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及其他

作為吳伯簫正式出版的散文集，《羽書》《潞安風物》之后，就是《黑紅點》了。此集先后有兩個單行本，一、1947年4月，新華書店佳木斯東總分店（東北書店印行）初版，定價250元。收散文11篇，序1篇。篇目：《黑紅點》《打婁子》《游擊隊員宋二童》《化裝》《一壇血》《文件》《“調(diào)皮司令部”》《戰(zhàn)斗的豐饒的南泥灣》《“火焰山”上種樹》（附錄《建設(shè)邊區(qū)運動》）《新村》《孔家莊紀事》《后記》。二、1950年9月，散文集《黑紅點》北京版由新華書店發(fā)行，繁體字豎排，印數(shù)10000冊，定價2.90元。在1947年《后記》之后增加北京版“后記”：“本書在北京重印，抽去一篇《孔家莊紀事》，添入一篇《十日記》。原東北佳木斯版正文及后記印錯了的地方，都有改正。1950年4月10日，作者。”篇目如“后記”所言，以《十日記》替換了《孔家莊紀事》，還是11篇。兩個單行本的封面也不同。

作者在1947年佳木斯版《后記》中交代此集作品的由來：“這里印的11篇短文，大都是從我1944年10月到12月三個月中間所寫的散文里選出來的；算是稗谷里扇簸出的一撮糧食吧，但因筆耕欠收，糧食也沒到稔熟的火候。”不過，對照每篇后面的寫作日期，不少篇目卻并不在1944年10月到12月三個月間，有的寫于1943年，有的寫于1944年上半年，《孔家莊紀事》則寫于1946年，“大都寫于”云云，未必確切。此其一。

其二，《后記》又云：“11篇小文章，為什么還分作兩集呢？不是故意小題大做，而是想?yún)^(qū)別一下文章的內(nèi)容性質(zhì)：一集寫敵后戰(zhàn)斗；二集寫生產(chǎn)。”細看，前7篇是“敵后戰(zhàn)斗”，又 3篇是“生產(chǎn)”，最后一篇《孔家莊紀事》其實是寫抗戰(zhàn)勝利后張家口附近孔家莊以“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清算斗爭、扶弱濟貧”為內(nèi)容的社會變革，或曰農(nóng)民的“翻身”。

其三，《后記》第三段：“這些短文，除《孔家莊紀事》發(fā)表于張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報發(fā)表的，有幾篇被別處的報紙或刊物轉(zhuǎn)載過，加上另外六篇，也曾作為一個集子編入張家口文協(xié)分會主編的《長城叢書》，因此看到不易，遂另選一下，重印出來。”這里有兩點：一是“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報發(fā)表的”，似不確；二是“也曾作為一個集子編入……《長城叢書》”，如果這真是一個集子，那么《黑紅點》單行本就不是兩個而是三個了，可惜這個集子目前找不到。

其四，1947年《后記》最后一段：“印這樣一個集子，沒有什么很大的目的：有一點意思的話，就是在表明一下聽了人民的領(lǐng)袖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自己朝著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文藝方向摸索前進走得如何遲緩，并從而知所警策，期于今后繼續(xù)努力而已。”這可能是本集最重要的標志性意義，即標志著吳伯簫散文寫作的一個自覺轉(zhuǎn)向：自覺按照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的要求寫作。

對吳伯簫而言，這種政治方向的明確至少有幾方面的力量促成：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2年聽取毛澤東文藝講話，1943年初“審干”遭捕及隨后的黨校學習。最終，政治上的“改造”帶來寫作上的“自覺”，《黑紅點》之不同于《羽書》《潞安風物》，而又開啟了以后的《出發(fā)點》《北極星》，盡在于此。

吳伯簫筆下的敵后故事

“到敵人后方去，把強盜趕出境。不怕雨，不怕風；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來一個村，明天奪回來一座城；叫強盜顧西不顧東，叫強盜軍力不集中。”這是抗戰(zhàn)時期流傳甚廣的歌曲《到敵人后方去》的一段歌詞。吳伯簫散文集《黑紅點》有一組通訊，寫的便是抗戰(zhàn)中河北、山東一帶的敵后斗爭故事，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兩篇是《黑紅點》和《一壇血》，不少人正是因為這兩篇通訊才知道吳伯簫的。比如羅竹風就回憶道：“我對吳伯簫同志的第二個間接印象，是在讀過他所寫的報告文學《一壇血》之后。這是專門揭露魯西一個制造摩擦、曲線救國、殘民以逞的土頑戚（遲）子修累累罪行的，當時就感覺到深刻而又生動，不虧為一篇力作，在根據(jù)地也是影響較大，流傳相當廣的。”

