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發(fā)《明定國是詔》，宣布即日起進行政治改革。通觀這份被譽為1898年政治改革運動總綱領的重要文件，其實只說了創(chuàng)建京師大學堂這么一件具體事情：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省武職后裔，其愿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yè)，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為中國教育體制改革預作準備，因為一旦將來條件成熟廢除科舉制，人才何如培養(yǎng)，如何選拔，大約都要等待新教育機制的建立，而京師大學堂就是新機制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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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份不同的創(chuàng)建方案

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的動議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了，知識界的議論，傳教士的敦促，各家各派的構想，也都大致展現(xiàn)在朝廷面前了，只是由于近代中國的特殊性，自主性改革的動力總是太過缺乏，所以議論歸議論，運行歸運行，誰都說科舉制要改革，但何時改革怎樣改革，誰也不知道；誰都說新教育機制要建立，但怎樣建立，何時建立，誰也不知道。君主專制體制下，一切的改革，都在最高統(tǒng)治者一念之間。

到了1898年初，政治變革的傾向彌漫朝野，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王鵬運舊話重提，于2月15日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奏折，建議朝廷盡早下令開辦京師大學堂。

王鵬運的建議等于臨門一腳，醞釀有年的京師大學堂終于從方案進入實質(zhì)性操作。皇上在批轉(zhuǎn)王鵬運建議時表示，京師大學堂籌辦已經(jīng)醞釀多年，許多大臣都提出過類似建議，過去礙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與借口無法實行，現(xiàn)在條件大致具備，準其建立，亟需開辦。并責成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提出詳細方案和章程，早日將藍圖轉(zhuǎn)化為實踐。

然而中國的行政官僚主義并不把皇上的批示當作什么大事，因為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皇上每天都在發(fā)布著重要指示，誰也不知道哪一個指示是真重要，于是所有的重要指示疊加在一起，其實都不再重要。

半年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觸動了皇上的想法，使他以《明定國是詔》的方式重申京師大學堂的重要性。不過，官僚主義慣性依然故我，又是半個月過去了，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并沒有按照皇上的要求妥速議奏。

大臣們的拖延推諉終于惹惱了皇上。6月26日，皇上發(fā)布一道怒氣沖沖的御旨，嚴厲批評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責成他們必須盡快就怎樣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拿出具體方案和行動步驟，如果繼續(xù)拖延，不能依限辦妥，那么必將嚴懲不貸。

皇上的震怒終于引起了官僚們的注意，但是要想讓這些思想上毫無準備的大臣在很短時間里拿出詳盡方案，也委實過于難為。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王大臣商量的結(jié)果，決定聘請西學名聲正隆的康有為主持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而不湊巧的是，康有為那些天也實在太忙，就轉(zhuǎn)請其弟子梁啟超動筆。這中間自然又要拖延數(shù)日。

大約就在梁啟超受命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的同時，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李盛鐸于6月30日上了一個奏折，就京師大學堂與中國整個教育體制的關系、選址原則、功課設定、款項籌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具體建議，既及時緩解了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王大臣的壓力，更對后來中國新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啟迪意義。

李盛鐸的建議共有五個要點，一是關于辦學章程。李盛鐸認為，根據(jù)各國經(jīng)驗，普通教育體制基本上都是由小學升入中學，由中學升入大學，所以各國大學章程一般較中小學章程簡單，因為各種學術的詳細規(guī)章在中小學已有規(guī)定。而中國實際情況是，中學、小學教育體制并沒有建立，那么將要設立的大學堂就不能不統(tǒng)轄管理中小學，不能不在東西洋各國已形成的大學章程上有所損益有所變革，將中小學教育融會貫通，斟酌參考。待中小學教育獲得充分發(fā)展后，大學堂還是應該回到大學創(chuàng)辦的本意上來，以從事高等教育為自己的基本功能。所以擬議中的大學堂章程應該以發(fā)展的眼光充分考慮中國教育在未來若干年中會有突飛猛進的發(fā)展這一可能，既要考慮到目前中小學教育尚不完備的現(xiàn)實，又要考慮到大學教育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關于辦學章程擬定的第二項考慮，李盛鐸以為是教育獨立化的原則。他在介紹日本大學體制時，主張將要創(chuàng)辦的大學堂應該參照日本經(jīng)驗，設立相對獨立的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教授為議員，由大學總長為議長。評議會的功能甚為完備，諸如各科設置、各種規(guī)制變更，學位授予等都應由評議會依據(jù)民主平等原則公議而后定。這樣，政府除了負責向大學堂撥款外，不必對大學堂內(nèi)部事務過多干預。

二是關于大學堂選址。李盛鐸指出，各國大學規(guī)模都比較宏大，中國在創(chuàng)辦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簡之見，則以后的發(fā)展必將遇到很多困難。以中國本身固有學問說，如天算、與地、律例等均屬很重要的學科，斷不可廢；至于將要在大學堂引進的各種西學，更是門類繁多。有一種學問，必當立一專門之所，似不宜含混牽并，聊以充數(shù)。即如兵、農(nóng)、工諸學，皆為今日之要務，但是開設兵學，須有操練演習的大操場；創(chuàng)辦農(nóng)學，須有新技術新手段的試驗農(nóng)場；至于工學，更需要有面積龐大的試驗之區(qū)。此外，每一學堂中，要有圖書館、大禮堂、博物院等，凡此都是大學所不可或缺的設備。所以，李盛鐸建議，在創(chuàng)辦大學之初，決不能因一時困難稍存因陋就簡之想，必須要有長遠眼光、遠大理想、久遠規(guī)劃，應該將大學選在城外空曠之地，以為將來的發(fā)展預留足夠空間。即使各種學堂不能同時并舉，其暫時緩辦者，也應該有長遠考慮，為未來正式創(chuàng)辦預留地址，以便將來條件成熟時予以擴充。應該承認，李盛鐸的這些提醒很有世界眼光，可惜后來的主事者并沒有充分考慮這些意見。

三是關于大學堂的功課設置。李盛鐸指出，各國大學的課程設置都比較繁密，從早到晚，都有相應計劃與安排。中國的大學創(chuàng)辦之初即或稍事變通，但也不能太過簡單。大學堂設立后，除了錄取6月11日詔書提及的那些部院在職人員外，舉貢生監(jiān)似可推廣及之。但必須進行嚴格甄別錄取，寧缺勿濫。大約已入仕獲得相應工作經(jīng)驗者應該多習法科，因為他們已有相當實踐經(jīng)驗；從未入仕者可以分別學習各種藝學，或者設立普通學科，以便使他們通過一定時間的學習，能夠通達時務，成為有用之才。學生的年齡在三十歲左右者，應該要求他們閱讀已翻譯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其年僅二十歲左右者，精力有余，應該要求他們兼習各國語言文字，當然中文的要求對他們也不能降低。西方國家的大學每年春秋兩季都安排一次大考，連續(xù)三次考試不及格者，則勸他們退學。至于不守學校規(guī)章制度或舉止粗忽無禮者，或被開除，或被勸退。所以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立后，應該參照西方經(jīng)驗，盡快制定相應規(guī)則。至于選定教習，李盛鐸建議，除了涉及所謂中學使用華人外，西學各門如華人確無專精者，可以考慮聘請日本人執(zhí)教，日本的新學問最近若干年蒸蒸日上，人才輩出，幾無不備。日本風氣性情，亦易相習，當然日本學者的薪水也較西方國家為低。

