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潘賀雙打”，使賀紹俊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三十幾年來，他見證了文學思潮的一次次革故與鼎新，也經(jīng)歷了從《文藝報》 副總編到 《小說選刊》 的主編，再到大學教授的身份更迭。而無論怎樣變化，賀紹俊都始終以寬厚、溫和又不失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中國文壇的最前沿，同時批評家、編輯、學者的多重身份，還使他的文學批評一方面具有學理的深度與厚重，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理念與技術所帶來的偏狹，而無限接近于文本世界和文學現(xiàn)場的本真狀態(tài)。

在賀紹俊敏銳的觀察與體驗中，他總是懷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他關注“全球化與本土化”，他 “從宗教情懷看長篇小說的精神內涵”，他“在現(xiàn)代性焦慮中尋覓自己的家園”，他甚至在“宏大敘述”被炸成廢墟的當下思考“重構宏大敘述”的問題。他認為：“文學批評應該為文學的精神承擔重構起自己的宏大敘述，這個宏大敘述獨立于政治、經(jīng)濟之外，體現(xiàn)出批評主體的獨立品格和社會職責。從這個意義上，如果要問什么是宏大敘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學的精神承擔就是最根本的宏大敘述。”

賀紹俊始終認為，“文學應該是人類精神的承擔者，文學提供給人們的是精神的想象，是理想的家園。文學批評的重要功能就是將文學的精神內涵進一步闡發(fā)出來。”而這個闡發(fā)的過程，也是批評家、作家、讀者交流對話的過程，批評家要扭轉一貫形成的法官與導師的角色，不要側重于是非判斷，而是要進行一種 “建設性的探詢”，他“強調的是對文學作品中積極價值的發(fā)現(xiàn)與完善。批評家即使需要進行贊美，也是建立在積極價值基礎之上的贊美， 而絕不是溢美之辭；另一方面，出于對積極價值的完善，批評家也會對批評對象進行批評，指出其不完善之處”。

為時代生產(chǎn)思想和儲存思想

作者：賀紹俊

小說既有娛樂的功能，也有思想的功能，當然還有其它多種功能，但娛樂功能和思想功能是小說最主要的兩種功能。進入現(xiàn)代小說時代，小說出現(xiàn)明顯的分野，分野的規(guī)律大致上就是形成了以娛樂為主的小說和以思想為主的小說。我這里想專門談談以思想為主的小說。盡管以思想為主的小說不屬于讀者最多的小說，但它們起到了為一個時代生產(chǎn)思想和儲存思想的作用。

把小說當成生產(chǎn)思想和儲存思想的工具，相信會遭到很多人的質疑。如果人們要表達思想，為什么要采用小說的方式，直接寫成理論文章不是表達得更直接更明確嗎？我要強調的是，小說是人們觀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別是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以后，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公民社會，小說家應該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擔當，應該通過小說直接參與到對社會、人生進行理性的思索之中。另一方面，小說作為觀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體把握復雜性的優(yōu)勢。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以后，絕對真理、一元化思想越來越缺乏說服力，人們對世界的復雜性、矛盾性看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論往往難以統(tǒng)領這個復雜的世界。理性思維和理論思維是采取抽象的方式，它把世界的活生生的細節(jié)都抽象成一個個概念，把世界上各種類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愛打呼嚕的人和愛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個“人”字，而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過去崇拜抽象思維時，會認為這些血肉對于認知世界沒有意義，但后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些細節(jié)，這些血肉，對于認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而這時候就顯出了小說思維的長處，小說是作家構建的一個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義性，同一個形象，因為讀者條件的不同，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小說形象也是一種意義符號，但它是一種能指要無限大于所指的意義符號，這一特點更好地吻合了人們對于世界復雜性的認識。小說用形象來思維，就是一種有血肉的思想，就帶來了小說思想性的神奇性和無限可能性。比如我們經(jīng)常會引用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論。恩格斯認為，巴爾扎克所堅持的思想立場和他所描寫的小說形象是相矛盾的，他說：“不錯，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tǒng)派；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經(jīng)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圣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我們一般引用恩格斯的這段話是要來證明現(xiàn)實主義是如何偉大的。但我以為，恩格斯所指出的巴爾扎克的這種矛盾性，不僅僅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問題，它充分證明了小說形象的復雜性和多義性，小說形象所包含的能指，可能完全出乎作家本人的想象，也可能完全違背作家的思想。巴爾扎克在小說中表達的深切同情，恩格斯卻從中讀出了空前尖銳的嘲笑。同樣還有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們可以從巴爾扎克的小說中看到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而這顯然不是巴爾扎克的本意，而是巴爾扎克的小說形象帶來的認識，是小說中的血肉帶來的認識，這應該屬于小說中有血肉的思想。

