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足球的作家們
俄國世界杯正在進行。
足球是一項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運動,具有高度的娛樂性,同時也往往寄托了個人或集體的多種感情。
商業(yè)機構(gòu)則竭力把足球裝扮成一項超越國界、階級、語言、膚色、四海咸慶、五洲同歡的和平運動。
但并非所有人對此認同。
某些大作家,如下文引用的奧威爾、帕慕克、伯恩哈德、波拉尼奧和博爾赫斯,都曾從中清醒地看到嫉妒、仇恨、民粹主義與政治狂熱,因此或明確地反對足球,或委婉地提醒我們保持警惕。
他們的擔(dān)憂或警告不會改變什么。足球從未降低它受歡迎的程度,也從未減緩它在市場上擴張的速度。
奧威爾:體育經(jīng)久不衰地制造惡意
1945年,在論及莫斯科迪納摩隊訪英比賽時,英國大作家喬治·奧威爾(1903-1950)指出:“體育經(jīng)久不衰地制造惡意,如果這樣一次來訪對英蘇關(guān)系有什么效果,那也只能是雪上加霜。”
在這篇名為《體育精神》(多種漢譯奧威爾散文集未收此文)的隨筆中,奧威爾寫道:
人們說體育能在國家之間創(chuàng)造友好,還說世界上不同國家的平民如果能以足球或板球相遇,便無意兵戎相見,每聞此言,我總覺驚奇。即使不看前車之鑒(如1936年奧運會),不知道國際比賽足以演變成傾泄仇恨的大聯(lián)歡,你也能從基本的準則中得出同樣的推斷。
如今,幾乎所有體育運動都是競爭性的。你比賽是為了取勝,如果不曾竭力爭勝,那么比賽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在鄉(xiāng)村草場上,你為兩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愛國主義時,還有可能只為娛樂和鍛煉而比賽,但只要聲譽問題一冒頭,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過你的團體會因為失敗而蒙羞,那么最野蠻的戰(zhàn)斗本能就會被喚醒。任何一個即使只踢過校際足球賽的人都懂得這一點。坦率地講,國際層面的賽事形同模擬戰(zhàn)爭。但值得注意的并非運動員的行為,而是觀眾的態(tài)度,以及觀眾身后的國家的態(tài)度,他們因為這些荒謬的競賽而怒不可遏,并且嚴肅地認為——至少在短時間內(nèi)——跑步、跳躍和踢球都是對國家美德的考驗。
……
在英格蘭,對體育的癡迷已經(jīng)足夠糟糕了,可是在一些年輕的國家,即使那里的比賽和民族主義都是最近才發(fā)展起來的,反倒會激起更強烈的熱情。在印度和緬甸等國,足球比賽必須由警察組成強有力的警戒線,以防止群眾沖入球場。在緬甸,我曾看到一方的支持者在關(guān)鍵時刻沖破警力,讓對方的守門員喪失了功用。大約十五年前,西班牙舉行的第一場大型足球比賽導(dǎo)致了無法控制的騷亂。一旦激起強烈的競爭感,按照規(guī)則比賽的觀念必然消失不見。人們想看到一方問鼎,另一方蒙羞,他們忘記了通過作弊、通過群眾干預(yù)而得來的勝利是毫無意義的。觀眾即使沒用身體來干預(yù),也會試圖通過為己方的球隊加油、用噓聲和辱罵“欺負”對手來影響比賽。嚴肅的體育運動無關(guān)公平競賽。與它密切相關(guān)的是仇恨、嫉妒、自夸、對一切規(guī)則的漠視,以及目睹暴力時所產(chǎn)生的虐待狂般的樂趣:換句話說,這就是戰(zhàn)爭,只是減去了射擊。
帕慕克:失敗會催生民族主義
土耳其大作家奧爾罕·帕慕克(1952-)曾和他父親一樣,是伊斯坦布爾球會費內(nèi)巴切的支持者,幾十年后還能“像背詩一樣,背出1959年費內(nèi)巴切隊的整個陣容”。但他對這項運動有著清醒的認識。
在1990年的小說《黑書》手稿里,帕幕克寫了一個走遍伊斯坦布爾找老婆的人,聽到收音機里正在播土耳其主場慘敗給英格蘭的比賽,只聽見英格蘭人一個又一個地進球。“1980年代,土耳其以0:8輸?shù)袅藢τ⒏裉m的兩場重要的資格賽。英格蘭隊員在場上嘲笑我們的球員,英國報紙拿我們打趣,因為在伊斯坦布爾的首場比賽時,我們甚至連一塊像樣的草皮都沒有。對我來說,這些失敗正是國家以及恥辱感的隱喻。最后,我把這些段落刪掉了,好讓書薄些。可現(xiàn)在我后悔了。”帕慕克告訴《明鏡》周刊。
他還說:“葡萄牙過去的獨裁者薩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國家的工具。他視比賽為大眾的鴉片,以此保持穩(wěn)定。要是在我們國家也能這樣,那倒也不錯。在這兒足球不是鴉片,而更像是一臺制造民族主義、仇外癥和專制觀念的機器。我還相信,失敗會催生民族主義,而勝利并不能……民族主義滋生于災(zāi)難……現(xiàn)在的土耳其足球是為民族主義而不是為民族服務(wù)。”
伯恩哈德:支持體育得民心,支持文化則失民心
奧地利大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1931-1989)在其自傳體小說《原因:一種預(yù)示》中,把他在青少年時代就讀的、深受納粹統(tǒng)治影響的寄宿學(xué)校視為一座“精心設(shè)計的、無恥地摧殘他思想的牢籠”,校長格林克蘭茨形同典獄長,體育則是掌權(quán)者的工具。伯恩哈德寫道:
在這座城市的混亂中,我仍在上我的小提琴課,我們每周四傍晚仍必須穿上制服到體育場上,在鋪有爐渣的跑道或草地上接受格林克蘭茨的訓(xùn)斥。我只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印象,當(dāng)然只是很短的時間:在每年一度的體育比賽中,我在五十米、一百米、五百米和一千米的賽跑中都是不可戰(zhàn)勝的;當(dāng)我贏得比賽時,曾兩次站在格尼格勒體育場專門為勝利者的頒獎儀式搭建的頒獎臺上接受頒獎。我總是在所有的跑步比賽中大獲全勝。但是我在跑步比賽中的勝利對于格林克蘭茨而言更像眼中釘。我跑步的勝利無非歸功于我的長腿以及跑步時我對于失敗始終抱有的極端恐懼。我從來對任何一項體育運動都提不起興趣,是的,我總是痛恨體育,我現(xiàn)在仍然痛恨體育。在任何時期,尤其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充分理由一直賦予體育最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娛樂性并使人神志不清,變得愚笨,尤其是獨裁者們知道他們?yōu)槭裁纯偸嵌覠o論如何都支持體育。支持體育可以得民心,而支持文化則失民心,這是我外公說的,因此所有的政府總是支持體育而反對文化。和所有的獨裁統(tǒng)治一樣,納粹統(tǒng)治也是通過大眾體育變得強大,幾乎統(tǒng)治了全世界。在所有的國家中,大眾在任何時候都受到體育的管束。無論哪個國家多么渺小和不重要,但把一切都奉獻給體育天經(jīng)地義。然而,從數(shù)百名在戰(zhàn)爭中身負重傷、大多數(shù)幾乎完全殘疾的人身邊走過,前往格尼格勒體育場為了贏得獎?wù)露寂埽@是多么的荒誕啊!而他們卻在主火車站如同一件完全令人生厭的、包裝殘缺的商品被裝入另一個車廂。(此段引王鐘欣譯文)
波拉尼奧:“為小伙子們干杯”的一年
智利大作家羅伯托·波拉尼奧(1953-2003)曾以第一人稱寫過一篇正兒八經(jīng)的足球小說,即《殺人的婊子》(Putasasesinas)里的《布巴》,將足球與超自然的巫術(shù)放到了一起。
而在小說《美洲納粹文學(xué)》中,阿根廷詩人伊塔洛·斯基亞菲諾只熱衷兩件事:文學(xué)和足球。他是博卡青年隊的擁躉,他創(chuàng)辦了季刊《與博卡隊同在》,發(fā)表檄文《猶太人滾蛋》,還對河床隊極盡嘲諷之能事。此人不滿足文斗,也熱衷于武斗,曾組織博卡幫成員前往各地為球隊助陣,毆打?qū)Ψ角蛎浴?/p>
“1978年是伊塔洛的榮耀之年。這一年阿根廷首次獲得世界杯冠軍,幫派成員們上街慶祝。這時的大街成了特大狂歡節(jié)通道。這是‘為小伙子們干杯’的一年,寫諷刺、狂放詩的一年;他把國家想象成一個龐大的足球流氓團伙,迎向自己的命運。”
伊塔洛的弟弟阿亨蒂諾·“油球”·斯基亞菲諾受哥哥的影響,也成了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和博卡的支持者。他寫了一個劇本,描寫元首們召開峰會,討論拉美足球怎樣對抗歐洲足球的威脅,卻演變成元首之間的手淫比賽。具體的解決辦法還要等到油球發(fā)表火藥味十足的宣言。他在文中建議,“拉美回擊歐洲全方位足球[整體足球或全攻全守]的辦法就是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最優(yōu)秀的球員,比如克魯伊夫、貝肯鮑爾等人。”(引趙德明譯文)
博爾赫斯:足球是英國的一大罪惡
厭惡足球的阿根廷人似乎并不多見,大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1986)是其中一個。
“足球是英國的一大罪惡。”他說過,“足球得民心,因為愚蠢得民心。二十個穿短褲的男人追一個球。”因此,足球“在美學(xué)上是丑陋的”。
但這并非博爾赫斯厭惡足球的全部原因。他真正厭惡的是球迷文化,同樣盲目的支持正是群眾政治運動的基礎(chǔ),造就了二十世紀最可怕的歷史。
“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法西斯主義、庇隆主義,乃至反猶主義在阿根廷政壇的興起,因此對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或大眾文化——在阿根廷以足球為最——所抱持的強烈疑慮便是合乎情理的了。”作家沙基·馬修介紹說。
博爾赫斯說過,足球是一種贏者王侯敗者寇的游戲,令人不快,而其中存在著“一種霸權(quán)的、強勢的觀念,我認為這是可怕的”。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和獨斷論,因此同胞們對任何一種教條或信仰的無條件支持,都免不了讓他產(chǎn)生懷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爾比塞萊斯特——白色與天藍色,即阿根廷國家足球隊。
博爾赫斯反對足球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它不可避免地與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說過:“民族主義只允許肯定,而每一種教條對懷疑和否定都是拒斥的,民族主義正是盲信和愚蠢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馬修據(jù)此總結(jié),國家隊催生國民性的狂熱,為不擇手段的政府創(chuàng)造了機會,讓它們得以利用明星球員作為使其統(tǒng)治合法化的代言人。球王貝利便曾淪為巴西右翼軍政府的宣傳工具。
博爾赫斯認為,人類感到需要屬于一個宏大的集體事業(yè),一部分人的這種需要由宗教滿足了,其他人由足球來滿足。馬修說,這種需要如此強烈,以至于我們蒙蔽了自身,看不到這些宏大計劃滋生出的或固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