第四個問題是關于籌款。李盛鐸介紹了西方國家大學經(jīng)費來源的主要渠道，強調(diào)東西洋各國對高等教育均極端重視，經(jīng)費充裕。中國現(xiàn)在剛剛開始創(chuàng)辦新教育，頭緒萬端，故不能很快將經(jīng)費提升至東西洋各國水準。然而政府必須高度注意大學堂及全國新教育經(jīng)費的籌措，應該提供寬裕的籌資環(huán)境。如果經(jīng)費太過緊促，比如學生的伙食太差，不要說那些部院人員不愿在職就學，即一般學子中有才有志者恐怕也未必愿意來就學，結(jié)果幾年后肄業(yè)者皆平常無聊之人，與其少費而多濫送，不如多費而得真才。或許有人認為現(xiàn)在國家經(jīng)濟狀況并不是太好，經(jīng)費籌措也不會太好，大學堂等新教育經(jīng)費也不能有太高期望。這種說法在李盛鐸看來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他指出，法國當年敗給德國后，國家經(jīng)濟極端困難，但法國教育卻在那些年獲得了空前發(fā)展，法國人認為多費數(shù)千百萬之帑，而多數(shù)十百人才，則取償之數(shù)，固不可限量。現(xiàn)在中國政府既然將大學堂等新教育的發(fā)展視為“新政第一大舉動”，那么其他方面的費用可以盡量節(jié)省，而教育經(jīng)費獨不可過于限制。中央政府及各省當局都應該設法為大學堂及各省將要創(chuàng)辦的中小學大力籌措經(jīng)費，開拓經(jīng)費來源。

第五，李盛鐸建議政府委派位尊望重大臣專門出洋考察教育，并具體建議先前曾奉旨管理官書局的協(xié)辦大學士孫家鼐可以充任，并建議朝廷責令即將回國的出使大臣許景澄途徑各國時仔細考察教育狀況，廣泛收集各國現(xiàn)行教育章程，以備參考。

李盛鐸的五項建議立意深遠，構思宏大，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后來的實踐中被廣泛吸收，對于中國新教育的發(fā)展，對于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有了李盛鐸的規(guī)劃，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根據(jù)這些建議，并與各相關部門參照先前中外各家各種方案進行研究，就京師大學堂體制、規(guī)模以及所需人才、物質(zhì)支持等方面于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方案和詳細章程，京師大學堂的籌備工作方才真正啟動。

關于創(chuàng)辦宗旨，總理衙門在7月3日的方案中強調(diào)，當中國更新之始，京師為首善之基，創(chuàng)茲巨典，必當規(guī)模宏遠，條理詳備，是足以隆觀視聽而育人才。根據(jù)這一宗旨，總理衙門提出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四原則：

一是寬籌經(jīng)費。總理衙門大臣指出，學堂養(yǎng)士數(shù)百，購置圖書儀器等都需要大量款項，如果沒有政府常年撥款，斷難持久。而開辦之初，所需費用更為巨大，經(jīng)初步測算大約需要三十五萬兩，常年經(jīng)費大約不能少于十八萬兩。這個數(shù)額孤立地看當然很大，但是與東西洋各國相比，尚不及人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千分之一。當然，東西洋各國教育經(jīng)費的來源不止政府財政撥款一個途徑，經(jīng)費來源多樣化多元化，也很值得我們效法。總理衙門建議朝廷決策層在經(jīng)費籌集、劃撥上應早有規(guī)劃，尤其是常年經(jīng)費更應早做安排。至于將來規(guī)模擴大后的費用，屆時由管學大臣與相關部門協(xié)商。

二是宏建學舍。總理衙門以為由政府劃撥官地進行新建筑當然是件好事，但目前時事日殷，需才孔亟，若待從容進行大規(guī)模基礎建設，恐怕又要延遲不少歲月。根據(jù)東西洋各國經(jīng)驗，總理衙門提出一個變通辦法，即由政府先劃撥一處已有建筑作為京師大學堂臨時校舍，命官選士，克日興辦。同時，由相關部門認真選址，由政府劃撥官地，進行京師大學堂新校址建設。這樣，既可保證京師大學堂規(guī)模宏大，又可立即興辦，舉事不滯。根據(jù)這個原則，政府后來劃撥地安門內(nèi)一處空閑官邸作為京師大學堂臨時校舍，略加修茸，準備招生。

三是慎選管學大臣。總理衙門強調(diào)，任事需人，大學堂設于京師，以為各省表率，事屬開創(chuàng)，一切制度均需審慎精詳，非有明體達用之大臣從事管理，不足以實現(xiàn)朝廷殷殷興學理想。況且隨著風氣逐步開放，各省已逐步設立不少新式學堂，最近朝廷下令停試八股，講求西學，各地隨著這些情況變化，原來的書院等舊式教育機構都必然隨之變化，新式學堂勢必大規(guī)模增加，中央政府如果不及時建立統(tǒng)轄新教育的全國性專門機構，勢必各分畛域，流弊無窮。總理衙門建議由政府委派一位博通中外學術的大員負責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同時委派這位大員負責節(jié)制各省所設新式學堂。這樣，京師大學堂就具有雙重功能，既是一所新教育實體，又是全國新教育管理機構。

四是簡派總教習。總理衙門指出，命官既需鄭重，而擇師尤關緊要。現(xiàn)在中國大多數(shù)讀書人學無本原，不通中國政教之故，徒襲西學皮毛，這樣的人當然無法滿足國家需要。為了轉(zhuǎn)移風氣，也為了京師大學堂確實能夠培養(yǎng)出一批有用之才，總理衙門建議精選一位博通中西學術的大學者出任大學堂總教習。茍得其人，學術正而道藝興；茍失其人，學術謬而道藝亦誤。

按照總理衙門的設想，總教習綜司大學堂功課，功能尤重，果能選拔到一位學賅中外的學者擔任此職，京師大學堂的成功也就有一半以上把握了。

2

創(chuàng)建方案越來越明朗

在總理衙門7月3日上報的京師大學堂辦學方案中，還有一份京師大學堂章程。這份章程的執(zhí)筆人是梁啟超，他是代康有為起草的，而康有為又是受總理衙門正式委托的。

這份章程共八章，第一章為“總綱”，規(guī)定大學堂性質(zhì)、地位、功能、宗旨等。強調(diào)京師大學堂不僅為全國新教育表率，而且將統(tǒng)轄各省所有新式學堂；參照西方各國重視師范教育的經(jīng)驗，總綱規(guī)定大學堂必須格外重視師范教育，于學堂內(nèi)專設師范齋，以便培養(yǎng)教習之才；總綱建議政府在上海等處開設一編譯局，取各種普通學問及盡人所當習者編為小學、中學、大學三級教材，以供大學堂及各省將要創(chuàng)辦的中小學堂使用；教材分類主要有中學及西學，中學薈萃經(jīng)子史之精要及與時務相關者，西學為翻譯西方學堂所用之教材；總綱還規(guī)定大學堂擬創(chuàng)設一規(guī)模宏大的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瀏覽而廣開天下風氣；創(chuàng)立一個儀器院，集各種天算、聲光電化、農(nóng)礦等機器制造、動植物各種學問之應用儀器于一院，以為實力考求之助；總綱既規(guī)定大學堂為各省新式學堂的管理機構，又規(guī)定大學堂生源將來自各省中學堂肄業(yè)生，因此總綱最后一條責成各省督撫要盡快創(chuàng)辦中小學堂，務使一年內(nèi)每省每府每州縣皆有學堂，庶幾風行草偃，立見成效。

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二章規(guī)定學堂功課。在這一章，章程對各省近年創(chuàng)辦的新式學堂提出批評，以為這些新學堂并不符合維新變法的宗旨，這些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除了讓學生學了點鳥語外，對于西學其實根本就沒有入門，反而將中學拋擲腦后。這種情況之所以發(fā)生，主要是因為中西學問確實難以溝通，確實難以貫通掌握。所以，那些稍稍熟悉西學的人，往往鄙視中國舊有學問為無用。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為主義，即以中學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習大多不通西學，所知道的知識只是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之類，因此學生視中學為贅疣，對儒家義理之學全不講究，對經(jīng)史掌故更不愿意下功夫。這實際上是一種本末倒置。

章程強調(diào)，根據(jù)東西洋各國經(jīng)驗，從未有任何學校盡講他國之學而完全舍棄本國之學者，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中國學者之大弊是治中學者絕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結(jié)果就是中西兩門學問視若水火，相互詬病，無法形成一個學問總體，無法在中西學問基礎上建構出一門新學問。針對這種情況，章程在這里刻意強調(diào)張之洞一直在鼓吹的中體西用，以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深究中國自古以來圣圣相傳儒家義理之學，則學無根底，其所浮慕的西學也只是得其皮毛，徒增習氣，必無心得。京師大學堂一定要克服這一毛病，一定要在中西學術結(jié)合上下功夫。為此，章程提出課程設置的兩大原則，一是中西并用，觀其會通，不得偏廢；二是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之發(fā)凡，不以西文為西學之究竟。明確將西文與西學判為二事，意在糾正先前幾十年洋務運動中創(chuàng)建的那些新式學堂將西文視為西學，以是否掌握西方語言文字視為西學之高低的流弊。

