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句”的春天來臨了嗎

曾幾何時，詩歌圈“截句”風行，其情景恍似當年的小靳莊賽詩，一時效仿者眾，仿佛打了雞血般興致高漲；與此同時亦有教授者流開始引經據典地探討“截句”，讓人想起某博士考證“臥槽泥馬”的實例。說到底，剛剛出籠的“截句”尚當不起這般大禮，何況如此一本正經，又豈能理解現代詩之種種斑斕征象？

魯迅《藤野先生》云：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則尊為“膠菜”，福建的蘆薈到了北京就美其名曰“龍舌蘭”。將“截句”視為當下詩歌寫作的新文本、新向度、新氣象，自戀復自夸，竊以為是一種好大喜功欺世盜名的表現。“截句”事件，可視為浮躁時代喧囂詩壇的真實投影：思維的活躍和命名的急切，渴望不朽的夢想和跑馬圈地的野心，以及對終南捷徑的執(zhí)念與追逐。

一些提倡者對“截句”的定義——所謂“簡潔、直接、非傳統性”，所謂“瞬間生發(fā)”“微妙體驗”“現代精神”“開放姿態(tài)”，以及“與我們的生活和內心距離更近”，都是大而化之語焉不詳的表述；至于“截天截地截自己”之類豪語，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本質而言，詩歌這一文體，大而無當固然不可，篇制過短同樣不宜，俗云“一寸短，一寸險”，詩歌創(chuàng)作倘一味推崇靈感噴發(fā)，讓那些雞零狗雜的感興、碎片式的感悟泛濫成災，以局部代替整體，而不思靜心打磨，背離了全局觀念和文本意識，勢必大大降低詩的門檻。——詩歌史上，那種孟浩然式的才高韻短、李金發(fā)式的有句無篇，原本就是值得警惕的。今人若欲憑截句這一身份可疑的新“詩體”來引領詩壇嬗變之風騷、引爆詩界革命之風潮，更其不智。說到底，該類以片言只語的營造為能事的刻意或隨意的文字，其套路一旦被掌握則極易操作，到頭來，應有的寫作難度削平了，格局小、思路淺、氣息弱、脈象短等弊端應運而生，淪為一種趣味主義、功利主義主導下的流水線作業(yè)和投機式書寫；“截句”，也就無可避免地成了江郎才盡的遮羞布。

由是，作為微信時代軟閱讀環(huán)境下的產物的“截句”，暫不宜上升到詩學意義和價值層面探討。理論是灰色的，創(chuàng)作為王。鑒于當下的“截句”創(chuàng)作尚未出現一批像樣的作品，而更多呈現為疑似格言、警句、小詩、雜感、隨想錄的變體與雜燴，我們還是拭目以待為好。

詩歌寫給誰看

在當下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一些先鋒詩人摒棄了傳統文本中的義正辭嚴、愛憎分明，代之以無動于衷式的“中性敘事”“零度情感”，以回應生活的“荒誕”與“虛無”。這自然不無意義。然而，價值判斷呢，價值判斷在哪里？高明的敘述者縱然不露聲色，亦能讓人從字里行間窺見其價值判斷，而不致消泯。諸如莊子，在其全力倡導的齊物我、等是非、齊貴賤、齊生死等理念背后，即有著鮮明的價值判斷和文化抉擇，棱角宛然。

強烈的悖謬性、挑戰(zhàn)性和游戲性，往往成為一些實驗性詩歌文本的特征。只是，過于抽象的思辯和過于深奧的理念，尤其種種荒誕事象的無饜足的羅列，勢必導致讀者的審美疲勞，影響了文本的可接受度。在一些詩人筆下，世界不免是怪麗的、兇險的、不可知的，生活常常如一團爛泥般不可收拾，充滿末世的凄涼，全然沒有了傳統詩歌中反復呼吁的熱愛生活奮發(fā)向上。這樣的心境確實偏于悲觀；但或許，僅僅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撥式書寫罷了。然而感受不了光明，多半是由于自身陰暗。我們沒有資格強求詩人去謳歌生活，但有義務提醒詩人熱愛生活；我們沒有資格強求詩人不去書寫黑暗，但有義務提醒詩人不必鉆牛角尖、進死胡同。

放眼四顧，時流所致，似乎不頹廢、不放縱、不走火入魔就無以為詩，無以為詩人；與此相對應的，是真、善、美等范疇被莫名其妙地歸于假大空之列，并被心照不宣地發(fā)配到爪洼國中。這實為一種理解偏差和認知狹隘。中國詩歌賡續(xù)至今，原本固有的健康格調漸趨漫漶，非止“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式的壯美寥寥無存，連同“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式的陰柔美也被視為媚俗，多少詩界弄潮兒，惟知樂此不倦地去追尋一己的嗜痂之癖。說到底，詩歌不應僅僅成為個體的實驗田，它一經發(fā)表，也便意味著進入了公共空間，就應慮及一個敘事倫理和傳播路徑問題，就應注重將個體的經驗與大眾接通，尋求最佳共振點。詩歌，你究竟是應該寫給自己看，還是應該寫給別人看？如何拓寬當今詩歌的傳播渠道，在保持格調的前提下將其從小眾推向大眾，以期文脈恒久，永遠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命題。

詩人的形象

不知怎地，今天的人們一提起詩，便像是提起異端；一說到詩人，便如同說到怪獸。而詩人的形象，竟也常常與酗酒、吸毒、掐架、殺人、性丑聞等聯系在一起。毋庸諱言，這些年，詩歌創(chuàng)作一度陷入了某種類似于鬼打墻式的怪圈：自說自話，云山霧罩，清湯寡水，廢話連篇，既無形式美，又乏內蘊美，仿佛在憋著勁地非要把王冠上的明珠折騰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物什，讀來令人不知伊于胡底。

詩歌式微，早成不爭之實。當昔年華容婀娜的佳人躑躅于風塵，變得首如飛蓬、鳩形鵠面，我們還能說些什么？多少所謂“詩人”者，披著皇帝的新裝，舉著探索的幌子，不學走路，而學跳舞，不習正楷，竟涂狂草，遂令詩歌日漸失去自身固有的張力、彈性和底線，以致美質渙散，意蘊慘淡；他們呵佛罵祖，無遮無攔，自詡可為世界立法，為時代立言，井底之蛙般自鳴得意，迷失于一派胡天胡地的放縱。一些發(fā)生在小圈子內部的詩歌論戰(zhàn)，多是為了蝸角虛名，蠅頭小利，滿足于在夜郎自大中制造泡沫，在破罐子破摔中偏離本體；乃至欲憑淺陋的“××體”鄭重呼喚詩歌的春天，則無異于飲鴆止渴、玩火自焚。風生水起的詩江湖，亦不乏將詩與行為藝術硬性嫁接的種種風馬牛作派，個別“準詩人”竟爾發(fā)展到通過自虐自瀆、自輕自賤來贏取公眾注目。惡搞，赫然成為我們這個虛亢時代的嘹亮主題。如是，高貴如星辰的詩歌怎不淪為下腳料，淪為文學“三廢”？

詩人之為詩人，靠的還是自重自愛、抱誠守一，是埋頭寫詩的真功夫。所幸，在一個詩風日下時代，仍不乏鄭重凝望繆斯、執(zhí)守詩性者，足堪安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