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是一種無能

"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這并非弗蘭茨·卡夫卡的名言，卻是最令我難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現(xiàn)在卡夫卡寫給自己的好友馬克斯·勃羅德的信中，同一頁紙上，卡夫卡還寫下了“我的路一點都不好，我必將（據(jù)我所見）像一只狗一樣完蛋”這樣悲觀的言辭。再聯(lián)系到卡夫卡那些陰暗的作品，許多人據(jù)此認為，卡夫卡必定是一個病態(tài)而怪癖的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我也持同樣的看法。

后來讀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憶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個精神健康、內(nèi)心簡樸的人。他的朋友韋爾奇在回憶中說：“他身材修長，性情溫柔，儀態(tài)高雅，舉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堅定而溫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豐富。對一切人都友好、認真；對一切朋友忠實、可靠……沒有一個人他不傾注熱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愛戴，他在所有他所認識的德語、捷語文學家中受到尊敬。”

他的另一個親密好友馬克斯·勃羅德在《卡夫卡傳》中也記述到：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過書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shè)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絕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逗朋友們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倫娜，在一九二一年與卡夫卡關(guān)系破裂后，還給予他極高的評價：

“我相信，我們大家，整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獨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確的，感覺正確的、惟一純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對生活，而僅僅是反對這一種生活。”

可就是這樣一個“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確的，感覺正確的、惟一純粹的人”，卻稱自己“是完全無用的”，“必將像一只狗一樣完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也許我們過去所認識的卡夫卡是被簡化過的，真正的卡夫卡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復雜。

但也有人會說，卡夫卡是怎樣一個人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什么——三部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一批短篇小說，一些隨筆、談話錄，加上日記、書信，以字數(shù)計，對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發(fā)表的字數(shù)卻少得可憐。如果不是馬克斯·勃羅德違背卡夫卡的遺愿（“凡屬日記本、手稿、來往信件、各種草稿等等，請勿閱讀，并一點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毀”），堅持將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們最多只能讀到《判決》《司爐》《變形記》《在流放地》《鄉(xiāng)村醫(yī)生》《饑餓藝術(shù)家》這幾個短篇小說。

然而，這依然不能改變卡夫卡對自己的價值判斷：我是完全無用的。如同悖謬是卡夫卡作品的經(jīng)典母題一樣，這話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種悖謬的效果。這個健康的人、合格的工傷保險公司職員、常常能給朋友們以幫助的人，坦言自己的“無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這種無用，與他作品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絕望、荒誕、受難等景象密切相關(guān)。或者說，無用正是絕望的表現(xiàn)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們證明，寫作是無用的，存在是一種無能。這可以成為進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終生都在描寫日常生活的磨難，以及權(quán)力系統(tǒng)對一個人的消耗和壓迫，卡夫卡把這些歸結(jié)為是存在的無用與無能對自我的瓦解，他無法使自己獲得存在的真實性，也無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絕望就在這時建立起來了。這一切，已經(jīng)和卡夫卡的為人處世無關(guān)，他的寫作，永遠忠實的是自己的內(nèi)心。因此，這個在朋友眼中“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的人，才會在日記中悄悄地寫下：“我和別人談話是困難的。”

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現(xiàn)實和內(nèi)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盡職守，以期獲得上司的賞識和父親的理解，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用埃德溫·繆爾的話說是“一個地下世界”，“在那里我們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個物體的物質(zhì)都遠比地上空間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納茨·粲格勒的話說，“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獄前的世界”，不過，卡夫卡沒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經(jīng)說過：“我是歡迎永恒的，但發(fā)現(xiàn)永恒卻使我悲傷。”連永恒似乎也成了無用的，也就難怪卡夫卡會拒絕發(fā)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銷毀自己的所有手稿了，從根本上說，他時刻面臨著寫作和存在的雙重絕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帶著這種絕望寫作和生活的。從無用產(chǎn)生絕望，而絕望給予他力量，這種悖論式的卡夫卡母題，與我們當下的生存和寫作，產(chǎn)生了強烈的對比。我記得很清楚，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卡夫卡在中國成了一個嘹亮的名字，作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體特征、經(jīng)驗記憶、精神線條都被中國作家所熱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國先鋒文學最為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作家格非曾經(jīng)專門寫過《魯迅和卡夫卡》一文，他從存在學的角度，論述了魯迅和卡夫卡之間的精神血緣。也就是說，卡夫卡式的絕望和荒謬，同樣能在中國心靈中產(chǎn)生回響。但問題就出在這里，二十多年過去了，談論卡夫卡的人越來越少，以致現(xiàn)在的中國作家，可以輕易越過魯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圖克服的障礙，在另一個精神地帶安全著陸。

