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窮孩子一無所有，

只有一顆純潔鮮紅的心靈。

我把它獻給革命，

讓它在革命風暴里翻騰、前進……

——（陳荒煤：《偉大的歷程和片段的回憶》）

用陳荒煤自己的話說，“革命”的種子，其實很早就埋在了他的腦海里。

父親對陳荒煤的影響至深。即使那時他的父親總是潦倒和窮困難忍居多，但是作風堅決，談話中也總是向幼年時的荒煤袒露出心中對于“革命”矢志不渝的追求，“我們那時候年青，是真的鬧革命啊！”小小的革命之火種，在一個少年的心里還是神秘的，但是荒煤愿意去追隨它。十三四歲的少年在大革命的熱潮之中，也曾群情激奮地于墻報上寫下“我這個窮孩子一無所有”的熱情詩篇。但個人意志始終拗不過歷史進程，大革命失敗以后，漸漸趨向成熟的少年也會有著理想破滅后的苦悶、迷惘和彷徨。那時的陳荒煤還不到17歲，隨著父親收入逐漸穩(wěn)定，他有機會在學校里面繼續(xù)念書，同時結識了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創(chuàng)造社蔣光慈等人的作品感興趣，在課外活動中也非常熱愛看電影。種種年少時候表現出來的熱情與志向，冥冥中暗合著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1931年武漢的一場大水災，打破了陳荒煤難得的求學時光，但他因此結識了更多來自左翼文藝運動的好朋友，如董啟翔、盛家倫、呂驥、郭安尼等。尤其是后者，和陳荒煤關系甚好。在好友們的鼓勵和陪伴下，陳荒煤一邊參加著武漢劇聯的“鴿的劇社”，一邊在《時代日報》的副刊版面孜孜不倦地發(fā)表文章。有時是評論一些進步的文學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有時則推薦一些來自蘇聯的電影，如《金山》《生路》。那時候，這個本名叫做“陳光美”的少年用過不少筆名，比如他用“漪之”、“漪萍”，表達人生途中漂浮不定的失落感；比如“梅白”，寄寓自己即使身處黑暗的時代也要像梅花一樣的純潔；比如“荒煤”，既是與原名“光美”諧音，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夠如同一塊荒野中的煤石，即使尚未發(fā)光，但最后終將燃燒起來。19歲時的少年荒煤，如愿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時局的動蕩，使他很快就因為在報紙上發(fā)表進步文章而被辭退，還曾因為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活動而短暫被捕過。被保釋出獄的少年表現出和他父親一樣的倔強執(zhí)著，堅持以手中筆做武器，很快便在《文學季刊》第三期發(fā)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這篇小說以武漢大水災為背景，描寫老百姓流離失所的真實生活狀況和窮困交加的底層情景，開啟了作者此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活動。同時，作者最擅長的從實際生活中取材取景、表達真實憂郁情感的寫作風格也初步展露端倪。20歲剛出頭的陳荒煤，孜孜不倦地寫作了不少小說和散文，如小說《男子漢》《劉麻木》《人們底愛》，散文《在憂郁的記憶中的故事》等，并在女工夜校教語文，還負責輔導工人排戲。陳荒煤23歲時在《作家》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短篇小說《長江上》，受到好評，還被茅盾選入《短篇佳作集》。同年，陳荒煤短篇小說選《憂郁的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一顆冉冉新星即將在文壇升起。

