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回族作家李進祥，在文學的曠野上已跋涉多年，可喜又可貴的是，我們沒有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作家顯現(xiàn)出的自我重復和保守疲敝。恰恰相反，在近幾年的小說寫作中，李進祥表現(xiàn)出毫不懈怠的探索精神及果敢銳氣的藝術魄力。長篇小說《拯救者》和《四個穆薩》《討白》《黃鼠》《三個女人》《二手房》等一系列短篇小說作品的發(fā)表，均確鑿無疑地彰顯出作家試圖超越此前他所慣熟的鄉(xiāng)土題材和敘事風格的努力。長篇小說與中短篇兼善，繁華都市與偏遠鄉(xiāng)村的雙重書寫，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的綿密編織，世俗之思與靈魂之深的探勘追問……這一切，使李進祥的小說呈現(xiàn)出繁復的面貌與開闊的審美意蘊。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征程中，這種不封閉、不停滯、在路上的寫作姿態(tài)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褒揚。

李進祥的作品是現(xiàn)實主義與先鋒精神遇合的產(chǎn)物。他新近幾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彰顯出規(guī)避敘事藝術簡單化的諸種努力，達到了哲學寓意的生成與敘事形式的自覺凸顯。如在長篇小說《拯救者》中，作家通過一個劫持事件的發(fā)生，在大巴車這一密閉的空間內(nèi)，在短短幾個小時的時間里，描寫了劫持者與被劫持者，大巴車內(nèi)與網(wǎng)絡世界中不同國度、不同性別、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人物的言行舉止及其復雜幽微的內(nèi)心世界。多元的敘事視角與精妙的敘事結構的契合，使這部作品具有復調(diào)小說的魅性，如巴赫金所說的，“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diào)”。

在研習和借鑒先鋒文學藝術新變和自由精神的基礎上，李進祥敏慧而巧妙地將“寫什么”與“怎么寫”進行了藝術的縫合。“有意味的形式”的匠心經(jīng)營，顛覆了此前讀者對李進祥作品的慣性認知。作家以嶄新的藝術嘗試成功地實現(xiàn)了他在創(chuàng)作《拯救者》之初意欲實現(xiàn)的目標：“寫一部與自己以往不一樣的作品……這部小說不光是突破了我以往的寫作題材，更重要的是，敘述方式、敘述語言也有很大的變化。”

但在求變與追新的同時，李進祥也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作品中的恒常與堅守。不論是新近的作品，還是早期的寫作，貫穿他前后創(chuàng)作的“草蛇灰線”是他對弱小群體的生存追問與靈魂之思。李進祥是一個對時代歷史、對人類的內(nèi)心世界有著強烈探求欲望的作家。他的寫作在介入現(xiàn)實、保持對時代的慎思的同時，充滿了對廣大底層民眾的知情與體恤。在“清水河”系列篇章中，無論是癡戀土地、辛勤勞作的傳統(tǒng)鄉(xiāng)農(nóng)，還是進城尋夢、忍辱負重的新型農(nóng)民工，這些人物的生活閱歷與生命故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在尋求理想人生的歷程中都受盡了命運的捉弄，都要遭遇苦難的迎頭痛擊。令人稱道的是，李進祥筆下的苦難并非只是底層民眾面臨的物質(zhì)艱窘，他更注重揭示現(xiàn)代人類在社會轉(zhuǎn)型時期遭受的精神苦難。譬如在長篇小說《拯救者》中，這些來到桃花源景區(qū)中的每個人物都陷溺在精神的愁城中，他們期望獲得身體與靈魂的救贖。然而，自始至終，他們都未能走出各自的悖論性處境，依然被生活或命運所劫持。

于是，艱難時事造成了人心之殤。李進祥小說中的蕓蕓眾生普遍經(jīng)受著靈魂的孤獨。瓦爾特·本雅明認為小說誕生于“孤獨的個人”，而“孤獨”是李進祥進入現(xiàn)代人類精神肌理的一把鑰匙，也是他對存在的獨到解析。在《四個穆薩》《討白》《黃鼠》等文本中，作家不避艱險地書寫了神圣信仰與世俗生活、恐怖殺戮與安順度日、固守教規(guī)與敬畏生命的精神疑難。在歷史暴力與天災人禍中，渺小的人類在彷徨孤苦的境遇中痛苦地掙扎。他們的滿腹心事得不到紓解，追索也得不到最終的答案，于是孤獨便成為永恒的宿命。尤其在《討白》這部小說里，無處不在而又無休無止的孤獨感籠罩著每一個人。人性與神性的激烈撕扯導致了個人的孤獨、家族的孤獨以及整個民族的孤獨。在此，作家拋開了對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慣性的、單向度的認知，貢獻出獨特的迷思。李進祥作品的迷人之處是他大膽而勇敢地批判與嘲弄了我們時代居之不疑的信念。但因為文字的柔和、講述的溫婉以及靜觀默察的方式，化解了蘊含在內(nèi)部的酷烈與痛徹——這也許是作家的刻意而為。他更愿意與理想的讀者一起秘密交流或會心一笑。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進祥的小說越來越致力于對人性內(nèi)部風景的深入發(fā)掘與省思，而不再僅僅滿足于對邊地人生傳奇故事的線性講述。經(jīng)由一群具有靈魂深度的人物塑造，李進祥的作品描摹出俗世中生命樣態(tài)的豐富與人生追索的艱難。他的作品不愿忽視人類的肉身局限而直奔彼岸的靈魂家園，而是要在存在的殘缺和倫理的失范中勘探人性的豐厚與駁雜。在小說《黃鼠》中，李進祥通過對災荒之年的敘寫，探討了宗教禁忌與生命存續(xù)的巨大疑難。這一疑難尖銳地擺在了蘇萊曼阿訇面前。最終，在吃人惡行露出端倪的危險情勢下，蘇萊曼阿訇選擇了對人命的保全。他為村民們宰殺黃鼠，幫助他們度過饑饉。但他自己，卻因愧疚與自責而自認其罪，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與之相似，《討白》與《四個穆薩》想要探討的是戰(zhàn)爭與和平、文明與野蠻、民族與國家、個體與人類的宏大主題。這樣的寫作難度可想而知，但這恰是一個作家精神體量與藝術高低的有力明證。李進祥正在用文字拓展著他的精神疆域。他的寫作不僅著眼于一個民族的遭際，而且包蘊著多元文化在時代歷史中的眾聲喧嘩，從而指出了個體、民族與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精神疑難。由此，他作品的藝術視野陡然開朗，博大而廣袤的精神空間日益顯明。

在李進祥的小說世界中，他對民族心史的勘探始終立足在凡俗的苦難人生中。通過一個有信仰民族的生存細節(jié)，揭示出生命的殘缺與有限。他的小說逐漸擺脫了過度的道德審判，而以超然和仁慈看待宇宙萬物。人何以至此？誰能拯救我們？李進祥為人的存在發(fā)出了曠野的呼告。作家與他書寫的弱小群體一起，在生命的深淵中永不止息地尋覓答案，并開鑿了一條通往隱秘心靈的秘密小徑，從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人類內(nèi)心經(jīng)驗的嶄新維度。

刊于《文藝報》201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