根據(jù)這些原則，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二章為課程設置方案，將全部課程分為普通學與專門學兩大類，前者要求每一個學生都應當通習，類似于今日的基礎課；后者要求每一個學生各占一門，類似于今日的專業(yè)課。普通類基礎課共設計了十門具體課程，有經(jīng)學、理學、中外掌故、諸子學、初級算學、初級格致學、初級政治學、初級地理學、文學、體操等。要求每個學生在三年內(nèi)掌握除體操外的九門普通課程，經(jīng)考試合格方能畢業(yè)。至于外語，章程要求每一個學生都必須選擇一門進行學習，所使用的教材應該是該語言國家的原本。外語考核與普通課程相同，不及格的也不能獲得畢業(yè)資格。

至于專業(yè)設置，章程根據(jù)需要及可能，提出了十大專業(yè)，即高等算學、高等格致學、高等政治學（包括法律學）、高等地理學（包括測繪學）、農(nóng)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wèi)生學（包括醫(yī)學）。要求所有學生就性之所近、能之所及在此十種專門學問中選擇一種或兩種認真研習，其已習西文之學生盡量使用西文原本，以求獲得該學科的精義。

京師大學堂章程關于考試的規(guī)定也很有新意，它放棄中國傳統(tǒng)書院含混不清的以文辭論高下的辦法，而主張采用西方大學成例，實行學分制。但是又借鑒中國傳統(tǒng)書院特別是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經(jīng)驗，要求學生每天寫讀書心得交給老師進行考察。

章程第三章提出錄取學生的一般標準，大體為在職讀書的“干部進修”類和未曾入仕的一般學生，并提出在學生中選拔那些高才者作為師范生單獨培養(yǎng)，以為新教育準備足夠師資力量，待其學成后分發(fā)各省學堂充當教習，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教育體制。

先前各省設立了不少新式學堂，但如實說來卻很少培養(yǎng)出真正的人才，除了管理方法、教學方式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背景是這些學生無法在科舉考試體制下獲得真正的出身，所以那些具有一定天賦的學生不愿到這些新式學堂就學。這也是新教育在這之前無法有效推廣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克服這樣的問題，京師大學堂章程充分注意到新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出身問題，第四章建議政府變通科舉考試成例，參照東西洋各國經(jīng)驗，制定一個標準，給學堂學生一個正式體面的名分，從而鼓勵更多青年學子接受新教育，而不是繼續(xù)在科舉道路上學非所用，浪費青春。

大學堂章程出來后，總理衙門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并重點與日本駐華公使館進行過溝通，希望日本方面能夠提供幫助。7月20日，總理衙門特別委派章京顧肇新、徐承焜到日本公使館當面咨詢，征詢意見。林權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許多有啟發(fā)意義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創(chuàng)設大學堂，最為現(xiàn)實要務，惟開辦之初，章程原不能完備；將來有不妥之處，應隨時酌改，期歸盡善。

就現(xiàn)有章程論，林權助認為，章程規(guī)定大學堂以中國學問為根本，最為扼要，斷無拋荒本國學問，專習外國學問之理。根據(jù)他的了解，各國新式教育大致都遵循這樣的原則。

林權助建議，大學堂的學生應令統(tǒng)學英文，其有意學他國語言者，亦只可兼習。這是因為無論何國教習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學生不習英文，彼此隔膜難以教授。

至于章程中所列各種學問，林以為以政治、礦學、工程三項為最緊要。中國現(xiàn)在急需此三項人才。衛(wèi)生學亦是要務。至于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列入大學堂內(nèi)。

在談到學生出身時，林權助說，鑒于中國實際情況，大學堂畢業(yè)的各科學生，只要學有成效，政府就應該頒發(fā)文憑，使之與正途出身的進士并重。這個意思應通過上諭的方式進行發(fā)布，令國內(nèi)青年知識分子都知道這樣舉措，方能使年輕一代熱衷于新教育。

關于教習薪水，林權助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建議說，如果每月三百兩，恐怕外國上等教習不肯來。上等教習約需六百兩。專門教習，不必專請西國人；如中國人有精通專門者，亦可令作教習。日本學堂開辦之始，皆用西國教習。經(jīng)過至今大約三十年的發(fā)展，現(xiàn)在日本國的大學教習，差不多都換成了日本人，因為這些日本教習已充分掌握了西洋知識，與西洋知識進程處于同步狀態(tài)了，所以就不必重金聘請西洋人。至于中國，在新教育開辦之處，肯定要聘請西洋教習，如果需要日本教習，林權助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幫助，可隨時商量。

大學堂章程中也曾談到學生的管理及經(jīng)費補助等問題。林權助建議，按照日本學例，學生令自備資斧及日用伙食，購買書籍以及適量的學費等。對于那些非常貧窮的學生，學堂要想辦法給予適當補助；對于那些學品兼優(yōu)的上等學生，學堂要設置獎學金，給予適當獎賞，以激勵學生的學習熱情。從東西洋各國經(jīng)驗看，從來沒有對于學生的學習費用、生活費用全部擔負的先例，因為在這個教育階段，學生學成之后，就業(yè)機會大增，收入標準也與入學前不一樣，自己終身受益，因此不應在讀書階段完全依賴學堂免費供給。京師大學堂這樣的普通教育，畢竟不是武備學堂之類的教育機構，專為國家出力，所以免去一切費用。

從后來的情況看，林權助的一些建議被充分吸收到大學堂章程的修訂及實踐中去了，為中國新教育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3

對大學堂章程的不同意見

京師大學堂章程制定出來后，大學堂的籌建也就緊鑼密鼓開展起來了，總理衙門尤其是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忙著為大學堂尋找合適地點建筑全新校舍，并委托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將日本大學堂建筑藍圖設法寄回，以便參考。

總理衙門指定將馬神廟一處房產(chǎn)作為大學堂臨時校舍后，由于修茸整理還需一段時間，因此孫家鼐于8月30日建議派大學堂辦事人員李盛鐸、李家駒、壽富、楊士燮等前往日本游歷考察，將日本大學、中學、小學一切規(guī)制、課程并考試之法，逐條詳查，匯為日記，繕寫成書，以供參考。

孫家鼐之所以選定日本，主要是因為日本在創(chuàng)建新教育之初，曾選派博通之士分赴歐美各國進行考察，然后酌定規(guī)制，通國遵行，有力推動了日本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學校如林，人材蔚起。現(xiàn)在京師大學堂章程略具，各省中學堂、小學堂已立者未能劃一，未立者尚待講求，均應由大學堂參核定議。即如同文館與民間私塾、書院所習西文入門之書，傳授各殊，文法深淺互異，故有二三年已通者，有三五年而尚未通者，雖然可能有學生資稟敏鈍不同等各種各樣復雜原因，但由于教學方法有善有不善，可能還是主要原因。基于此種考慮，孫家鼐等認為應該選派專人赴各國考察，以便制定統(tǒng)一的教育標準和教學方法。至于選派要員專赴日本的另外一個原因，畢竟中日一衣帶水，同文同種，且往返需時需費都較歐美方便。

京師大學堂緊鑼密鼓準備開張，引起了各方面廣泛興趣，尤其是已公布的大學堂章程，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各種意見針鋒相對。御史何乃瑩就章程中的一些規(guī)定特別是考試策論、嚴加搜檢等問題提出一些修正意見，建議在招考生員時援引鄉(xiāng)試之例，二十取一，從嚴掌握，寧缺毋濫，保證大學堂教學品質(zhì)和學生質(zhì)量。至于章程建議大學堂畢業(yè)生授予進士、舉人等名義，何乃瑩認為沒有必要，理由是科舉考試所產(chǎn)生的進士、舉人等已弊端叢生，新教育沒有必要向舊體制靠攏。

