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新疆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經(jīng)由這片神秘的土地，中國得以與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各國展開經(jīng)濟和文化的交流，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看，這是中國古代和現(xiàn)代影響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句經(jīng)典名句描寫了西北沙漠中的蒼涼壯闊之景，成為了千古傳唱的佳句，邊塞的生活的艱辛和詩人豪邁的詩情也使得新疆這片土地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政府對西部大開發(fā)的支持，新疆也經(jīng)歷著日新月異的變遷，旅游業(yè)的發(fā)展不容小覷，新疆不再僅僅停留在荒涼的審美范疇，而是以其豐富的物產(chǎn)，富饒而廣袤的土地吸引著數(shù)以萬計的旅游者。在這一背景下，李丹莉、馬合穆提等作家的科學童話，在兒童文學的框架下，既順潮流而動，又有著人文主義的關懷和獨立的思考，既體現(xiàn)生態(tài)文學的當代價值，同時也有獨特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

所謂童話，據(jù)陳伯吹在《兒童文學簡論》中說：“童話是文學部門中比較特殊的藝術形式和一種體裁。它植根于現(xiàn)實生活。在現(xiàn)實生活這一基礎上，通過幻想，用假想的或象征性的形象來表現(xiàn)事物和現(xiàn)象的‘超自然’力量；在藝術表現(xiàn)手法上，一般多采用‘擬人的’——也就是讓動、植、礦物等等披上了人類的外衣，并且賦予了人類的思想和意識，像人類一般的生活著，活動著。它是個體創(chuàng)造出來的假象的故事”。[1]

在整個世界文學發(fā)展史上，與其他的文學種類相比，起源于17、18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文學門類，早期的兒童文學來自一些神話傳說，這些傳說經(jīng)過改編，符合兒童的思維和審美習慣，被兒童接受和欣賞，如18世紀廣為傳播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其中代表。到了18世紀中葉，兒童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讓·雅克·盧梭的《愛彌爾：論教育》通過愛彌兒和他的家庭教師的故事，針對不同年齡層次的兒童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內(nèi)容，這一作品也是其《社會契約論》中自然人性觀的展現(xiàn)，雖然可以被稱作是兒童文學，但是其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部關于人類天性的哲學論文。真正標志著世界兒童文學進入繁榮期的，是19世紀丹麥安徒生童話的問世，安徒生以仁慈、博愛的思想，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幽默詼諧的語言、哀傷的筆調(diào)，以兒童的視角再現(xiàn)現(xiàn)實的世界，《賣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兒》《丑小鴨》《皇帝的新裝》等作品均被改寫成了電影、舞劇等，《安徒生童話》被翻譯成15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fā)行，對世界兒童文學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的兒童文學起步較晚，與詩歌、小說、散文等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悠久歷史相比，直到宣統(tǒng)末年《天貓國》的問世，才標志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中國歷史進入現(xiàn)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人人平等、科學和理性也成為了文學的題中應有之意。兒童文學中，借兒童之眼，寫人世百態(tài)。

如葉圣陶的《稻草人》以稻草人的所見所聞，描寫了農(nóng)村生活的舉步維艱，面對可憐的農(nóng)婦、漁婦、自殺者和鯽魚，稻草人看到了他們的窘迫和悲慘，但是卻無能為力，最終，它在內(nèi)疚和痛苦中“倒在田地中間”。魯迅對《稻草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chuàng)作的路”，[2]是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開山之作。

張?zhí)煲淼摹洞罅趾托×帧访鑼懥耸ジ改傅拇罅趾托×中值芨髯圆煌娜松秤觯罅譃榱顺蔀楦晃蹋蔀榱烁晃痰母蓛鹤樱亲詈髤s因為不肯放棄財寶餓死了，而小林卻在被迫成為奴隸之后，樂觀積極地生活，沒有自暴自棄，最終擺脫了奴隸的身份，找到了工作，快樂地生活著。《大林和小林》在怪誕的想象和輕松幽默的語言背后，隱含著對盲目追求財富者的批判，在兒童文學的外衣下，其實更多地隱含的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

與《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等作品旨在以童話諷刺現(xiàn)實相比，20世紀60年代方慧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媽媽》更為貼近兒童的視角，開啟了中國科學童話的先河，這一童話以小蝌蚪找媽媽的故事講述了小蝌蚪在不同生長時期的特征，既有童話的想象力又有科普性質(zhì)，同時也不乏藝術的美感。與傳統(tǒng)童話相比，這類童話更貼近兒童的思維方式，是更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樣式，同時也是對兒童文學本應有的教育意義的回歸。

李丹莉的系列科學童話就有這樣的特征，她的科學童話的兒童本位色彩首先體現(xiàn)在擬人化的敘事方式上。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切物體都被賦予生命，作者雖然用人類社會的關系準則來描寫動物，但是，她更傾向于用兒童純潔的眼光，用浪漫唯美的觸角，去觸摸這些動物之間的友善和奉獻。

