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研究:基本框架還需重新考慮
已有的中國內(nèi)地學者所撰寫的“香港文學史”,無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學史”,這些“香港文學史”沿用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新舊文學對立的框架,卻沒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
“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xié)成互補的機會。如果簡單借用“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況表達清楚。
作為一門學科的香港文學史的建立,首先應該加強對于一手報刊史料的研究。
內(nèi)地學界對于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情況,一直不甚了了。內(nèi)地出版的一本“學術研究指南”《臺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在指導人們研究香港文學的時候,不無眼光地指出:“講香港文學研究,應包括香港本土對它的研究。”強調(diào)香港文學研究應該包括香港本身,雖然是常識,然而是正確的看法。不過接下來,該書又言之鑿鑿地說:香港文學研究“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香港本土學人,注意它的甚少,當然談不上研究”。也就是說,該書認為,香港文學研究是1979從內(nèi)地開始的。這種看法,在內(nèi)地是有代表性的。其實香港本地的一些學者對此也未必清楚。1979年創(chuàng)刊的《八方》,第一期就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這無疑支持了內(nèi)地學者的上述看法,沒有文學,何來研究?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香港文學研究就已經(jīng)成為一門學科。幾年前,我在港大孔安道圖書館,偶然發(fā)現(xiàn)一大本油印講義資料,這才了解早在70年代中期港大就對香港文學有過詳細的講授。那是在1975年7-8月暑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和文社在港大開設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課程輪流講授,并且編寫講義,剪貼報刊,舉行師生座談。第一講由黃俊東主講,題為“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回想”,這一講由西文和中文的香港史背景一直講到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報刊方面涉及到《生活日報》《大風》《大公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文藝陣地》《野草》乃至于淪陷時期由葉靈鳳編輯的《新東亞》雜志等。第二講由戴天主講,題為“五十年代香港文藝的發(fā)展情況”,介紹的報刊有《人人文學》《海瀾》《文藝新潮》,還提到《文壇》《文學世界》《文藝新地》《蕉風》等。第三講題為“六十年代文學發(fā)展之一”,該講主要介紹了左翼文學,介紹《文藝伴侶》《海光世紀》《海洋文藝》《文藝世紀》等報刊。第四講題為“六十年代文學發(fā)展之二”,講者是蔡炎培、許定銘和吳萱仁,介紹了《新思潮》《好望角》《淺水灣》新刊物,以及創(chuàng)建社和文社的活動。第五講由羅卡主講“《中國學生周報》的回顧”。第六講題為“六十年代香港文壇概況的分析”,主講人是胡菊人,側(cè)重講了香港與臺灣、與歐美及與內(nèi)地的互動關系。第七講題為“香港70~75年文壇概況”,由也斯主講,討論介紹了《盤古》《七十年代月刊》《海洋文藝》《南北極》等刊物。這次系列講座的主講者都是知名作家、學者和編輯,由他們來梳理香港文學脈絡無疑具有親和感。當然,由于各講分離,在系統(tǒng)性方面顯得還不夠,在史料上也有參差的地方。此次講座的最大特點,是從報刊的線索介紹香港各階段的文學,就對于報刊的掌握程度而言,它們可以說超過了內(nèi)地迄今為止所有的香港文學史。
三個月以后,1975年10月,也斯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選修部又開設“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該課程評價香港二十年來的作家作品,由50年代的力匡、齊恒、余懷、馬朗、劉以鬯、利瓦伊陵、楊際光、蕭銅、何達……直至70年代的新作者,目的在整理、發(fā)掘及討論香港本地的文學”。也斯是學者兼作家,對于香港文學有相當研究,相信此次討論可以彌補港大“學習班”所缺乏的系統(tǒng)性。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話,早在1955年,李文就在亞洲出版社出版了《當代中國自由文藝》,其中第二章系統(tǒng)論述了50年代的香港作家東方既白、趙滋蕃、易文、張愛玲、沙千夢、徐速、黃思聘、徐訏等人。1961年,羅香林在中國學社出版了《香港與中國文化之交流》一書,其中第六章題目為“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不過,無論自由主義還是中國文化,其涉及對象主要都是南來香港的內(nèi)地作家。
香港文學的主體,是伴隨著香港本土年輕一代的成長而出現(xiàn)的。1959年7月17—18日(365—366期)的《中國學生周報》就連載了兩期署名“殘樵”的文章《香港是文藝沙漠嗎》。60年代中期以后,以吳平接替盛紫娟主持《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為標志,香港本地作家的創(chuàng)作開始繁盛。1971年11月5日,《中國學生周報》第1007期發(fā)表《甚么樣的文化?》,全文刊載“崇基學院創(chuàng)校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座談會’”的內(nèi)容。1972年9月1日,《中國學生周報》舉行“香港文學問題討論”專欄,共計發(fā)表了8篇文章,作者包括洪清田、漫健騮、古蒼梧、黃俊東和也斯等人。
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和香港中文大學“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后,1976年1月23日,《大拇指》第14期刊出了一個香港文學研究專輯,專輯包括6篇評論香港文學的論文,其中包括:梁國頤的《從〈蝕〉看利瓦伊陵的小說技藝》、莫美芳的《尋覓與緬懷——談新人小說中的三篇小說》、少如的《由綠騎士說起》、偉的《文學、歷史》、盧爾德儀的《康同與吳漢魂——試談王敬羲的一篇小說》、何福仁的《評介三首詩——梁秉鈞的〈茶〉》、李國威的《曇花》、康夫的《愛情故事》〉。評論對象涉及利瓦伊陵、林琵琶、昆南、亦舒、綠騎士、劉以鬯、王敬羲、梁秉鈞、李國威和康夫,論述的范圍相當廣泛。