何乃瑩的建議引起了清廷重視。8月9日的御旨要求孫家鼐對何乃瑩的建議進行研究，給予答復。9月17日，孫家鼐就何乃瑩提出的問題作了解釋，表示總理衙門原奏中規(guī)定大學堂學成者作為舉人、進士使用，其主觀目的是為了鼓勵人才起見，其議亦未可盡非，但究竟如何辦理，還可以再研究。此事關系甚重，議論各殊，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他個人一個多月以來反復籌思，也未敢就此下一個絕對結(jié)論。所以，大學堂畢業(yè)生將來究竟授予何種學位，待進一步研究各國經(jīng)驗后再作決定。

至于何乃瑩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問題，孫家鼐也有解釋。他指出，有人建議將科舉、經(jīng)濟、學堂的考試三合一，這個方法可能并不妥當。因為如果按照這個三合一的合并考試之法，非博覽群書，難以入選。其得舉人、進士也較難，其弊也則在于懷挾抄襲。學成卒業(yè)之法，普通學既熟，但專精一門即可入彀，其得舉人、進士也較易，其弊則在于徇情濫舉。今將通用科場考試，則學堂肄業(yè)諸生，必將分心于博覽，無以致專一之功，于專門學業(yè)恐有窒礙。將不用考試，則所謂學堂出身也就流于形式。孫家鼐建議此后科場考試仍照張之洞等人建議的新方案辦理；而學堂卒業(yè)諸生，果能屢試優(yōu)等，學堪致用，即予以生員、舉人、進士等名分，仿唐人分科舉士之例。習化學者名曰化學舉人、進士，習算學者名曰算學舉人、進士；推之各科，皆冠以專門之名。將來何項需人，政府即按所習之科采擇錄用，如此則學堂之士可以爭自濯磨，發(fā)奮學習。若慮徇情濫舉，則應制定規(guī)則，一旦發(fā)現(xiàn)，嚴懲不貸，只要切實可行，便可以杜絕流弊。

至于何乃瑩奏折中關于嚴搜檢一節(jié)，孫家鼐認為，搜檢之法系科舉考試制度下的科場舊章，自當認真照辦。這個制度雖然規(guī)定比較嚴厲，但每每變成具文形式主義，也自有其原因。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參加考試的人太多。現(xiàn)在的新體制，每次錄取的差額不過一比十，且由各省學政嚴加甄別，這樣每省每次參加考試的人數(shù)就能夠大幅度減少。人數(shù)減少，當然有利于稽查，有利于嚴格考場紀律。一旦發(fā)現(xiàn)作弊，嚴懲不貸，罰其不準入場，取消當年考試資格，不復加以罪名，這樣考生必能注意，不會隨便冒險，搜檢也就能夠認真執(zhí)行。

從孫家鼐的奏折看，他的這些“籌思”也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協(xié)辦職責，并無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后來所說的與維新勢力斗智斗勇的絲毫跡象。

9月3日，給事中龐鴻書也對大學堂章程中的經(jīng)學課程等一些規(guī)定提出了不同看法。9月9日，孫家鼐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解釋。孫家鼐認為，學堂之設，所以造就群才，以普通之學為初基，以專門之學為進境。創(chuàng)設規(guī)模，必求詳備。至于課程設置中的經(jīng)學問題，龐鴻書在奏折中稱諸生往往皓首而不能通一經(jīng)，現(xiàn)在學堂章程中所擬的功課，四書用朱熹集注本，五經(jīng)遵用欽定義疏本，切要詳明，易于卒業(yè)，不必以皓首難窮為慮。龐鴻書原奏中又稱，凡諸生已熟讀四書五經(jīng)者，方準收入學堂，庶幾略有限制。經(jīng)學只須溫習，不須另立一門。對此，孫家鼐解釋道，將來開辦學堂收考章程，自當以熟讀群經(jīng)者為上，專通數(shù)經(jīng)及一經(jīng)者次之。至普通功課，已奏請刪并理學歸入經(jīng)學，刪去諸子、文學歸入各門，業(yè)已刪繁就簡，無可再減。況經(jīng)學所以正人心、明義理，中西學問皆以此為根柢。若不另立一門，何以為造端之地？從這些爭論看來，戊戌年間或者說整個維新時代的西學取向已引起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深深憂慮。

對于大學堂的專業(yè)設置，龐鴻書的奏折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根據(jù)大學堂已將兵學歸并到將來成立的武備大學堂為例，提出將農(nóng)學、礦學、衛(wèi)生學、醫(yī)學等需要實驗的學科剔除出大學堂，以待將來成立各種專門學校。他的理由是，農(nóng)學、礦學皆當驗諸實事，不容托之空言。農(nóng)學各省異宜，當于省會設立學堂；礦學五金異用，已議于礦廠設學堂；衛(wèi)生學、醫(yī)學，不必兼普通學，且無關政治，算學中天文亦然。對于龐鴻書的說法，孫家鼐不以為然。他指出，大學堂所以統(tǒng)轄各省學堂，在于其規(guī)模既廣，門類宜詳。至于先前將兵學一門歸入武備學堂，因陸軍槍炮陣法，水師駕駛測量，堂中不便教習；而中西兵制，皆政治門應有之事，仍當討論。礦學、農(nóng)學、醫(yī)學，皆與化學相表里，算學中之天文，凡方輿繪圖、海道駕駛皆以天文之緯度為憑，需用尤巨，更不得謂為無關政治。凡此數(shù)端，均大學堂應設之專門，無可議減。

龐鴻書剝離農(nóng)學、醫(yī)學等學科的建議也不是沒有引起孫家鼐的注意，事實上，在孫家鼐向清廷酌核具奏的同時，他也頗有猶豫地表示，醫(yī)學一門所以保全生靈，關系至重。古者九流之學，醫(yī)居其一。近來泰西各國尤重醫(yī)學，都城皆有醫(yī)院。現(xiàn)在農(nóng)務、礦務，均已特派大員設立專門學堂。至于是否可以援例推廣，另設醫(yī)學堂，考求中西醫(yī)學，即歸大學堂兼轄？他個人并無一定之見，希望能夠獲得朝廷明確指示，然后再詳擬辦法，請旨施行。明顯表現(xiàn)出一種動搖的心態(tài)。

孫家鼐設立專門醫(yī)學堂的構想獲得了清廷首肯，9月9日上諭稱醫(yī)學一門關系至重，亟應另設醫(yī)學堂，考求中西醫(y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yī)學精進。即命孫家鼐詳擬辦法具奏。根據(jù)這個指示，孫家鼐于9月14日進呈醫(yī)學堂章程，決定在大學堂之下設立醫(yī)學堂，并認為中西醫(yī)學各有專長：考驗腑臟，抉去壅滯，中不如西；培養(yǎng)根元，辨別虛實，西不如中。孫家鼐對中西醫(yī)學差異的這種判斷應該說深刻影響了后來者。在所設立的醫(yī)學堂中，孫家鼐建議兼寓醫(yī)院之制：凡來就治者，皆隨時施診，且酌施中西通用藥品，以期保衛(wèi)生靈。

設立專門的礦務學堂、鐵路學堂應該說清政府一項既定政策，7月11日上諭就指出，鐵路、礦務為現(xiàn)今切要之圖。造端伊始，亟宜設立學堂，豫儲人才，方可冀收實效。所有各處鐵路扼要之區(qū)及開礦省份，應行增設學堂，切實舉辦之處，即命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張蔭桓悉心籌議，奏明辦理。根據(jù)這些指示，路礦總局大臣王文韶、張蔭桓于9月6日就舉辦鐵路礦務學堂及其與大學堂的關系問題提出詳盡建議，要求各鐵路、各礦廠均應設法早日籌建自己的學堂，培養(yǎng)人才，并為大學堂普通學卒業(yè)后的一門專門之學進一步深造的場所。

4

惹是生非的總教習權限

京師大學堂及其相關專門學堂的籌建是順利的，各方面的共識也大體接近。然而由于在一些重大的權力架構上存在著分歧和爭執(zhí)，在大學堂籌建之初也發(fā)生許多不必要的爭論，而這些爭論主要圍繞著京師大學堂章程中的一些規(guī)定進行。

