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和女士作為作家的身份，主要由其短篇小說集《湖畔》所奠定。這本作品集收入《費家的二小》《小還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馬》四篇小說，巴金將其編入《文學叢刊》第七集，1941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該書，作為“虹影叢書·民國女作家小說經(jīng)典”之一。2007年，中國婦女出版社推出《與二哥書：一個叫三三的女子》，被稱為“歷史上張兆和作品首次完整出版”，除收入上述四個短篇外，還收錄張的日記、書信、散文，以及小說《玲玲》等。此后，有學者披露了張兆和的幾篇外國文學譯作和中學時期的作文《〈王昭君〉說明書》。

筆者最近查閱文獻時，于1942年7月20日桂林《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八○期見到署名“叔文”的散文《思想·信仰·工作（贈育僑隨軍同學）》。為便于討論，照錄如下：

思想·信仰·工作

（贈育僑隨軍同學）

叔文

談到人生時，后世思想家多稱引哲人巴斯卡爾幾句話，作為注釋。“人只是一支蘆葦，自然中最脆弱的東西。但這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人生全部尊嚴即包含在思想中。我們得好好的思想，這即是道德的要義。”話雖極簡單，卻使我們明白人在宇宙間，原只占有那么一個小小位置，正如一個中國古人說的，“丈夫生于世，如輕塵棲弱草。”可是由于有思想，便將我們生命高舉起來，人類文化與文明，種種輝煌業(yè)績，即由此而來。高尚的理想，博大的人類愛，種種抽象情感，亦無不由此產(chǎn)生流轉(zhuǎn)在人類發(fā)展史上透出一線光明。

可是，人是一個善惡兼具的生物，人類進步上即包含了罪惡增長，頑固的保守，自私的貪欲，不公正的情形到處可見。民族間的自大與偏見，更容易從強權下產(chǎn)生腐敗制度和不良組織，可能將人類墮落殘忍到如何可怕程度中。消除此一切，實有賴于人類正義感的抬頭。正義感的建設，又有賴于信仰。因信仰堅固，才敢于懷疑。所以托爾斯泰說：“人要信仰，不能信仰的，他亦不敢徹底懷疑。”其實如僅僅單純的有所信，有所疑，人類的前途還依然很渺茫的。我們需要的是從“□（按：原刊無法辨識之字，下同）”與“疑”的認識，得到一種勇氣，一種做人所不可少的勇氣，去面對事實，好好工作。服爾泰說：“我年紀愈大，愈需要工作。慢慢的成為最□的樂趣，代替我一切已經(jīng)消失的幻□。服爾泰活到八十多歲，也工作到八十多歲，用他那支筆去和整個的歐洲□權與迷信作戰(zhàn)，成為法國思想界一顆光明煜煜的巨星。末后即應了巴斯卡爾的話，這支“自然界的蘆葦”，終于受自然限制，摧折了。托爾斯泰或巴斯卡爾本身，也同樣死去了。然而幾個人那點高尚精神，卻至今還活在一切人類善良的生命中，成為我們向前向上的力量，是很顯然的。我在中學讀書時，與社會離得還遠，所以容許有多少幻想，保留在生命中或生活中。如今到社會里去，代替這個幻想的，就得只有“工作”了。我們明白這個民族正在苦難中，要得救，必奮斗。“為人類而工作”，應當是我們學校每個離校同學都記住的一句話。

四月，昆明

桂林《大公報·文藝》副刊創(chuàng)刊于1941年3月6日，1944年6月25日停刊，由著名女作家楊剛主編。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沈從文、夏衍、何其芳、李健吾、施蟄存、汪曾祺、胡風等名家都曾在此發(fā)表作品。經(jīng)考證，可斷定此文當出自張兆和的手筆。

首先，“叔文”是張兆和發(fā)表和出版作品時使用最多的一個筆名。《費家的二小》《湖畔》等作品發(fā)表時都是用這一筆名。當然，民國時期并非只有張兆和使用過“叔文”。如1936年《交大學生》上的《歡迎電機學院新同學》一文即署“叔文”，但顯然另有其人。刊于《世界知識》的《“自下而上”》明確標署“浙江 叔文”，自然也不是張兆和。至于1937年刊于《通俗知識》署名“叔文”的《獻給鄉(xiāng)村教師的幾點芻議》，是張兆和撰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僅從筆名來判定作者乃張兆和，似乎說服力不夠。