1978年的素葉出版社和1980年的《素葉文學》,是香港文學的高峰。它既出版了多種香港文學經(jīng)典作品,如西西的《我城》《哨鹿》《春望》、也斯的《剪紙》、馬博良的《焚琴的浪子》、吳煦斌的小說集《牛》、戴天的《渡渡這種鳥》、古蒼梧的詩集《銅蓮》、鐘玲玲的《我的燦爛》、何福仁的詩集《龍的訪問》、淮遠的散文集《鸚鵡千秋》、康夫的詩集《基督的頌歌》等,也出版了多種文學評論作品,如鄭樹森的《奧菲爾斯的變奏》《藝文綴語》、董橋的《在馬克思的胡須中和胡須外》、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話集《時間的話題》等。《素葉文學》除發(fā)表作品外,也刊登香港文學評論。值得一提的是,也斯在《素葉文學》第5期上發(fā)表了《從緬懷的聲音里逐漸響現(xiàn)了現(xiàn)代的聲音——試談馬朗早期詩作》一文,文中,也斯經(jīng)由閱讀《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報刊,將馬朗、利瓦伊陵、昆南、葉維廉、戴天、李英豪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與當下溝通起來。從這篇論文的精湛,大致可以推斷也斯幾年前開設的“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的水平。《素葉文學》第2期最后刊登了中大文社編的“主要文藝雜志年表初編”,這個年表刊載了自1938—1981年香港文學的期刊名稱。盡管這個目錄并不完整,特別是1949年前的刊物較少,然而它應該是最早的對于香港文藝雜志的目錄整理,也是香港文學史奠定的標志。
中國內(nèi)地對于香港文學的關注,最早在1979年,在時間上恰恰接續(xù)了香港文學的高峰。但出人意料的是,內(nèi)地學界卻錯過了“素葉”,而把關注點主要放在了香港左翼作家身上。
在評論方式上,內(nèi)地的香港文學研究也是與香港左翼相配合的。1980年內(nèi)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小說選》,后記中有一段非常簡要的評價,“這里收入了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寫,反映了摩天高樓大廈背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時,揭露和鞭笞了香港上層社會那些權貴們的虛偽和丑惡。這些作品題材新穎、情節(jié)生動,另開生面,獨具一格,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這一段思想和藝術點評,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內(nèi)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模式。
盧瑋鑾認為,由于史料缺乏,香港文學暫時不宜寫史,她甚至提出:“由于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于編寫《香港文學史》,是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內(nèi)地第一部《香港文學史》是1990年出版的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該書只寫到1949年之前,顯然就是一部香港左翼文學史。其后又陸續(xù)出現(xiàn)了潘亞暾主編的《臺港文學導論》(1990)、潘亞暾汪義生合著的《香港文學概論》(1993)、王劍叢《香港文學史》(1995)、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1998)、袁良駿《香港小說史》(1999)。這些文學史著作,應該說越來越完善,不過來自香港學者的從寫作方法和史料角度的批評卻至今不斷。內(nèi)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是與“九七”回歸相配合的,因此香港文學史的撰寫出版在“九七”前后達到高潮。其后隨著香港回歸,學界對香港文學興趣逐漸下降,不但著作很少,研究論文也年年下降。
《小說香港》一書面世于2003年,離香港回歸已經(jīng)過去6年,這個時候回顧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會更加清醒一些。筆者希望從理論與方法的角度,對歷史書寫本身進行思考和反省。內(nèi)地的香港文學史撰寫為什么會出現(xiàn)同一種模式?內(nèi)地與香港對于香港文學史的敘述為何不同?香港本地人的敘述是否就能代表“歷史真相”?英國殖民主義是否也是一種話語講述?《小說香港》的上半部分為“歷史想象”,主要分析香港不同類型歷史書寫方式,觀察香港的文化身份的流動。下半部分“本土經(jīng)驗”,則希望擺脫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模式,思考作為一種新的主體的當代香港文學的發(fā)展動力,那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的城市化過程。如果說鄉(xiāng)土文學、現(xiàn)代主義是對都市化的抵觸,那么新派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通俗文學則本身就是商業(yè)化的產(chǎn)物,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比較,都市性及其反省其實是香港文學的命脈所在。
1997年算得上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香港文學研究以內(nèi)地為代表,而在其后,香港學界開始發(fā)力,這其中最具貢獻的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主編的一系列“數(shù)據(jù)選”、“作品選”和“年表”,其中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98)、《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98)、《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1999)、《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2000)等。盧瑋鑾等人還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學報刊,促成了“香港文學數(shù)據(jù)庫”,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原文及目錄面世。這些基礎工作,無疑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必要準備。近來引人矚目的則是陳國球主編的12卷《香港文學大系》,這套“大系”的出現(xiàn),標志著香港文學經(jīng)典結(jié)構的建立。
