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1年，27歲的菲利普?錫德尼（Sir PhilipSidney, 1554-1586）閑居寫成《為詩申辯》（The Defenseof Poesy / An Apology for Poetry）一文。錫德尼后來英年早逝，但是人以文傳：《為詩申辯》集歐洲文藝復興詩學與人文主義思想之大成，并在后世產(chǎn)生深遠影響，堪稱英國近代文學批評的里程碑式作品。

在文章最后一段，錫德尼以調(diào)侃戲謔的語氣祝告“不幸讀了我這篇涂鴉之作”的人“相信”詩歌具有“使你（的生命）永恒”的神奇力量，否則“我將代表全體詩人詛咒你”——“厭詩者”或者說詩的敵人（poet-haters）——生前愛人卻無從表達而“與愛絕緣”，同時死后無人銘記而“湮滅無聞”。這雖然只是個玩笑，但我們還是不免心生好奇（甚至也許捫心自問）：作者在此所說的“敵人”，究竟是誰呢？

一

1579年10月間，牛津大學圣體學院畢業(yè)生、戲劇詩人、未來的教會神職人員斯蒂溫?高森（Stephen Gosson, 1554-1624）先后發(fā)表《惡習的學校》（The School of Abuse, containing a pleasant invective against Poets,Pipers, Plaiers, Jesters and such like Caterpillars of the Commonwealth）和《為<惡習的學校>辯》（A Short Apology of the School of Abuse）兩篇長文，攻訐詩人——他指的是戲劇（特別是喜劇）作家和演藝人員——有傷風化，并居心叵測地將它們題獻給“正直高貴的紳士菲利普?錫德尼大師先生”。意外“被題獻”的錫德尼仿佛骨鯁在喉，于是作文回應，此即《為詩申辯》（以下簡稱《詩辯》）之直接緣起。

高森將他批判詩人的作品指名道姓地“題獻”給詩人中的“大師”錫德尼，這顯然是意在挑釁和羞辱對方。而錫德尼，出于一種微妙的心理，卻在《詩辯》中未有一語提及高森及其作品。相反，他在《詩辯》開篇第一段——古典修辭學所謂“序言”（exordium）部分——設計或者說虛構了另一種起源：據(jù)說，當年他與愛德華?沃頓（Edward Wotton, 1548-1626）出使“皇帝”——他指的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1564-1576年在位）——宮廷（當時在維也納）期間向意大利人普里亞諾（John Pietro Pugliano）學習騎術。普氏推崇武力，認為戰(zhàn)士是最優(yōu)秀的人類，而騎士是最優(yōu)秀的戰(zhàn)士：如其所說，騎士是戰(zhàn)爭藝術的大師、和平時代的冠冕，是營房和宮廷的驕子；與之相比，所謂“統(tǒng)治的技藝”（skill of government）不過是文人的空談（pedanteria）。他還告訴他的英國學生：作為騎士的伴侶，馬是最高貴、最美麗、最忠誠、最勇敢的動物，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盡心服務而不事阿諛的“廷臣”（courtier）。錫德尼對此的反應是（如其事后也就是此刻寫作時所說）：“若非我之前曾學過邏輯論辯，他都說得我想當一匹馬了。”然而，“本人在并非老邁和全然無事可做的時候不幸失足成了一名詩人”，因此出于“自愛”而意欲“現(xiàn)身說法”，為“我未加選擇的職業(yè)”和“可憐的詩歌”（如今它已經(jīng)淪為“兒童取笑的對象”）略作申辯云云。

錫德尼講述的這個故事很有趣——例如他名叫“菲利普”（Philip之名源自希臘語Φ?λιππο?，意為“愛馬”）卻不愛馬、身為騎士而左袒詩人；但它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問題：作為講述起源和統(tǒng)領全篇的開端，這一切與下文有何關系？無論如何，普里亞諾這位真正的“愛馬者”和武人與騎士代表從此消失了：直到文章結束，錫德尼再未提及此人。

