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后，中國歷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最先感受到這種巨變的，當然是神經最敏感的作家。文學的潮頭，是“傷痕文學”的涌現(xiàn)，緊接著，是“反思”文學的潮流。這個時期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側重于暴露和控訴十年“文革”給國家和個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劇。

此時的路遙并沒有去盲目追趕當時的文學潮流，一是這樣的創(chuàng)作思路并不對應路遙的題材和心理體驗；二是路遙更多地在思考文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他在與文學同道討論文學話題時，表現(xiàn)出對俄羅斯文學的喜愛和傾慕，他喜歡托爾斯泰的宏大，也喜歡艾特瑪托夫憂傷的抒情。這段時間，路遙一邊在《延河》編輯部從事日常的編輯工作，一邊審視著文壇的動向。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說，就可能引發(fā)轟動效應，不僅得到評論界關注，而且成為人所共知的作家，一夜成名的作家大有人在。這時期，陜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學》（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發(fā)表的短篇小說《窗口》、賈平凹發(fā)表在《上海文學》（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說《滿月兒》，雙雙獲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這些無疑對路遙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但是路遙并沒有表現(xiàn)出焦躁情緒，他依然認真地工作，依然獨坐于一盞孤燈下，煙霧繚繞中，熬夜讀書、思考。他在積極尋找自己創(chuàng)作的突破口。

路遙文學創(chuàng)作的轉折，可以說與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有直接的關系。作為作家的藝術個性也是從這部中篇開始顯露的。一九八一年春，北京傳來了好消息，路遙在二十八歲時創(chuàng)作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發(fā)表在《當代》一九八○年第三期）榮獲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這無疑更增強了路遙創(chuàng)作的自信。去北京參加頒獎會時，恰逢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向他約稿，路遙答應下來。那時刻，路遙想起了一個題材，那是積淀在內心深處很久的一段感情經歷。路遙意識到這個題材對自己極為重要，必須經過理性的過濾和思想的觀照，才可能揭示廣闊的意蘊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隨隨便便寫出來，可能會把一個重要的題材糟蹋了。在準備了兩年之后，路遙對這篇小說從思想上和藝術上已經考慮得備受折磨時，終于感覺可以進入實際表現(xiàn)了。一九八一年夏天，路遙背上一個軍用旅行包，回到陜北，回到黃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縣招待所，開始了《人生》的寫作。

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路遙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經累得仿佛大病一場，他面頰泛黃、浮腫，兩條腿僵硬得行走困難。盡管身體極度疲憊，但是心里卻輕松了許多，畢竟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事。一九八一年秋，路遙將稿子寄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不久，便收到王維玲熱情洋溢的回信，對這篇小說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年底，又專門把路遙約到北京修改作品。“人生”這個題目，就是王維玲和路遙一起商量確定的。之后，王維玲又將《人生》轉給《收獲》雜志，這樣這篇小說就可以在雜志和出版社同時發(fā)表、出版。

改革開放初期，陜北高原的城鄉(xiāng)生活構成了《人生》的時空背景。通過青年人愛情故事的描寫——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高加林同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強烈地體現(xiàn)出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艱難選擇的悲劇。《人生》發(fā)表后，立即轟動了整個中國文壇，被視為當代文學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因為小說所塑造人物的真實，因為“高加林”這樣的農村青年所面臨的艱難選擇，因為所反映的城鄉(xiāng)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正是中國的現(xiàn)實。

路遙每次到北京，總愛在首都新建不久的立體交叉橋上徘徊，復雜的交叉道路，繁忙的車輛行人，不斷地聚會，不斷地分散；有規(guī)則中的無規(guī)則，無規(guī)則中的有規(guī)則，這一切組成了紛繁復雜的圖景。路遙感覺這“立體交叉橋，幾乎象征了我們當代生活的面貌”。出身農民的路遙，對于農村他是熟悉的，進入城市后，他正在努力熟悉城市，而最熟悉的，就是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因為他經常往返于這一地帶，城鄉(xiāng)之間所發(fā)生的生活現(xiàn)象和矛盾沖突，越來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城市與農村本身的變化發(fā)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沖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現(xiàn)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沖突等等構成了現(xiàn)代生活的重要內容，在這座生活的“立體交叉橋”上，充滿了無數戲劇性的矛盾，可歌可泣、可愛可憎、可悲可喜的人和事都發(fā)生在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人生》中的高中畢業(yè)生高加林從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再離開土地，這種人生的變化過程正是在“城鄉(xiāng)交叉地帶”發(fā)生的。在路遙展示的城鄉(xiāng)文明對立差異的背景下，高加林所謂個人的自私動機和欲望沖動，又來自于歷史，來自于不合理的現(xiàn)實。他是歷史的現(xiàn)實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產物，又是歷史的現(xiàn)實的全部必然要求的產物。

