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3日，沈從文曾致信徐志摩，說他留有一份禮物，“‘教婆’詩的原稿、丁玲對那詩的見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點□□記錄。等到你五十歲時，好好的印一本書，作為你五十大壽的禮儀”(《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50頁)。但6天后，即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不幸罹難，年僅35歲。

徐志摩奄忽而逝后，《北平晨報》 副刊 《北晨學園》 編輯瞿冰森 (世莊) 擬辦紀念專號，約請徐志摩生前友朋撰寫文章。他本以為大家心緒不好、無寫作興致，只預備出兩三天專號，沒想到來稿超乎意料地踴躍，結果竟連續(xù)出了八天。瞿冰森后將這些文章結集為 《北晨學園 哀悼志摩專號》，由胡適題寫書名，北平晨報社于12月20日印行。這冊專號共收胡適、凌叔華、林徽音、余上沅、陶孟和、陳夢家、方瑋德、吳宓等37人的各類文字近四十篇，其中收有沈從文致瞿冰森短札一通，與梁實秋致瞿冰森信合題 《關于哀悼志摩的通訊》。全文如下：冰森我兄：

在濟車站路上見賡虞一面，因未知彼特為志摩事來濟者，故當時乃錯過分手。十日來新習慣使人常若有所失，向各方遠處熟人通信，告其一切過去，亦多有頭無尾。六日紀念刊，恐趕不及安置弟之文章，因照此情形看來，欲用文字紀念志摩，寔不知如何著手，胡胡涂涂，亦大可憐也。

弟從文十二月，一日沈從文接到徐志摩去世的噩耗，是在11月21日下午。當時，他正同青島大學文學院聞一多、趙太侔等幾個比較相熟的朋友，在校長楊振聲家喝茶談天。沈從文感到很震驚，當即表示，想去濟南探詢究竟。次日早上6點，他由青島出發(fā)，8點左右抵濟南。下了火車，坐人力車往齊魯大學朱經農校長處，得知梁思成、金岳霖和張奚若即將從北平來，于是又趕赴津浦站，途中碰見出站不久的于賡虞，“因未知彼特為志摩事來濟者”，故匆匆說了幾句話，就到候車室去會梁思成諸人。于賡虞在《佛壽寺里的志摩》 (《北平晨報·北晨學園》1931年11月26日第205號) 一文中，也談到他與沈從文路上相遇的情況，或可印證沈從文的說法。沈從文一直等到送走徐志摩靈柩以后，才于23日早晨返回青島。

徐志摩對沈從文有知遇之恩，誠如梁實秋所言：“沈從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從《北平晨報》 副刊投稿起，后來在上海《新月》 雜志長期撰稿，以至最后被介紹到青島大學教國文，都是徐志摩幫助推轂。”(《談徐志摩》，《梁實秋散文集》，太白文藝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140頁) 難怪沈從文一看到北平發(fā)來的電報，馬上就決定去趟濟南。徐志摩的死對沈從文打擊很大，以致其在一段時間內“常若有所失”。瞿冰森向他約稿，計劃在12月6日的紀念專號上刊發(fā)，但他“胡胡涂涂”，“寔不知如何著手”。據說，徐志摩死后的當月，沈從文寫過兩首詩，均系未刊稿，且無標題 (《沈從文全集》 編者分別題作 《死了一個坦白的人》 和 《他》)，有一首還是未完稿。直到1934年11月21日，他始在其主編的 《大公報·文藝副刊》 第121期上公開發(fā)表了一篇紀念徐志摩遇難三周年的文章，即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文中，他談到赴濟南打聽消息，瞻仰徐志摩遺容，與徐志摩作最后告別的詳情，同時表明：“紀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應當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也就因為這點感覺，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沒有寫過一句傷悼他的話。”

50年后，沈從文在一篇題為 《友情》的文章中，再次談及他當時之所以保持沉默，沒有作文悼念徐志摩的原因：“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贊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此當時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后來也從不寫過什么帶感情的悼念文章。”(《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北晨學園 哀悼志摩專號》 并非屬于稀見書籍，已版 《沈從文全集》漏收了這通信札，多少有點遺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