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海外學者的研究總是能夠起到開拓研究視野、開創(chuàng)研究新領域的作用，甚至引領國內(nèi)研究界的學術風尚。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譯成中文后以繁體字版出版，對“文革”結(jié)束之后大陸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影響甚巨，一度引領大陸學界盡早擺脫政治意識形態(tài)崇拜的陰影、掀起“重寫文學史”的熱潮，它所引發(fā)的文學史觀念上的“裂變”至今余波未平。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海外學者出版的一些成果，開始形成新的景觀和學術增長點。像李歐梵的現(xiàn)代性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王德威的晚清文學研究、中國現(xiàn)代小說研究，劉禾對跨語際書寫的研究，孟悅對“紅色經(jīng)典”的研究，唐小兵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進行的再解讀，等等，在批評視角、話語模式甚至寫作風格等方面，都給大陸學界一種久違的新鮮感，一種深刻的啟迪。

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來，海外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沖擊力度，已大不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方面說明，國內(nèi)的文學研究在研究視野、理論維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強勢崛起，在經(jīng)歷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具有標志性的文化事件之后，中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因而文學研究者在面對西方學者時有了更多的底氣、更大的話語權(quán)。

由史書美、王德威等美國學者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這一概念迄今已有10余年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nèi)學界對海外學者的中國文學研究基本上持充分肯定的態(tài)度，但是，對于“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卻一直有不同的聲音。

有的學者對“華語語系文學”的命名提出商榷，指出“語系”一詞的提法“不甚妥當”，“在學術上不專業(yè)，在意識上有分拆、對抗的主張”。

有的學者則認為“華語語系文學”體現(xiàn)了一種“后殖民”思維，有些名不符實。趙稀方認為，“華語語系文學”的理論資源是后殖民理論，受到了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著的后殖民文學的開山之作《逆寫帝國》的影響。“以后殖民文學為樣本的 ‘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有一個較大的問題，即中文文學并非殖民地文學”；“身處海外的華語文學可能的確面對的是殖民主義問題，但這種殖民主義恰恰不是中國，而是海外帝國主義。”

還有的學者認為，這一命名帶有“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痕跡”。劉俊認為，“史書美對英語學界長期用‘離散’、‘離散中國人’和‘離散文學’來指稱中國境外的華人以及他們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作品表示不滿，故而要‘創(chuàng)造’出‘華語語系（文學）’以對抗/擺脫‘離散’、‘離散中國人’和‘離散文學’”。“史書美的政治立場和文化態(tài)度，在她的學術論述中留下了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痕跡，使得她經(jīng)由對‘華語語系’的定義，完成了對‘離散中國人’的拆解，實現(xiàn)了對‘本質(zhì)主義’的‘中國中心’的反抗與解構(gòu)，并建構(gòu)起排除‘中國大陸主流文學’的‘華語語系文學’。”

在我看來，史書美、王德威所提倡的“華語語系文學”，盡管有著“后殖民”、“意識形態(tài)痕跡”，但是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確實為我們重新審視“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習焉不察的文學現(xiàn)象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與學術生長點，并且為大陸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提供了別樣的切入視角。

史書美在一篇文章中非常自信地說：“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概念，為一種不屈服于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壓力的批判性立場提供了可能，也為一種多元協(xié)商的、多維的批評提供了可能。這樣的話，華語語系就可以作為一種方法。”史書美是在認識論的高度上探討“華語語系”的，這使得這一探討具有了可操持的方法論。本文不揣淺陋，就“華語語系”“作為一種方法”，討論它對于目前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啟示與意義。

“另類的文學史模型”？

一般我們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約定俗成指的是大陸文學。對于除了大陸以外的其他中文文學，則命名非常不確定，依照名稱出現(xiàn)的時間順序，大致有“中文文學”“臺港文學”“臺港澳文學”“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稱謂。而對于同樣的文學現(xiàn)象，在英語學界則有“離散”“離散文學”等指稱。“華語語系文學”這一命名，第一次將這些稱謂統(tǒng)攝在一起。不僅如此，“華語語系文學”由于和“英語語系文學”“法語語系文學”等的命名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提升了華文文學的國際地位，將華文文學融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學術話語鏈條中，并展開東西方文學的對話與交往。