昆德拉是20世紀的一位偉大的小說家，他是非常強調小說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賞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就因為他在閱讀這部小說時，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嘆說：“判斷一個時代的精神不能僅僅根據(jù)其思想和理論概念，而不考慮其藝術，特別是小說。19世紀發(fā)明了蒸汽機，黑格爾也堅信他已經(jīng)掌握了宇宙歷史的絕對精神。但是，福樓拜卻發(fā)現(xiàn)了愚昧。在一個如此推崇科學思想的世紀中，這是最偉大的發(fā)現(xiàn)。”昆德拉在這里特別強調了小說在總結一個時代的精神本質時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因此還提出了“小說精神”的概念。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精神是與極權社會相對抗的，他說：“極權的唯一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和探詢，所以它永遠無法跟忽說的‘小說精神’相調和。”所以昆德拉非常看重小說的精神素質，一部優(yōu)秀的小說除了提供一種新的美學風格、想象世界之外，它還應該包括對當代社會的積極反應，對存在進行意義的探索。科學是為了實用，哲學陷入了總體原則之中，而文學卻致力于把人心的混沌、復雜和文明發(fā)展的另一面展示出來，它告訴人們“世界并非如此”，在這里，文學發(fā)揮了它的思想能力，讓民眾產(chǎn)生的新的思想維度，質疑、批判，或重新思考文明、制度、政治、文化等關乎社會現(xiàn)實和人生的諸種問題。小說比其它文學門類具有更便利的條件，因為它是直接以現(xiàn)實和人生為摹本的。我還要引用一段昆德拉的話，昆德拉說：“小說存在的理由是要永遠地照亮‘生活世界’，保護我們不至于墜入對‘存在的遺忘’”。

現(xiàn)代小說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卡夫卡的《城堡》，它讓我們感受到現(xiàn)代官僚制度的可怕，以及這種制度對生命的壓抑。加繆的《局外人》，讓我們看到現(xiàn)代生活中人的“異化”，這些小說都展示了文學想象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思想價值。福樓拜，還有狄更斯、雨果等作家，他們是在資本主義文明處于歐洲上升時期進行寫作的，那個時候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科學、技術和理性成為時代的最高原則，但是，文學卻顛覆了這一基本的公共理念，它提醒人們，這個最高原則具有“愚昧”和“可怕”的一面。

作家應該成為思想家，但同時作家又不能代替思想家，相反，作家經(jīng)常要從思想家那里吸收思想資源。因此，作家和思想家從現(xiàn)代社會以來逐漸結成了最親密的聯(lián)合陣線，作家和思想家的結合，就將思想的力量發(fā)揮到最大的地步。像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他們在小說中表達的思想，也是充分吸收了當時思想家的成果。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許多思想家，如維柯、斯賓格勒、尼采、雅斯貝斯、阿爾都塞，都對“科學”、“技術”持基本的反思立場。很多作家接受了這些思想成果，包括卡夫卡、加繆，他們之所以能夠寫出《城堡》《局外人》這樣的批判現(xiàn)代性的小說，是與當時整個思想界具有了這樣的思想境界大有關系的。所以，從作家與思想家的關系來看，是二者共同完成了對世界的新的反思。思想家提出了新的思想，小說家將血肉賦予了這種思想，同時也就更加深化了思想。