難道卡夫卡的精神難題在當下這個消費社會得到了有效的緩解？沒有。它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卡夫卡的預言，他自己“將從一個孩子直接轉(zhuǎn)變?yōu)榘装l(fā)蒼蒼的老翁”。——從精神意義上說，這話已經(jīng)應驗。

在中國，卡夫卡就像一個“老翁”一樣，正在被新一代寫作者所遺忘，那個沉重而絕望的精神包袱，在他們眼中顯得多余，身體的狂歡、欲望化的經(jīng)驗、消費主義的景象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寫作從內(nèi)心撤退，開始轉(zhuǎn)向生活的外表，轉(zhuǎn)向可以交換的商業(yè)領(lǐng)域。根據(jù)羅蘭·巴特的研究，現(xiàn)代敘事的起源點是欲望。要生產(chǎn)敘事，欲望就必須可被交換，必須將其自身納入某一經(jīng)濟系統(tǒng)。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費社會的敘事處境。我想，可以交換的欲望敘事就是一種“有用”敘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敘事是“無用”的，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完全無用的”，不能被交換，也不能被納入經(jīng)濟系統(tǒng)。而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實正是他的價值所在：他的“無用”，成就了他在寫作上的大用——開創(chuàng)了一條通往藝術(shù)和內(nèi)心的嶄新道路。

中國長期以來推崇“文以載道”、“詩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還有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專斷——顯然，這些觀念的背后，活躍的還是一種“用”文學的思想。如今，消費主義甚囂塵上，寫作似乎又多了一個被“用”的廣闊領(lǐng)域：以寫作獲利不僅限于名聲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業(yè)利益之中，結(jié)果再次導致寫作淪為工具，使之偏離精神和信念的軌道，嚴重的，還淪為一個時代的笑柄。這個時候，我總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從根本上說，文學的確是無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變，它的存在，不過是表明人類的內(nèi)心還有那么一點奢侈的念想，還有做夢的權(quán)利。卡夫卡的實踐證明，真正的寫作，即便還有什么作用，也不過是一種內(nèi)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絕被支配，更拒絕被利用，它只為人類的內(nèi)心作證。

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維特根斯坦讀完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后曾感嘆說：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有權(quán)寫作。這話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樣合適。在卡夫卡筆下，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完整的人，許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動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職員，連卡夫卡自己看起來也是一個弱者，他在寫作中關(guān)懷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內(nèi)心卻一直有著堅不可摧的東西。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人，所以他才會那么堅定地關(guān)心人的希望和絕望，夢想和悲傷。

和許多人一樣，我讀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變形記》。應該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歲，對文學剛開始萌生興趣，還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變形記》第一次讓我知道，寫人，原來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來寫，這樣反而能夠把人內(nèi)心中的隱秘事物逼現(xiàn)出來。接著我又讀了他的《饑餓藝術(shù)家》，當時未必能夠完全理解藝術(shù)家拒絕進食的精神意義，但那個時候，我已經(jīng)隱約感到，小說原來并不僅僅是講故事，它還要解釋人的處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現(xiàn)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使我知道，寫作不該放棄對存在核心的追問。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對世界的解釋。他對生活的批判，目的是為了抵達世界的內(nèi)部，抵達存在的荒涼地帶，從而為人的處境尋找新的價值坐標。對他而言，寫作就是生命的一種表達形式，他與寫作的密切關(guān)系，是不可改變的。“正如人們不會也不能夠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從寫字臺邊拉開。”他還不止一次說，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所有這一切，都建基于他對自身境遇的敏感，對存在的關(guān)懷。卡夫卡讓我認識到，真正的寫作是獨立的，內(nèi)向的，自省的，也是堅決的，因為它無法和現(xiàn)實輕易達成和解。寫作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淵。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為藝術(shù)殉難的光輝，他那堅韌的犧牲精神，幫助他抵抗著一次次的精神苦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直都在斗爭。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讓人想起《饑餓藝術(shù)家》中那個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寧死也不進食的饑餓藝術(shù)家，他簡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實寫照。饑餓藝術(shù)家為了“把藝術(shù)推向頂峰”，如同卡夫卡筆下那個“歌女約瑟芬”，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不惜毀壞自己的身體，這種為信念和藝術(shù)殉難的精神，顯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臨死前還特別看重這部作品。據(jù)羅納德·海曼的《卡夫卡傳》記載，臨終前卡夫卡在病床上還堅持通看《饑餓藝術(shù)家》的校樣，“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從中看到了自己。或許，他在自己寫下的這段話里，感受到了難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并像您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

