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先生像

1962年，時任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的張伯駒（站立者）在學術年會上發(fā)言。

宋楊婕妤《百花圖》卷（局部） 吉林省博物館藏 張伯駒先生捐獻

近日，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張伯駒先生化私為公，陸續(xù)將其所藏大部分精品書畫作品，如陸機《平復帖》卷、展子虔《游春圖》卷、范仲淹《道服贊》卷等捐獻或轉讓給國家，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本文作者曾與張伯駒先生近距離接觸，并致力于張伯駒事跡的研究和整理，所記載的大部分均為親歷記。

張伯駒先生晚年曾感慨道：“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圖》，自號‘春游主人’，集展春詞社。晚歲于役長春，更作《春游瑣談》《春游詞》，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張伯駒的自嘆“何巧合耶！”與古往今來的諸多巧合一樣，似謎一般微妙且散發(fā)著無窮的魅力！

可惜，“一生半在春游中”的張伯駒“于役長春”的足跡、身影、風采與情懷以及諸多離奇和趣聞卻鮮為人知，令人不無些許遺憾。

今年是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余特作閑錄以示追懷紀念并饗讀者。

春游續(xù)夢

20世紀50年代，時任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宋振庭提出要把吉林建成“文化高地”，建成“文化熱碼頭”。北國春城，祥氣云集。一群如雷貫耳的學者、專家、藝術家紛至沓來，匯集在這片黑土地上。時任吉林藝術高等專科學校（現吉林藝術學院）副校長的耿際蘭委托史怡公赴北京來請潘素，潘素提出她老伴張伯駒年紀大，無人照料不成。耿際蘭是個爽快人，答應可以一起來，后據此向省里匯報，吉林省委宣傳部和吉林省文化局立即作出決定，潘素及張伯駒二人同請。

張伯駒原名家祺，別署叢碧，1898年早春出生，河南項城人。早年的張伯駒即以“貴公子”名世。張伯駒終獲世人景慕源于收藏。初始，張伯駒還只是“玩”收藏，當國寶不斷流失海外時，他毅然走上了“搶救性”的收藏之路。

張伯駒兩次大手筆收藏最為耀眼。一次是被世人傳為佳話的三購《平復帖》。當時歷史名畫唐代韓干《照夜白圖》已售往國外，張伯駒恐另一幅名畫西晉陸機《平復帖》再遭不幸，便委托琉璃廠一家古玩店老板向溥儒請求轉讓。

溥儒要20萬大洋，張伯駒無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罷；次年，張伯駒又托張大千出面愿以6萬大洋求讓，溥儒堅稱20萬大洋，事又未果；第三次即1937年底，因溥儒母喪，傅增湘從中斡旋，終以4萬元購得此寶。后一畫商找到張伯駒，欲以20萬大洋買斷，張伯駒回應“黃金易得，國寶無價”，斷然拒絕。

第二次是1946年。張伯駒得知隋朝展子虔存世名作，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幅繪畫作品《游春圖》在畫商馬霽川之手，張伯駒當即找到馬霽川要求索購，馬霽川開價800兩黃金。后張伯駒多方奔走努力，最后忍痛賣掉弓弦胡同的一處宅院，后又經數次補交至170兩黃金，購得此卷。

張伯駒為了保存文物，歷盡艱難。變賣房屋院落還是小事，還經歷了綁票的兇險。但危急關頭，張伯駒竟將生死置之度外，反復囑咐夫人潘素：寧死匪窩，絕不許變賣所藏書畫贖身。

新中國成立后，張伯駒所藏文物精品皆進入歷史殿堂。1956年，張伯駒、潘素將不惜身家性命保存的西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卷、黃庭堅草書卷等共8件文物無償捐獻給國家，受到當時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字頒發(fā)褒獎狀。他還將唐代李白《上陽臺帖》卷于20世紀50年代初贈與毛澤東主席，后毛主席囑中辦調撥故宮博物院收藏；隋展子虔《游春圖》等已于1952年讓與國家。張伯駒實現了35歲時在《叢碧書畫錄序》中寫下的“予所收藏，不必終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的夙愿。

捐獻壯舉一年后，張伯駒因主張解禁并演出傳統(tǒng)京劇《馬思遠》，被錯劃成“右派”。三年后，便有吉林邀請一事。張伯駒北上雖屬無奈之舉，卻也是人生的又一次選擇。這次選擇，拓展了張伯駒人生新的氣象和格局。