二

《詩辯》全文五十八節(jié)，除去開篇和結尾，正文共五十六節(jié)（2-57），又可分為三部，分別是詩歌價值的證明（2-35）、對詩歌指控的反駁（36-45）和英國本土詩歌（文學）批評（46-57）。在證明和反駁部分，錫德尼甄別了詩的各類敵人或者說“敵詩人”：哲人、歷史學家、宗教人士以及受其影響的流俗大眾，而他們的首席代表與始作俑者，即是錫德尼自稱“我最尊敬的哲人”柏拉圖。

眾所周知，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抨擊詩歌敗壞人心世道，并主張通過哲人立法驅(qū)逐詩人以凈化城邦：

我們完全有理由拒絕讓詩人進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為他的作用在于激勵、培育和加強心靈的低賤部分毀壞理性部分，就像在一個城邦里把政治權力交給壞人，讓他們?nèi)ノ：萌艘粯印＃?05b）

我們不能讓這種人到我們城邦里來；法律不準許這樣，這里沒有他的地位。我們將在他頭上涂以香油，飾以羊毛冠帶，送他到別的城邦去。（398a）

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圖又自命為真正的詩人，如其筆下的“雅典客人”——蘇格拉底的死后化身，也是柏拉圖的人格投影——所說：“我們是最美好、最高貴的悲劇詩人”，因為“我們的城邦制度是對最美好、最高貴生活的模仿，而我們認為這是最真實的悲劇”（Laws, 817b）。因此，他在放逐詩人的同時又特別開恩提出一個條件（或者說挑戰(zhàn)）：“如果為娛樂而寫作的詩歌和戲劇能有理由證明，在一個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們的，我們會很高興地接納它。”（Republic, 607c）

在此之前，柏拉圖宣布“哲學與詩歌之間的爭執(zhí)由來已久”（Republic, 607b）。此言不盡不實：“詩歌”固然古已有之，但“哲學”實在是新生事物；所謂“詩與哲學之爭”，不過是哲人柏拉圖以言行事的當下發(fā)明。它最初是話語虛擬的現(xiàn)實，但很快就變成了現(xiàn)實的歷史存在。與此同時，詩人的回應或者說申辯亦隨之而起：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為發(fā)端，自賀拉斯、“朗吉努斯”以降不絕如縷，經(jīng)中世紀潛流至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而蔚為大觀，詩人儼然成為時代精神的化身和“作者”（ποιητ??）——錫德尼即是其中杰出代表。

作為詩人的今人代表，錫德尼機智地回應了柏拉圖的挑戰(zhàn)。如其所說，柏拉圖是“一切哲人中最具詩性的”：他在他的哲學著作中向我們講述了美妙動人的神話傳說，一如詩人所為；不錯，柏拉圖是反對詩歌，但他反對的是詩歌的濫用而非詩歌本身，事實上他賦予詩歌神圣的靈感力量而褒揚了詩歌；因此確切說來，柏拉圖是詩人的護主（patron）而非敵人。不僅如此，錫德尼還援引柏拉圖的理念學說進一步進行申辯（同時也是反駁），指出一切人類“技藝”或知識，無論是自然哲學還是道德哲學，如代數(shù)、醫(yī)學、法律乃至形而上學等等，無不“遵從自然”或自然的規(guī)律，唯有詩人的工作是例外：他以“應然”（w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的道德真理為原型，通過自由馳騁的想象創(chuàng)造了“另一自然”（another nature）或“第二自然”（secondnature），即高于自然（現(xiàn)實）的理念世界；因此，正如上帝是“自然”的詩人（ποιητ??），詩人是“第二自然”的作者（maker）——也是更好的作者，用錫德尼本人的話說即“自然的世界是黃銅的，唯有詩人帶來一個黃金的世界”。

就這樣，錫德尼將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話語傳統(tǒng)巧妙嫁接而反轉(zhuǎn)了柏拉圖對詩人的指控，同時與后者化敵為友而彌合了詩與哲學的古老紛爭。但是事情還沒有結束：就在這時，新的敵人——他們共同的敵人——出現(xiàn)了。