所有的難題，都是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無法和現(xiàn)實達成和解。這多少有點“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經(jīng)這樣自嘲過。但是，面對一個荒謬、虛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樣“吃得飽飽的”，今天的他也許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絕進食，拒絕和解，為我們洞開了一扇觀察現(xiàn)代人生存的窗戶，并通過他超常的想像，為我們敞開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領(lǐng)域。因此，卡夫卡不僅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發(fā)端，他更為二十世紀的文學提供了一個精神限度——他所呈現(xiàn)的人被腐蝕、異化、毀壞的景象，成了整個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經(jīng)驗和基本母題。后來的文學大師，幾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現(xiàn)實中的命運：“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運，而是耗盡生命的能量來為存在尋找答案。他發(fā)現(xiàn)，自己總是與現(xiàn)實處于一種膠著的狀態(tài)，包括他筆下的人物，他們周圍充滿的都是虛假的事物，許多時候，就連自己的身份都無法確認，但他們從不放棄努力，直到生命耗盡，也在尋找自己存在的真實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測量員身份一直得不到證實，那個最高當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隱匿不見，一切都變得恍惚而迷離，并充滿著難以言喻的荒謬感，而這，也許正是卡夫卡對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無法獲得土地測量員的身份，那是因為存在本身是無法測量的，或者說，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經(jīng)過艱苦的斗爭；而《約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個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東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陣風就可以把她吹倒，這表達的不過是理想的代價和存在的脆弱……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達個人的存在境遇，其實他是在描述一個普遍的生存悖論：存在本身，往往與存在的目標背道而馳。

也就是說，卡夫卡在寫作中發(fā)現(xiàn)的都是人類的“存在的不幸”。勃羅德曾經(jīng)把不幸分為兩種：“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創(chuàng)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羅德的說法，后一種不幸是不能用社會的、理性的和經(jīng)濟的因素來解釋的。而卡夫卡發(fā)現(xiàn)和承擔的正是這種不幸：“這種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將會更沉重地壓迫著他。”卡夫卡終生的努力，就是試圖把自己從這種不幸中解救出來，但他沒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淵，卻怎么也找不到向上騰跳的動力。他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聯(lián)系剝奪了我看待事物一種廣闊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個深谷的底部，并且頭朝下。”

今天，當我們重新領(lǐng)會卡夫卡所發(fā)現(xiàn)的不幸境遇，不禁要問，卡夫卡何以能在那個時代發(fā)現(xiàn)這么多令人震驚的事實？我以為，“頭朝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時代，世界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但存在的真相依舊是隱匿的，被遮蔽的，一個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觀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視力和方法都無能為力，他需要突破。這個時候，“頭朝下”就成了一種反叛，成了一個可能帶來全新發(fā)現(xiàn)的角度，它意味著不符合規(guī)范，“野”的，“是從文學外走來的”（漢斯·馬耶爾語）。卡夫卡的寫作證實了這一點。他寫人變成甲蟲，寫人與城堡的關(guān)系，寫藝術(shù)家的饑餓表演，就當時的文學而言，都是“頭朝下”的方式，是一種巨大的革命。無論從話語方式還是從精神體驗上說，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學的方式發(fā)動了一場關(guān)乎文學和存在的政變。當舊有的經(jīng)驗和話語無法再窮盡自己的內(nèi)心時，卡夫卡毅然以一種“頭朝下”的方式從傳統(tǒng)的文學格局中出逃，由此，他從另一個角度看見了別人沒有看見的人性景觀。

