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詞語速生速死的時代。“優(yōu)衣庫”事件再次讓我們見識到了這種驚人的速度：從深夜微博的突然引爆，到第二天刷爆微信群聊及朋友圈，緊接著網友的無窮智慧貢獻出了數不勝數的衍生產品（古詩改編、圖片拼接甚至主題文化衫等），直到在姍姍來遲的警方通報之中銷聲匿跡，最終像一尾發(fā)臭的干魚那樣不會再有任何人把它提起。從一個地理位置，變成一個具有特殊指涉性的“熱詞”，在詞語狂歡中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奇葩想象，直到被更新奇的說法取代……“優(yōu)衣庫”代表了當下“詞語制造系統”的基本套路之一。

當然，“優(yōu)衣庫”并不是我要談論的對象，我想說的是“詞語”。我們今天不斷談論的一個話題，就是知識話語的失效：文學語言、評論語言、學術語言漸漸失去同現實對話、呼應的能力。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思維的問題，更是詞庫的問題。我們的話語體系與實際的當代生活之間產生了脫節(jié)，這種脫節(jié)在“詞語”層面體現得分外明顯。社交平臺和所謂“二次元世界”（動漫、游戲等虛擬世界，對應于我們現實中的三維空間）已經成為了當下最重要、最活躍、最具生產力的話語場域之一，但我們很多人顯然對此缺乏了解。當下在精英話語場中占有最大話語權的往往是出身學院的資深知識分子，他們所慣用的詞語來自于經典性的知識體系——即便80年代大量輸入的西方概念在當時屬于“他者”之列，它們仍舊來自于具有自身持續(xù)譜系的學院知識系統；在世界文學史和西方文論史的課本上，它們皆是有據可查。但今天鋪天蓋地而來的詞語往往產生于互聯網，它是真正意義上的新生事物，無論從生產機制還是傳播方式來看，它們相對于當前的學術話語都是極其陌生的。

這種陌生對今天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在很多時候也會引發(fā)抗拒，但它確乎貼合于當下的許多復雜的現實體驗。例如“優(yōu)衣庫”為什么火？它的興奮點顯然不只在于“色情”，網友們硬盤里的存貨隨便拿出1G，部部都會比“優(yōu)衣庫”勁爆得多。真正引發(fā)狂熱的是空間場域的特殊性和對“三里屯”的標簽式想象：試衣間作為公共空間里暫時性的私密場所，“性”在其中帶有某種觸犯禁忌的意味，它關涉到對當代青年人普遍疲倦的身心的重新挑逗；而“三里屯”作為“高富帥”獵艷的“木蘭圍場”和都市白領宣泄壓力之所，本身會迅速地在“金錢”、“權力”和“性”之間建立起關聯性的想象。同這兩個方向相關的深度文章也很快見諸媒體：毛利在騰訊大家頻道上發(fā)表了《床上的性早無趣味》，而《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舊文《三里屯：北京最孤寂靈魂聚集地》也被翻了出來。

這就在文化層面上涉及到了許多更大的話題，例如青年心態(tài)。在西方世界，青年亞文化往往有具體的凝結對象，例如涂鴉，例如“朋克”文化的種種物化表征。但在當代中國，青年一代似乎過早地衰老了，他們在行為方式和生活節(jié)奏上受到了完美的規(guī)訓，以至于很難在生命形態(tài)和具體行為上有所宣泄——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這種情況尤其明顯，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承擔著過于沉重的房貸壓力以及七姑八姨們過于期待的目光。因此他們的全部激素只能在虛擬的二次元世界中得到宣泄，唯一溢出虛擬世界邊界的，就是這些煙花彈般有力而短命的詞語。因此，現實世界盡管風平浪靜，網絡世界的話語場中卻一直是血雨腥風，其背后其實是顛撲不破的“能量守恒定律”：任何一種能量都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改頭換面地繼續(xù)存在。

