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成立67年紀(jì)念日。3月31日是人文社老社長韋君宜先生誕辰100周年。日前，著名作家馮驥才回憶韋君宜對他的幫助，談到他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改稿的日子。一晃，已經(jīng)40年。本文是馮驥才所寫的《記韋君宜》，從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交往疏淡、綿長、含蓄，而又意味無窮。文中小標(biāo)題為編者所加。

初次見面 我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

1977年春天我認(rèn)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只腳怯生生踏在文學(xué)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后的文學(xué)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rèn)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并不清楚她是誰，這使我相當(dāng)尷尬。

當(dāng)時，李定興和我把我們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的書稿寄到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盡管我腦袋里有許多天真的幻想，但書稿一寄走便覺得希望落空。因為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是公認(rèn)的國家文學(xué)出版社。面對這塊牌子誰會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沒過多久，小說北組(當(dāng)時出版社負(fù)責(zé)長江以北的作者書稿的編輯室)的組長李景峰便表示對這部書稿的熱情與主動，這一下使我和定興差點成了一對范進。跟著出版社就把書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兩冊征求意見本，分別在京津兩地召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

那時的座談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決不是好炒作或造聲勢，而是為了盡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質(zhì)量。于是，李景峰來到天津，還帶來一個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說她是“社領(lǐng)導(dǎo)”。當(dāng)李景峰對我說出她的姓名時，那神氣似乎等待我的一番驚喜，但我卻只是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我當(dāng)時臉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來我才知道她在文壇上的名氣，并恨自己的無知。

座談會上我有些緊張，倒不是因為她是“社領(lǐng)導(dǎo)”，而是她幾乎一言不發(fā)。我不知該怎么跟她說話。

站著吃飯 她無端受氣反向我道謝

會后，我請他們?nèi)コ燥垺@頓飯的“規(guī)格”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毀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間小屋里避難。在我的眼里，勸業(yè)場后門那家賣鍋巴菜的街頭小鋪就是名店了。

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難爭到一個凳子。我請韋君宜和李景峰站一個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張空桌子，然后去買牌，排隊，自取飯食。這飯食無非是帶湯的鍋巴、熱燒餅和醬牛肉。待我把這些東西端回來時，卻見一位中年婦女正朝著韋君宜大喊大叫。原來韋君宜沒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張凳子上。這中年婦女很兇，叫喊時齜著長牙，青筋在太陽穴上直跳，韋君宜躲在一邊不言不語，可她還是盛怒不息。韋君宜也不解釋，睜著圓圓一雙小眼睛瞧著她，樣子有點窩囊。有個漢子朝這不依不饒的女人說：“你的凳子干嗎不拿著，放在那里誰不坐?”

這店的規(guī)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隊取飯時便用手提著凳子或頂在腦袋上。多虧這漢子的幾句話，一碗水似地把這女人的火氣壓住。我趕緊張羅著換個地方，依然沒有凳子坐，站著把東西吃完，他們就要回北京了。這時韋君宜對我說了一句話：“還叫你花了錢。”這話雖短，甚至有點吞吞吐吐，卻含著一種很懇切的謝意。她分明是那種羞于表達(dá)、不善言談的人吧！

這就使我更加尷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為什么把他們領(lǐng)到這種擁擠的小店鋪吃東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遠(yuǎn)遠(yuǎn)跑來，站著吃一頓飯，無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訓(xùn)斥和惡氣，還反過來對我誠懇地道謝。

借調(diào)改稿 她和我相見不語背后夸贊

不久，我被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借去修改這部書稿。住在北京朝內(nèi)大街166號那幢灰色而陳舊的辦公大樓的頂層。出版社從全國各地借調(diào)來改稿的業(yè)余作者，每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各自擁抱著一張辦公桌，抽煙、喝水、寫作；并把自己獨有的煙味和身體氣息濃濃地混在這小小空間里，有時從外邊走進來，氣味真有點兒噎人。我每改過一個章節(jié)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處理過再交到韋君宜處。韋君宜是我的終審，我卻很少見到她。大都是經(jīng)由李景峰間接聽到韋君宜的意見。

李景峰是個高個子的東北人，人很樸實，編輯功力很深，不善于開會發(fā)言，但愛聊天，話說到高興時喜歡把褲腿往上一捋，手拍著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對我說：“老太太(人們對韋君宜背后的稱呼)又夸你了，說你有靈氣，賊聰明。”李景峰總是死死守護在他的作者一邊，同憂同喜，這樣的編輯已經(jīng)不多見了。

我完全感覺得到，只要他在韋君宜那里聽到什么好話，便恨不得馬上跑來告訴我。他每次說完準(zhǔn)又要加上一句：“別翹尾巴呀，你這家伙!”我呢，就這樣地接受和感受著這位責(zé)編美好又執(zhí)著的情感。

然而，我每逢見到韋君宜，她卻最多朝我點點頭，與我擦肩而過，好像她并沒有看過我的書稿。她走路時總是很快，嘴巴總是自言自語那樣囁嚅著，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滿書籍和稿件的書桌前——她天天肯定是從這些書稿中“挖”出一塊桌面來工作的。 