我們知道，由梁啟超主持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是戊戌年間一份重要文獻，也是新教育發(fā)展過程中一份比較好的規(guī)劃圖、路線圖。按照這個規(guī)劃認真執(zhí)行，不出數(shù)年，中國教育面貌必將根本改觀，教育形態(tài)多元化、教育理念多樣性等，都將會有很好的體現(xiàn)。這是確定無疑的。

然而，中國的問題在于，處處事事總會有人事上的糾葛相牽制，一個原本很好的教育規(guī)劃圖結(jié)果卻因人事糾葛化為泡影，而人事糾葛的關鍵不是為了教育發(fā)展，而是為了教育發(fā)展過程中的話語權、控制權。這是典型的東方特色。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這是中國人的理想。理想，一般地說，都很難普遍和實現(xiàn)。所以中國人更多時候，總是希望獲得事務發(fā)展過程中的控制權、話語權。

梁啟超擬定的這份章程從總綱至課程設置、學生出路等都沒有什么問題，所有閱讀者也普遍表示認同，只是到了章程有關京師大學堂權力架構設計相關章節(jié)時，矛盾開始出現(xiàn)。

章程第五章、第六章是大學堂權力架構設計，專門規(guī)定總教習、分教習的聘用及權力限制。章程認為，先前的同文館及北洋學堂等多以西人為總教習，這種制度設計或許有助于西學傳入，但與京師大學堂宗旨似乎并不太符合。京師大學堂既然被定位為中西學術并重，所以不宜再聘用西人為總教習，因為華人中容有兼通西學者，而西人中必無兼通中學者。所以章程規(guī)定京師大學堂將聘請學貫中西、能見其大者的中國通人為總教習，并賦予總教習處理大學堂日常事務的全權。

如果僅從理論看，章程對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規(guī)定應該是有道理的，西方學人確實無論怎樣博通，但真的還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深入研究過中國學術的，而中國人或許在西學根底上較西人略有差距，但學貫中西的中國通人在國內(nèi)似乎還有那么幾個。所以這一規(guī)定不僅有理論上的依據(jù)，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如果不了解中國人事糾葛的特殊性，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抽象的規(guī)定是正確無誤的。

然而，中國的許多問題其實都不在理論和依據(jù)，而是由誰來做，誰主動，誰掌控。而恰恰在這一點上，章程的規(guī)定引起了風波，甚至由此導致康有為、梁啟超一系人馬出局，最終退出大學堂的管理事務和權力布局。

根據(jù)康有為的說法，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建思路基本上是由他提供的，李盛鐸的奏折、總理衙門的方案，也基本上合乎他的設想。而在大學堂權力部署上，康有為更是別出心裁讓梁啟超參照各國經(jīng)驗，設計了虛置管學大臣而由總教習掌管具體事務的權力架構，這實際上是因人而設計的一種方案。

當時的管學大臣為孫家鼐，孫與康有為相知甚久，在新政開始階段，應該說孫家鼐還是比較看好康有為的，他曾真誠地對翰林院編修蒯光典說：當今朝野內(nèi)外忠肝熱膽而心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而已。我皇上發(fā)起新政，責我在教育文化領域中變法，我惟舉康某人，我真誠相信康有為有真才實學，其學術眼光應該遠在我孫家鼐之上。這大概是孫家鼐受命主持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建事務后，竭力推舉康有為負責起草大學堂章程的重要背景。

孫家鼐為管學大臣是既成事實，而康有為可能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也似乎是朝野內(nèi)外的共識。李鴻章、廖壽恒、陳熾等人都曾向?qū)O家鼐竭力舉薦康有為，最重要的是孫家鼐本人真誠認為康有為兼通中西，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最佳人選。孫家鼐的理想大概是，他以管學大臣的身份遙控京師大學堂日常事務，康有為以總教習的身份代他主持具體事務，側(cè)重于教學方面。康有為必須絕對忠誠于孫家鼐，這大概也是孫家鼐使用康有為的前提。這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中用人的一般原則。所以當孫家鼐還沒有看到梁啟超擬定的這份大學堂章程時，曾當面真誠邀請康有為出任大學堂總教習一職。這種真誠還表現(xiàn)在他甚至委托已內(nèi)定出任大學堂總辦的陳熾前去勸駕。

然而，當孫家鼐看到梁啟超根據(jù)康有為的意思擬定的大學堂章程中關于總教習權力規(guī)定時，不禁勃然大怒。

根據(jù)梁啟超的擬定，總教習擁有大學堂事務的全部權力，清廷命官管學大臣反而成為擺設和象征。對于這樣的權力結(jié)構，管學大臣孫家鼐不憤怒肯定是不正常的，他相信張狂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之所以這樣設計完全是別有用心，居心叵測。孫家鼐的憤怒引出很多新問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了1898年中國政治走向。

或許是康有為覺得自己這樣做可能有點過分了，開始意識到理虧；或許此時正當紅的康有為對其他更高職務的獲得抱有期待；或許由于康有為在其他許多事務比如《時務報》的歸屬等問題上還必須有求于孫家鼐。總而言之，當他獲悉孫家鼐的憤怒后，遂委梁啟超轉(zhuǎn)告孫家鼐，表示他康有為自己決不會插手大學堂任何事務，以此化解孫家鼐的心結(jié)，然而這一切都晚了，來不及了。

如果僅就政治觀點而言，孫家鼐不僅是當時比較有學識的開明官僚，而且是當時最具維新思想的大員之一，所以當京師大學堂開辦之初，清廷就將這一重任交給了孫家鼐以管學大臣的身份全權負責。現(xiàn)在被康有為這樣一攪和，孫家鼐的情緒肯定受到莫大影響。康有為通過梁啟超的聲明和表白，無法挽回孫家鼐對其信任。原本具有非常強烈維新思想的孫家鼐竟然被康有為推向反對的一派，而且越來越強烈。

也就是說，作為管學大臣，孫家鼐肯定先前就知道康有為的學術傾向和政治傾向，只是在他們惺惺相惜關系比較友好時，孫家鼐對康有為思想傾向、學術傾向中的問題不太計較，所有差異似乎都可忽略不計。但是，現(xiàn)在既然已經(jīng)反目成仇，這些原本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卻成了大問題。而且，從孫家鼐身份、地位來說，他雖然惱怒梁啟超的大學堂制度設計，但這個話題實在無法提上臺面，于是事情的發(fā)展迫使孫家鼐從學術上去封殺康有為。

7月17日，也即梁啟超擬定的京師大學堂章程由總理衙門上奏之后半個月光景，孫家鼐向清廷呈遞了一份舉報康有為的奏折。孫家鼐在這份奏折中說，他最近仔細閱讀了康有為的全部著述，其《中西學門徑七種》一書稍有價值，其第六種《幼學通議》一條言小學教育方法，深合儒家經(jīng)典《學記》中立教之意，最有價值。但其第四種、第五種《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言《公羊》之學，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牽強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后已，稱《春秋》既作，周統(tǒng)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這個觀點就很荒唐了，不要說孔子是歷代中國人景仰的至圣先師，決不可能有這種犯上作亂或僭亂之心，即便是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復征引，教化天下？當今圣上正在奮發(fā)有為，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孫家鼐擔心康有為以此為教，鼓吹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學堂的設立本是為了培養(yǎng)人才，而現(xiàn)在康有為卻利用學堂宣傳什么孔子改制，危言聳聽，蠱惑民志，是導天下于大亂。因此孫家鼐建議清廷明降諭旨，將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的內(nèi)容一律刪除。

就當時的政治格局看，康有為在當時確實是一個極有爭議的人物，不過既然是爭議，就是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只是朝廷對康有為的真實態(tài)度如何，孫家鼐心中似乎并沒有底，所以他在這封實際上是彈劾康有為的奏折中并沒有完全抹殺康有為，并稱康有為才氣可用，以為宜如西漢文帝之對待賈誼那樣，老其才折其氣而后大用之。孫家鼐試圖借助于行政力量遏制康有為的霸道。