水中的大紅魚救了住在岸邊的小孩小波的命，和小波成為了朋友（《大紅魚的心聲》）；為了安慰不能上岸的小北鮭，森林中的動植物們將舞臺搬到河中，為小北鮭舉行音樂會（《小北鮭的水中音樂會》）；冰可兒為了救“我”的性命，冒著被融化的危險，將“我”送到了山下的醫(yī)院，自己卻融化成了喀拉庫里湖中（《冰可兒》）；小雪豹托木爾和拉雅相遇，共同練習捕獵的本領，結(jié)下了深刻的友誼（《美麗的相遇》）；云杉有飛行的夢想，孩子們把它的樹枝折下來，做成風箏，云杉得以在云端飛翔（《想飛的云杉》）。

這些故事通過輕松簡潔的語言，奇異的想象，將動植物進行了擬人化的書寫，在對這些動植物的社會進行唯美想象的同時，卻摒棄了人類社會的狡詐和沉重，將童話還給了兒童，澄清了“美”和“丑”的邊界，使得這兩種審美更為單純，簡明。

除了敘事更為純潔之外，這類小說的特點還在于其科普教育性。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公布的2015年國際學生能力測試（PISA）結(jié)果顯示，美國“將來期望進入科學相關行業(yè)從業(yè)的學生比例為38%，而中國只有16.8%”，[3]一方面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日益惡劣，成人為此憂心忡忡，另一方面是兒童對環(huán)境科學的興趣驟減，教育的功利化誠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能觸發(fā)孩子興趣的中國原創(chuàng)科學讀物比較少。

李丹莉和馬合穆提等作家的科學童話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沙漠上的紅柳是防風駐沙的植物，有了它，沙塵暴得到了遏制（《紅柳姑娘和風老太太》）；駱駝刺雖然其貌不揚，但是卻能夠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生活，防止沙土流失（《小小駱駝刺》）；雪雞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雪雞逃跑記》）；阿凡提則穿越到現(xiàn)代，領著孩子們參觀了果子溝、庫車、和田等地方，在一路的歡聲笑語中，領略新疆的大好河山和風土人情（《旅行者阿凡提與孩子們》）。這些都加深了孩子們對新疆的物產(chǎn)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注。

二

現(xiàn)代性的全面擴張、消費主義、工具理性使得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既是環(huán)境上的，也是精神上的。20世紀后期，西方評論界從東方的和諧思想中吸取養(yǎng)分，形成了“生態(tài)文化”和“生態(tài)批評”理論，這種跨學科的理論日漸成熟，并擴展到全球，成為反思現(xiàn)代性危機的一個重要理論。“生態(tài)批評”從反思自然生態(tài)出發(fā)，進而發(fā)展到對文化生態(tài)的反思。

在李丹莉的科學童話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對自然生態(tài)的反思：為了滿足未婚妻的要求，別克去向雪蓮仙子要雪蓮，在遭到拒絕后將通往雪宮的線路告訴村里人，導致雪蓮將近滅絕（《雪蓮仙子》）；開采水源導致河水干涸、過度捕撈，這些都使得北鮭數(shù)量驟減（《小北鮭的水中音樂會》）；海上石油的泄漏造成了海水的污染，魚兒和水鳥被石油粘住，窒息而亡（《石油大叔和小溪水》）；亂砍亂伐，亂扔工業(yè)和生活垃圾，廢氣和廢水的排放讓曾經(jīng)美麗的艾丁湖的生態(tài)遭到破壞，艾丁湖上再也沒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和鳥類，只有大片的荒涼和偶爾掠過湖面的飛蟲以及野兔和小鼠。

“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和諧之美被丑陋代替，“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這兩種話語通過“美”和“丑”尖銳對抗，正如同馬爾庫塞所說：“藝術不再是審美，藝術變成了反抗”。[4]通過對現(xiàn)代性危機的展示，李丹莉在向兒童進行科普教育的同時，更注重對東方和諧美的頌揚，這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曾經(jīng)被西方邊緣化了的東方知識界的信心，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了尋找新價值的契機。

通過“美”和“丑”的對比，李丹莉用東方的和諧之美譴責了現(xiàn)代性帶來的生態(tài)危機，同時，她也對人性的貪婪提出了警示。為了救患病的母親，別克找到了雪宮，獲贈了雪蓮，但是由于雪蓮仙子沒有再次滿足他的愿望，他就將通向雪宮之途告訴了村里人，導致雪蓮將近絕跡。雪蓮仙子的離開是因為別克“違背了自己的承諾，你是個不守信用的人。你們攪擾了圣潔的雪山，破壞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不但讓我無法安心生活，還到處濫挖雪蓮花。我要離開你們，再也不想看到你們這些貪婪的人”（《雪蓮仙子》）；在別人的幫助下飛上天空，但是卻得以忘形掙脫繩子的云杉，最后卻沉沒在暮藹沉沉的夜色里，只剩下懊惱的嘆息（《想飛的云杉》）。