《長江上》和《憂郁的歌》帶有典型的陳荒煤早期創(chuàng)作特色。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革命暫時處于低潮，勞動人民啼饑號寒，堪可稱為中國歷史上布滿血淚的最黑暗的時代。作家在《長江上》中以其獨特的陰暗筆調深刻地刻畫了勞動者、知識分子和流浪人的生活：一個叫做獨眼龍的從前當過碼頭工的退伍兵在長江輪船上跟著做茶房的他從前的老伙伴住在一塊。作者就描寫他住船上的一段生活和他的身世回憶，以及他周圍幾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習慣。在他們那種污濁環(huán)境里的污濁生活的表面之下，有多少由生活所掀動的靈魂的風浪和人性逶迤！多年的漂泊生涯之中，“獨眼龍”的身體漸漸垮了，老婆孩子也都不見了，家更是早就沒有了，眼前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破爛了”的長江都能引起他的悲感。陰郁與悲戚交織的時代陰影之下，全中國不知有多少“獨眼龍”都遭遇著和他一樣的生活：出門去尋找較好的生活，帶回的卻只能是一個更壞的境況。在船上永遠臨不到太陽照耀的下艙里，獨眼龍又要走了，“他不慣于平凡而充滿了污濁的生活”，但，他又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作者沒有給我們答案。也許任何人都無法給出那個答案，只有社會和時勢知道。作者借助對該類長江水手的生活，寫出一類“污濁”的下層者的靈魂，自然帶著非常濃郁的憂愁，但作者把這種憂愁當作了社會結構的毛病，結尾處透露出對新社會的隱約展望。船過另一省界的時候，獨眼龍指著那里的山頭，說那里的兵都不肯打了。這是意味深長的暗示，更是作者深思熟慮后祭出的慈悲。這個時期正是作家從苦悶中掙脫出來堅定地奔向革命的思想轉變時期，結合后期他對自我作品的剖析，“一個人的思想和認識也是在實踐中不斷發(fā)展和逐漸成熟的，不可能所有的觀點都是一貫正確的”（《解放集?前言》）。作者始終堅持以真實的筆觸去寫作自己熟悉的題材，因此體現出一股渴望表現的熱情，“主要是那個時候，盡管年輕幼稚，但的確是真實的感受，甚至暴露了不健康的感情……然而，它卻是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的產兒。”（《荒煤短篇小說選?自序》）

魯迅曾說，“一個藝術家，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如自己并不在這樣的漩渦中，假使以意為之，那就決不能真切，也就不成其為藝術……（創(chuàng)作）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出一個突變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 陳荒煤的此類小說，正是通過對普通生活和人物的真實描繪和獨特表現，廣泛而真切地反映出時代的社會現實，從而使其作品，為我們今天了解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及其精神面貌提供了一面鏡子。

“七七事變”及北平淪陷后，陳荒煤與他那些流亡的同學組成“北平學生移動劇團”在山東、徐州、河南一帶活動，曾在南京公演了獨幕劇《七?二八之夜》。該劇由陳荒煤和他的好友郭安尼共同寫作完成，由此開啟了作者另一種才能：創(chuàng)作劇本。此后，陳荒煤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任教，后轉入文學系，代理系主任，同時繼續(xù)自己的寫作事業(yè)。他先后帶領魯藝文藝工作團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采訪并親自在前線參加了兩次戰(zhàn)斗，搜集了大量八路軍的材料，尤其是他對陳賡將軍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同年，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寫作了《陳賡將軍印象記》《劉伯承將軍會見記》《新的一代》等報告文學。年幼時來自父親有關“革命”的血脈延續(xù)，結合母親和姨母帶給陳荒煤的文學啟蒙，在這個青年身上盡情地融合與綻放；童年和少年時代那些如影隨形的貧困、壓抑，都化作他筆下那些溫暖真摯又深刻妥帖的文字。不到30歲的陳荒煤在參加完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及時創(chuàng)作了獨幕劇《我們的指揮部》，同時要求深入基層進行創(chuàng)作，繼續(xù)寫出反映時勢的優(yōu)秀劇本和文學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陳荒煤帶領部分魯藝的同事離開延安去游擊區(qū)工作，之后又決定留在邊區(qū)籌建邊區(qū)文聯。此時的陳荒煤，肩上的擔子已經不止是一位創(chuàng)作者，他開始承擔更多的行政和領導職務。寫作依舊是他的愛好。1945年底，短篇小說選《一個人的覺醒》由重慶雅典書屋出版。30歲出頭的陳荒煤，生活得忙碌又充實，他的人生之路開始漸漸走入一個新階段。

