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文學批評理應有新變化、新作為、新格局、新氣象，其要義有二：一是回歸文學批評本體，使文學批評更加符合自身的內在規(guī)定，還批評于批評；二是使文學批評具有“新時代性”，成為有利于新時代發(fā)展的“文學利器”。

文學批評應該順應時代，改變策略，更有效地介入文學、介入大眾的生活，在文學闡釋、文學傳播、文學建設方面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使自己更有用，更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獨立價值。

新時代帶來文學處境的新變化

今天的時代與以往相比已發(fā)生了空前的歷史性巨變，對于這個時代人們已有許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稱謂：信息社會、消費社會、符號社會、后工業(yè)、后現代等，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地球村落化”、“世界互聯網化”、“自媒體圈群化”（單位人、社區(qū)人變?yōu)樽悦襟w部落人）、“生存人工智能化”。互聯網、多媒體、娛樂形式多樣化、商業(yè)和消費主義盛行、全球一體化價值凸顯等都是新時代的顯著特征，它們綜合起來構成了新時代的新變化、新特征，在總體上刷新和改寫了文學生存、發(fā)展的現實環(huán)境。在此情勢下，文學結構的“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接受者等都已有重大的變化。

就文學所要反映的“世界”而言，“現實”（世界）已成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全新現實”，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實的互聯網化”。英國的波普曾經提出一個“世界3”理論，強調精神產品的世界獨立性。相比照來看，我們今天的“現實”又有了一個新的“現實3”，它就是“互聯網”。“互聯網”是一種數字化的“電子虛擬系統(tǒng)”，它把現實異化為一種被虛擬電子系統(tǒng)控制、支配的“電子化現實”。它使生活就像“光量子”一樣，發(fā)生了現實和虛擬的某種“量子性糾纏”，構成一種“現實與非現實”的“疊加態(tài)”，使現實中有“虛擬”、“虛擬”中有“現實”，兩者彼此莫辨，難分難解。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向邊遠山村的普及、覆蓋，其現實性和普遍性會越來越強。當然不是說網上的生活完全與現實無關，而是說它可以改變“現實”的傳統(tǒng)疆界，使人們瞬時可發(fā)生虛擬性的穿越、超越，而其內容可以是當下的、此地的、真實的，也可以是歷史的、異地的或虛幻的。這樣的“現實”無疑就變得渾沌、復雜，真幻一體，或者說在某種意義上，是更加“個人”、“主觀”和模糊了。在這種“現實”中個人的參與度更高、主觀的“可寫性”更強。表面上看，是多了一個全球覆蓋的互聯網系統(tǒng)，而實際上則是人為的“創(chuàng)制”已主宰性地參與了“現實”的“動態(tài)構成”。

在此意義上，文學摹仿“現實”就幾近于在摹仿另一種“文學”了。或者說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寫現實”就意味著“虛構”，意味著“超現實”，也因此就在實質上與“仙俠”、“玄幻”，甚至與“動漫”、“科幻”都沒有太大的區(qū)別。這就是法國波德里亞所說的：仿真比真實更真實，在后現代已不是文學在摹仿現實，而是現實在摹仿文學。這也就是在今天為什么“非虛構寫作”和“仙俠”、“玄幻”寫作能夠并駕齊驅，齊舞共歡，成為文學藝術的一時之秀，而“現實主義”、“反映生活”的聲音，卻難免會讓人覺得不再有力的原因所在。因為此“現實生活”已非彼“現實生活”，它不再有昔日的模樣，已成了一種“非現實”或“新現實”，已變得像文學一樣富有虛構或幻想的性質，因此原來的以“生活真實”為摹仿目標的“現實主義原則”就在一定程度上“測不準”、變形，失去了應有的“闡釋力”和“辨識度”。一句話，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已在一定的層面上失效了，而我們的批評家并沒有及時地調整、升級自己的“武器裝備”，或者至少缺乏足夠的“現實辨識自覺”和“理論更新自覺”。