三、每個人都在斗爭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曾經(jīng)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強烈地專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經(jīng)驗和他存在的意義，他于形而上的層次上，再度體現(xiàn)個人內(nèi)心沖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種作品，它可以將我們的注意轉(zhuǎn)向我們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從那些影響外部世界的變化轉(zhuǎn)向我們精神的變化，從發(fā)生在這個世界上的訴訟，轉(zhuǎn)向由我們自己參加并僅僅由我們自己進行的訴訟，從外在于我們的不合理的裁決轉(zhuǎn)向那種不可避免的裁決。”——這正是卡夫卡獨特的文學品質(zhì)，他的作品，總能帶我們向內(nèi)轉(zhuǎn)，從而不斷地逼視自己的內(nèi)心，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可以將我們的注意轉(zhuǎn)向我們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正是從存在出發(fā)，卡夫卡才對生活和現(xiàn)實保持著一種批判的姿態(tài)，并堅持和生存中的不明事物作斗爭。卡夫卡的勇氣便體現(xiàn)在此。他從不在現(xiàn)實面前屈服，正如他筆下的“饑餓藝術(shù)家”，拒絕吃不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樣，卡夫卡也是一個有自己“胃口”的作家。為了堅持自己的胃口，他必須斗爭，必須抗衡現(xiàn)實中的各種“食物”。這種斗爭和抗衡，其實就是使他筆下的生活描寫“轉(zhuǎn)向我們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因此，卡夫卡注重細節(jié)，但并不被這些細節(jié)淹沒，他總是能夠通過象征和夢幻，把細節(jié)推向一個高度，使人察覺出細節(jié)背后的存在意味。

并不是每個作家都有這種才能和稟賦，能夠使自己的描寫通向存在。尤其是在消費社會所產(chǎn)生的文學敘事，細節(jié)不斷欲望化、儀式化，但并不關(guān)涉存在，而只作用于感官。每當看到這種淺表化的敘事在文學界泛濫，我就會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哀嘆：“我雖然可以活下去，但我無法生存。”這真是一句經(jīng)典的嘆息。卡夫卡把“活著”和“生存”區(qū)分開來，是為了找到探查人類存在的新的道路。“活著”指向的是庸常的過日子哲學，它的背后可能蘊含著茍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卻是價值的確認，存在的承擔，以及對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覺的、產(chǎn)生意義的“活著”，它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關(guān)鍵詞，也是通向卡夫卡內(nèi)心深處的一條小路，有了這條小路之后，就能抵達卡夫卡筆下的存在圖景，并有效地解釋它。

福樓拜說：“人們通過裂縫發(fā)現(xiàn)深淵。”在我看來，“生存”正是卡夫卡作品中的裂縫，由此進入，一切都將昭然若揭。而在“生活”向“生存”轉(zhuǎn)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可忘記卡夫卡經(jīng)常在日記中提及的“斗爭”一詞：

“我在斗爭，沒有人知道這點。……當然每個人都在斗爭，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數(shù)人都像在睡眠狀態(tài)中斗爭，他們好像在夢中揮動著手，想要趕走一種現(xiàn)象似的。我卻是挺身而出，深思熟慮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來斗爭。……另一種生活對我來說似乎沒有生活的價值。”

對于卡夫卡來說，他斗爭的對象永遠是“生活”。在他眼中，生活是有質(zhì)量上的差異，也有不同的價值向度的。他渴望在生活中重建存在的意義，并拒絕過一種沒有經(jīng)過斗爭、沒有凈化的生活，“另一種生活對我來說似乎沒有生活的價值。”但我們要記得，卡夫卡絕不是個厭世主義者，他不過習慣于對一種沒有質(zhì)量的生活提出希望，并產(chǎn)生修改生活的強烈愿望。在這點上，他的女友密倫娜是最了解他的。密倫娜曾寫信給勃羅德說，卡夫卡“不是反對生活，而僅僅是反對這一種生活”。

反對就是斗爭，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夢中揮動著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這看起來容易，其實需要凝聚一個作家巨大的勇氣。過去，我們習慣把寫作的敵人看成是環(huán)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壓迫，或者形式上的陳舊，等等，以為這些才是困擾作家的難題，現(xiàn)在看來，這些都只是表層的，真正困擾作家的還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慣性和庸常，荒謬和冷漠，如何將它處理成一個存在事件被重新審視，并使之向新的意義敞開，這才是寫作急需解決的難題。