對這兩篇通訊，吳伯簫自己老年時期也有說明：“《黑紅點》，事例是多方面采訪的，從前方回到延安才寫出來，常有人提起。《一壇血》，記的事情是聽聊城專員謝鑫鶴同志談的，談就是一道寫作過程，我記錄整理之后又送他看過，當時作為電訊稿發(fā)到各根據(jù)地，知道那篇東西的人就比較多。很多同志認為我在山東打過游擊，大概就是從《一壇血》引起的。”這里“多方面采訪”“從前方回到延安才寫出來”“聽聊城專員謝鑫鶴同志談的”云云，經(jīng)細讀原文和查閱資料，可判斷為是1939年春從晉東南回到延安后、特別是1943年到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采訪相關(guān)人員而寫作，因謝鑫鶴1943年11月后確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經(jīng)歷，而作品中的故事亦多發(fā)生于1940年前后，屬于抗戰(zhàn)中后期的事了，這與《潞安風物》有所不同。

寫這組敵后斗爭故事的1944年，吳伯簫正在延安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

故事性強、英雄形象、調(diào)子樂觀，是這組故事的特點。

《黑紅點》里說，所謂“黑紅點”就是冀南敵占區(qū)老百姓、八路軍和抗日政府“對漢奸、偽軍、幫敵人當狗腿做壞事的家伙的善惡記錄”。老百姓有那些壞人的名冊，做好事名字下面點紅點，做壞事名字下面點黑點，1942年有了根據(jù)點數(shù)“抗戰(zhàn)勝利后算總賬”的提法，故而那名冊也被叫做“生死簿”。吳伯簫此文就圍繞這生死簿講述了若干個有趣的故事：老父親到當偽軍的兒子的炮樓前罵兒子，八路軍優(yōu)待轉(zhuǎn)變了的偽軍家屬，對貪利和糊涂的偽軍則以勸說、宣傳、警告等方式“攻心”，警告也不奏效就“消滅他們”……此篇雖也是大題材，而寫來筆調(diào)輕松，歡快幽默，表現(xiàn)的是民族性格中的大義和智慧，也看得出抗戰(zhàn)中后期人民勝利信心的明顯增強。

《打婁子》《游擊隊員宋二童》《化裝》《文件》《“調(diào)皮司令部”》諸篇亦大致如此，無論是戰(zhàn)斗小組，還是單獨一個如宋二童，在具體的斗爭中固然也有嚴肅和悲壯，而底子里透出的卻仍然是輕松、樂觀和歡快。譬如游擊隊員宋二童的三個小故事，先是用吹哨子迷惑日軍攪亂了敵人的保衛(wèi)計劃，第二次是用一桿沒有子彈的“獨出子”槍截取了漢奸的“三八盒子”，第三次則硬是從敵人盤踞的縣城追回了自己停放在村里的腳踏車。“宋二童小伙可真漂亮呵：身子發(fā)育得壯健結(jié)實，性情又明朗又爽快。”“真的，聰明、機智、勇敢，沒叫宋二童失望。”——吳伯簫如此稱贊他欣賞的年輕英雄。

比較起來，《一壇血》卻是沉郁悲壯的。其中寫了漢奸軍隊與日軍合謀對闞莊抗日自衛(wèi)隊的瘋狂報復，“男的被屠殺，女的被奸污,”“青年壯丁，都被用槍逼到東門外，那里擺了四把鍘刀。沒有審問，不要口供，凡是能使用槍的結(jié)實些的小伙子，都一律上了鍘。劈腰兩斷，一連鍘了82個。”也寫了老百姓對這血海深仇的牢記：“葛富生老先生在那個最悲慘的日子里，瞅機會用一個白瓷壇子裝了滿滿一壇血，焚了香，磕了頭，他把它放在葛家祠堂里。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虔誠地去祠堂看看，多皺的肅穆的臉上，每每是老淚縱橫。”最后，老百姓迎來了八路軍……

《一壇血》的故事，給讀者心靈的撞擊是強烈的，我最早讀它，最受觸動且留下最深印象處即是葛老先生以白瓷壇子裝起滿滿一壇血這個場景。葛老先生這個人物身上，似乎蘊藏著一股強大的民族精神的深沉力量。

“這是建立革命家務(wù)……”

1943年，或許是吳伯簫一生中最難堪和痛苦的一年。年初，他在邊區(qū)教育廳以“重大特嫌”遭到逮捕。接著，西安國民黨當局在民眾教育館舉行“追悼被共產(chǎn)黨迫害致死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活動，目的是反共，被追悼人員中也有吳伯簫名字。夏天，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的職務(wù)被撤去，安排到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名義上是學習，實際是“審干”的繼續(xù)，遭受著空前的精神壓力，到“魯藝”等單位作“坦白”……