這些都是對人的精神生態(tài)危機的展示，在彼岸無處可尋，上帝已經(jīng)被工具所代替，任何超越性的東西都付諸東流，個人的人格無法獨立于物質(zhì)的背景下，釋放內(nèi)心的貪婪和物質(zhì)性的存在，無疑已經(jīng)變成了人賴以生活的根本，人類中心主義使得人類對于自然的攫取日甚一日，但是自然生態(tài)的破壞又反過來增加了人類的生態(tài)壓力和生態(tài)焦慮。從兒童文學的角度出發(fā)，對人類中心主題突出批判，使人類重獲家園感，從這一角度說，李丹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

著名批評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曾經(jīng)指出，環(huán)境、時代和種族是影響藝術創(chuàng)作的重要因素，藝術創(chuàng)作受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的影響。新疆既有遼闊的沙漠、也有密布的森林，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觀和多民族聚居的人文環(huán)境形成了新疆獨特的地域文化。

塔克拉瑪干沙漠是新疆最大的沙漠，這里氣候干燥，自然條件惡劣，只有一些特別的植物如紅柳、胡楊、駱駝刺等才能夠生活，為了適應干旱少雨的自然環(huán)境，這些植物都沒有特別大的葉子，也不夠漂亮，為了滿足木楊楊變美的愿望，神鹿大叔為它變出了漂亮的葉子，但是連日的干旱使得這些葉子成為了負擔，木楊楊因為缺水而生病，最后只好收起了變美的愿望，在神鹿大叔的幫助下活下去（《木楊楊的煩惱》）；丑陋的駱駝刺努力在地下長出發(fā)達的根，為了抵抗干旱沒有開花，這些都讓它得以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下存活，他們生命的意義在于保護荒涼的土地，為駱駝提供食物，用奉獻和犧牲維持著荒漠的平衡（《小小駱駝刺》）。

特定的自然環(huán)境造就了新疆地域文化中的堅韌、寬廣和犧牲的精神，自然界的無情和環(huán)境的惡劣使得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成為必然，唯有生命力的旺盛才能使得生命得以存續(xù)。同時，摒棄浮華的外在，獲取內(nèi)心的寧靜和坦然也是新疆科學童話的作品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既是順應自然，和自然和諧相處，同時也是“取”和“舍”的智慧。

面對荒涼的自然環(huán)境，除了需要堅韌的生命力，還需要有淡然處之的態(tài)度和幽默感。作為新疆文化的象征，阿凡提這一人物很大程度上也是智慧和幽默的代表。上個世紀70年代，曲建方到新疆收集阿凡提的資料，并以新疆的一位維吾爾族青年為形象，拍攝了布偶戲《阿凡提的故事》，自此，騎著毛驢的智慧幽默的阿凡提成為了中國家喻戶曉的動畫人物。

馬合穆提的《旅行者阿凡提和孩子們》巧妙地給阿凡提賦予了現(xiàn)代特色，讓他開著面包車，帶著孩子們游歷新疆，感受新疆的風物人情。在馬合穆提的筆下，阿凡提是一個“將一半現(xiàn)實、一半幻想集于一身的，充滿神秘色彩的幽默大師、智者阿凡提，他的英名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知曉，他的故事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流傳。他是智慧和善良的化身，在家鄉(xiāng)、在村落、在我們的身邊，他始終和我們在一起，將我們的家鄉(xiāng)新疆的美麗告知天下，讓我們作為新疆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行途中，阿凡提給孩子們講幽默的故事，孩子們身邊閃過的是新疆優(yōu)美的風景。這篇雜糅著游記色彩的科學童話，除了具有科普性之外，阿凡提的出場也是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阿凡提的幽默風趣，聰明智慧都在一個個小故事中得到展示。

整篇科學童話分為兩條主線，一條是阿凡提講述的幽默小故事，還有一條是新疆的美景，兩條主線都共同構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精神家園，既有天堂般的美景，豐富的物產(chǎn)，也有精神上的伸張正義，善良團結(jié)和嫉惡如仇，這些都是新疆地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新疆作為整個中國文化中重要一支的原因。這些都成為中國文化反思現(xiàn)代性危機，重拾東方倫理的重要價值元素。

綜上所述，新疆的科學童話無論是從兒童文學的角度，還是從生態(tài)文化抑或地域文化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在介紹新疆的同時，李丹莉等作家還注重一種人文精神的傳達，一種藝術美的彰顯，并在此中表達了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在讓孩子們感受地球自然資源的同時，也呈現(xiàn)出了豐富的新疆智慧。

參考資料：

[1]陳伯吹：《兒童文學簡論》，長江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156頁。

[2]魯迅：《表??譯者的話》，《魯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3]http://www.cnbeta.com/articles/tech/576239.html

[4]王岳川編：《當代最新西方文論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