卡夫卡是通過對生活荒謬性的揭示，并通過對生活的變異來表達存在的。用加繆的話說，卡夫卡是用普通事物表現(xiàn)悲劇，用邏輯性表現(xiàn)荒誕的。比如在《變形記》《城堡》《訴訟》中，無論卡夫卡運用了多少奇異的、夢幻般的場景，他都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冷靜的事實描述，將這些經(jīng)驗轉(zhuǎn)化成卡夫卡式的寓言。在《城堡》中，K的希望是被城堡所接納，于是他想方設(shè)法改變自己的身份，以解除那使他同村莊格格不入的奇怪的詛咒，在這個過程中，K每一次的行動，都逼真而合乎邏輯，但最后，整部小說卻成了一個象征，一個荒謬的寓言。這就是卡夫卡的偉大，他總能在完全不顧日常生活邏輯的情況下，準確地傳達出日常生活的真實感受；他扭曲了生活的常態(tài)，目的是為了告訴我們正常的生活應該是怎樣的。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筆下的每一種生活形態(tài)，都包含著對另一種生活形態(tài)的批判。甲蟲和人，饑餓藝術(shù)家和觀眾，K和城堡的官員，等等，他們之間實際上成了兩種生活形態(tài)的對立，卡夫卡所要呈現(xiàn)的，就是要讓我們看到在生活的壓力下，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經(jīng)過艱苦的斗爭才能讓它重新顯形。也就是說，任何殘存的存在的幸福，都需付出代價來爭取，它不會從天而降。

蘇格拉底說，沒有經(jīng)過審視和內(nèi)省的生活不值得過。這話強調(diào)的是，生活需要我們付出代價。如果換成卡夫卡自己的說法，那就是“受難”：“受難是這個世界上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事物之間的唯一聯(lián)系。”受難是一種生存的承擔，是積攢希望；不理解受難和斗爭的價值，我們就無法明白卡夫卡為何總是將他的人物置于苦難的情境里，而絲毫也不表示出對他們的同情。因為只有經(jīng)過受難和斗爭，希望才顯得真實而不廉價，正如尼采所說：只有經(jīng)歷過地獄磨難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四、不要絕望

《訴訟》是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它的結(jié)尾是這樣的：一個人的雙手扼住了K的喉嚨，另一個人將刀深深地刺進他的心臟，并轉(zhuǎn)了兩下。K的目光漸漸模糊了，他看見那兩個人就在他的面前，頭挨著頭，觀察著這最后一幕。“真像一條狗！”他說，意思似乎是，他的恥辱應當留在人間。——卡夫卡將K的死描寫得如此冷靜，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絕望圖景。但加繆告誡我們，這并非最后的結(jié)局，應該想像，在“恥辱”的上面悄悄爬進了希望。

這是一種特殊的希望，它常常以“不絕望”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卡夫卡很少直接談論希望，但在他筆下，絕望總是和希望膠著在一起。絕望越強烈，希望也越明顯。這是卡夫卡作品中另一個著名的悖論。《訴訟》和《城堡》就是這一悖論的生動說明：《訴訟》提出問題，《城堡》解決問題；《訴訟》診斷病情，《城堡》開出療方。加繆論述到這點時，引用了哲學家克爾愷郭爾的名言：“我們必須毀掉了人間的希望，才能在真正的希望中得救。”并稱，這句話也可以改個說法：“必須寫了《訴訟》，才能開始寫《城堡》。”按照多數(shù)讀者的理解，在這兩部作品中，卡夫卡寫了一種人在世界上無路可走的絕望處境。現(xiàn)在看來，卡夫卡毀掉的只是“人間的希望”，在他絕望的表情之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真正的希望”的召喚。如他自己所說：“倘若心中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不可摧毀之物”一詞，多次出現(xiàn)在卡夫卡的言辭中。這不僅是他宗教觀的體現(xiàn)，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卡夫卡的希望哲學。這可能是卡夫卡身上最為可貴的一點：他并不愿意被絕望吞噬，而是至死相信，有一種希望終將降臨在自己身上。為此，卡夫卡曾在日記中真誠地勸告我們：

“不要絕望，甚至對于你并不絕望這一點也不要絕望。在似乎窮途末路之際，總會有新的力量產(chǎn)生，而這恰恰意味著你依舊活著。”

