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曉蓮在演奏

6月9日是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中國古琴藝術早于2006年就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此時機，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上海市古琴藝術非遺傳承人、上海古琴研究會會長戴曉蓮邀請我去聆賞她主創(chuàng)的名為“靜聽琴說”的音樂會劇。

拓展古琴發(fā)展空間

本場音樂會劇分為“家國情懷” 、“史傳煙云” 、“弦寄情思” 、“君子之守” 、“襟懷流風” 、“山林舒嘯”六個章節(jié)，在每個章節(jié)里以相應題材的琴曲集中講述這一方面的故事，以期用古琴的語言，使觀眾感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神世界與審美意趣。

在表演形式上，音樂會劇既充分發(fā)揮古琴自身之表現力，同時將戲曲、表演和敘說與古琴相融合。既保持“音樂會”古琴為主角的聽覺傳達，同時帶有“劇”類演出表演性的特質，為原本純抽象的古琴音樂加入一些具象性的元素，使“靜聽琴說”的演出更加完善地表現出“故事性”的敘述感，也讓觀眾在觀賞中進入一種高度凝練的“神韻、意境、移情”的視聽境界。

戴曉蓮認為，保護“非遺” ，不是將古琴藝術像古董一樣束之高閣，僅供遠觀，而是要將古琴融入現代審美需求，讓演奏藝術作為活態(tài)傳承，以人為核心，以實踐為載體，不斷提高傳承水平，增強古琴藝術的表現力和吸引力，維護和拓展古琴的生存與發(fā)展空間，尋求拓展古琴新路。

上海第一個古琴專業(yè)學生

上世紀70年代，上海出現了學琴熱，尤其隨著王昌元的《戰(zhàn)臺風》而名動神州的古箏成為古為今用的成功范例，古琴也隨之露面了。

這個時候，戴曉蓮的叔外公，著名的廣陵派古琴家、教育家，曾以一曲《龍翔操》而馳名琴壇的被譽為“張龍翔”的張子謙從“牛棚”出來了。

古琴圈里都知道，是張子謙把琴曲中頻繁的速度變化轉換為一種獨特語音樂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吳景略的流美絢麗，而是表達出一種極具自我意識、氣息寬廣、隨心所欲的心聲，體現了一種韻律之美，開創(chuàng)了琴壇生機勃勃的新風氣。

叔外公從“牛棚”出來，戴曉蓮此時小學二年級，對古琴一竅不通。她回憶說：“我們是住在樓上樓下的，每天下午放學后，我就趴在叔外公家窗前窺視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彈琴，就推門進去坐在邊上聽一會兒。當時學校里不讀什么書，叔外公看到我玩的時間太多，就有意讓我跟他學習彈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從此每天放學后就到他家學琴了。他從來不教看譜，彈一句我就跟一句，哪個位置，哪個手指，哪樣音調，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凈。他從不嚴責我，只是長吁短嘆：‘哎呀，儂這個小囡真是笨死了！又忘啦？ ’如果玩得像點樣子了，他就會拿出油氽花生米獎勵我。 ”

在張子謙“太笨了”的溫和責備聲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學生戴曉蓮慢慢學會了看減字譜，簡單一點的古曲也彈得有點像了。“到了十三四歲，我就能彈他的‘老三曲’ 《龍翔操》 《平沙落雁》 《梅花三弄》 。那時他就夸我指力好，彈得輕重強弱各有分寸。 ”戴曉蓮說。

長大以后，戴曉蓮在叔外公家里見到許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頭還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發(fā)現在中國彈古琴的還有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間的情誼，真如古詩所形容的那樣，絕對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風明月。在這種氣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學苦練，戴曉蓮琴藝突飛猛進，1983年，她就與張子謙、沈仲章等大師一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古琴打譜經驗交流會。

中學畢業(yè)后，戴曉蓮考進了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她也成了古琴專業(yè)的第一個學生，或者說是唯一一個學生，老師就是張子謙。原因是上音沒有專門的古琴老師，后來教戴曉蓮的老師如姚丙炎、龔一，都是外聘的。其實民樂自古以來就是口口相傳的教學模式，只不過是后來提升為現代藝術而已。

大學畢業(yè)后上海音樂學院留下了戴曉蓮，但一時沒有課程設置，她只能在圖書館資料室給唱片編目錄。這一干就是7年，彈琴，只能是回家后的自娛或研究。后來，她在校刊上發(fā)表了一篇論文，校刊主編覺得她的理論素養(yǎng)不錯，問她愿不愿意到校報工作。于是在1992年底，她成了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編輯部的編輯。