站在“立交橋”上沉思的路遙，顧不上享受《人生》成功之后的鮮花和掌聲，他希望耳邊的喧囂盡快結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靜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中，他說要像一個土地上的勞動者一樣不能誤了農時去耕作。他告誡自己，人是有惰性屬性的動物，一旦過多地沉湎于溫柔之鄉(xiāng)，就會削弱重新投入風暴的勇氣和力量。“不能讓人們僅僅記得你是《人生》的作者。”路遙迅速將自己從《人生》轟動帶來的歡呼和風光中剝離出來。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間，路遙“平靜而緊張地”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準備工作。他將自己從名目繁多的社會活動中抽身出來，遠離喧囂的采訪，逃避熱心讀者的追蹤，文學活動不再見到他的身影。終于，路遙以“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在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二十歲時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標：要在四十歲之前完成一部規(guī)模很大的書。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花城》發(fā)表了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單行本也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順利出版發(fā)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fā)表和出版后，評論界的反響對路遙打擊很大。八十年代，許多外國文藝思潮剛剛涌進中國，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意識流等方興未艾，不跟潮流、不玩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遙卻以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手法寫作，于是評論界認為太老套了。其實選擇一種什么樣的表現(xiàn)方式，路遙不是沒有想過，但最終，面對最樸素的人，他選擇了最樸素的寫法。從根本上說，任何手法都可能寫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寫出低下的作品。問題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創(chuàng)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藝術的平庸。穩(wěn)定下來的路遙，內心那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忍和堅強，也在布滿“匈奴式”絡腮胡的臉上凸現(xiàn)。

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與中篇小說《人生》，具有相當一致的精神：“城鄉(xiāng)交叉地帶”的社會底層生活成為路遙反映的共同內容。這部長篇以全景的視角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間中國西部農村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路遙以一個勞動者的立場，去體驗農民“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以一個農民兒子的身份去平視鄉(xiāng)村，描述他的父輩和兄弟姐妹的現(xiàn)實生活。無論是《人生》中高加林生活的那個世界，還是孫家兄弟拼搏的社會，都是充滿苦難的。深重的民族苦難和歷史苦難最終歸結為實實在在的一日三餐，人們?yōu)樯娑疾ǎ毨С蔀閴涸谌藗冃念^的巨大陰影。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關于“三農”問題、關于城鄉(xiāng)二元對立、城鄉(xiāng)差別問題，在一九八二年的中篇小說《人生》和一九八六年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路遙就已經提出來了。歷史證明，路遙的敏感是對的，對文學的敏感也是對的。而《平凡的世界》從某種意義上，又是一部勵志作品，路遙用自己的經歷和筆觸塑造了一批通過奮斗改變自身命運的青年農民形象。孫少安、孫少平身上延續(xù)著高加林富有個人主義色彩的人生追求，他們恰是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體縮影。他們從來都沒有被苦難所嚇倒，沒有被失敗所打垮，而是朝著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勇往直前。他們試圖通過自身奮斗打破宿命、改變命運，這顯然契合了所有農民的心理需求。孫少安、孫少平們追逐夢想的信念堅不可摧、樂觀自信，這無疑對當下年輕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鼓舞。人們可以從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說是希望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xiàn)夢想。雖然路遙作品中所描寫的那個時代背景已經“翻篇”了，但是，三十多年來，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遙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鳴，給人理想和力量，給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靈的震撼，這也是讀他的作品時產生的正能量。

站在人生與社會的“立交橋”上的路遙，用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為自己的生命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路遙的生命延續(xù)在他創(chuàng)造的文學世界里，這就是路遙的意義，也是文學作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