三

這個新的敵人就是錫德尼在《詩辯》開篇中提到的普里亞諾——確切說是“普里亞諾”象征和指代的某一類人。我們之前看到，愛馬者普里亞諾崇尚武功而鄙薄“統(tǒng)治的技藝”（如其所說，這“不過是文人的空談”）。錫德尼此后再未提及此人，不過他在正式反駁柏拉圖（那時他被視作為詩申辯的最后也是最大一個障礙）之前特別指出：有人說詩人沉迷幻想而疏于行動，因此文學繁榮必然導致武德乃至國力的衰落，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尚武精神的衰落與詩歌無關，事實上詩歌是軍旅生活的最佳伴侶（companion of camps）——正如人類知識（包括行動的知識）的原始光照來自詩人一樣，例如荷馬之于希臘文明；詩人也激發(fā)了行動者最初的雄心壯志，如亞歷山大一心效法荷馬詩中的英雄阿喀琉斯而成就其豐功偉業(yè)。很有可能，這段話正是錫德尼對“普里亞諾”的一個追加反駁。

也正是在這里，錫德尼實際上介入了——盡管只是一掠而過——另外一場時代爭執(zhí)：文學與武功（或所謂“智慧與力量”[sapientia et fortitudo]）之爭。這場爭執(zhí)，與“詩與哲學之爭”相比，無論其古老性還是話題性均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作為前一戰(zhàn)事的擴大與升級，它也表征了人文主義的內(nèi)裂和盛極而衰。

說到這場“文武之爭”，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意大利人卡斯蒂廖內(nèi)（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1528年，即西班牙國王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的軍隊洗劫羅馬后的第二年，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必讀》（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在威尼斯刊行問世，并因契合當時世俗君主統(tǒng)治強大崛起的政治現(xiàn)實而廣為流傳。在本書中，作者詳盡解說了一名完美廷臣的人格養(yǎng)成和行為規(guī)范：例如，他須出身高貴并多才多藝，既了解“文學”（the humanities），如詩歌、哲學、修辭以及繪畫、舞蹈、歌唱、彈琴之類，也擅長“武功”（feats of arms），即各項體育運動（如游泳、賽跑、投擲、摔跤等）和軍事技能（包括馬上比武和徒步作戰(zhàn)，特別是前者）。卡斯蒂廖內(nèi)特別指出：對于一名廷臣來說，“武功”乃是他的“主業(yè)”（chief profession），而“文學”不過是點綴（ornaments）——盡管“文字之美”大可讓我們發(fā)見“真正的光榮”而產(chǎn)生“高貴的勇氣”。

我們看到，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必讀》是對馬基雅維里《君主論》的某種修正和完成，正如后者的思想（不可否認，它同樣是歐洲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一種自我表達）是對古希臘-羅馬人文傳統(tǒng)的逆轉(zhuǎn)和革命，并因此構成對時代政治文化的批判和改寫。

讓我們從頭說起。羅馬帝政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曾經(jīng)心情復雜地談到古代羅馬人的“德性”（virtus）觀念：

過去羅馬將武力或軍功尊奉為最高德性（?ρετ??），拉丁文中“德性”一詞意指“勇武”（?νδρε?α?）即是明證，他們以此指稱德性本身。（Coriolanus, I. 4）

此言非虛（所謂旁觀者清），但他這樣說時似乎忘了這也是他的先人——古風和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的認識。古希臘的文明教化（παιδε?α）源于荷馬，而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我們知道，“荷馬教育的秘密在于將英雄奉為楷模”）崇尚的人生理想便是“奮勇作戰(zhàn)，永為人先”（α??ν ?ριστε?ειν κα? ?πε?ροχον ?μμεναι ?λλων）。城邦時代的斯巴達人繼承和發(fā)揚了這一精神，將勇武視為一個人和公民的最高德性，即如公元前7世紀斯巴達詩人提爾泰奧斯（Tyrtaeus）為之代言所說：勇武為上善之德（?ρετ?），戰(zhàn)場上的英雄就是城邦的“好男兒”（?ν?ρ ?γαθ??）。