而在當代文學研究界，大陸文學與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是有著鮮明的等級秩序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這個學科，研究對象是中國大陸文學，大陸以外的華文文學被排斥在外，這實際上是一種忽視，或者說是無視。在目前通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里，幾乎難以見到海外華文文學的蹤跡，即便是有，也只是增加一個敘述章節(jié)，與整個文學史的敘述非常不協(xié)調(diào)。

茲舉目前最為通行的兩本文學史為例。陳思和在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附錄中說，中國當代文學“與同時期的臺灣、香港文學形成了幾個完全不一樣的文學區(qū)域，嚴格地說，它只是當代中國的一部分（大陸地區(qū)）文學”。“我看到有些當代文學史象征性地加上一兩個章節(jié)講一下臺灣、香港文學，以為這樣一來就全面了，其實這樣做并不能準確表達和描述中國當代文學的現(xiàn)狀。”在這里，陳思和只是敏銳地意識到大陸和臺灣、香港文學本質(zhì)上的不同，同為“中國文學”，如何彌合二者的裂隙與差異，陳思和將這一問題懸置了起來，未予置評。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被公認為最具學術含量的文學史。在該書的前言里，洪子誠很聰明地對“中國當代文學”作了一個限定，從而“合理規(guī)避”掉了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中國當代文學’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其次，是指發(fā)生在特定的‘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中的文學，因而它限定在‘中國大陸’這一區(qū)域之中；臺灣、香港等地區(qū)的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在文學史研究中如何‘整合’，如何不是簡單地并置，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學史模型來予以解決”。洪子誠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看法，是頗有代表性的。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基本上被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者“忽略”了。其原因正如洪子誠先生坦言，目前的文學史框架難以將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整合”進來，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與大陸文學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并置”關系，大陸學界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學史模型”來解決這一問題。這個“另外的文學史模型”是什么，洪子誠先生并未展開論述。

陳思和、洪子誠的兩本文學史，無一例外地沒有納入大陸以外的華文文學，盡管兩位都為此進行了辯解，但也暴露了大陸學界現(xiàn)有的“文學史模型”對這一問題的無能為力。

王德威敏銳地意識到，“我們與其將華語語系文學視為又一整合中國與海外文學的名詞, 不如將其視為一個辯證的起點。而辯證必須落實到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的過程上。就像任何語言的交會一樣, 華語語系文學所呈現(xiàn)的是個變動的網(wǎng)絡, 充滿對話也充滿誤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無交集 ,但無論如何, 原來以國家文學為重點的文學史研究, 應該因此產(chǎn)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

史書美認為，以往的文學研究，“‘中國文學’或‘華文文學’的觀念實質(zhì)上將中國文學置于霸權(quán)原型之地位，各種不同的‘中國文學’類型依照它們與中國文學的關系而得到分類和編排。……在這種建構(gòu)之中，‘世界’是中國（中國本土領域） 之外那些特定地域——那些因為堅持以各種華語書面語寫作而關聯(lián)于中國的地域——的集合。”

問題是，“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是否能夠為我們提供“另一種文學史模型”，從而破除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大陸中心主義”，或者說是“中國中心主義”？它的“后殖民”色彩，對大陸漢族文學中心主義的解構(gòu)姿態(tài)，以及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所秉持的“差異”“混雜”“多元文化”的理念，是否能夠擔當起建構(gòu)一個“另外的文學史模型”的重任？

遮蔽或去蔽：少數(shù)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

史書美認為，“華語語系文學”“也可以重新被闡發(fā)為一種認識論”，即那些本質(zhì)主義的文化或者國族概念將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重新嚴密闡釋過的概念，例如地方化、多樣性、差異、克里奧爾化、混雜性、雙語制、多元文化原則”。

去中心化、混雜、差異、多樣、多元，這是史書美討論華語語系文學的關鍵詞。“華語語系文學在本質(zhì)上是多語言的。”史書美舉了臺灣與香港的例子。“在臺灣的華語語系文學中，那些由南島語系的原住民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常常將各種原住民語言跟漢族植入的漢語混雜在一起，呈現(xiàn)為相互對抗與協(xié)商的樣態(tài)。不同的是，臺灣作家實驗性地以一種新發(fā)明的河洛語書面語來寫作，就像香港作家嘗試著發(fā)明一種廣東話書面語，以標明香港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差別所在。”