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確曾引起過學界的爭論，但康有為將這部著作進呈后并沒有在皇帝那里引起孫家鼐所擔心的歧義，即認為康有為有意作教主，作民主，更沒有孫家鼐所說的蠱惑民志、導天下于大亂的意思。所以，皇上在得到孫家鼐的奏折后，也就沒有明降諭旨，下令康有為去刪除《孔子改制考》中的內(nèi)容，而是命軍機大臣傳旨孫家鼐，再令孫傳旨康有為而已，似乎有意調(diào)解孫家鼐與康有為之間的矛盾或誤會。

康有為在孫家鼐無端攻擊的第一個回合中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孫對康的反感與對立當然也沒有因皇上調(diào)解而緩解，而是相反。

5

孫家鼐改定大學堂章程

孫家鼐不再信任康有為，他以為康有為通過梁啟超的表白不過是惺惺作態(tài)，不值得注意。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著京師大學堂的人事，主持著各項工作。大致上說，在那短短的時間里，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8月9日，孫家鼐向清廷報告了進展情形，并就若干未決事項請求進一步指示。

關于專業(yè)及課程設置。孫家鼐建議在大學堂內(nèi)設立仕學院，專門招收那些進士、舉人出身的京官，這些京官既有科甲出身，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當已通曉。因此不必再為他們設置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基礎課程，重點放在西方近代以來的各種專門之學。這樣就可以使他們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補充實際工作進程中所需要的新學問。這大概類似于后來的干部進修班，在職培訓：仕而優(yōu)則學，以期經(jīng)濟博通。

除了干部進修之類補習班外，大學堂普通班還存在著學生出路問題。孫家鼐建議，凡大學堂肄業(yè)生，其已授有職務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然后由朝廷各就所長予以提拔使用；其作為進士之學生，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品學，請旨錄用。擬采取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建議，學政治者歸吏部，學商務、礦務者歸戶部，學法律者歸刑部，學兵制者歸兵部及水陸軍營，學制造者歸工部及各制造局，學語言文字、公法者歸總理衙門及使館參隨，終身遷轉(zhuǎn)不出本衙門，以便使他們所學與所用相符，成為各個領域中的專門人才。在這項考評分配中，不難看出，管學大臣的權力不僅大，且非常有含量，每一個學生都必須經(jīng)過他這一關。這才是真正的校長。

關于大學堂的中西學分科，當時也有一些爭論。孫家鼐建議分門不宜太多，每門之下可再設子目，仿往昔科舉體制下專經(jīng)之例。至于學生能夠?qū)W習幾門學科，應該由學生根據(jù)自己的能力與興趣進行選報。孫家鼐建議，宋明理學不必單獨設科，可附在經(jīng)學之下為一門；諸子、文學雷同理學，亦不必各自專立一門，子書中有關政治、經(jīng)學的內(nèi)容，可附入政治、經(jīng)學專門。至于大學堂在最初規(guī)劃中準備設立兵學一門，現(xiàn)在從各方面反映及各國經(jīng)驗看，似乎將兵學附在大學堂之中不太合適，建議參照各國慣例由總理衙門考慮創(chuàng)設專門的武備學堂，所以大學堂不再設立兵學一門。

關于大學堂畢業(yè)生的名分，一直存在很多爭論，主要爭論之點就是大學堂畢業(yè)生是否要向科舉體制靠攏。清政府過去曾規(guī)定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肄業(yè)生卒業(yè)后依次領取生員、舉人、進士等學位，在國家鼓勵人才時，原可不惜破格之獎，但冒充濫發(fā)等弊端似乎也非常嚴重，假學歷假文憑似乎也非常嚴重。鑒于這種情況，孫家鼐建議政府似宜于鼓勵之中仍示限制，由相關部門制定數(shù)額與考核的具體標準，以便把握和控制。

鑒于康有為版本的大學堂章程中總教習職權引發(fā)的爭執(zhí)，孫家鼐建議分設中文總教習與西文總教習。西文總教習負責大學堂西學的總體設計及執(zhí)行，并設西文分教習具體負責。如果政府同意設立西文總教習這一職務，孫家鼐鄭重推薦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丁韙良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中國通，1865年開始擔任同文館教習，1869至1894年任總教習，具有非常豐富的教育經(jīng)驗，對于西學的引進與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是西學總教習最合適的人選。清政府稍后接受了這個建議，聘請丁韙良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

孫家鼐的這些建議對于京師大學堂的發(fā)展起到過重要作用，也是他指導一大批專門人才比較深入研究了東西洋各國成功經(jīng)驗后的心得，因此獲得清廷的重視，京師大學堂的籌建由此獲得迅速推進。至1898年秋，盡管中國政治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折，但京師大學堂并沒有因此受到太大影響，因而許多學者成稱京師大學堂是戊戌年政治變革留下的惟一紀念品。

由孫家鼐主導的京師大學堂在迅速發(fā)展，但在籌建過程中依然潛藏著兩個派系之間的較勁和沖突。這些沖突很難說是新與舊，但要說是權力的沖突、利益的沖突，可能還比較接近歷史的真實。

6

新知識中的“生意”

按照最初規(guī)劃，京師大學堂是1895年強學會留下的官書局基礎上的擴充和重建，待京師大學堂籌備完成后，原來的官書局以及新設的譯書局等大約都又劃歸給京師大學堂，成為大學堂的附屬機構。

設立譯書局專司譯書事務似乎是康有為的意思，也似乎是康有為戊戌年間整體布局尤其是人事布局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6月1日，康有為代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楊深秀擬了一份奏折，建議清政府設立譯書局，專譯日本典籍。他的理由是最近幾十年世界各國來往密切，西方諸國在學術文化方面突飛猛進，政治、學術、理財、練兵、農(nóng)工、商礦，一切技藝，日出精新，皆有專門之書，而這些著作許多都沒有譯成中文，這是非常可惜的。康有為指出，過去中國人言變法，言革新，但囿于見聞，也只是在筑炮臺、購兵船、買槍炮、練洋操等形而下方面打轉(zhuǎn)轉(zhuǎn)，并不知道在政治、學術等方面進行講究。現(xiàn)在，各地督撫特別是以直隸為先，紛紛漸知創(chuàng)設新式學堂的重要性，東西洋各國盛行幾十年的新知識漸漸引起了中國人的高度關注。

中國人知道了西學的重要性，但究竟什么才是西學的本質(zhì)或根本，中國人似乎還不甚了了。康有為指出，大多數(shù)中國人錯誤地以為西學其實就是西文，于是所謂學習西方就是學習西方的語言，就是學習英語。這顯然是不對的。中國之所以在學西方幾十年之后依然落后，主要就是中國人沒有弄明白西方語言文字與西學的真正關聯(lián)。從已設立的學堂看，這些學堂僅教學生學習西方語言文字，五六年之后始能通其文字，語言尚未通，其政治等學問則必在十年之后方有可能問津。而今世變甚急，朝不及夕，豈能從容待之十年？其不在學堂之人，及任官之士大夫，尤為今日所倚重，指望他們學習外文，直接閱讀西書更不可能，他們無從了解世界發(fā)展變法的大趨勢，不明西方政治、經(jīng)濟、工商等學，指望這樣的官僚去治理國家，變法維新，又有什么用呢？

基于這種判斷，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認為，言學堂而不言譯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幾十年前，曾國藩先識遠見，創(chuàng)設制造局，首譯西書，為中國了解西方學習西學開創(chuàng)了先例。然而奉行者不通本原，只將精力用在兵學、醫(yī)學等技術科學層面圖書的翻譯上，而對于政治、經(jīng)濟等制度層面的西學著作，則甚少翻譯。這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學西方的一個最大失誤。

針對過去的失誤，康有為建議政府要加大翻譯西書的力度，要在數(shù)量、質(zhì)量上超過往昔。不過，他同時強調(diào)，西方的語言文字確實比較難，不是那么很容易就能夠掌握，所以江南制造局自開局至今數(shù)十年，所譯西書不滿百種。這就是中國多少年來一直有人鼓吹變法鼓吹革新，而始終不得其法的根本原因，這也為后來的政治發(fā)展特別是政治困難預留了許多問題。