讓她感到欣慰的是，后來上音民樂系根據她的專業(yè)特長，給她安排了古琴必修、選修課程，此外，她有時還教教外國留學生，但身份一直是模糊的。

當時上音的古琴留學生許多知識和儲備反而比國內的不少教授級別還厲害。1991年，在留學生的幫忙聯系下，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請戴曉蓮做為期10個月的訪問學者。到了荷蘭，戴曉蓮訪問了在海牙居住的漢學家高羅佩的遺孀水世芳女士。戴曉蓮說：“我拜訪老太太時，她非常高興，翻箱倒柜地拿出許多琴譜、信札和手稿讓我看，數量之多，不可想象，而且在國內是無法看到的。這讓我禁不住感嘆：我們一直在說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國人倒是最有興趣投入研究的，而我們自己常常妄自菲薄！ ”

直到2001年，戴曉蓮終于“歸隊” ，成了名正言順的古琴教師，也招收了她的第一名古琴學生。據說，上音第一個古琴專職老師是1956年的劉景韶， 40多年后，戴曉蓮成了上音的第二個古琴專職教師。

因為早就接受前輩大師的教和授，戴曉蓮的授課提出了“雙基本功”的教學理念，即手指技能訓練和識別減字譜，然后要學生深刻體會古曲中的意境和韻律。理解經典古琴曲的真義，不是單純的技巧問題，而關乎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這個比較玄。“所以我跟學生說，一定要多讀古典詩詞，體會韻律節(jié)奏，理解思想情感，想象古人的生活場景與氣氛，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去作一番遨游。唯有此，才能彈好古琴。所謂高山流水，就是心靈的共鳴。 ”

古琴“熱潮”與“冷遇”

認識戴曉蓮多年，她學琴、教琴和普及琴的經歷真實地反映了古琴這門藝術在當代中國忽冷忽熱，忽上忽下，為主流社會棄如敝屣，又捧到至高無上地位的戲劇性命運。

過去，很多人不知道古琴，看到古琴都重復一句“啊，古箏啊” ，或者電視里畫面是古琴，放的音樂是古箏，還有一些電影、古裝戲里，把琴放倒了等很多錯誤出現，現在幾乎不會這樣了。

戴曉蓮說，古琴申遺十二年來的成果，讓更多的人對古琴有了了解，同時，作為中國唯一一件“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民族樂器，是古琴的一件幸事。然而，伴隨著“古琴熱” ，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她直言做商業(yè)文化沒什么不好，大可坦率地做，但是做商業(yè)還打著做古琴文化的旗號就不好了，會對真正的文化產生錯誤的導向作用，繼而產生負面影響。

繼而她又說，“還有個問題，就是現在行外的人都覺得古琴太貴了，買不起，這也不利于古琴的發(fā)展，況且古琴不應該這么貴，甚至有些人剛剛開始做琴，琴又做得不怎么樣就賣得很貴。 ”

談到古琴在社會上如火如荼的“熱潮” ，戴曉蓮卻道出了在專業(yè)領域里古琴發(fā)展反而遭到“冷遇” ，“特別是在高等院校，古琴研究教育的扶持和發(fā)展非常欠缺，像北大和清華這樣的古琴團社，有沒有可能從學校的教學結構設定上設立古琴學文化專業(yè)，輔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者詩詞教育的輔修課等納入到高等院校的教學或科研上面，古琴的前景會更好、更廣。 ”

而說到古琴的“冷遇” ，當屬專業(yè)音樂院校學生的出路問題。據了解，現在很多古琴專業(yè)畢業(yè)生很難找到一份專業(yè)對口的工作，大專院校或者樂團都沒有這樣的需求，也沒有這種崗位。戴曉蓮表示，“作為中國學生學古琴音樂文化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事情，但是當我們的研究生畢業(yè)了以后去找工作，很多大學、院團都表示沒有這種崗位和編制。 ”她的觀點是，“音樂藝術的高點不可能是大眾化的，如果我們只是談普及教育，而拔尖人才到達不了很高水平，古琴藝術也得不到更大的發(fā)展。 ”

不管怎樣，戴曉蓮對古琴的明天還是充滿了希望：“古琴很古，有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了，它經過歷朝歷代的磨難與顛簸而沒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頑強生命力。‘非遺’畢竟不是鎖進保險箱里的易碎品，使用或享受的人越多，它的壽命就越長，它的價值就越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