張伯駒一踏上這片土地便被淳厚善良的人們用特有的濃濃情義包圍起來，相關領導一次次去下榻處看望，一應事項周詳細致，溫情脈脈，繼之便是安排工作、確定薪酬、摘掉“右派”帽子、任職等，諸項業(yè)務活動隨即展開。

張伯駒來吉林的最初幾年，是其晚年身心舒展、生活泛起漣漪的一段歲月。他身邊的這群人里既有聞名遐邇的大學者，也有明里暗里支持他、保護他的領導加同道。

宋振庭和張伯駒的第一次見面，是他接張潘夫婦參加耿際蘭設在吉林藝專的接風洗塵便宴。

一見面，宋振庭便緊緊握著張伯駒的手連連說：“一見如故！一見如故！”在這次宴會上，宋振庭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尤其強調二位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們的到來有如久旱逢甘霖般的及時。

時人回憶，在京備受冷落的張伯駒顯得十分高興，但話語很少，還是潘素代表作了答謝辭。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安排張伯駒在吉林藝專教授書法和藝術史。宋振庭則別有一番考量，他與時任吉林省博物館黨支部書記、主持工作的副館長王承禮商量，謂張伯駒有文物收藏的愛好，安排在省博物館更能發(fā)揮作用。王承禮欣然同意組織安排。張伯駒剛到省博時先任了副研究館員；又過了幾個月，即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吉林省委正式發(fā)文任命其為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館長一職空缺）。

63歲的張伯駒，生命之船似乎尋覓到了一個恬適的港灣。張伯駒開始大施拳腳。他披掛上陣并親率業(yè)務人員一次次赴京、滬等地尋訪、征集中國歷代書畫文物。寒來暑往，幾歷春秋，從1962年至1964年，征集歷代書畫225件。元代倪云林《敬亭山寺圖》和以明清為主的一大批精品書畫均為張伯駒組織征集入藏。另外，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的大量作品以及歷代名人書札、冊畫、成扇等進入了吉林省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館近現代書畫基本形成了宋振庭提出的“兼容并蓄，各家齊備，成龍配套，自成體系”的格局，書畫收藏品類一舉躋身國內館藏前列，在國外也有一席之地，被公認為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征集的“黃金時代”，張伯駒功莫大焉。

20世紀80年代，筆者采訪了時任吉林省博物館黨支部書記、副館長王承禮，其一直與張伯駒搭班子，頗為了解。在追憶張伯駒為省博物館東奔西跑征集文物時，王承禮用了五個字來形容：“相當賣力氣”。王承禮將這五個字深沉地重復了兩三遍，這一幕場景至今令人感慨和沉思。

隨著吉林省博物館書畫文物藏品劇增，張伯駒于1964年便主持籌備編輯《吉林省博物館藏畫集》。編輯過程中，一件事令他犯難，藏畫中唯缺少宋代真跡，即便出版，也有遺憾。

此時，張伯駒已將所藏晉、唐、宋、元名跡先后捐贈故宮博物院，唯獨留下一件宋代楊婕妤《百花圖》卷自娛。自30歲后“嗜書畫成癡”的張伯駒愈近晚年，對書畫喜愛愈甚。

張伯駒的一段自述尤為真切：“我終生以書畫為伴，到了晚年，身邊就只有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會好些。”他對王承禮說，上海博物館用一萬塊收《百花圖》卷，北京出價更高，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鄧拓不止一次請他將此卷留給北京，他都難以割舍。確實，他的難以割舍非常人可以想象。

張伯駒喜畫，亦愛花，這是一幅《百花圖》卷，他有在他的“墓前遍栽芍藥，以其草木易活，我不葬花，愿花葬我”之意。

最終張伯駒還是捐出了原指望“以娛老景”的這幅珍品，一并捐贈的還有南宋趙伯骕《白云仙嶠圖》卷、《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冊、元代仇遠《自書詩》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等60余件書法、名畫和書籍等。

張伯駒的慷慨，他的蠶絲吐盡、毫無保留，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館“書畫重鎮(zhèn)”的地位。王承禮清晰地記得張伯駒那句平實而真摯的話語：“在吉林待一回，要給吉林留下東西。”