而《南泥灣》一文，也正是寫于這年的秋天，發(fā)表于《解放日報》，原題為《戰(zhàn)斗的豐饒的南泥灣》。從容的敘述和樂觀的調(diào)子，一點也看不出吳伯簫此時正經(jīng)歷著內(nèi)心波瀾。從延安文學角度言，《南泥灣》可能是至今評價不夠的一篇開拓之作，不止是它首次正面、全面報道大生產(chǎn)運動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之地“南泥灣”，還在于該文最早對南泥灣文化內(nèi)涵作出了思考和提煉。文中表述：“這是建立革命家務(wù)。不剝削人，不敲詐人，用地利和自己底勞力，白手起家，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沒有！”又說：“八路軍在南泥灣，生產(chǎn)還是次要的……它主要的還是整訓和教育。”“更真切地說：八路軍生產(chǎn)、教育，解決供給，提高質(zhì)量，更大的目標是為了戰(zhàn)斗。”建立革命家務(wù)、整訓與教育、戰(zhàn)斗，這些說法很能醒人耳目。

吳伯簫老年時期回憶：“去南泥灣參觀，是中央黨校第三部組織的。同行的記者有楊朔、艾青、馬加、陳波兒、金肇野等六七位同志，或者還多一些。坐卡車。坐在卡車最后邊的一路沒說一句話的同志，后來知道是西北局的張秀山。那時沒有自由主義，不必問的事不問，沒有必要介紹的同志也不介紹。”“到南泥灣的當晚，王震將軍就在窯洞門前接待了我們。”“在三五九旅兩個團部都住過。南泥灣山上山下，溝里溝外，部隊的班排生活出操、射擊、生產(chǎn)，都見習了，參觀了。在后方，又像在前線；作客，又像在自己家里……豐富多彩的活動，感受，《南泥灣》所記的不過是萬分之一。”（吳伯簫《〈南泥灣〉的寫作》）

作為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建設(shè)一個重要標志的南泥灣，如今人們提起來只模模糊糊有個一知半解，對具體情況并不真正了解。吳伯簫此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八路軍三五九旅從開墾、基建，到工業(y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畜牧，以至習武（訓練）、文化教育的成績，尤其是用了不少數(shù)字來體現(xiàn)這些成績，給人以深刻印象。“我們每個戰(zhàn)士，節(jié)約儲蓄，加入軍人合作社的，30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30股40股呢。過中秋節(jié)，每個人吃到半個西瓜，三個月餅。”

《南泥灣》之外，同屬于“建立革命家務(wù)”主題的尚有《“火焰山”上種樹》《新村》兩篇。“種樹”介紹了靖邊一位“愛樹成癖”的“植樹和衛(wèi)生英雄”白云瑞，《新村》原題《徐義凱新村》，介紹的則是五個“受苦人”投奔邊區(qū)石門關(guān)，齊心合力，開荒種地，攬工打短，幾年之內(nèi)建起了一個新村，其中徐義凱還因為突出的組織能力當選為“移民英雄”。吳伯簫寫邊區(qū)經(jīng)濟生產(chǎn)，角度新是一方面，寫法的樸素、平實是另一方面，《南泥灣》還有著一些政治化、概念化的語言，《種樹》《新村》就更加質(zhì)樸，不加夸飾，寫出了農(nóng)民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和智慧，令人信服。《種樹》中很細膩傳神的描述：“他愛樹也像愛人人愛牲畜一樣。栽種時選苗，選地，選栽種時令。柳樹選那皮帶嫩綠，沒有斑點裂縫，沒有黑心的頭次落椽的栽子。因為苗嫩水分大，地干也能補救，埋的深淺，要看栽子的高低。山地雞蛋粗的低栽子比高栽子好。能載兩季：春天清明前后（前10天比后10天好），秋天立冬前后（后10天比前10天好）。沙柳、毛烏柳、家柳要壓梢，梢是肥些嫩些的好。地挖尺把深，先撩老土，后填新土。白楊、青楊要帶根刨，不帶根栽不活。水桐高栽子頂上要留三四根細梢枝。椿樹起圪都都（打苞發(fā)芽）再栽。桑樹栽條子。榆樹種榆錢（揀那熟透的，滾胖的）。桃杏種核（要秋里種，春里種往往漚壞了不出）。月牙樹多久也能栽。龍柏梢春上種，栽一棵活一棵……”這一段，簡直就是一部種樹經(jīng)，這顯然是作者采訪深入細致的結(jié)果，可也是作者本人農(nóng)林知識積累豐富且對鄉(xiāng)村經(jīng)濟富有感情使然。多年以后，作者在北京重寫延安，猶有《菜園小記》那樣充滿田園風味的佳作，若沒有這種鄉(xiāng)土情感和田園經(jīng)驗做底子，那是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