鑒于這種困難，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建議政府開辟一條翻譯捷徑，那就是先向東然后再向西，通過日本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康有為的理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學習西方已有幾十年時間，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初即已高度重視西學著作的翻譯，據(jù)說日本人現(xiàn)在已將西方國家的主要著作差不多都翻譯為日文。而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其文字亦來自中國而稍加修改或創(chuàng)新，大致與中國文字相同，只是文法稍有顛倒，中國讀書人用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夠比較順利掌握日文。所以，中國如果改從日文翻譯西方書籍，必能事半功倍，人人可操日文譯書。如果政府拿出一筆資金，多養(yǎng)通才，則不要一年時間，就可以從日文轉(zhuǎn)譯西學著作數(shù)十種。若籌款愈多，養(yǎng)士愈眾，那么不用幾年時間，便可將西方諸國主要學術名著悉數(shù)通過日文轉(zhuǎn)譯成中文，從而使中國士人及官僚士大夫，都能夠通過這種方式了解西學大致和根本，勢必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國政治、學術的品質(zhì)。

康有為通過楊深秀提出的這個建議當然是戊戌年間比較重要的一個政策選擇，也是當時國內(nèi)有識之士比較一致的看法。在康有為通過楊深秀提出這個建議僅僅幾天時間，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李盛鐸于6月6日也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政府參照乾隆年間開設《四庫全書》館的經(jīng)驗，設立專門機構，大規(guī)模翻譯東西各國學術名著和各種文獻。李盛鐸指出，現(xiàn)在世界大通，中外交流越來越多，中西政治雖然具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但大體上說來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而中西學術文化可能具有很多差異，西方日新月異，發(fā)展迅猛，言理財不考究農(nóng)工商礦無以明白其究竟，無法弄清養(yǎng)民富國之根本。所以，中國要富強要發(fā)展，就必須從學術層面弄清西方成功之所在，而不能再像過去幾十年徒襲西學皮毛，而不知其真精神。要弄清西學的真精神，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當然要憑借翻譯，要由懂得西方語言文字的人將西書譯成中文。現(xiàn)在中國人能夠憑借的西書中譯差不多還是幾十年前同文館和江南制造局翻譯的那幾十種，內(nèi)容陳舊，無法反映西方學術文化的最新進展，當然也就無法滿足現(xiàn)代中國人的需要。鑒于此，李盛鐸建議清政府仿《四庫全書》館開譯書局，并建議多從日本轉(zhuǎn)譯。他的理由與康有為代楊深秀起草的奏折中所說非常一致。

楊深秀、李盛鐸的建議是否存在私下的協(xié)調(diào)，由于史料原因現(xiàn)在還很難下斷語，但是這個建議確實合乎清廷此時的需要和判斷，所以清廷很快發(fā)布御旨責成總理衙門拿出創(chuàng)辦譯書局的具體方案。

清廷的決定大約很快就傳出來了，康有為獲悉后遂于6月13日與梁啟超合擬了一份保薦“維新救時”人才折，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名義上報，折中推舉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等人為維新救時人才，懇請朝廷特旨破格委任。并非常具體明確保薦梁啟超或到大學堂任職，或到譯書局主事。奏折稱贊廣東舉人梁啟超英才亮拔，志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義》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nèi)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諸國并皆推服。湖南巡撫陳寶箴禮聘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訂立學規(guī)，切實有用，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置諸大學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這就將擬議中的譯書局或譯書館與梁啟超的工作安排聯(lián)系起來了。

然而不知事出巧合，還是事出必然，就在康有為、梁啟超借用徐致靖的名義自我保薦的同一天（6月13日），掌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黃鋆隆上了一份奏折，指責湖南巡撫陳寶箴近年來學行西學，徒務虛名，毫無實際，其資人口實，有不能為其諱者。在黃鋆隆指責的諸多罪狀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陳寶箴支持時務學堂，縱容梁啟超大放厥辭：梁啟超在時務學堂不是老老實實教育學生學習西學精髓，而是大講特講什么民主政治、議院政治等。在梁啟超的蠱惑下，原本純正的湖南學風被嚴重污染，湘中士大夫起而效尤，大放闕詞，甚至有好事之徒鼓吹什么改正朔、易服色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駭人聽聞，不一而足。至于陳寶箴主持，由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前國子監(jiān)祭酒王先謙、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以及梁啟超等人參與的南學會，更是荒謬絕倫，幾乎成了煽動社會動亂的講壇。黃鋆隆的這個奏折，幾乎將以徐致靖名義保薦的“維新救時人才”逐一否定。這顯然不是偶然巧合。

黃鋆隆的彈劾給清廷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不過從當時的政治需要來說，以徐致靖名義保薦人才更合乎新政時期的總體需求，所以清廷當天發(fā)布御旨，雖然沒有否決黃鋆隆的指控，但依然如徐致靖奏折所請，明諭主事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道員黃遵憲、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舉人梁啟超由總理衙門查看具奏。

創(chuàng)設譯書局翻譯西方學術著作的建議，以及推舉維新救國人才的建議，不管背后有多少利益關切，但其政治訴求無疑都是光明正大，合乎維新時代的精神，因而獲得清廷高度贊同。6月28日，總理衙門對這些建議作了審慎研究，提出了籌辦方案，表示籌款開館翻譯西書，以開民智而造人才，自系當務之急，亟應及時舉辦，以開風氣之先。總理衙門同意李盛鐸的建議，翻譯事宜自當應該委派重臣主持，鑒于當時的政治構架，翻譯西書實與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互為表里，所以建議由管學大臣一并管理。

至于梁啟超的工作安排，總理衙門在議復中也有建議，以為梁啟超先前有在上海工作的經(jīng)驗，不妨任命他管理上海譯書局事務，其基礎就是梁啟超與同仁先前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譯書局，現(xiàn)在只要進行“官督商辦”的公有化改造，就可立即開館。

總理衙門認為，上海為華洋總匯，所購外國書籍甚為便利，印刷工本亦相對比較便宜。由梁啟超經(jīng)理譯書事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至于經(jīng)費，總理衙門建議由政府每月?lián)芙o譯書局二千兩。如果仍不敷支出，可以準許譯書局召集股份，以竟其成。

至于需要翻譯的圖書，總理衙門建議應先從各國政治、法律、歷史文化等方面入手，以觀其治亂興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跡。稍后逐步擴展其兵制、醫(yī)學、農(nóng)礦工商、天文地質(zhì)、聲光電化等方面，以收實用。既然由政府出資，既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那么譯書局翻譯的圖書也應該首先進呈御覽及分送各省新設學堂、學會、藏書樓，當然也可以由譯書局進行商業(yè)銷售，待譯書局經(jīng)營上軌道并有贏利后，可以考慮停止劃撥常年經(jīng)費。

總理衙門的規(guī)劃獲得了朝廷認可，由此也就確定了梁啟超在當時政治格局中的位置。7月1日，總理衙門遵旨傳梁啟超到署面談，大臣們一致認為梁啟超志趣遠大，學問淹通，尚屬究心時務的有用之才，同意任命其前往上海將先前籌設的譯書局進行公有化改造，建議更名為譯書官局，由梁啟超經(jīng)理負責。

根據(jù)總理衙門的考察和推薦，皇上于7月3日召見舉人出身的梁啟超，聽取他對新政等各方面的建議。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依照清朝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員才能獲得皇上召見，皇上召見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豐以后四十余年從未有過。很顯然，梁啟超對自己僅以舉人身份獲得召見，還是非常感激非常自豪的，以為“我大清朝”數(shù)百年所僅見。

梁啟超和乃師康有為一樣未能免俗，也將這次畢生中唯一的一次召見看得很重。然而關于這一次召見過程及詳細情形，梁啟超不似乃師康有為那樣有詳細追憶，只是說此次召見后，皇上令他將先前發(fā)表的《變法通義》一書呈遞上來，并任命他以六品銜負責譯書局的籌辦和主管。至于其他細節(jié)，梁啟超不愿多說，因而這次召見的真實情況就成了人們爭相猜測的故事。