張伯駒留給吉林的東西遠不止于此。王承禮還追憶了他熱心學術研究之事。1963年2月在長春召開的吉林省博物館首屆學術年會，張伯駒以會議組織者和專家的雙重身份成為此次會議的絕對主角，他的兩場學術講座《群玉堂法帖考》和《從楝亭夜話談曹家與納蘭容若的關系》頗受好評。

這次活動開了吉林省博物館學術研究先河，會議規(guī)格、規(guī)模空前。張伯駒還將自己幾十年來對文物收藏、整理、鑒定等方面的知識、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年輕人。他對組織為其配備的蘇興鈞、鄭國兩位助手的書畫鑒賞培養(yǎng)甚為用心，既為他們開了《石渠寶笈》《書畫著錄》《大觀錄》等書目，又一趟趟地帶他們回北京、跑天津、去青島，搜求書畫文物，與專家學者交流，以增長見識。

最令人難以想象和深長思之的是，張伯駒才剛剛報到，便對這片土地生發(fā)出熱烈之愛，對這里的文化生態(tài)予以高度認可。據鄧散木記載：那是1961年11月19日，張伯駒造訪，鄧“好不驚喜”，伯駒先生興奮地說：“吉林邀我去擔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我想請你一起去，我認為，到那里，大可發(fā)展無疑，你是否與夫人商量一下？”所憾的是，鄧考慮自己剛剛刖去一足，頭上還戴著“右派”帽子，怕連累老友，只對夫人說了一句：“是否緩一緩再說。”張伯駒見無動靜仍不甘心，到吉林后，又專此赴函一封，詢問“對他的建議作何打算”。鄧不久又做了胃切除手術，身體支撐不了，認為“總是辜負了伯駒先生的一片真摯之心！”

春光未負

張伯駒在長春期間，三移宅居，一次比一次條件好些。落腳在藝專南湖宿舍不久便搬進同志街十號專家樓。

這個日偽時期留下的小樓建筑頗有些別致，是省里撥給東北文史研究所的專家樓。在專家樓里大概住了兩三個春秋，省文化局在南昌路專門為專家和領導干部建造的住宅樓竣工后，張伯駒又搬進鋪有紅色地板、窗明幾凈的小樓，他住二層，比照原來寬敞明亮了許多。

張伯駒搬到哪里，宋振庭、高葉（時為吉林省文化局局長）、王承禮等人的腳步就跟隨到哪里。他們經常或去張伯駒家，或去省博物館，在一起談書賞畫，說古論今，氣氛十分融洽。王承禮對張伯駒的關照頗為感人。

王承禮是我國著名的渤海史專家、東北史考古學家，國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張伯駒來吉林之前他是省博物館主持工作的副館長兼館黨支部書記。宋振庭征求王承禮意見，將張伯駒安排在他之前任第一副館長，他欣然同意。

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承禮回憶張伯駒時曾談到，張伯駒“涉世不深，舊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我是支部書記，從事業(yè)出發(fā)，他是人才，對他（要）愛護、保護著點，招呼著點”，“宋振庭對他照顧，我也比較照顧他”，“我們經常參加他的藝事活動，為其‘站腳助威’”。王承禮還說：“我每年都會借書畫搜集等事，有意安排他回京幾次，回老家住住，會會老友，疏散一下心情。”

已過花甲之年的張伯駒謫居長春，難免有一種飄零之感，但其“玩”興、童心、閑心半毫不減。

張伯駒很好玩，也很會玩，對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尤其是填填詞、唱幾句老生，興致更濃；他的稚氣還表現在喜歡湊趣、好動、好樂上。

據時任宋振庭秘書的劉景錄講，他人生第一次聽《陽關三疊》是張伯駒唱的。那時，他經常參加吉林省文史所的一些活動，一次文史所慶祝建所一周年的晚會，張伯駒和惲寶惠、向杰西、陳登元等老先生都被邀請去了，張伯駒唱了一段《陽關三疊》，很有韻味，很有余叔巖的味道。

曹文漢教授回憶說，一次，吉林藝專美術系在二樓舉辦教職員工聯歡會。把張伯駒也請去了，擅長者或唱或彈或拉，席間有人提議請張伯駒來一段。“他一點也沒推辭，站起來就唱了一段《洪陽洞》，這是余叔巖的名劇。他彎著個腰，擺著頭，閉著眼睛，氣脈雖略顯不足，但樣子特別投入，自己也很陶醉。”

張伯駒北上長春是一種歷史機緣與巧合，促成了他晚年生命的新一輪勃發(fā)，在長春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春游瑣談》和《春游詞》兩部著作。