這給我們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一種啟示。需要進行反思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撰，追求的是大一統(tǒng)的敘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漢族文學史，很少考慮到族裔、性別等因素。漢族中心主義往往遮蔽了其他民族的文學史敘述，沒有呈現(xiàn)眾聲喧嘩的文學生態(tài)場域。譬如張承志，作為一個回族作家，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創(chuàng)作，像《黑駿馬》《北方的河》等作品，從題材到內(nèi)容是充分漢族化的，帶有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義氣質(zhì)。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經(jīng)歷了一個族裔覺醒的過程，更多地回到了自己所屬的民族，他的《心靈史》，是一部講述伊斯蘭教的一支哲合忍耶的凄美壯闊的歷史的大書。全書的結(jié)構(gòu)也充滿了宗教儀式感，采用哲合忍耶內(nèi)部的秘密抄本的格式，分為七門，即七個章節(jié)，每一門敘述一代圣徒。它一共敘述了七代圣徒，從它創(chuàng)造者到第七代，從無教到復興，幾起幾落，一共是七代。全書詳細寫了哲合忍耶與清廷對抗的悲壯歷史。《心靈史》之后，他朝向了整個伊斯蘭世界，跨越了族群和國別的限制。對于張承志，盡管他采用的是漢語書面語寫作，但我們的文學史敘述應該凸顯他作為回族作家的一面，挖掘其中所隱含的對同質(zhì)化的反叛，著眼于跨文化間的差異、多樣、多元等因素，呈現(xiàn)其中所蘊涵的自由與鉗制、信仰與褻瀆、圣潔與卑污、舒展與扭曲等等難以盡述的種種復雜性，揭示出文本背后的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我還想談一下西藏文學。我們所熟悉的藏族作家阿來、扎西達娃，他們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小說《塵埃落定》《西藏，隱秘歲月》等，代表了西藏文學的出色成就。從藏文到漢文的轉(zhuǎn)化，考慮到這種獨特的“二元文化感受性”，是語言的，也是歷史文化的，更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一定有許多隱秘的對話隱匿其間，等待我們?nèi)ネ诰蚝桶l(fā)現(xiàn)。我想舉一個我所熟悉的已故藏族作家加央西熱的例子。加央西熱是西藏作協(xié)主席，又是詩人、紀實文學作家。他所創(chuàng)作的記錄藏北牧民用牦牛馱鹽生涯的作品《西藏最后的馱隊》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他兼有作家和官員兩種身份，在漢語和藏語之間切換。《西藏最后的馱隊》采用的是經(jīng)過藏語轉(zhuǎn)換之后的漢語，行文中加了許多注釋，提示存在著語義的障礙。這是一種帶有藏語特點的略顯陌生化的漢語，樸素、真切、直接、虔誠，具有宗教儀式感。是的，他所摯愛的家鄉(xiāng)藏北高原的一切，想進入中國的話語場，似乎只有通過書面漢語的方式才可以真正實現(xiàn)。加央西熱對異族旁觀者所描述的西藏不以為然，他把旁觀者稱為“異域作家”，認為自己才是“內(nèi)部人”。他生前在一篇《來自內(nèi)部人的發(fā)言》的文章中，強調(diào)了本土作家與異域作家之間的差異：“我們本土作家是植根于藏民族文化沃土之上，游歷于民族的血液和靈魂之中的，擁有深厚的生活積累和文化資源，而這種深入是異域作家難以達到的。像馬麗華等一些非本土的紀實散文作家，他們花費了比我們多得多的時間在西藏鄉(xiāng)下采風，隨著對西藏民俗風情了解的深入，他們對藏文化感到了一種無奈：‘我們明明知道，這種進入的有限性，一種以感情也無法突破的隔膜和疏離。’”“有限性”“隔膜”“疏離”“差異”，這是漢族作家馬麗華面對藏族文化的感受，這說明，如同巴別塔，族裔的障礙是不可跨越的，試圖將“變亂的語言”統(tǒng)一成大一統(tǒng)的話語的努力終將徒勞。