其次，由標題可知，此文是作者為即將離開學校隨軍參戰(zhàn)的同學而作。根據(jù)沈虎雛等人的回憶，抗日戰(zhàn)爭時期，沈從文一家住在昆明呈貢縣龍街149號楊家大院。1940年10月，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育僑中學遷至龍翔寺繼續(xù)辦學，一批華僑男生住進楊家大院的前樓，成為沈家鄰居。不久，育僑中學校長盧蔚民邀請張兆和擔任該校英文教師。《與二哥書：一個叫三三的女子》一書所收《張兆和年表》記載：“1940夏—1942年春華僑中學（呈貢龍街子）任英文老師”，這里的“華僑中學”即“育僑中學”，因私立育僑中學1942年初并入國立第一華僑中學，改稱國立第一華僑中學呈貢分校。沈虎雛編《沈從文年表簡編》（收入《沈從文全集》）記載：1943年“年初，因遠征軍準備第二次入緬甸作戰(zhàn)，許多華僑男生被動員入伍作譯員，呈貢縣龍街的育僑中學停辦，張兆和暫時失業(yè)”。《思想·信仰·工作》末尾標明“四月，昆明”，即寫于1942年4月的昆明，而彼時的張兆和正在育僑中學兼課。

此外，作為中國公學英文系的畢業(yè)生，張兆和具有良好的英文修養(yǎng)，熟悉西方文化，且曾有多篇譯作發(fā)表。上文中提到的巴斯卡爾（現(xiàn)譯“帕斯卡爾”）、托爾斯泰、服爾泰（現(xiàn)譯“伏爾泰”）等經(jīng)典名家無疑都是張兆和所熟讀的對象。何況早在1932年7月底，沈從文從青島去蘇州張家看望已畢業(yè)的張兆和時，帶去的禮物就是“許多精裝本的俄文英譯小說”。

因此，綜合筆名、生平行跡和作品內(nèi)容來分析，可認定《思想·信仰·工作》作者就是張兆和。學界一般認為，張兆和在1940年代已停止寫作，這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集外文雖篇幅不長，但極為珍貴，對于了解與認識女作家的生平與思想，無疑具有較高價值。

育僑中學1939年創(chuàng)辦于昆明，學生主要來自于南洋地區(qū)的華僑子女，也有少量國內(nèi)學生。蓋因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各國相繼淪陷于日軍之手，南洋華僑紛紛遣送子女回國求學。

1940年代初曾就讀該校并受教于張兆和的李潔云女士在晚年出版自傳《我的一生一世》，書中有如下介紹：“育僑中學是抗戰(zhàn)時期的第一所僑校，學生最多時約500人。育僑中學的教師，除了一部分是泰國三所華校的老師外，大多是由來自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擔任。因育僑中學和西南聯(lián)大兩校均為抗戰(zhàn)時期遷至昆明辦學，育僑的高中畢業(yè)生，很多又考入西南聯(lián)大深造，所以兩校既有共同命運，又有師生緣分，而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不僅專業(yè)知識精到，又喜愛僑生、熱心教學，諄諄善教，故人們將這兩所學校稱為‘兄弟校’”。沈從文也不時來育僑義務教課，指導學生作文。據(jù)1979年7月20日沈氏回復鐘開萊的信中說，當時“在鄉(xiāng)下曾在縣里中學和育僑中學盡義務兼點作文課，不拿一文錢”。 李潔云即在書中回憶了沈從文為育僑中學學生作了一場關于寫作的報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向蔣介石提出請中國派兵保衛(wèi)緬甸，蔣答應了英方請求。翌年2月，國民黨第五軍同中國十萬遠征軍分批入緬作戰(zhàn)。沈虎雛在《沈從文的從武朋友》中回憶：“第五軍即將出國遠征，需要大批懂緬語、英語和東南亞各種方言的隨軍翻譯。育僑中學這方面人才薈萃，義不容辭，動員了許多華僑學生加入遠征軍。”愛國的熱血青年踴躍報名，共30余名學生奔赴緬印各地。重慶《大公報》1942年3月24日刊《昆明雜綴》，內(nèi)云：“呈貢育僑中學，已奉教部令改為國立。該校參加政工同學將隨軍赴緬。”育僑中學特意舉行大會，全校師生送別從軍同學，沈從文一家到場參加。張兆和的文章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寫作的。在隨軍青年即將啟程奔赴東南亞戰(zhàn)場之際，張兆和勉勵他們堅定自己的信仰，滿懷勇氣與正義感，鏟除法西斯惡瘤，為民族救亡和整個人類而奮斗。

另據(jù)有關資料，育僑中學30余名隨軍同學中有10多人為國捐軀，這個比例遠遠超過它的“兄弟校”——西南聯(lián)大。今天當我們重讀張兆和的這篇集外文時，當向這些反法西斯的斗士們獻上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