公元前6-5世紀的智者運動參與并見證了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世界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這是一場“棄武從文”的文化革命：以此為契機，“知識、理性和學術”逐漸成為城邦生活的主題。柏拉圖雖然提出“詩與哲學之爭”，并欲以“哲學-哲人”取代“詩歌-詩人”執(zhí)行教化，但他仍然站在“文教”一邊，甚至更加強調(diào)并證成了“文化”對于“武功”的優(yōu)越性：在他看來，真正的德性不是勇武，而是“正義”（δικαιοσ?νη），即“理性”借助“激情”（θυμ??）節(jié)制“欲望”而達成的靈魂和諧；換言之，德性乃是“智慧”（φρ?νησι?）、“節(jié)制”（σωφροσ?νη）、“正義”和“勇武”（?νδρε?α）四者的有機統(tǒng)一。亞里士多德后來宣稱“城邦以正義為原則”而“正義恰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Politics, 1253a），即由此一脈而來。

柏拉圖的同時代人和對手伊索克拉底（Isocrates,436-338 BC）亦為一代文宗，但不同于柏拉圖，他傾心修辭（他有時亦稱之為“哲學”），強調(diào)“言辭”（λ?γο?）對城邦生活的奠基性和中樞性作用。如其所說，正是“勸說他人”和“表達自身想法”的語言能力“使我們擺脫了野獸般的生活，還團結在一起共同組建城邦、制定法律并發(fā)明藝術”。我們看到，伊索克拉底沿用了傳統(tǒng)的智者話語（例如高爾吉亞的《海倫頌》），它源自赫西俄德（Hesiod）的“王者-詩人神話”，并對后世的文教-詩學產(chǎn)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古羅馬政治文人西塞羅即是一例。作為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哲人、演說家和修辭學者，西塞羅同樣鐘情人文尤其是文辭（sermo）的力量：人類之所以“大大優(yōu)越于野獸”，如他筆下的代言人物克拉蘇（Crassus）所說，是“因為我們可以互相交談并通過語言表達我們的感受”，而且也正是言辭“讓分散的人群聚集在一處”，“使他們由野蠻狀態(tài)進入文明生活”并“為由此形成的公民社會制定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當然，這一切都出于“正義”（ius）——作為“理性”（ratio）的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正義”——作為“德性”（virtus）的正義。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大抵沿襲（或者說復興）了這一古典/異教話語傳統(tǒng)，但將詩-詩人視為文教與城邦生活的中心。現(xiàn)在，馬基雅維里否定并逆轉(zhuǎn)了這一傳統(tǒng)：他立足于人性和政治的“實然”而非“應然”，向當世君主和未來的統(tǒng)治者（確切說是意大利未來的中興之主）建言：

許多人曾經(jīng)幻想那些從來沒有人見過或者知道在實際上存在過的共和國和君主國。可是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致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么回事置諸腦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君主論》第15章）

因此，君主必須為了行善而作惡：他應當“效法狐貍和獅子”，同時“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第18章）——此即君主之能為/德性（virtù）。馬基雅維里強調(diào)指出：“任何一個君主國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它是不穩(wěn)固的”（第13章），因此“君主除了戰(zhàn)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也不應該把其他事情作為自己的專業(yè)，因為這是進行統(tǒng)帥的人應有的唯一的專業(yè)”（第14章）。他在文章最后呼吁：未來的“新君主”（即意大利的解放者）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特別是建立一支“新型騎兵”，以抵御外侮而實現(xiàn)自由（第26章）。

