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發(fā)表的《文學屠宰場》一文里，意大利文論家弗蘭克·莫萊蒂（Franco Moretti）指出，可以借助抽樣、統(tǒng)計和研究系列、標題、索引以及樹型模式來處理文學史中存在的“大量未讀”問題。在同年發(fā)表的《對世界文學的猜想》一文中，術語“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首次被提出。莫萊蒂堅信，作為與細讀相對的一個概念，遠距離閱讀能夠以新的時間、空間和形態(tài)差異三個維度去代替以往的高雅和低俗、經(jīng)典和非經(jīng)典、世界文學和民族文學之類的二元區(qū)分，將細讀所摒棄的一系列社會性要素重新放進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場域。

定量圖表

定量方法的地位早在1997年的《歐洲小說地圖集》里就已被確證。年鑒學派皮埃爾·肖努（Pierre Chaunu）的系列史觀為莫萊蒂做了認識論層面的奠基。在計算文體學、主題數(shù)據(jù)庫、書籍史等定量類型中，莫萊蒂選擇了書籍史。其原因有三：第一，在文學檔案中容易找到文學出版流通方面的數(shù)據(jù)；第二，與計算文體學和主題數(shù)據(jù)庫相比，書籍史更符合定量的要求，它的數(shù)據(jù)相對較為客觀、明晰，而且年鑒學派的理論和實踐也可以作為良好的參照；第三，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材料已經(jīng)相當成熟和完備。

具體來說，莫萊蒂依據(jù)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理論定量研究了小說書籍的演化史，并且制作了英國小說各種亞型（大約160年間共計出現(xiàn)44類小說）的盛衰狀況曲線圖（見圖）。整個模型的時間跨度是兩個多世紀，涉及三個大洲、五個國家的小說。從圖表來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能在文學市場占據(jù)“霸權文體”的地位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各小說亞型之間充斥著復雜的形式?jīng)_突。

通過定量圖表，莫萊蒂確實為我們描畫出小說的另一番微觀圖景。此前頗負盛名的小說研究著作往往抽繹幾個重要的作家來說明小說的興起，如伊恩·瓦特（Ian Watt）《小說的興起》僅以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等為主角。它會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似乎只有他們幾人為小說的繁盛作出過貢獻，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定量方法使我們擺脫了那種大而化之的、模糊的、直線式的思維定式，而以更為精確的態(tài)度去理解文學現(xiàn)象。莫萊蒂意識到，“定量研究提供了獨立于闡釋的理想數(shù)據(jù)類型，但那也是它的缺陷：提供數(shù)據(jù)而非闡釋”。可以說，定量解決“是什么”的問題，闡釋解決“為什么”與“怎么樣”的問題。因此，定量分析必須與定性闡釋融合起來。

地圖或空間圖表

莫萊蒂制作文學地圖的想法萌生于1991年夏天。布羅代爾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感嘆“我們沒有藝術地圖集”觸動了他。巴赫金的時空體、雷蒙·威廉斯《鄉(xiāng)村與城市》、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克里斯·羅斯《社會空間的產(chǎn)生》、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杰姆遜的“認知圖繪”、格雷馬斯矩陣、柄谷行人《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等為莫萊蒂提供了理論前提。

令莫萊蒂不滿的是，在既有的國別文學地圖集中，地圖要么是文末的附錄，要么居于文中某個無關緊要的位置，因而是邊緣的、裝飾性的。對他來說，“地圖不是比喻，也不是話語的裝飾，而是分析的工具：以不同尋常的方式剖析文本，揭開那些依然隱藏的關系”。進一步說，地圖“改變了我們閱讀小說的方式”，它不僅“突出了文學形式的空間邊界性質”，揭示出敘述的內(nèi)在邏輯，而且將社會與修辭之間的復雜糾葛暴露出來。通過文學地圖，莫萊蒂發(fā)現(xiàn)，瑪麗·米特福德《我們的村莊》的同心圓結構比簡·奧斯汀六部小說中的起點—終點的線性結構更有魅力。

