“大目”等各類銅像飾。在三星堆遺址中，還發(fā)現(xiàn)了古城墻，兼有堤防、防御、營建宮室與祭祀神壇等多重功能；信奉以天神、祖靈、神樹為中心的“泛薩滿教”，以青銅尊、罍和玉石璋、璧、琮為祭器，有政教合一的君主或大祭司等。三星堆遺址的發(fā)現(xiàn)，是古蜀族由蒙昧狀態(tài)走向文明高峰的實物見證，也使古蜀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顆璀璨絢爛的瑰寶。

古城、古國、古文化，作為具有高度文化因素的早期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如同“天外來客”，吸引了無數(shù)考古人的苦苦探索。尋根溯源，慎終追遠，也是考古人與生俱來的情懷。經(jīng)過幾代考古人苦苦尋覓，在成都平原發(fā)現(xiàn)的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寶墩文化”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為尋找三星堆文明的源頭提供了諸多的蛛絲馬跡。接近半個世紀過去，三星堆古蜀國何以產(chǎn)生？又何以突然消亡？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古蜀先王的歷史如何由神話傳說變?yōu)樾攀罚刻嗟闹i底需要揭示，其間的路似乎還十分漫長。

貳.金沙光芒——古蜀文明的輝煌

2001年，新世紀的鐘聲剛剛敲響，位于成都西郊的一個小村莊——金沙村，這個時候還是一大片廣闊的農(nóng)田，零星地點綴著幾處農(nóng)舍，一條古老的摸底河橫穿而過。看起來這里和成都平原其他的農(nóng)村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城市建設的步伐，打破了這里的寧靜……一個塵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寶藏隨著現(xiàn)代化機械的轟鳴聲悄然打開，無數(shù)的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貴文物破土而出。隨后考古人員立即在此區(qū)域進行了長時間、大規(guī)模的考古勘探與發(fā)掘，確認這是一處面積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國的專用祭祀?yún)^(qū)。整個金沙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多達6000余件，包括金器200多件、銅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總重量以噸計算，此外還有數(shù)以千枚的野豬獠牙、鹿角、數(shù)萬件的陶器。

“成都發(fā)現(xiàn)了又一個三星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此而沸騰了。

金沙遺址的繁盛時期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歷史與文化。在漢晉以后文獻記載的傳說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個君王。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極具視覺沖擊力的，都是那美輪美奐的蜀文化重器——禮器。但兩處的禮器也有明顯的區(qū)別：三星堆禮器群以青銅器見長，金沙禮器群則以金器和玉器獨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數(shù)量眾多的石雕像在國內尚屬首次發(fā)現(xiàn)，數(shù)以噸計的象牙更是罕見。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相距不過40多公里，在如此狹小的一個區(qū)域里出現(xiàn)如此眾多的代表著高超技藝和政治權力的遺物，不能不說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觀。就兩地出現(xiàn)的燦爛奪目、極富神秘色彩的遺物判斷，它們分別是兩個權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從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內兩個中心的轉移，其內在動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環(huán)境的變遷與選擇，或者是對更廣闊的資源和財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權的更替。但這種權力中心的轉移并沒有使古蜀文明的傳統(tǒng)中斷或發(fā)生轉移。歷史和考古發(fā)掘證明，金沙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優(yōu)越的發(fā)展空間。

與三星堆遺址相比，金沙遺址具有明確的規(guī)劃和不同的功能區(qū)域。如果說金沙村是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yún)^(qū)（權力中心），而緊鄰其北部的黃忠村則是宮殿區(qū)和生活區(qū)。黃忠村的繁盛時期也在西周，它以豐富、全面的聚落形態(tài)種類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內核：窖穴（灰坑）、窯址、墓葬、房址（黃忠村三合花園地點發(fā)現(xiàn)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極有規(guī)律，可能為一組建筑，為金沙遺址宮殿區(qū)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黃忠村兩地直線距離僅700余米，如果將它作為一個大的聚落載體來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區(qū)，代表著古蜀文明又一發(fā)展高峰。

金沙遺址興盛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時恰與三星堆的衰落時間相接踵，可以說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壯大。三星堆和金沙均為政教合一的神權政體。金沙遺址秉承了三星堆突出“神靈”“祖靈”的傳統(tǒng)，也突出了對太陽的尊崇。金沙遺址祭祀?yún)^(qū)出土的厚度僅0.02毫米、重量20克的“太陽神鳥金箔”為一個圓形的圖案，由內外兩部分圖案組成，內圈是順時針旋轉的太陽，太陽的光芒由順時針旋轉的12道鏤空的弧形芒線構成，象征著旋動的天體，引導著生命的輪回；外圈是逆時針飛翔的四只神鳥，首尾相接，圍繞著太陽逆時針飛翔。這件金箔生動地再現(xiàn)了遠古人類“金烏負日”“日中星鳥”等神話傳說故事，體現(xiàn)了古蜀人對太陽及神鳥的強烈崇拜。

