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許多人依然會羨慕蒙田（1533-1592）寫隨筆的那種狀態(tài)。在十六世紀的歐洲，瘟疫此起彼伏，死神隨時會來敲門。如果不幸生為女性，還可能會被當作女巫處以重刑。但是，作為一個鄉(xiāng)村地主，蒙田擁有祖?zhèn)鞯奶锂a和葡萄酒莊，還在當地政府里擔任受人尊重的職務，年屆不惑之際，他開始鎮(zhèn)日沉浸書房，面對古希臘羅馬和阿拉伯的典籍展開思考寫作——十六世紀歐洲讀書人常見的書籍，差不多也就這些吧。當然，谷騰堡的印刷術已經在歐洲迅速普及，據生前很不走運的小說家塞萬提斯（1547-1616）的筆供，生活在西班牙某偏僻角落的瘋子騎士堂·吉訶德，已經能家藏數百本騎士小說。書籍數量的增長，也帶來一些新的擔心。英國學者和小說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就曾感慨，隨著書籍的幾何級數增長，無需多長時間，世間再沒人稱得上真正的學者。

到十九世紀，斯威夫特式的擔憂完全成了現實。在福樓拜（1821-1880）未及寫完的長篇小說《布瓦爾與佩庫歇》里，兩個青年主人公想妄讀遍天下書，搞清楚所有的知識。為寫此書，福樓拜本人就閱讀了上千冊各類書籍，但這部小說前后寫了八年，直到福樓拜去世時還沒結束，成為西方文學中著名的“斷臂”之作。二十世紀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博爾赫斯（1899-1986）曾寫過一篇名為《沙之書》的短篇小說。小說里虛構了一本奇特的書，書的容量和頁碼一直在爭分奪秒地增長，讀者每次打開它，讀到的內容都是全新的，之前的內容已經被淹沒在高速增長的書頁里。當然，這本書是可以合上的，封面和封底之間的距離，恰似1和2之間，看似只相差一，卻可以分出無限多的數字，只要我們能容忍小數點后的位數。博爾赫斯預言了信息時代的到來：在互聯網、電子書和手機閱讀普及的今日，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了博爾赫斯筆下那位被無限之書嚇懵的讀者。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人就不必再苦讀詩書，幻想著黃金屋和顏如玉，而只需植入芯片就行了。作為職業(yè)讀書人和文學研究者，在知識信息的物質形態(tài)劇變，數量激增的今天，我們如何解讀文學作品？

在漫長的古典時期，每個文化中的書籍都寥寥可數，少數文化占有者通過解讀經書，來認識世界萬物，演繹宇宙人生無量數的面相，后來出現的文學解釋與批評，其實是解經行為的延續(xù)和變奏。而在今天，大數據時代的文本生殖、傳播和接受方式，正在改變我們與文本的關系。文本繁多以至于苦海無邊，圖文視頻等綜合而成電子文本的迅捷傳播，都降低了讀者與文學文本之間的彼此深入的程度，從前“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式的文學品藻，越來越成為前信息時代的傳說，取而代之的一次性閱讀、淺閱讀成為常態(tài)。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閱讀興奮，多被新工具、新技術、新知識、新媒體、新信息、新詞匯……等構成的生活激流代替。因此，作為一門古老的技藝，文學批評寫作不但要優(yōu)化和更正趨于固化的文學史和文學常識，傳承品嘗優(yōu)秀作品的能力，也特別需要新的見識和修辭，來激活文學與這個時代之間相互滋養(yǎng)的關系，進而升華為當代人類生存意義建構的一部分。

二

從字面上看，“批評”二字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判斷作品的優(yōu)劣，一是講出優(yōu)劣的原因。這里頭道道雖然多，但英國現代詩人批評家T.S.艾略特的一句話可說清：“文學批評是有學養(yǎng)的大腦所做的直覺活動。”直覺很要緊，在文學批評史上，一些逞性情，憑才氣而發(fā)的對作家作品的判斷和評析，不時回響在我們的耳畔。比如蘇軾對陶潛詩歌“質而實綺，臞而實腴”的準確評價，比如18世紀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里對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阿喀琉斯之盾的精彩評析，再比19世紀英國散文家和批評家德·昆西對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謀殺鄧肯后麥克白聽到敲門聲這一細節(jié)的解讀。準確的判斷力，往往也需要知識的支撐。在許多情況下，二者相互促進。好的判斷力，往往需要系統(tǒng)的知識論證；淵博的知識，也有助于良好判斷力的形成，當然也有許多淹博的學者，并不具備好的文學判斷力。