張伯駒《春游瑣談》序中寫道：“晚歲于役長春，始知‘春游’之號，固不止《游春圖》也。先后余而來者有于君思泊，羅君繼祖，阮君威泊，裘君伯弓，單君慶麟，惲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舊雨新雨，相見并歡。爰集議每周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辭章、掌故、軼聞、風俗、游覽，各隨書一則，錄之于冊，則積日成書。他年或有聚散，回覓鴻跡，如更面睹。此非為一時趣事，不亦復后人之聞知乎！不亦多后人之聞知乎！”《春游瑣談》一至六冊，每冊皆由張伯駒手抄，自費油印或刊印，送給省內和北京、上海等地朋友。

198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發(fā)行此書時，張伯駒已作古兩年，未及目睹。2013年在張伯駒誕辰115周年座談會上，薛永年先生將其保存的第七冊張伯駒手抄稿展示與會者并交予張先生家屬保存。

張伯駒為何要作《春游瑣談》？其自序中的兩語句，頗能讀出些味道來。一句是“他年或有聚散，回覓鴻跡，如更面睹”。另一句更是畫龍點睛之筆：“此非為一時趣事，不亦復后人之聞知乎！”

“聞知”何物？《春游瑣談》是一本筆記雜著、隨筆散文。其內容大致可概括為四類：歷史文化見聞、書畫名物賞析、民俗風物記述、古語古文考釋等。

話題還是要回到此事的初衷上，張伯駒性情原本喜作樂趣之事，但“此非為一時趣事”，亦非無關痛癢之事，其自述為“金石、書畫、考證、辭章、掌故、軼聞、風俗、游覽”之事。諸如《北方四銀行》《北平國劇學會緣起》《北京清末以后之書畫收藏家》《近五十年北平詞人社集的梗概》等諸多篇章，精要簡明，舒朗自在，真實與學識暗含其中。張伯駒不是歷史學家，但他有一句話擲地有聲：他“只看重歷史”。張伯駒素以儒者的情懷，關心更多后人“聞知”漸行漸遠的人蹤史跡。他的一部《紅毹紀夢詩注》被評價為是一部“京劇詩史”；一部《洪憲紀事詩補注》，鄭逸梅評為“實則成禺對于洪憲的一段事跡，無非憑著報紙所載及道聽途說，湊掇而成，遠不及張伯駒的目睹親聞，較為確實。若以杜陵為史，那么這《詩史》在伯駒不在成禺了”。該書編輯吳德鐸在書《前言》中云張伯駒：“以當事人說當時事，當然有許多獨到處，所以他的補注也很有史料價值。”

《洪憲紀事詩》最初出于南社耆宿劉成禺之手，此書于20世紀30年代出版。張伯駒著《續(xù)洪憲紀事詩補注》承繼此脈，他站在社會邊緣上，秉筆直書，留下不少春秋見聞，大量珍貴史料，于文于史殊為珍貴。頗具探索和研究價值。

除《春游瑣談》外，還有一部《春游詞》。我們通過這兩部著作，大致可窺張伯駒是如何灑脫而詩意地生活著。

1962年，張伯駒先后兩次去輯安，時值考古發(fā)掘高句麗古墓，一次是自己去輯安參觀考察，第二次是以東道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的身份接待張聰玉、謝稚柳，并陪同去參觀考察輯安高句麗古墓群（200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昔日的老友久別重逢，夏季的古城輯安涼風習習，江水潺潺，楊柳依依，群花簇放，幾位老友共賞歷史文物和藝術真跡，可謂心醉神馳！張伯駒寫下《高陽臺·輯安懷古》：

鴨綠西流，雞兒南注，四維水復山環(huán)。形勝丸都，升平士女喧闐。刀兵一掃繁華夢，看金甌、倏化云煙。但荒涼、萬冢累累，殘照斜川。

如今換了人間事，聽隔江笑語，共話豐年。到此漁郎，又疑誤入桃源。當時應悔睡丘儉，甚功成、勒石燕然。算空贏、鳥盡弓藏，何處長眠！

《春游詞》收詞170余首，為1961年至1965年所作，乙巳年結集時自序一則。小序引來諸多學者贊嘆，不足200字的小序，我讀了數遍，初讀只覺字字珠璣，口頰生香；再讀，味道醇厚，意境娟美，偶有絲絲凄涼；數讀，似進入禪經佛境之中，似遠又近地感受著一種隨緣自適的人生體驗，一種異樣的生命形態(tài)……