小說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表達思想。鐵凝曾把這種小說的特殊表達稱之為“思想的表情”，她說：“小說必得有本領描繪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讀者進攻的實力和可能。”思想的表情這個說法很有意思，這也就是說，小說家并不是像思想家那樣直接宣講思想，他不過是在描繪思想的表情，小說是通過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向讀者發(fā)起進攻的。一般的讀者閱讀小說也只是在感受思想的表情，而不再去追究思想本身。但批評家所要做的工作則是要對隱藏在表情背后的思想進行闡釋，甚至應該將小說中的思想激活，使其變得更加豐富。人們曾描述20世紀以來現(xiàn)代思想的一大特點是“理論批評化”和“批評理論化”。許多思想家的理論建構是通過文學批評而實現(xiàn)的。這既說明思想家的理論更貼近現(xiàn)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現(xiàn)代小說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因此小說才會為思想家提供源源不斷的炮彈。英國文學批評家阿諾德曾精辟地論述的文學批評的創(chuàng)造力，他說：“它最后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個局勢，使創(chuàng)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個思想秩序，后者即使并不是絕對真實的話，卻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東西真實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優(yōu)勢。沒有多少時候，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會，因為接觸到真理，也就接觸到人生，到處都有激動和成長；從這種激動和成長中，文學的創(chuàng)造時代便到來了。”從阿諾德的論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批評的創(chuàng)造力之所以被阿諾德如此高看，就在于小說對思想的強有力的參與。阿諾德也是一名詩人，但作為批評家的阿諾德遠遠超過了作為詩人的阿諾德，因為作為批評家的阿諾德緊緊抓住了文學（在當代主要以小說為代表）的思想力量。那么，批評家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小說讀法，我的回答就是，做一個阿諾德式的批評家，去發(fā)現(xiàn)小說中蘊含的思想，并讓小說中的思想通過批評的創(chuàng)造力得以“激動和成長”。

假如要問我對當代小說最大的不滿是什么，我以為那就是當代小說還未能有效地擔當起思想的功能，沒有成為收藏當代思想成果的地方。當然，這個問題也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從小說家的角度看，小說家對當代思想的走向和突破缺乏敏感和熱情。另一方面，從當代思想家的角度看，中國當代的思想家缺乏自己的思想見解，特別是缺乏建立在本土經(jīng)驗上的思想見解，缺乏足以讓小說家感動的思想成果。但我以為也不必妄自菲薄。事實上這些年來我能明顯感到作家們在思想上的努力，一些有影響的小說無不閃耀著思想的光芒。中國自上個世紀以來，走著一條獨特的路，積累了豐富的新經(jīng)驗。最偉大的思想就應該從中國本土經(jīng)驗中生長出來。

原刊于《 人民日報》（2012年08月03日 24 版）

作者簡介

賀紹俊 195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198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沈陽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主編。專業(yè)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主要從事當代小說研究和批評，以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80年代曾與潘凱雄合作撰寫理論批評文章，是當時“批評雙打”的重要合作者之一，兩人合寫的文章結集為《批評雙打——八十年代文學現(xiàn)場》出版。主要著作有《文學的尊嚴》（論文集）、《建設性姿態(tài)下的精神重建》（論文集）、《重構宏大敘述》（論文集）、《文學批評學》（與人合著）、《中國當代文學圖志》（與人合著）、《鐵凝評傳》、《還在文化荊棘地》（論文集）、《魯迅與讀書》、《伊甸園的困惑——文學中的性愛描寫》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上多有論文及批評文章發(fā)表。其學術著作和文章曾獲過魯迅文學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學術獎、中國文聯(lián)文藝評論獎、團中央“五個一工程”獎、冰心文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