陳荒煤先后擔任過邊區(qū)文聯副理事長、《北方雜志》主編、北方大學文藝研究室主任、華北文聯常務理事、石家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華北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委員、天津軍管會文藝處長、武漢市軍管會文教部副部長兼文藝處長、中南軍區(qū)與四野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并代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紀念活動和訪問，中間發(fā)表文章、通訊、報告若干，并出版報告文學集《新的一代》及論文集《為創(chuàng)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52年10月，陳荒煤被調回北京，擔任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由此開啟電影事業(yè)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他不斷有文章發(fā)表于《文藝報》和《人民日報》等重要期刊雜志，并主持召開諸多電影方面的重要會議，努力落實體制改革，并帶團隊出國參加在捷克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電影創(chuàng)作會議，即使是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仍堅持對電影事業(yè)的指導和分析工作。他一邊積極帶領團隊去國外吸取經驗，同時努力應用和改革國內的電影創(chuàng)作和評論機制，并在理論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夏衍評價他為“（他）把編劇、導演、演員當做同志、當做朋友，對他們有感情，所以話講得坦率，既有由衷的歡喜，又有中肯的批評……我覺得，對中國電影來說，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教訓。” 而這種真實，無論是表現在電影行業(yè)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上，恰恰正是陳荒煤自年幼時代便已確立的寫作風格。“我始終覺得在學習期間，應該嘗試著去寫各種題材……我嘗試著從各種現象里面去發(fā)掘題材，而且嘗試著怎么去寫它”（《長江上?后記》），“藝術性，是指把現實生活中本質的東西加以整理、組織和集中，使得生活更有現實性，更有典型性，而絕不是生活以外的東西”。如果說青年時代陳荒煤的作品是一支憂郁的歌，那么參加革命后，他從敞開的心扉中所唱出的就是戰(zhàn)斗的歌，也是更加振奮人心的時代之歌。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電影劇本或評論，都是作家在創(chuàng)作道路上不斷探索和追求的結果，更是歷史的產物。陳荒煤筆下所流露出的強烈的時代特征，正是其作品保持活躍生命力的深層原因。

但歷史發(fā)展總有曲折，波及到個人則尤是。10年“文革”剛開始的時候，陳荒煤也被停止了工作，在不同地方之間調來調去，惟一不變的是接受批判，甚至在已經56歲的年紀再次入獄，度過了長達7年的監(jiān)禁生活。等到60多歲的陳荒煤出獄時，當年好友已零落無幾。至少他還是幸運的，幾年之后平反，先是在重慶市圖書館抄寫卡片，后被調回北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關于此后的一些文學創(chuàng)作，陳荒煤這樣剖析自己：“建國以后，我完全放棄了創(chuàng)作，只是結合工作的需要，寫了一些評論文章。怎么也沒有想到，經過十年動亂，重返文學工作崗位上來，居然又提起筆來寫了一些散文……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靈，經過幾十年的斗爭，漸漸被千絲萬縷的種種歡樂、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斷纏繞，也終于會形成一層硬殼。但正如俗話所說，人心總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過熱血的循環(huán)而跳動，不能不隨著思想情感的變化而跳動，它終究不能變?yōu)橐活w只記載歷史年齡的化石。” 正是因這份實事求是的責任感和始終如一的謙虛原則，陳荒煤始終認真對待自己筆下的每一個字，把寫作當成一門科學、一門藝術，始終遵循著文學藝術的特殊規(guī)律，來分析種種文藝現象和探索藝術發(fā)展的奧秘，這使其既能寫出對具體現象精到而細微的分析，又能對全局運行和發(fā)展趨勢有明察的思考力。魯迅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明火。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fā)生，在污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于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等到已年近70的陳荒煤談到從前和現在，也說：“一個建設社會主義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偉大新時代已經開始了。但愿我這年近70的老人，也還能為迎接一個新世紀的到來，為新的一代寫點新的散文。”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