《小說香港》完成后,有人勸我不必再研究香港文學了。我對香港文學卻不能釋懷,覺得現(xiàn)在正是研究香港文學的好時機。
讓我高興的是,香港學者的研究與我的研究出現(xiàn)了遙相呼應。在《小說香港》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國內(nèi)地學者所撰寫的“香港文學史”,無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學史”,這些“香港文學史”沿用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新舊文學對立的框架,卻沒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內(nèi)地,舊文化象征著千年來封建保守勢力,而在香港它卻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認同的積極作用。在大陸,白話新文學是針對具有千年傳統(tǒng)的強大的舊文學的革命,在香港舊文學的力量本來就微乎其微,何來革命?如果說,在大陸文言白話之爭乃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后之爭,那么同為中國文化的文言白話在香港乃是同盟的關系,這里的文化對立是英文與中文。”可惜,這種質(zhì)疑一直并無反響。最近在《香港文學大系》中,我卻看到了精彩的說法。陳國球在“大系·總序”中專辟一節(jié),標題是:香港文學大系是“文學大系”而非“新文學大系”。他解釋說:“‘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xié)成互補的機會……如果簡單借用在中國內(nèi)地也不無疑問的獨尊‘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況表達清楚。”負責編輯“大系·舊體文學卷”的學者程中山斷言:從1843年至1949年,中國傳統(tǒng)文學是“百年香港文學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學史僅僅書寫新文學,是荒謬的,“近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主流研究者,對百年香港舊體文學大多視而不見,或更排斥詆毀,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學史》,至為可惜”。
在研究方向上,我與盧瑋鑾、陳國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著急撰寫香港文學史,而首先應該加強對于一手報刊史料的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香港文學史的建立,當然應該從報刊入手,可惜的是,內(nèi)地學者一直沒有這樣的條件,而香港學者從事香港文學研究的也不多,重視報刊整理的學者更少。近年以來,我主要從事香港報刊文學史的研究,一旦實際進入一手報刊,我立刻發(fā)現(xiàn)文學史種種說法都變得似是而非起來。下面僅以香港早期文學的問題略加舉例說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專輯”上,劉以鬯先生發(fā)表了《香港文學的起點》一文,提出香港文學的起點應該追溯到1874年《循環(huán)日報》的創(chuàng)建。這一說法的根據(jù),來自于忻平的《王韜評傳》中的一段有關王韜在創(chuàng)建《循環(huán)日報》時增設副刊的話。我找到忻平的《王韜評傳》,發(fā)現(xiàn)忻平本人并未見過《循環(huán)日報》,他的有關說法,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國報業(yè)史》。再查閱戈公振的《中國報業(yè)史》,找到所引段落,才發(fā)現(xiàn)出了問題。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為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了然。”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緒三十年”這個時間點,也就是說,戈公振所說的《循環(huán)日報》創(chuàng)立副刊是在1904年。王韜在1884年就離開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這就是說,忻平所謂王韜創(chuàng)辦副刊的說法,完全就是一個史料錯漏。筆者在大英圖書館查閱數(shù)據(jù)的時候,曾經(jīng)專門看過《循環(huán)日報》膠片,可以佐證。劉以鬯的這一觀點現(xiàn)在被文學史廣泛采用,需要糾正過來。
1928年8月創(chuàng)刊的《伴侶》,被認為是“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筆者通過多地查找《伴侶》原刊,才發(fā)現(xiàn)侶倫的諸多被文學史沿襲的說法也很有問題。侶倫說,《伴侶》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藝雜志”,“純文藝性質(zhì)的雜志”,“側(cè)重刊登創(chuàng)作小說,其次是翻譯小說,此外還有雜文、閑話、山歌、國內(nèi)文化消息等項目”。事實上,《伴侶》英文名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是一個標準家庭生活類刊物,主要刊登生活類雜文,文學很少,直到第7期開始才變成以文學為主要內(nèi)容,可惜時間不長就沒了。《伴侶》也并非由什么文人團體主辦,據(jù)第1期封底,《伴侶》系由中華廣告公司主辦,地點在香港大道中六號四樓。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說星期刊》,一向被我們視為香港的鴛鴦蝴蝶派刊物而加以批判,事實上這是一個綜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說、古典詩文、白話文學、地方劇趣等多種欄目。僅以白話小說而言,《小說星期刊》刊載的白話小說就有短篇小說60篇,中篇小說4篇,長篇小說兩篇。再看,《伴侶》共計發(fā)表短篇小說14篇,長篇小說兩篇,翻譯小說5篇。從數(shù)量上看,《小說星期刊》發(fā)表的白話小說數(shù)倍于《伴侶》,并且,《小說星期刊》還發(fā)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說”和新詩。
如此看來,香港早期文學的基本框架,顯然還需要我們重新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