“不絕望”是卡夫卡的獨特表述之一，它與其說是希望的同義詞，還不如說是絕望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態(tài)，甚至有的時候，它比絕望還更為荒謬。就像《城堡》中所說的那樣，克拉姆一天不出現(xiàn)，K就一天也沒理由絕望。這種狀態(tài)，大約就可以稱之為“不絕望”。它與希望無關(guān)，卻大大豐富了絕望的邊界。這就是卡夫卡所體驗到的荒誕，它總是伴隨著虛幻的景象，使存在一直處于真空狀態(tài)，永遠無法抵達那個真實的彼岸。因此，卡夫卡是一個描述絕望的作家，但他也為我們辨明了希望。--他對廉價的“人間希望”的蔑視，其實是為了召喚一種真正的希望。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卡夫卡一直拒絕說出，或者說，他根本就無法說出。在一種密實得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絕望境遇里，卡夫卡并未獲得一種洞穿絕望的根本力量，因此，他還不能說出希望具體指的是什么。

或許因為人間的希望已經(jīng)泛濫，真正的希望反而隱匿了。加繆曾經(jīng)用這樣一句話來為《弗蘭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一文作結(jié)：“他難以置信的裁決就是這個丑陋的革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連鼴鼠都想有所希望。”“連鼴鼠都想有所希望”的世界，它指向的可能反而是絕望，是一種荒誕的絕望感。因為我們知道，希望和希望是不一樣的。許多看似是希望的事物，說白了，不過是毫無價值的安慰品。卡夫卡之后，關(guān)注絕望和“不絕望”的作家，遠不如描寫“希望”的作家多。可作家們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什么樣的“希望”呢？在中國，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口號、一些應景的意識形態(tài)圖景而已。現(xiàn)在，甚至連消費的快樂和欲望的放縱，也被一些人渲染成了這個時代新的“希望”。

在這樣的“希望”叢林里，和“不可摧毀之物”無關(guān)，和信念無關(guān)，它恰恰是卡夫卡所批判的那種“沒有生活價值”的生活狀態(tài)。從這個角度說，卡夫卡是一個反對確定性的作家，他眼中的希望，就像那座城堡一樣，在雪地里顯得異常的不真實，因為克拉姆從未真正出現(xiàn)過。

唯一真實的，也許仍舊是絕望和“不絕望”。它是人類生存圖景最為真實的描述。因此，一個沒有體驗過絕望的人，不配在作品中談論希望。卡夫卡從未停止過對絕望的抗爭，他相信，一旦個人的真實性得以確立，一種真正的希望就會在這里準備出來。也許，他料到了這個斗爭永遠不能取得勝利，所以他稱自己是無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于斗爭的漩渦之中，為了辨明存在的方向，為了希望的出現(xiàn)，它經(jīng)受住了來自絕望的巨大壓迫和磨碾。他在遺作中不無悲傷地說到：

“我從生活的需求方面壓根兒什么都沒有帶來，就我所知，和我與生俱來的僅僅是人類的普遍弱點，我用這種弱點（從這點上說，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將我的時代的消極的東西狠狠地吸收了進來；……對于這個時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積極東西，以及對于那成為另一極端、反而變成積極的消極事物，我一份遺產(chǎn)也沒有。”

卡夫卡通過寫作，把自己本身變成了一種“不幸存在”，使之成為這個時代一個意味深長的精神標本。從這里出發(fā)，他顯得無所顧忌，他像一個孤獨的旅人，主動承擔著那個時代的所有苦難，并帶著它一起生活、一起上路。他偉大的體驗，廓清了人類在二十世紀的存在邊界，使人類對自己的認識有了更清晰的形象。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卡夫卡的犧牲和殉難，今天的我們會對自身的境遇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在今天這個越來越膚淺的時代，卡夫卡已經(jīng)成為一個路標，多數(shù)人看到他陰郁的面影就繞道而走，惟有自覺的存在者才愿意在他面前停留。

與卡夫卡差不多時間出生的偉大人物還有：穆西爾、里爾克、愛略特、喬伊斯、馬拉美、普魯斯特、伍爾芙、福克納、畢加索、康定斯基、蒙克、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可謂群星匯聚，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承擔著卡夫卡這樣嚴重的存在后果，他是二十世紀真正的精神先驅(qū)，他的寫作，為后來者劃定了希望和絕望的限度，而且，至今也無人能夠超越這個限度。

“看來普魯斯特已經(jīng)表現(xiàn)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這種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卻往下走得更遠，遠了很多；然而還閃爍著一線希望，那就是他在，就還不是完全的黑暗。”

——“他在，就還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經(jīng)常想起法國重要學者丹尼·梭拉的這句話，我覺得再沒有一句話，能比它更準確地表達出我對卡夫卡的閱讀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