古希臘的柏拉圖在《伊安篇》中曾說，那些具有專門知識或技藝的人，比如一個好車夫，在描寫如何趕車時，肯定不如詩人寫得好。因為詩人擁有超越知識的、來自神的靈感。劉勰也說：“詩有恒裁，思無定位”。他們講的大抵都是文學寫作非關學與理的一面。相反，文學批評寫作則需要各種知識類型，作為他山之石。

這方面有太多典型的例子。比如禪宗公案對唐代開始出現的詩話寫作的激發(fā)。再比如，現代以來的心理學對文學批評大有助益，最著名的例子是現代歐洲心理學巨擘弗洛伊德和榮格對文學批評的直接參與。如果沒有心理學研究的強大背景，我們很難想象榮格能對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做出如下解釋：“每當讀《尤利西斯》時，我總想起一幅由查理·威廉出版的中國畫，畫上是一個沉思中的瑜伽論者，他的頭頂上長出了五個人的形狀，而這五個人的頭上又各自再長出五個人形。這幅畫畫出了這個瑜伽論者的精神狀態(tài)，他正要擺脫他的自我而進入到自己的更為完全、更為客觀的境界中去。”在剛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語言學、哲學、人類學和神話學等領域的新發(fā)現，對文學批評空間的拓展，更是眾所周知。當然，一套新的知識或理論一旦變?yōu)轱@學，人人得而用之，就可能導致批評寫作的模式化和理論上的先入為主。

文學批評寫作的知識性特征，還體現為對文獻和理論的引用和對文本關系的重新編織。古往今來許多寫作者都講過，用典不當或過度引用給寫作帶來的弊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如此嘲笑這類批評寫作的缺陷：“這正如戴著金表雖然足以顯示主人的闊氣，卻不足以證明它計時準確。”在好的批評作品里，判斷和知識是合二為一的，對知識文獻的征引，本身就是一種引譬連類的方式。比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開篇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中的古人之語出自《莊子·讓王篇》，原意為“身在草莽而心懷好爵”，劉勰此處引用它，完全與原文意思無關，而是作為說明“神思”的例證。再比如，意大利當代文學理論家翁貝托·埃科在討論《共產黨宣言》的文體風格時，曾作了一個十分精彩文本類比：“《共產黨宣言》開篇就像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一樣，迎面給你一句：‘一個幽靈……在歐洲游蕩。’”無論劉勰或埃科，都是對文獻的創(chuàng)造性引用或編織。在這樣的情境里，原文與新的語境之間，構成了一種相互照亮、相互發(fā)明的戲劇化關系。對于批評寫作者而言，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用典之法或知識聯想，難度大而有誘惑力。以異己之文，成就一個更包容、更圓滿的自我，這正如蜜蜂采集眾芳，來釀造蜂蜜之甜，非高度專注者豈能至焉？讓不同知識之間變得通約透明，放射出的新光芒，是所有批評寫作者都難免疫的病態(tài)的夢想。這大概也屬于哲學家康德追究的知識能力或理性能力，即人具有的統(tǒng)攝不同事物和經驗，進而形成知識的能力。總之，文學批評對知識的理想處理方式，應是一種新的組合和統(tǒng)攝，而非知識的炫耀或堆砌，按法國當代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的話說，它使知識成為一種歡樂。其原創(chuàng)性堪比一個詩人或作家發(fā)明了一個全新的比喻或故事類型，劉勰給我們描述過知識“歡樂”的情形：“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以文學作品為圓心展開的衍生性寫作，也需要追求超越知識推理和知識素材的魅力。首先，作為論說性文字，文學批評需理性和邏輯，卻又不能泥于此。按柏拉圖的話說，批評家也是被內在于詩的靈感和瘋狂卷入的，因此，好的批評是以一種文字的靈性，去展開、呼應另一種文字的靈性，正如一場夏日冰雹，讓火與冰頃刻相融。比如，現代詩人學者聞一多在談論孟浩然詩歌的獨特性時說：“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筑在一聯和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這樣的批評語言，精確得令人痛快。