我們目前的文學史對于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敘述過于格式化，只是停留在對標準漢語書面語進行解讀的層次。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感受性受到政治—文化中國以及將‘中國性’視為漢族中心、漢族主導的同質(zhì)化建構(gòu)之隱晦的影響和調(diào)整”。史書美的“華語語系”作為一種方法，啟示我們的文學史寫作需進行去蔽的工作，將遮蔽的部分打開，傾聽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那些“以對抗性的、二元辯證的或其他多種方式存在著的”隱秘的“跨認識論的對話（cross-epistemological conversations）”，從而構(gòu)建起一個眾聲喧嘩的當代文學史。

“經(jīng)典缺席”的“華語語系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有10余年了，在臺灣與香港以及其他華人聚集地引起了熱議，但是在大陸則應者寥寥，只是最近兩三年才有一些學者撰文討論。任何一個文學概念，必須落實到文學創(chuàng)作上，否則就是空洞無效的。可惜的是，對這一概念進行討論者不少，真正踏踏實實運用“華語語系”的理論進行文學現(xiàn)象剖析者寥寥。就我有限的了解，中文論文主要有王德威的《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文學地理與國族想象：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jīng)驗：十大關鍵詞》，劉俊的《“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視野下的“新華文學”——以<備忘錄——新加坡華文小說讀本>為中心》，以及散見于研究專著《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的讀本》，石靜遠、王德威合編的《全球化的中國文學：批判性的文選》等中的若干論文。

為什么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的探討如此少？我認為，這與海外華文文學經(jīng)典文本較少有直接關系。與中國大陸文學相比，香港、臺灣文學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經(jīng)典作家與經(jīng)典文本，但是究竟難以與體量龐大的大陸文學匹敵。但是港臺之外的華文文學呢？其成就確實是難以恭維。判斷一個區(qū)域的文學成就的大小，一是看有無經(jīng)典文本，二是看有無經(jīng)典作家。當然，經(jīng)典是一個動態(tài)的范疇，文學性的高低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這個文化研究吞噬一切、美學標準分崩離析的時代，談論經(jīng)典顯得不合時宜。但是，我想說的是，既然我們所談論的是文學，注定繞不開審美的問題。大張旗鼓地討論經(jīng)典作家和經(jīng)典文本稀缺、文學性平庸的一個區(qū)域文學，并把它置于凌駕于主體中文文學的地位，這本身不有些荒誕嗎？無論倡議“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怎么說，都有爭奪話語權(quán)之嫌。

早在1992 年，黃錦樹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馬華文學“經(jīng)典缺席”，難成氣候，掀起軒然大波，贊成者有之，激烈討伐者有之。時至今天，這一判斷依然是準確的。如此看來，史書美所提倡的“華語語系”概念基本上將大陸文學排斥在外，確實是不明智的。沒有大陸文學的“華語語系文學”，只能是整個中文文學這棵大樹上的一個枝丫而已，只能處在一個邊緣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倒是王德威比較明智，他所認為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內(nèi)涵和外延已然擴大，成為“整合”大陸文學與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的一個有效的名詞。這樣一來，“華語語系文學”就有了恢弘的氣象，在這個大的框架內(nèi)討論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中文文學，就不會面對史書美排斥“大陸文學”所帶來的“經(jīng)典缺席”的尷尬。

程光煒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海外學者的中國文學研究時，指出“一些學者很少使用文學史材料，他們判斷問題和研究現(xiàn)象，主要依據(jù)的是當前時尚的理論。他們推導問題時，不是憑借材料的根據(jù)，而是通過理論的預設和大膽的假定，這樣一來，有時得出的結(jié)論就很難有說服力，而且也較為浮泛”。程光煒先生的這一判斷，我認為也適用于對“華語語系文學”的評述。我們需要理論創(chuàng)新，更需要論從史出、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不再像夏志清等前輩學者那樣踏踏實實從文本和史料出發(fā)，而是脫實向虛，頻頻依附于各種時髦的理論，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tài)化，泛文本化，文學成為注腳。這樣帶有很強炫技性、表演性很的研究，很難說是學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