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對非洲文學的研究中,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和欽努阿·阿契貝受到較多關注,蓋因前者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后者被譽為“非洲現(xiàn)代文學之父”。但是,我們如果因為這兩位作家主要用英語寫作,而假設尼日利亞或者非洲現(xiàn)代文學起源于使用歐洲語言的文學作品,便有可能犯下一個與事實不符的錯誤。非洲的第一批現(xiàn)代文學作品不是用英語或法語創(chuàng)作出來的,而是使用非洲本土語言創(chuàng)作出來的,這些本土語言作品才是非洲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源泉。

殖民時期的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有其特殊的歷史語境,這一時期的非洲文學作品,不僅涉及小說、戲劇、散文等書面文學體裁,在創(chuàng)作題材方面也發(fā)生了劇烈的轉型。我們需要通過特定的闡釋框架來理解這一系列文學現(xiàn)象的生成和發(fā)展。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非洲文學作品又是由使用非洲各種民族語言書寫的民族文學所組成,在敘述過程中,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情態(tài)也為有關文學作品提供了現(xiàn)實觀照和創(chuàng)作的動力與源泉。同時,從殖民主義史的外部歷史語境和非洲民族內部自身發(fā)展這兩個角度出發(fā)進行對應性分析,為審視非洲殖民主義史或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維度。

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受重視

國外學術界對非洲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早,并將其作為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劍橋文學史:非洲和加勒比地區(qū)》《非洲語言文學:理論問題與案例》等論著都將非洲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了系統(tǒng)闡釋,對于從宏觀上了解非洲文學有所裨益。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構成也較為多樣化,除專門從事文學研究者外,一些官員、傳教士和社會人類學家等也在各自研究范疇內關注了對文學文本的研究。

由于語言問題所造成的閱讀障礙,對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研究長期被邊緣化,大量有價值的文本和研究領域尚未被涉足。而在對非洲英語文學的研究中,則一般僅將非洲本土語言文學作品作為論述中的參照物,不涉及對它們的文本分析。因此,盡管國外學界在非洲本土文學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積淀,部分前殖民宗主國也涉及了本土區(qū)域文學研究,但整體而言,有關研究活動及成果仍趨于泛化,缺少對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整體性考察及其嬗變規(guī)律的把握。

國內學界關于非洲文學的研究最初以譯介和編選國外研究成果為主。隨著非洲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殊榮,非洲文學研究成為國內學界新的研究焦點,許多非洲文學名家、名作進一步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與此同時,國內學界也開始在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研究中意識到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的重要性,提出要闡釋“東方人的東方”,就不能忽視“非英語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因此,近年來逐步形成了需要更加重視亞非本土語言文學研究的共識,現(xiàn)已有部分研究聚焦這一領域,力圖從整體上把握近現(xiàn)代非洲文學的發(fā)展脈絡并剖析其發(fā)展規(guī)律。季羨林先生主編的《東方文學史》專門辟出章節(jié)介紹斯瓦希里語文學和豪薩語文學,《東方文學史通論》《東方現(xiàn)代文學史》等著作也涉及了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成果。然而,囿于語言因素,這些研究活動主要是以二手文獻為基礎展開的。總體來看,國內關于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本土語言書面化促進文學發(fā)展

非洲書面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是非洲語言的書面化。非洲曾長期被視為無文字社會,伴隨著非洲的伊斯蘭化進程,阿拉伯語字母在早期記錄非洲語言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豪薩文、卡努里文、富爾貝文等都出現(xiàn)了相應的阿賈米(Ajami)書寫方式,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記錄非洲本土語言的方式,這使得非洲本土語言文本的社會場域不再局限于穆斯林知識精英階層。此后,隨著西方列強開始瓜分非洲,拉丁字母被用于記錄非洲本土語言,此前使用阿拉伯語書寫的語言又經歷了拉丁化過程。非洲本土語言的書面化最初是由于傳播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需要,這就使得用非洲本土語言書寫的文學文本最初都服務于宗教宣傳,此后才逐步出現(xiàn)了世俗化轉向,用于記錄和書寫日常生活。