尋章摘句，為寫作的推進鋪路設橋，有其難度和快感，但作為批評作者，也應采擷生活經驗和日常語言的微妙與英華，以此充實文章血肉。比如，明人謝榛《四溟詩話》里有一段批評文字：先說“凡作近體，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這是關于近體詩如何才好的一系列判斷。但光說這些“好”還不夠精彩，作者接著說，“誦之行云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這樣的批評文字，就不止于判斷與知識，而是以身之所歷和目之所見，以細微的生命體驗，讓偏于抽象的判斷變得更光亮完滿。在批評寫作里，這個環(huán)節(jié)的完成，難度亦可與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比肩。眾所周知，許多偉大的文學批評家，不僅是貢獻了關于文學洞見，更因為文體和修辭上的卓異而具有持久的魅力。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對文學批評寫作來說，永遠是箴言銘句。

三

前面說過，19世紀至20世紀一百多年里，世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許多具有世界影響的新知識新思想，它們給文學批評寫作帶來一波波的刺激，催生了需多新的文學批評流派和樣式。而現在，文學批評的處境有了新的變化。許多年前，德國現代語言學家卡西爾說過：“在語言、宗教、藝術、科學中，人所做的不過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個使人類經驗能夠被他所理解和解釋，聯結和組織，綜合化和普遍化的宇宙。”置身信息化時代，小小視窗便可觀世界之大，可通往無數之書，可謂一本電腦在手，而浩蕩之色極目。文學批評寫作，也需要克服現代生活世界的迷霧，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學和文化能量，涵養(yǎng)新的元氣。

首先，比起前網絡時代，今天的文學批評寫作比任何時候更加需要一種超級的包容和消化能力，它不但要面對文學文本數量的增長和變幻，還得面對空前蕪雜多元的知識和變幻迅速的措辭。質言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純文本”，它必須學習如何舉重若輕地應對來自“超級文本”的壓力。

其次，文學批評寫作需應對新的文學形態(tài)。在各種數據技術的刺激下，文學作品會具有新的特征，比如，十八九世紀歐洲小說中流行的書信對話，在今天的小說中可能會變成qq或微信對話，作為一種新的即時書面對話形式，今天的小說家可能會在其中發(fā)掘出與曹雪芹、盧梭、海明威或伊凡·克里瑪的作品有明顯差別的對話魅力。再比如，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文學寫作中可能會有人工智能形式的介入，由此引起的文學革命，可能是劃時代的。而圍繞著諸如此類新的特征和現象，文學批評必將面臨新的挑戰(zhàn)，必將有新的工作展開。

最后，文學批評寫作也有以不變應萬變的一面。無論語言的物質載體如何變化，只要人類還用語言來表述、建構自我和世界，語言就天生地含有文學化的基因和力量。文學批評寫作，一如既往地需要面對文本的回廊與迷宮，面對語言無窮的可能性，以及它們包容的人世的復雜和人性的幽深。批評者有時需將復雜的文本簡化為一張圖紙，出口顯而易見；有時需探看潛藏于文本水面之下的魚龍與深壑；有時需要破石求玉，在蕪雜中萃取精華，闡發(fā)一字一句之警策。雖然語言記錄、編織和傳播技術的進步，可能會讓一些傳統(tǒng)寫作方式失效，但也帶來了無限的信息和知識便利，這給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寫作路徑提供了更多發(fā)揮的余地和靈感的源泉，文學批評的判斷和修辭，可以借此獲得更為多元的參照和能量。

總而言之，無論談論的主題和處境如何變化，文學批評寫作終究是一種寫作。不管是對待古典文學文本還是當下新作，不管它追求星辰滿天式的周全，還是孤霞捧日式的獨拔，理想的批評既需要探驪求珠的純粹與別才，也需要攢雜成文的旁通與海涵。如此，才能越過各種面目的庸見和意志的桎梏，從蕓蕓眾生的混沌中頓悟，在文字的珠璣中吐納洞見。而絕妙闡釋后的文本，則像路標清晰的歸途，指引途失路者站回故鄉(xiāng)的山崗，近景遠景，今生前世，百感交集，似乎回到了與世間初識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