如何配置文學地圖的要素？《歐洲小說地圖集》告訴我們，“選擇文本的特征（此處是起點和終點），找到相關數(shù)據(jù)，把它們放到紙上，然后觀看地圖”。《圖表、地圖、樹型》則將選擇對象明確化：“你選擇一個單位——如散步、訴訟、奢侈品等等，發(fā)現(xiàn)它的事件，接著把它們放在空間里。換句話說，你將文本簡化為幾個要素，把它們從敘述流中抽象出來，建構一個像地圖一樣新的人造客體。”意大利地理學家克勞迪奧·克萊蒂批評莫萊蒂繪制的不是地圖而是圖表，屬于幾何學而非地理學。莫萊蒂反駁說，文學地圖學關心的不是具體方位，而是地圖所揭示的關系。

進化樹或形態(tài)圖表

達爾文的進化樹（亦稱系譜樹）是莫萊蒂思考文學史形態(tài)的基點。雖然承認樹狀思維的普遍性，但基于唯物主義精神和對多樣性的尊重，他拒絕任何單一的理論模式和文學史闡釋框架。

莫萊蒂論述道：“進化樹組成形態(tài)圖表。這樣，歷史系統(tǒng)地與形式聯(lián)系在一起。而在目前的文學研究中，形式理論常常對歷史視而不見，歷史著作也對形式視而不見。與此相反，對進化思想而言，形態(tài)和歷史真正是同一棵樹的兩個維度：縱軸（從底部往上）表示均勻的時間段（就像達爾文所說，每個間隔是一千代）；而橫軸則表示形式分歧（不等長的、分歧散開的虛線），它最終將導致明顯的變異或全新物種的產(chǎn)生。”簡言之，形態(tài)圖表涉及的是結構關系、形式特征。在系譜樹上，形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彼此區(qū)分開來，直到足以與起源形式抗衡的新形式產(chǎn)生。莫萊蒂正是以這種形態(tài)圖標的方式努力糾正形式主義忽略歷史的毛病。莫萊蒂的文學進化樹案例，包括偵探小說的“線索”樹、1800—2000年現(xiàn)代敘事中的“自由間接文體”進化樹。

那么，圖表、地圖、樹型之間是什么關系呢？莫萊蒂把它們都視為圖表（diagram）：數(shù)量圖表（以曲線圖、柱狀圖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空間圖表（絕非行政區(qū)劃）、形態(tài)圖表。它們從不同的切面考察文學現(xiàn)象——數(shù)量圖表以時間為橫軸勾勒小說的歷史演變狀況；空間圖表揭示小說中的故事能形成怎樣的結構和如何形成結構；形態(tài)圖表展現(xiàn)文學嬗變的整體機制和特點。樹狀圖不同于定量圖的數(shù)字化、地圖的幾何形狀，它以現(xiàn)實界的樹形象為基本參照組建新的分析模型。從定量圖表到空間圖表再到形態(tài)圖表，三種文學史的抽象模型實質上都致力于處理同一個問題，即作品的形式，或者說是文體。

莫萊蒂的跨學科實驗提出了新問題，提供了新方法，也揭開了一些隱藏的文學關系，尤其是文學形式與社會之間的勾連。英國學者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如此概括和評價遠距離閱讀：“莫萊蒂挑戰(zhàn)了既有的文學研究，發(fā)展了一種新的分析方法。它閱讀的不是具體的、單個的文本，而是由這些文本組成的龐大集合。這種方法的目標在于：將這些文本的突出方面轉化為數(shù)字形式，然后把那些數(shù)字表達變?yōu)樾蜗蠡膱D式——它是從科學中借來的地圖、圖表和樹型，以便找到探索文學與社會關系的新方法。”

由于目前莫萊蒂進行遠距離閱讀的對象文體主要是小說，所以該方法是否普遍適用于其他文體尚需驗證。然而，作為世界文學理念的擁護者，如何在價值立場上消弭自己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對莫萊蒂來說也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挑戰(zhàn)。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