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牙齒的故事》 是本很有意思的小說，它既可以看作是部小長篇，又是若干則短故事的合集，同時，它的寫作過程更像是一場行為藝術的實驗。小說作者是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墨西哥新生代作家里非常活躍的一個姑娘。《我牙齒的故事》 的創(chuàng)作，源于一次“軟文”寫作的邀約。

在北美的大超市和小雜貨鋪里都能找到一種家喻戶曉的“胡麥克斯”果汁，這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地區(qū)的果汁類產(chǎn)品第一大品牌，廠家創(chuàng)立于1964年，廠址在墨西哥城外偏遠的郊區(qū)。工廠規(guī)模發(fā)展得家大業(yè)大，于是全資建造并贊助了一個藝術中心，就在工廠隔壁，取名“胡麥克斯藝術博物館”。藝術中心在2013年初開張，有藝術經(jīng)紀人找到了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請她為開幕展覽寫段導言。年輕作家受邀寫些應景文章是常有的，如果應付了事，路易塞利寫篇花式吹捧企業(yè)文化的文字，也就交差了。可是她不愿意。她思考了很久，決定把一次委約的寫作變成大膽的寫作實驗，不是由她閉門造車地掰扯胡麥克斯工廠的企業(yè)神話，而是她領頭破壁———打破工廠和博物館之間的墻壁，打破勞動者和文學/藝術之間的壁壘，她和胡麥克斯果汁廠的生產(chǎn)工人一起，協(xié)作完成 《我牙齒的故事》。

在19世紀中期的古巴，存在著一種奇特的職業(yè)：雪茄廠的朗讀者，為了減少重復手工勞動帶來的無聊和厭倦，會有一位工人在車間為工友高聲朗讀文學作品。這個已經(jīng)消失的工種給了年輕作家啟發(fā)，她邀請工人和她一起用幾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次“朗讀+連載”的文學冒險。她每周寫一段故事交給工人，工人們成立了閱讀小組，聚在一起朗讀、討論，錄下語音返回給她，她在此基礎上定稿，就這樣“攢”出了一部奇異的小說。

小說六個章節(jié)，由一個主觀視角的序幕、四段第一人稱的主題短故事集和一個旁觀者視角的尾聲組成。簡單總結，這是一個“失敗者”在生命的余光里回憶他倒霉的一輩子，他經(jīng)歷妻離子散，遭遇綁架偷盜，大半生慘淡經(jīng)營藝術品拍賣事業(yè)，但是他熱烈澎湃地活過，在光怪陸離的墨西哥社會里興高采烈地叫賣贗品，臨死也沒有半點懊喪。小說的前五個章節(jié)和尾聲形成一道明顯的分界線，視角和文風都是迅猛一變。很顯然，借著窮困文藝青年的眼光目送落魄男主角最后日子的“尾聲”，是路易塞利真正意義獨立完成的部分，寫得舒展、詩意，對生命和命運的慨嘆里能找到她既往作品的風格。前五個章節(jié)以第一人稱展開的口述故事，則要粗野生猛得多，奇妙地融合了文學的修辭和口語、方言的原生態(tài)，這是一部墨西哥當代的“聊齋”———工人的朗讀、討論和創(chuàng)造力，他們的文學實踐，強勢地介入了作家的寫作。

這個故事集里的“夸張故事”“比喻故事”“迂回故事”和“寓言故事”，每一則都像事先張揚的玩笑。男主角回憶了他一生目睹之怪現(xiàn)狀，而這些墨西哥版拍案驚奇里的主角———所有消失在時間塵埃里的小人物，都頂著名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的名字。科塔薩爾是死于破傷風的鄰居，富恩特斯是賣領帶的銷售員，普魯斯特成了“我的叔叔”，普里·莫萊維因為嗜睡癥而被母親當成游手好閑的懶鬼……路易塞利也調侃了自己，在一則寓言故事里，她成了“即將出落成大姑娘的中學生，總是因為不能正確發(fā)音而挨家庭教師的打”。這些看似粗俗的故事，散發(fā)出勞動者汗水的氣味，工廠車間里機器和加工物的味道，以及一切渾濁的、熱烈的、人間的味道。也許是故事的“地氣”和對“大師”的調侃觸怒了墨西哥的文學評論界，這本小說在“老家”是被質疑的，書評大抵指責這是一本七拼八湊的“爛笑話”和“胡扯”。

但這并不是一本作者偷工減料的段子合集。在“省略故事”這個章節(jié)里，明顯可以在閱讀中感受到作者敏感的審美自主，而她在追求修辭審美的同時，也警惕文學成為審美的空殼。“在他那覆海移山的自由面前，我們習慣于丈量世界的所有準則都變得脆弱不堪、曇花一現(xiàn)。”這樁看似行為藝術的文學實驗，所追求的正是文學的自由和活力。和男主角的命運異曲同工，文學所擁有的覆海移山的自由，在于和人類社會的關系。當路易塞利藉由《我牙齒的故事》 打破果汁工廠和藝術博物館之間的墻壁時候，并不是文學單方面地提升了工人的精神生活，作用力的箭頭是雙向的，文學發(fā)生在人間，創(chuàng)作和閱讀形成積極互動的狀態(tài)，促成了文學旺盛的生命形態(tài)。

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名作家們認為文學的光環(huán)不復存在，讀者越來越少。這個結論是可疑的，或者說，這是精英立場看到的慘淡現(xiàn)狀。讀者一直都在———墨西哥果汁廠的工人，電影《我的詩篇》 里那些讀詩、寫詩的打工者，以及 《詩詞大會》 的冠軍外賣小哥，他們讓人看到，“閱讀”這種行為并沒有從普通人的日常中退場。

其實，《我牙齒的故事》 創(chuàng)作過程和網(wǎng)絡平臺的寫作有著相通處，在寫作空間中，讀者既是“參與”的，也是“生產(chǎn)”的，讀者的意見和意愿介入了作品的肌理。這是一種開放的創(chuàng)作，按照學者亨利·詹金斯的觀點，這種寫作部分地回歸了神話、史詩、口述文學的生產(chǎn)方式，是參與文化在文學/藝術領域的應用。

在這個意義上，真正退散的不是文學的光環(huán)，而是作者的光環(huán)。在《我牙齒的故事》 里，路易塞利是創(chuàng)作的主導者，但她甘于退到幕后，她突出了工人讀者們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而那個隱在草莽讀者身后的“作者”，也就此背負了更重要的使命———怎樣把文學傳統(tǒng)引渡到新的文學形態(tài)中。

這是比指責“爛笑話”更迫切的文學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