殖民統(tǒng)治時期,宗主國重要的殖民文化策略之一就是讓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服務于西方的殖民政權,達到對殖民地“界而治之”的效果。因此,對殖民時期非洲本土語言文學嬗變的研究,始終需要綜合考慮殖民地的語言、文化和教育政策,在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進行理解和把握。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非洲國家的獨立喚起了世界范圍內對于非洲文化的關注,其中也包括書寫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傳播。非洲的團結、種族主義、種族隔離制度、殖民統(tǒng)治遺留問題等成為非洲各個語種文學關注的共同話題。

法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闡釋的文學場域、象征資本與文化習性,對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領域的理論建構頗具影響力。有關理論將文學的內部和外部作為一個研究整體,探討在殖民時期非洲本土語言文學是如何被確立為一種現(xiàn)代性體制的。其中,涉及非洲本土語言文學創(chuàng)作比賽的開展、報刊的創(chuàng)辦與發(fā)行、各類出版機構的建立及運營、大眾閱讀文化養(yǎng)成、作家群體的構成及其運動史、教育體系的建立及開啟民智的大眾知識普及、新型知識分子的誕生、國民性的重塑和培育現(xiàn)代公民與歷史主體等一系列問題。盡管非洲的書寫習慣源于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fā)展,但真正意義上的書面印刷文化則完全由基督教的傳播所推動,這無疑為此后殖民政府推廣本土語言政策、發(fā)展本土語言文學起到了促進作用。值得關注的是,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出版發(fā)行長期由歐洲宗主國所控制,這使得有關作品的讀者群、文學題材、審美取向等都偏離了本土語言文學應有的發(fā)展路徑而相應發(fā)生轉向,也造成非洲民族文學的發(fā)展缺乏真正的內生性動力。

有助深入理解非洲國家文化

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超越了基于文學文本的審美研究,關乎我們對于非洲地區(qū)不同國家構建過程和文化現(xiàn)代性的深入理解,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在拓展非洲文學研究領域方面,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對完善非洲文學的結構性認知具有重要意義。著眼于非洲本土文學在殖民時期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的嬗變過程,聚焦非洲本土語言書寫的文學文本,為開展微觀的、本土化的非洲文學研究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以往學界重非洲英語文學、輕非洲本土文學這一缺憾。此外,從非洲國別文學研究走向區(qū)域文學研究,進而開展比較研究,將有助于對非洲文學內涵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在完善東方文學學科體系方面,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研究對東方文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進行了新的思考,有助于梳理和總結東方文學在話語方式和敘事結構上的特點。非洲本土文學這一區(qū)域文學整體研究過程中歸納出的嬗變規(guī)律共性,可為東方其他地區(qū)本土文學的研究提供參考、對照、映證,具有廣泛的適用性。這種總體性研究是東方國家在文化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霸權主義的一種努力和必然趨勢,對于形成具有東方文學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完善東方文學的學科體系、增強東方文學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最后,研究使用非洲本土語言撰寫的一手文獻,將縮小我國與西方學界在非洲文學研究領域的差距。較之西方學者而言,中國學者在非洲本土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立場更為中立、客觀。中國學者可以本著東西方文學、文化平等對話的原則,對從不同文化立場出發(fā)的同一研究進行探討,從而提升我國在非洲文學研究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非洲本土文學蘊含著濃郁的非洲氣息,承載著鮮明的非洲文化特色。通過對非洲本土文學嬗變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非洲的傳統(tǒng)文化,深化對非洲民族價值觀與行為邏輯的認知,對于增進中國同非洲國家的相互理解、構建和諧的中非關系具有重要作用。殖民時期的非洲本土語言文學同樣喚起了文化政治關懷,也催生出殖民統(tǒng)治下非洲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淵源。該領域的研究對審視當今世界文化關系、打破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文化秩序,具有重要參考和應用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國殖民時期非洲豪薩語和斯瓦希里語本土文學嬗變研究(1900—1960)”(16BWW08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