因此，每一次“話語狂歡”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想象興奮點。其中許多是膚淺的、無聊的，可以大致歸入“語言垃圾”之列，我們大可一笑了之；然而還有一些，它們連通著一代青年人隱秘的羞澀與酸辛，它們的有效性掩藏在嬉皮笑臉的表象之下，如同一個個幽暗而疼痛的穴位。例如現今已被廣泛接受并使用的“屌絲”一詞，它在看似嚴絲合縫的政治話語系統中尋找到一條隱秘的裂縫，借助“性隱喻”的方式打了一個擦邊球，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階層身份共名。現如今對這個詞語的使用已經顯得毫無新意可言，但它本身的發(fā)生學意義（它帶有濃重的色情意味，恕我在此無法復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百度），無疑是一種對典型性時代情緒的反射，其間混合著自嘲、饑渴、無奈、壓抑等多重意味，最終呈現為這樣一幅化恥為榮、“自嗨”無限的怪誕面孔。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五四精神在大資本時代巨大壓強之下的變態(tài)標本：它讓我們看到了在民族劣根性這樣的宏大話語過時以后，阿Q精神如何在新的權力秩序中獲得了一種近乎絕望的合法性。與之類似的是“十動然拒”（女孩十分感動，然后拒絕了他）、“然并卵”（然而并沒有什么卵用）：如果說“屌絲”是身份想象的產物，這兩個詞則指向現實中的行動效果。“屌絲”的不懈奮斗取得了“十動然拒”的結果，于是他終于明白，對自己來說，一切努力“然并卵”——這些令三維世界里的我們摸不著頭腦的表達，若非要較真地翻譯過來，不就是方方那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里的故事嗎？

當然，我的本意絕不是支持濫用網絡詞匯。對學術詞匯系統的純潔性、嚴肅性加以守護無疑是必要的。為追求所謂的“時髦”而過度使用一個詞是毫無意義的。我曾在研討會上見過一些老教授，他們口中頻頻蹦出“屌絲”一類的“潮”詞，但整段發(fā)言的關鍵詞卻還是“引導”、“戰(zhàn)斗”、“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之類的概念。這種反差造成了極其強烈的違和感。并不是說你穿上一條皮褲就能去三里屯泡吧了，你的上身至少不能穿著西服。真正重要的是要挖掘到詞語皮囊背后的精神指向；至于形式上的使用，那倒是無所謂的事情。

李敬澤在一篇談論中國兒童文學的文章中提到，現在形成了一種“大孩子寫書給大孩子看”的局面。成年作家們之所以在此呈現出某種“缺席”，原因在于孩子們“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能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亞語言’，不是扮兒童腔就能應付過去的。”顯然，這個問題不僅僅存在于兒童文學領域。詞匯系統和話語方式脫節(jié)的背后，其實是內心體驗的脫節(jié)。“二次元世界”以其強大的詞語更新能力和交互性，正在有力地塑造著一代人想象世界、表達自我的方式；語言對當下經驗的附著和吸納，已經大量地依托于這種想象和表達。我們無法想象“然并卵”這樣的表達進入嚴肅的文學話語、評論話語，但也同樣無法想象，我們能在對其全無了解的情況下侈談“當代青年的精神困境”。

如同布羅茨基所說，“每一個詞都渴望返回它出發(fā)的地方，哪怕是作為一個回聲”。他談論的是詩歌，但這個表述同樣適合于今天這些山洪般遍地流淌的“二次元”詞匯。我們所要做的不是簡單的追捧或者抗拒，而是要“循其本”、回到“它出發(fā)的地方”，去觸摸那些樸素而永恒的原點。焦慮、孤獨、苦悶……我們需要了解，面對這類經典命題，那些速生速死的詞語是如何奇跡般地完成了當下性的闡釋并迅速收獲共鳴。盡管這種闡釋在形式上只能在微博熱詞榜上存活幾天，但在文化意味和精神體驗上，它無疑是有效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體驗本身就需要在詞語不斷加速的死亡快感中得到反復的、面孔各異的確證（就像那些頻繁更換相貌近似女友的富二代所患的“集臉癖”一樣）。而它們背后遙遙指向的那幾個關鍵詞，其實跟我們幾千年思想史文學史上反復探討的那些并無太大區(qū)別。

（選自李壯《亡魂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