這次韋君宜一反常態(tài)，滔滔不絕；她與我談起對聶士成和馬玉昆的看法，再談我們這部小說人物的結(jié)局，人物的相互關(guān)系，史料的應(yīng)用與虛構(gòu)，還有我的一些語病。她令我驚訝不已，原來她對我們這部五十五萬字的書稿每個細(xì)節(jié)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從滿桌書稿中間的盆地似的空間里仰起來對我說：“除去那些語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認(rèn)為對的，都可以不改。”這時我第一次看見了她的笑容，一種溫和的、滿意的、欣賞的笑容。這是我永遠(yuǎn)不會忘記的一個笑容。

隨后，她把書桌上一個白瓷筆筒底兒朝天地翻過來，筆筒里的東西“嘩”地全翻在桌上。有鉛筆頭、圓珠筆心、圖釘、曲別針、牙簽、發(fā)卡、眼藥水等等，她從這亂七八糟的東西間找到一個鐵夾子——她大概從來都是這樣找東西。她把幾頁附加的紙夾在書稿上，叫我把書稿抱回去看。我回到四樓一看便驚呆了。這書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寫滿她修改的字跡，有的地方用藍(lán)色圓珠筆改過，再用紅色圓珠筆改，然后用黑圓珠筆又改一遍。想想，誰能為你的稿子付出這樣的心血?

幫護有加 她特批補助，拉我上文學(xué)之路

那時我工資很低。還要分出一部分錢放在家。每天抽一包劣質(zhì)而辣嘴的“戰(zhàn)斗牌”煙卷，近兩角錢，剩下的錢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買那種五分錢一碗的炒菠菜。往往這種日子的一些細(xì)節(jié)刀刻一般記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與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凱，一天晚上他舉著一個剝好的煮雞蛋給我送來，上邊還撒了一點鹽，為了使我有勁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沒忘了給我?guī)Щ匾粔K豬排骨，他用稿紙畫了一個方碟子，下面寫上“馮驥才的晚餐”，把豬排骨放在上邊。至今我仍然保存這張紙，上面還留著那塊豬排骨的油漬。

有一天，李景峰跑來對我說：“從今天起出版社給你一個月十五塊錢的飯費補助。”每天五角錢!怎么會有這樣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餓垮了你這大個子!”當(dāng)時說的一句笑話，今天想起來，我卻認(rèn)真地認(rèn)為，我那時沒被那幾十萬字累垮，肯定就有韋君宜的幫助與愛護了。

我不止一次聽到出版社的編輯們說，韋君宜在全社大會上說我是個“人才”，要“重視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卻依然若無其事，對我點點頭，嘴里自言自語似地囁嚅著，匆匆擦肩而過。可是我似乎已經(jīng)習(xí)慣了這種沒有交流的接觸方式。她不和我說話，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雖然沒有任何表示，但她在我心里卻有個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神燈前傳》出版時，我去找她，請她為我寫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絕的準(zhǔn)備。誰知她一聽，眼睛明顯地一亮，她點頭應(yīng)了，嘴巴又嚅動幾下，不知說些什么。我請她寫序完全是為了一種紀(jì)念，紀(jì)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親般的心血，還有那極其特別的從不交流卻實實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書打開時，首先應(yīng)該是她的名字。

于是《神燈前傳》這本書出版后，第一頁便是韋君宜寫的序言。在這篇序中依然是她慣常的對我的方式，樸素得近于平淡，沒有著意的褒獎與過分的贊譽，更沒有廣告式的語言，最多只是“可見用功很勤”，“表現(xiàn)作者運用史料的能力和歷史的觀點都前進了”，還有文尾處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發(fā)揮”。可是語言有時卻奇特?zé)o比，別看這幾句尋常話語，現(xiàn)在只要再讀，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種默默又深深的感動……

韋君宜并不僅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學(xué)之路。此后，我那部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的書稿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內(nèi)部引起爭議。當(dāng)時那段歷史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這部書稿便很難通過。1978年冬天在和平賓館召開的“中篇小說座談會”上，韋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場時講述這部小說，贏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礙被掃除，我便被推入了激蕩的文學(xué)洪流中……

沒有私交 真真切切記在心里就好

此后許多年里，我與她很少見面。以前沒有私人交往，后來也沒有。但每當(dāng)想起那段寫作生涯，那種美好的感覺依然如初。我與她的聯(lián)系方式卻只是新年時寄一張賀卡，每有新書便寄一冊，看上去更像學(xué)生對老師的一種含著謝意的匯報。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夠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

然而我非但不會覺得這種交流過于疏淡，反而很喜歡這種綿長與含蓄的方式——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人間的情感無須營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熱的激發(fā)未必能夠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內(nèi)涵更加意味無窮。

去年秋天，王蒙打來電話說，京都文壇的一些朋友想聚會一下為老太太祝壽。但韋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來了。王蒙說他知道韋君宜曾經(jīng)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個懷舊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種觸動，忽然激動起來，在電話里大聲說是呀，是呀，一口氣說出許多往事。王蒙則用他慣常的玩笑話認(rèn)真地說：“你是不是寫幾句話傳過來，表個態(tài)，我替你宣讀。”

我便立即寫了一些話用傳真?zhèn)鹘o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對她的感情寫出來，我蠻以為老太太總該明白我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幾次腦血管病發(fā)作，頭腦已經(jīng)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對她直接表達(dá)的時候，事情又起了變化，依然是無法溝通!但轉(zhuǎn)念又想，人生的事，說明白也好，不說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