與梁啟超有過密切往來的王照認為，梁啟超之所以不像乃師那樣張揚這次召見，主要是因為梁啟超沒有在這次召見中獲得皇上的賞識和器重，更沒有獲得所期待的職務。按照清朝慣例，皇上召見舉人雖然不多，但只要蒙獲召見，一般是賜予翰林，最下也應該賞給一個內(nèi)閣中書職務。按照梁啟超當時在知識界的名聲，他自信應該突破清朝歷史上已有成例，誰料到不僅沒有突破，甚至連成例都不如，僅僅賜給一個六品頂戴，甚至由此所獲得的譯書局職務，其實還是孫家鼐感到梁氏實在有點委屈，請托各方而獲得的，其地位也與梁啟超先前《時務報》主筆差不多，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進入正式官場。這不能不使梁啟超失望，這也是梁啟超不愿多說這次召見的原因。

至于梁啟超為什么沒有獲得重用，王照并沒有進行惡意猜測，而是依據(jù)當時傳聞，說梁啟超官話太差，不習京語，與皇上的對話詞不達意，皇上沒有聽懂他的意思，他也沒有真正明白皇上說的什么。

王照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與根據(jù)，但其實都不是根本原因。康有為沒有因召見而獲得更高職務，是他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名聲太大，反而引起他人警覺；而梁啟超沒有獲得進入官場的入門券，是因為他的文人氣質(zhì)與文人的名聲太大，清廷即便有意重用他，也只能用其所長，而不能用其所短，讓他去辦譯書局，后來又讓他去辦報，實際上都是用其所長。梁啟超誤會了清廷的期待，從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康、梁等人的功名心太盛，根本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更何況，讓梁啟超出任譯書局負責人，也是先前保薦書中所動議的呢？

大約在召見梁啟超并授權他籌組譯書局的同一天（7月3日），皇上面諭軍機大臣，稱京師大學堂指日開辦，亦應設立譯書局以開風氣，至于如何籌款，如何興辦，責成總理衙門王大臣一并妥議具奏。在皇上看來，既然授權梁啟超籌組譯書局翻譯西書，那么將要開辦的京師大學堂自然不能忽視對西書的編譯，所以才有這一指示。不過這一指示深深啟發(fā)了總理衙門王大臣，他們在隨后的議復中索性將梁啟超將要籌組的譯書局與京師大學堂的譯書局合二為一，以免兩局同時并譯，不相聞問，易致復出，徒費無益。且書中一切名號、稱謂等均須各局一律，以方便讀者閱讀和使用，并提議由梁啟超負責主持，始能措置得宜。但考慮到上海地處華洋要沖，購買外國書籍，延聘翻譯人才等都較北京方便，故將兩局合一之后并不撤銷梁啟超設在上海的翻譯機構，而是將上海官譯局歸并到京師大學堂翻譯局，成為京師大學堂翻譯局的下屬機構。梁啟超本人也可根據(jù)實際需要，隨時往來京滬兩地。至于編譯局的功能，總理衙門建議除了著力于翻譯西學著作外，還可以考慮授權該局整理中國經(jīng)史等書，編成各種教材，以供各省新式學堂使用。

總理衙門的建議應該說是一可行性非常強的建議，因此這一建議應該很容易地獲得批準并及時告知梁啟超，梁啟超獲知這一消息后的必然反映是更加樂觀，因為他的職權范圍及活動空間都比先前授權更大。一個足以證明的事實的是，大約半個月之后，梁啟超就譯書局開辦情形向總理衙門作了詳細匯報，就譯書局的組織機構、經(jīng)費預算、章程條例以及翻譯、編譯規(guī)劃等提出詳盡的計劃，并同時進呈了擬就的譯書局章程十條，定于7月19日（六月初一日）開局。梁啟超還在這份報告中就經(jīng)費、關防等問題有所請示，以為開局之初，惟購書籍、置機器、建房屋等項決不可少，約需開辦銀四萬兩乃可集事。至于關防，梁啟超認為，此局既由官設，可否援各局之例，頒發(fā)木質(zhì)關防一顆？

對于梁啟超的請求及所遞章程，總理衙門很快進行研究，并提出方案，以為梁啟超所擬譯書局章程尚屬妥洽；至于梁啟超請求開辦費四萬兩，總理衙門認為應該如其所請，以便譯書局能夠按照計劃準時開辦。總理衙門還發(fā)文南洋大臣及江海關道，請他們就近在出使經(jīng)費項下劃撥譯書局開辦經(jīng)費。至于關防，總理衙門認為應該頒發(fā)，以昭信用。8月10日，清廷批準了這個方案，譯書局開張指日可待。

總理衙門根據(jù)皇上京師大學堂也要設立譯書局的指示，建議將梁啟超將要主持的上海譯書局與京師大學堂譯書局合二為一，并建議在京師設立分局。根據(jù)這種架構，梁啟超在向總理衙門請求上海譯書局開辦費等事宜稍后，可能又向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提交了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的報告及章程，并申請再補助一萬兩開辦費。孫家鼐據(jù)此向清廷作了報告，清廷于8月16日批準了這個方案。清廷認為，譯書局事務前經(jīng)派令梁啟超辦理，現(xiàn)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為各國觀瞻所系，應需功課書籍，尤應速行編譯，以便肄習。梁啟超所擬章程十條切實可行，望依議執(zhí)行。至于開辦經(jīng)費，清廷認為不成問題，并強調(diào)此事創(chuàng)辦伊始，應先為經(jīng)久之計，必須寬籌經(jīng)費，方不致草率遷就，致礙規(guī)模。現(xiàn)在購置機器及中外書籍所費不貲，所請開辦經(jīng)費銀一萬兩，尚恐不足以恢擴，建議再增加一萬兩，以便措置裕如。其常年費用亦應該比較寬裕，比較優(yōu)待，因此建議在原定每月經(jīng)費一千兩外，每月再增加兩千兩，以備博選通才，益宏搜討。以上各款，清廷責成戶部即行籌撥。以后每月應領經(jīng)費，也必須預先籌措，不得延遲。清廷不僅全部滿足了梁啟超的請求，而且同意劃撥的開辦費、經(jīng)常費均遠遠超過梁啟超的請求，這在戊戌年間各項新政請費中是極為罕見的。

清廷的決定及優(yōu)待極大地鼓舞了梁啟超。稍后，梁啟超再上一書，建議設立編譯學堂，培養(yǎng)翻譯人才，推動中國大規(guī)模引進西學，并請予畢業(yè)生徒準予學生出身。為了推廣譯書局的出版物，梁啟超還于8月26日上書清廷，建議政府援各國通例，通飭各海關、各厘局，將一切書籍報章概準免納厘稅，以為免除這些厘稅，國庫不過少收入數(shù)百金，而這數(shù)百金用在翻譯事業(yè)上，卻是影響深遠。梁啟超的這些建議大都獲得了政府同意。這個結(jié)果使梁啟超感到非常興奮，他在后來所著《戊戌政變記》中依然興奮地表示，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過去的生員必須經(jīng)各省學政考試才能獲得正式正規(guī)出身，學校生徒向來沒有正式名分，所以不足以鼓勵人才。只是到他梁啟超請求清政府給編譯學堂學生一個名分，這個問題才獲得解決。這實在是中國四千年歷史之創(chuàng)舉。

梁啟超的興奮可能為時尚早，總理衙門在同意由梁啟超主持譯書局事務稍后，又于8月21日向清廷上了一個折子，以為現(xiàn)在上海設局編譯東西各書，實為講求新政之要。不過，如果能夠在外國就近購譯，可能更有利于見聞彌廣。且外國議院每議一事，輒刻成卷帙，分送使館。而中國駐外使臣若羅豐祿、伍廷芳、慶常等于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素所諳練，宜令就西政、西藝各種西書由使館組織翻譯成中文，再由這些諳練外國語的出使大臣詳核潤色，每半年匯寄一次，這樣可能比單純依靠新設的譯書局更有效。總理衙門的建議引起了清廷重視，這無疑是從譯書局的工作份額中分走了一大塊。

由梁啟超主持的譯書局后來并沒有開張，就因政治變動而隨著京師大學堂一起中止。大約又過了兩年，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重新提上日程，只是此時梁啟超和康有為都是朝廷欽犯，再也沒有資格介入京師大學堂及譯書局的事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