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新加坡一座電子廠的車間里，身穿防塵服，戴著防塵手套、防塵口罩，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只留兩只眼睛，在工作電腦上偷偷敲擊著鍵盤，我不是在寫工作報表，而是寫小說，所以只能偷偷地寫。

我沒有電腦，只能用工作的電腦寫。我要一邊構(gòu)思人物和情節(jié)，一邊防著組長進車間巡查抓到我。盡管小心翼翼，但有一次，還是被抓住了，組長說我上班不務(wù)正業(yè)，我無言以對。后來有一天，她在新加坡的《聯(lián)合早報》上發(fā)現(xiàn)一篇我發(fā)表的小說，她主動對我說：“你寫的小說我看了，不錯。沒想到你還真會寫。你買臺電腦在宿舍寫吧，我不抓你。”

于是，我攢了很久的錢，花2000元新幣（一萬元人民幣）買了臺電腦，在宿舍里沒日沒夜地開始寫作。

我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打過工。在新加坡，我的工作是在一座電子芯片工廠，負責檢測芯片，從晚上7點到早晨7點，12個小時的夜班，我上了近3年。每天早晨，別人從夢中清醒，我卻剛剛下班，把自己扔到房間里，一扔到床上我就累得很快睡著。日復(fù)一日，體力上的辛苦可以忍受，但是異鄉(xiāng)的孤獨與漂泊，是最令我難以承受的。我經(jīng)常看著宿舍門外被晨光拉得長長的孤獨的身影，對自己的影子說：只有你與我相伴了。

孤獨之中，我曾無數(shù)次無聲地吶喊，但那吶喊被巨大的空間和黑夜里涌動的時間所吞沒。在異鄉(xiāng)的艱辛與漂泊中，惟有寫作，是我能與自己的心交流，安妥我靈魂的事。

除了寫作，我還喜歡讀書。每天上夜班，別的女工都會帶些零食，而我的包里總是裝著一本書。我的宿舍不遠處，是新加坡一家圖書館，我的圖書證上，有很多紅印記，是借閱率最高的讀者，以至于圖書館的管理員認為我信譽良好，可以寬限借閱期。

當我從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中看到他筆下的村莊時，我心有所動，這座枯燥、機器轟鳴的工廠，為何不能幻化成為我新的小說呢？

多年的打工經(jīng)歷，是我一段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那些痛感和質(zhì)感，像一根藤蔓，和我的生命緊緊糾纏在一起。我為什么要將這段經(jīng)歷寫入小說？因為小說是滲入生活、關(guān)注人的內(nèi)心，挖掘靈魂深處人的精神的產(chǎn)物。一個好的寫作者，應(yīng)該是一個時代或個體情緒的捕捉者。一個人的心靈，一群人的心靈，一個時代的心靈，是小說這個容器所承載的精神內(nèi)核。

那些零零碎碎的小說，漸漸被我整理成一個系列：海外打工系列小說。

發(fā)表在《人民文學(xué)》2017年第11期的中篇小說《天涯廚王》，描寫了這樣一群人：中國人闖南洋。一個龐大的群體，卻是隱形的。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里，散落著這些走出國門的海外打工者。有600多萬中國海外務(wù)工兄弟姐妹，生存在不知名的國度里、角落里。他們不被人發(fā)覺，我力圖書寫出他們的心靈故事。

這篇小說塑造了具有傳奇色彩的女主人公李繡娘。在承接祖輩廚藝的使命感中，經(jīng)歷了廚王祖父下放新疆農(nóng)場、父親含辱一生無法施展廚藝貧病而死、自己到新加坡打工拼搏一系列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動蕩之后，李繡娘依然堅持不懈，追求自己熱愛的廚藝。當她在廚王大賽中被自己的徒弟陷害，輸了比賽后，卻用自己真實的廚藝征服全場，成為無冕廚王，在異國打工生活中活出人生的精彩。小說描述了普通人的奮斗、求索過程和精神歷程，是一篇平民奮斗、女性成長的小說。

2017年第11期的《小說選刊》上，轉(zhuǎn)載了我發(fā)表在《民族文學(xué)》第10期的小說《慢船去香港》，這是我的一段香港打工記憶。我曾在一艘香港的郵輪上工作，郵輪上有很多來自內(nèi)地的打工妹，我也是其中一員。這群女工帶著夢想，也帶著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遭遇和碰撞，在異地他鄉(xiāng)生存著。我用自己的筆，記錄和挖掘她們靈魂深處的訴求，觸摸她們的脈搏跳動。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茉莉，她的人物原型就來源于我曾經(jīng)的同事。

另一篇小說《新加坡河的女兒》，描寫了一群小人物——陜西女子縱貫10年間，在新加坡這塊土地上打拼、生存的真實狀態(tài)，異國他鄉(xiāng)，頑強生活，精神和肉體的沉痛與撕裂，但又是在這種鮮活的生活中，朋友、同事、伴侶、老鄉(xiāng)，相互傾軋卻又相互砥礪，寫出變革時代的滄桑感和國人在異國生活的艱辛與厚重，是一代青年面向世界的探索意識。

中篇小說《惘然記》，是另一個打工者的故事。大陸青年何本昌在香港工作期間，和大陸女青年阿倩既是同事，又是一對情侶。何本昌一心想和阿倩攢夠錢結(jié)婚，留在香港，就連名字也改為香港人的叫法“阿昌”。而結(jié)局卻出人意料，生活在某一個拐角處，突然急轉(zhuǎn)了一個彎。阿昌和阿倩的命運完全逆轉(zhuǎn)。

如果說前一篇小說寫了打工者的“出走”，那么這一篇小說寫了打工者的“歸來”。外出打工，掙了錢，回到家鄉(xiāng)后，打工者如何面對多年生疏、消失的生活環(huán)境，面對落差和失意，如何在這種漂泊的身份中找回自己？這是這篇小說展示和思考的問題。

小說說到底是寫人性。張愛玲曾說：“寫小說的人，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清楚。”我有一篇小說《女人花》，寫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中人情、人性的冷暖，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綠月，是一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女性，在商業(yè)競爭和城市生活中，她經(jīng)歷了挫折、孤獨、裂變的過程，生活的殘酷就擺在她面前，可她不得不接受命運的非難，活下去。

有的人看了小說對我說，你對綠月真狠，讓她在結(jié)尾中那么無望。可我知道，她是一類不向命運屈服的女性，在她身上，有小人物的掙扎，更有不屈的精神。

我的小說，始終是在探索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內(nèi)心世界。我安妥著自己的靈魂，也安妥著他們的靈魂——他鄉(xiāng)，冰冷的機器，是刺進打工者靈魂深處的一根芒刺。我的創(chuàng)作激情隱藏著直面自我的深切感觸，小說，是撫平這根芒刺的手，它令我平靜。

每一個人物的命運，包含著人性深處的真實和復(fù)雜面。我的小說只是一扇窗，展現(xiàn)中國打工者的故事，觀照他們不為人知的精神世界。我希望擴展的，是靈魂內(nèi)在的空間。

（作者系魯迅文學(xué)院第三十四屆高研班學(xué)員）

刊于《文藝報》2018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