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最激動人心的時刻莫過于“紙背文書”透露的重要學術發(fā)現獲得確認的瞬間。

大家都知道，我國近代以來商周甲骨文、戰(zhàn)國至西晉簡帛、敦煌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的發(fā)現，推動了甲骨學、簡帛學（或稱簡牘學）、敦煌學和黑城學（或稱西夏學）等新學科、新學問的誕生。而在上述考古發(fā)現新材料之外還有一批長期未得到重視和發(fā)掘的新文獻資源——傳世典籍中的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也包括公文紙抄本）。

我們現在所從事的紙背文書學是近年興起的新學科新學問，其實所謂“紙背文書學”，準確地說應叫“古籍公文紙背文書學”，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搜尋發(fā)現古籍公文紙背的原始文獻，進行抄錄整理和研究的學術行為，故可以形象地稱之為“古籍考古”。公文紙本古籍的紙背文獻在形成時間上早于正面文獻，是原始文獻，而正面文獻是次生文獻。同時，紙背原始寫本文獻屬于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文書，往往只有一份，而正面印、抄本文獻則可化身成百上千，往往流傳存世的不只一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文紙本古籍的特點是正面為善本古籍，背面為原始文獻，具有雙重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每一種公文紙本古籍雖是同一版本同一紙文獻，但背面文獻和正面文獻卻有著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內涵、不同的價值，公文紙本古籍紙背原始文獻的價值總體上高于次生印、抄文獻。

說起我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紙背文書學的開掘，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2000年以前我主要從事敦煌吐魯番軍事文書研究，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原有的局限，開辟新的領域；偶然性則是不經意間接觸的兩宗文獻迅速將我引向紙背文書的整理研究之路。

第一宗文獻是本世紀初開始涉足黑水城文獻研究時，最初接觸的文書便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該文書是一組兩宋之際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及轄下延安府、第七將和保安軍的公文，屬于今陜北地區(qū)重要的宋代軍政檔案。這組文書最初為宋代軍政檔案，后來不知何故落入西夏人之手，公文背面被用來印刷西夏文的字典《文海寶韻》，因而形成了一面為寫本、一面為印本的兩面文獻。這也是我第一次見識、接觸公文紙本古籍，從此深深印在腦海之中。

第二宗文獻與單位同事楊倩描教授提供的《宋人佚簡》信息有關。《宋人佚簡》是將宋版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即王安石文集）拆線后，按紙背文書原尺寸全彩色影印出版，內容是南宋初期文人官員之間的書信往來和舒州官衙各部門的公文，特別是舒州的酒務公文最多。全書五大冊，總量將近800頁，以豐富的內容，逼真的畫面，精美的裝幀，一面世就受人矚目。第一次翻閱該書時，我體會到說不清的驚奇、興奮與震撼，想不到通過紙背文書的形式竟保存了如此豐富的宋代文獻。看到顧廷龍先生在序中稱宋代公文紙本古籍有十余種，我立刻意識到，這不是又一個宋代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又一批黑水城文獻嗎？從此我便認定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開拓的領域。

如果問我開掘紙背文書研究之路最艱難的問題是什么？我會說是最初的起步。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對此深有體會。開始著手此項工作時最大的難題是需要摸清現存公文紙本古籍的資源底數，需要搞清楚公文紙本古籍究竟有哪些，收藏在哪些圖書館。因為這是一項全新的開拓性工作，以往幾乎無人做過專門的調查，況且古籍版本學界知道公文紙本概念的人寥寥無幾，多數圖書館和古籍書目都沒有相關信息的著錄，也沒有專門的公文紙本古籍的編目。我們研究團隊雖然有幸置身于信息時代，但搜集公文紙本古籍信息的工作方式卻近乎最原始的手段：采用手工作業(yè)的方式，從現成的古籍書目中一頁一頁地翻閱，一條一條地尋找，以從中發(fā)現公文紙本信息的蛛絲馬跡。我們還邁開雙腿，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南、青海、甘肅、新疆、陜西、重慶、四川等地的眾多圖書館和部分博物館，走訪了相當數量的省市級擁有古籍的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

在尋訪過程中，我們一遍遍不厭其煩地問古籍部工作人員這樣一些看似奇怪的問題：“有沒有公文紙本古籍”“有沒有線裝書紙背帶字的古籍”“有沒有背面裱紙帶字的拓片”？這些問題往往讓對方一頭霧水、莫名其妙。不過，有所付出必有所得，奔波、汗水與辛勞也伴隨著收獲和喜悅。目前，我們編制的公文紙本古籍草目盡管難稱完善，但將近200種公文紙本古籍在全國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的分布情況，使我們站到了學術最前沿，為我們此后的抄錄、整理文書，申報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線索和基礎。我們團隊獲得的與紙背文書有關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博士后基金課題能夠占到近90%，蓋由此也！

雖然，我們走訪各地圖書館多數失望而歸，但公文紙本知識的普及效果和版本意識的提高也顯而易見，并且其中也不乏新發(fā)現的驚喜。例如上海圖書館是除國家圖書館之外收藏公文紙本古籍最多的單位，根據各種書目得知共有20種，而我們通過入館實查館藏目錄，居然又新發(fā)現3種，連該館工作人員都為之驚奇不已。再如煙臺圖書館、廈門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廣西師大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都未曾著錄過公文紙本信息，而我們通過走訪都發(fā)現了各種類型的公文紙本古籍實物。近年來，我們更是常常在疲乏之余，品嘗發(fā)現的快樂。當我們獲知王曉欣教授從紙背文書發(fā)現元代戶籍冊、杜立暉發(fā)現元代稅糧冊，當我們確認在上海圖書館紙背文書發(fā)現的明代小黃冊、后湖賦役黃冊原本、宗祿文冊等文冊原本時，我們都為之興奮，為之激動，都親身體會到“苦盡甘來”的內涵。

講述者：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繼民

本報記者戶華為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