我們看到，這是一種反其道而行的人文主義理想：在這里，“君主”取代了“哲人王”和“完人”（l’uomo universal），“力量”取代了“德性”，“成功”取代了“正義”；至于“詩-詩人”，馬基雅維里一次也沒有提到。此就《君主論》而言。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論李維》（Discourses on Livy）中，馬基雅維里倒是有兩次談到“詩人”（2卷第5章、第12章），但都一筆帶過而無關宏旨。他在本書第1卷第10章開篇部分談到了“文人學士”（men ofletters），認為他們是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受到贊揚的人”，而前三位分別是宗教的創(chuàng)立者、王國或共和國的締造者、開疆拓土的軍事領袖；如其所說，“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了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君主論》第6章），因此前三類人事實上都是武人，或者說是表現(xiàn)/偽裝為宗教或世俗領袖的戰(zhàn)士。誠然，治國需要“和平的技藝”，如宗教——馬基雅維里以古羅馬王政時代第二任國王努馬（Numa）為例指出“敬奉神明是共和國成就大業(yè)的原因，褻瀆神明則是它們覆亡的肇端”（《論李維》1卷第11章）——但他同時不忘提醒他的讀者：“人民的性情是容易變化的”，因此“事情必須這樣安排：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范”（《君主論》第6章）——說到底“和平的技藝”是以武力為基礎，并與武力的目標（用馬基雅維里的語言說，這就是“征服命運”）相一致，因此“文教”（包括神道設教之“教”）不過是“武功”的輔助和補充罷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乃是對馬基雅維里的“君主”的順應和補充，而錫德尼的“普里亞諾”又是對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的一種漫畫再現(xiàn)。

首先，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是對馬基雅維里的“君主”的順應和補充。馬基雅維里在他投身其中并為之奮斗的佛羅倫薩共和國（1494-1512）覆亡之后開始寫作《君主論》（1513-1515）；此時此刻，他一度憧憬的“君主”已經(jīng)（或者說再度）成為意大利的政治現(xiàn)實，盡管是以一種十足反諷的方式：現(xiàn)在，美第奇家族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重新成為了佛羅倫薩的統(tǒng)治者。又若干年后，西班牙國王兼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軍隊悍然入侵羅馬并劫持教皇，佛羅倫薩共和國一度復興（1527-1530），但好景不長，1530年帝國軍隊再次入侵，美第奇家族卷土重來，西班牙從此（特別是在1559年之后）控制了整個意大利半島，羅馬教廷不得不生活在西班牙帝國的陰影之下，而佛羅倫薩——馬基雅維里深愛的家鄉(xiāng)——亦淪為外國統(tǒng)治的附庸。在這個時代，馬基雅維里的“君主”大行其道，但他的君主理想也恰因此成為了不可能（或至少是不合時宜）：對于曾經(jīng)擁有偉大政治抱負——即負責教育未來的理想君主——的人文主義者（馬基雅維里無疑也是其中的一員）來說，現(xiàn)在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轉(zhuǎn)而思考并實踐如何在現(xiàn)實政治即君主統(tǒng)治下作一名合格的“廷臣”。這時，“馬基雅維里”升級（或者說蛻變）為了“卡斯蒂廖內(nèi)”，而后者也正是一個新時代的“馬基雅維里”。

如果說卡斯蒂廖內(nèi)的“廷臣”是對馬基雅維里“君主”的隨時應變，那么錫德尼的“普里亞諾”則是對卡斯蒂廖內(nèi)“廷臣”的揶揄嘲諷。說已見前，此不贅敘，但僅重申一點：錫德尼以詩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這是“詩人”對“廷臣-武士”——宮廷侍從（其實是雇員）“普里亞諾”推崇武士（確切說是騎士）而鄙視文學，但他深心向往的這一高貴身份（estate）不過是新君主時代宮廷生活的粉飾和點綴罷了——乃至“君主”的反駁，也是“文學”對“武功”的抗辯（?γ?ν）：馬基雅維里以武力為政治的先決條件，而錫德尼則宣稱詩人是一切人類文明（包括政治社會）——用他的話說，一個更好的自然——的“作者”。就此而言，錫德尼不僅是為詩歌、文學和藝術而辯，更是為文化、人性和存在的真理而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詩辯》大可命名為“保衛(wèi)人文主義”或“詩-人的《權利法案》”而預示了后來“詩人”——從維科、雪萊到尼采、海德格爾——的共同立場，無論他們是否被認為或自認為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