對太陽的崇拜其實是遠古人類共有的習俗。日出日落、晝夜變化、四季更替，讓遠古人類直接感受到了太陽的強大力量。從埃及的“霍魯斯”到古希臘的阿波羅，從印度的“因陀羅”到古瑪雅的太陽神廟，無一不是表現(xiàn)著古人對太陽的尊崇。中國古代的先民們還常常將太陽與鳥聯(lián)系在一起。在中國遠古神話傳說中，太陽鳥就是陽鳥和鳳凰，鳳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陽鳥的形狀，被賦予了美麗輝煌和崇高無上的含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話，東方民族的鳥生傳說，鳳鳴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漢以后最高統(tǒng)治者的稱號，都與太陽和鳳凰有著密切的關系。古蜀人虔誠地將黃金——這一人世間唯一擁有太陽光芒的物質，錘煉成“太陽神鳥”的時候，他們也許無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將作為中國文化遺產(chǎn)的標志，傳遍中華大地。人們在慶幸找到三星堆余脈之時，也似乎找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DNA。金沙遺址的發(fā)現(xiàn)將成都的建城史由2300年推進到3000年多年。

金沙的玉器也有其獨特而鮮明的地域特色，同時體現(xiàn)出受到長江中下游早期文化、黃河上中游地區(qū)等多種玉器的深刻影響。如金沙遺址祭祀?yún)^(qū)出土的十節(jié)玉琮，來自于4000多年的前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良渚文化。而這對于3000多年前的金沙人來說已經(jīng)是一件有著1000多年歷史的“古董”了！

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了一個故事：張騫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區(qū)看到集市上在販賣產(chǎn)自四川地區(qū)的邛竹杖和蜀布。商人們說這些東西是從身毒國買來的。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張騫由此推測：阿富汗離漢朝一萬二千里，處于漢朝西南；印度又處于阿富汗東南幾千里，有蜀郡的產(chǎn)品，這就說明印度離蜀郡不遠了。出使大夏，要是從羌人居住區(qū)經(jīng)過，不僅地勢險要，且羌人厭惡；要是稍微向北走，則會被匈奴俘獲。而從蜀地前往，應是直道、又沒有侵擾者。通過歷史考古學者多年的研究和考證，這條通路的諸多證據(jù)已經(jīng)顯現(xiàn)在了我們面前，它就是“蜀身毒道”，也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南方絲綢之路的前身。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歐亞文明體系來看，三星堆和金沙并非偏遠之地，它反而處在這個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了。

高聳的大山、艱難的路途似乎從未阻止過蜀人與外界文化的交流與往來，古蜀人以無比堅定的信念和力量與周圍乃至世界的文明進行了深刻交流、互動和影響，古蜀文明與黃河文明、長江中下游文明一樣，成為輝煌的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

叁.馬家余響——古蜀文明的交融

開明氏是秦滅巴蜀以前統(tǒng)治蜀地的最后一個王族，統(tǒng)治時間從春秋時期到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止。

《蜀王本紀》曰：“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王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靈決王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后，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德薄，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

《后漢書》載“荊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曰望帝，自以為德薄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號曰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此類記載，傳說的成分較多，但也不乏可信之處。種種跡象表明，開明氏不是蜀地的土著，他是由楚地入川，因治水有功，取代古蜀蒲卑族最后一個君王杜宇而成為蜀地最后一代統(tǒng)治者。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弱肉強食。“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旅，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這是《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的秦將司馬錯給秦惠文王滅蜀的建議。為了應對新的政治環(huán)境和“國際局勢變化”，偏安一隅的古蜀王朝的政權體制必須做出大的調適。三星堆和金沙時期的神權政體衰微，代之的是至高無上的軍事政權。

在新的形勢下，三星堆和金沙那種因神權政治的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從事的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已經(jīng)無暇顧及，青銅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實用器。這一轉變自然引起了全社會整體觀念的轉變。保家衛(wèi)國成為維系社會的精神紐帶，是全社會的凝聚力所在。此時，對人的重視程度明顯高于神權政治時期。所以這一時期，作為儀式用具的青銅器物逐漸減少或絕跡，玉器只余少量裝飾品。戈、矛、劍、鉞等兵器和斤、鑿、鋸、鍪等實用器物比較多。

20世紀80年代在成都市新都區(qū)馬家公社發(fā)現(xiàn)的木槨墓，墓主被認為是開明九世至十一世中之一世。在其腰坑內出土了180多件青銅器，其中的出土的有鼎（“邵之食鼎”銘文鼎）、敦、壺、豆、罍、釜、甗、盤、匜等青銅容器，無不具有同時期楚文化的因素。而三星堆和金沙時期那些極具自身文化特質的遺物已經(jīng)幾無痕跡，代之而起的是戈、矛、劍、鉞、刀、鋸、鑿、斤、雕刀等巴蜀兵器和實用青銅工具。

古蜀文明在夏商周時期曾輝煌上千年，它北與中原進行雙向交流，東化荊楚，西涵“藏彝走廊”，南通南中、東南亞并與西亞交往。但在短促的強光閃爍之后似乎很快消融，到了西周末期至春秋時期突然黯淡失色。戰(zhàn)國時期引進了巴文明，形成了巴蜀文化發(fā)展的又一個峰點，可是以新都蜀王墓、涪陵巴王墓、商業(yè)街船棺葬等考古發(fā)現(xiàn)為代表，那些能代表古蜀文明自身文化特質的美輪美奐的遺物似乎中斷，已不能與同時期東周列國本族文化的發(fā)達情況相提并論了。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古蜀文化體系逐漸被西北來的秦文化與東南來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華大文化區(qū)之內。秦漢以后的蜀文化只是一種廣義的地方性文化，它有繼承古蜀傳統(tǒng)，保持固有文化面貌的一面，但它與其他地方性文化之間，已由“大異小同”演化為“大同小異”，失去了特質。當然古蜀文明的余響甚為久遠，這則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