序曰，他得了展子虔的《游春圖》，遂自號“春游主人”，又結“展春詞社”，晚年于役長春，又寫《春游瑣談》《春游詞》，方曉得，自己大半生都在“春游”之中。在1898年早春出生的張伯駒，于1982年的早春離世，離世前于醫(yī)院由他口授囑人錄下了一詩一詞，成為絕世之作，最后一句為“長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萬旬”。絕筆又落在“春”字上。張伯駒一生都未離開這個“春”字。

序中又道，先他而來的詞人有宋徽宗、吳漢槎、吳生還、宋未歸，他自己是無可無不可。道君被俘，漢槎被戍，張伯駒是被邀，但以此自擬，畢竟是其生命下行時來了吉林，難免流露出絲絲縷縷的傷心和凄楚！轉筆又道，遠去邊塞，易生離別之思，友情之感，亦有助于詞境。最后收筆為：“人生如夢，大地皆春，人人皆在夢中，皆在游中，無分爾我，何問主客，以是為詞，隨其自然而已。”張伯駒抵達的境界只能是讀者自悟，已不賴言說。

春深夢短

張伯駒的好日子約略有四年光景，“文革”風暴不期而至，“批判”“打倒”浪潮瞬間席卷。張伯駒未能幸免，這一次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殘和打擊。

1968年秋季至1969年春季，張伯駒開始學習勞動，雖然艱苦，但張伯駒樂天知命的性格令他依然活得輕松一些。

當時規(guī)定吸煙者需到門外，張伯駒本不吸煙，但會經常買香煙裝在兜里，看見有人出外吸煙，他便借機跟出去也像模像樣抽幾口，實則活動一下。

學習班結束后，張伯駒以學習尚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予以退職，并送往舒蘭縣朝陽公社插隊落戶。

1970年3月，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張伯駒拖著病體，和潘素坐在一輛敞篷汽車上，兩人緊緊地依偎著。刺骨的寒風，無情地吹打著兩位老人，鬢角、眉毛染上了一層厚厚的白霜。大卡車駛進舒蘭縣朝陽公社雙安大隊，一個戶數不多的村落，來人幫助卸下行李，將張伯駒和潘素留下。村里負責人詢問兩位老人何人是你們親屬，何人是你們的朋友，他們搖著頭說沒有。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怎么能是投親靠友？”這一年張伯駒72歲，潘素55歲。莊稼人估摸著兩位老人若無人照料，在農村無法生活，便以他們不符合“四帶”條件為由，不同意落戶。

北風凜冽，大雪漫天，張伯駒潘素夫婦在這里度過了難忘的一夜，第二天頂著呼嘯的北風，于近處的一個車站上車，乘火車離開了舒蘭，離開了吉林，返回北京。

那時，張伯駒夫婦買不到進京車票，因此在天津下車，到了張牧石家。張牧石回憶說，早6時許，一陣叩門聲，讓剛剛起床的他有些意外，打開房門一看，更意外的是張伯老來了。“見面后，坐下就談詩詞、談京劇，高興極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了，張老才想起來，外面還有人呢，我說誰在那兒，出去一看，潘素在那站著，行李不多，在地上放著。”

張伯駒談起詞、談起京劇來，豈止是忘了潘素，“文革”中羅織的各種罪名和遭遇等一概拋向九霄云外，雪夜跋涉、列車顛簸、旅途勞頓等早已煙消云散，當他見到能與其談詞侃劇之友且暢談起來時，頓時進入一片溫馨的世界。

“張老來了之后任何遭遇不提，就是談詞，心態(tài)實在是太好了……永遠不會再有第二個張伯駒了。有人認為那樣的家世，現在又這樣，不定得多頹喪呢，但是他高興極了，（一切）照樣”，“一個床擠著一塊睡……我和我老伴，張老和潘素，我們四個住在一個房間里，中間拉個簾子，他們夫妻在里面，我們夫妻在外面，住了18天。”

塞北吉林，是張伯駒晚年生命的一個驛站，溫情沃土，曾為其歷盡滄桑的人生提供過幾許生命的庇護。他在這片土地上澆注了心血；而吉林也因此多了一段不可磨滅的歷史故事，多了一筆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也多了幾許令人陶醉的人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