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社會在表面上是鄉(xiāng)村城市化、貧困不斷向富裕轉化，原來的農村、農民正在大面積地消失，而變成現代性的村鎮(zhèn)或城市的居民、“農民工”。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人們的實際生存也越來越被整合為“均質的單一模式”：互聯網“一體化”、技術與金錢聯盟的“均質化”、人的價值和思維的“單向度化”，比如在一定意義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在很多方面已無太大區(qū)別，中國的鄉(xiāng)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實質上也區(qū)別不大，就中國的學校而言，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在大一統(tǒng)的“工業(yè)化操作層面”也區(qū)別越來越小。為什么？蓋因工業(yè)化、商品化、市場化、互聯網化、媒介化、技術化、格式化、電商化、物流化、人工智能化等使然。也就是說有一種東西在悄悄地通約著這一切：格式化的互聯網技術以及技術主義的價值觀、思維方式、生活模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現實”就異變?yōu)橐环N“均質化”、“單一化”的現實。也就是說“一體互聯相通”的“互聯網”（當然還有全球經濟一體化、社會的高度開放等因素），讓中外與城鄉(xiāng)都變得越來越像是由一個共同的模子鑄造出來的彼此相似甚至相同的“復制物”。生活的相似性、同質性越來越大于它的相異性和異質性，而理想的生活應是豐富多樣的，它應符合“生態(tài)科學”的要求：整體性和豐富性的統(tǒng)一。無疑，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應該有維護現實的“生態(tài)化形態(tài)”的自覺，應成為引領人們反生活均質化、單一化的“火炬”和“新動能”。而實際上兩者在這方面還缺乏足夠的自覺。

以上可以說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面臨的最大的新前提，它決定了文學的以下幾種變化：

第一，作者、讀者、批評者在一定程度上已越來越成為“經濟人”和“媒體人”，其價值觀也越來越趨于“實利化”、“實用化”，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也越來越趨于功利化、娛樂化和消費化。這顯然對理想的文學生產是極為不利的。鑒于此，文學批評就應該有意識地在矯正時弊、導正社會審美風尚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盡管要真正扭轉大勢并不容易，但卻不能因為不易而放棄自己的“內在職分”。

第二，在這種現實面前，以個性特征為重點的“典型性格塑造”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學的首選，取代它的是以平均態(tài)的“理念”為重點的“觀念性人物”。

第三，獨立文本逐漸面臨“超文本”、“跨文本”或“泛文本”的“解獨立化”威脅，而難以依然故我。其緣由，一是因為文學作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全，二是因為現實中的人和物以及文學作品都越來越置身于可即時鏈接狀態(tài)，在此情況下對任何一個人而言，一個自媒體在手，便可瞬時實現信息全球通，這樣，文學信息量的大全式覆蓋、聯通，或曰文學作品之間的“大全式互文關聯狀況”，就使比較純粹的原創(chuàng)變得不那么容易，其結果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文本已很難“獨立”，所謂的“原創(chuàng)”也就只具有某種相對意義。

同時，互聯網的“大通約”（數字化、信息化）、“大鏈接”模式，也使“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方式”在傳播文化中享有主宰性和優(yōu)先性的霸權，比如網絡IP的走俏，小說借影視轉化而得以廣泛傳播等就都說明傳統(tǒng)的“文學方式”已不再能完全“自持”、“自足”。這意味著文學想擴大影響、得到廣泛傳播，就必須“出己”、“越位”，向更易于傳播的媒介和形式轉化，因而文學作品的“可改編性”在此意義上會高于它的“不可改編”的獨立性和獨特性，或向影視等大眾傳播形式轉化就往往成為文學的“時尚性選擇”。

第四，相對而言，“解釋的文學”比“沉默的文學”會更受歡迎。一方面，人們要“快消費文學”而非“慢領悟文學”，要求文學更易于被自己不費力氣地啃食、消化。而另一方面，人們也需要一種更符合“靈魂尺度”的意義系統(tǒng)來對抗和超越“物體系”、“技術套路”、“商品叢林”和“互聯網生存模式”對自己的限制，此時單靠“形象肉身”已難有大效，因為現實并不缺“形象肉身”，社會已高度擬象化和“景觀化”了，深陷“形象叢林”中的人們更需要的已不是“形象”而是對現實做出或批判或建設的解釋。一句話，他們更需要思想和“意義”的武器，這也就是微博上、微信公眾號上那些“軟文”、“心靈雞湯”能夠流行的原因。

或者還可以這樣表述：生活需要夢，但大眾的夢來自于解釋，來自于恰當的“說理引導”，來自于對現實具有一定超越性的意義系統(tǒng)的拯救。因此有一定說理性、解釋性的文學作品就會成為大眾熱需的“精神消炎藥和補品”。

第五，“個人的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已變?yōu)椴柯涞摹㈩愋偷奈膶W，比如“郭敬明現象”、網絡文學、微信群文學等即是。

誰都知道文學寫作是純個人的事情，但文學的傳播和接受卻是非個人的，這在物化、均質化、平面化的技術時代就更是如此，人們需要抱團，需要結盟，需要借新的“文化部落”來實現對物化現實的對抗和超越，在此情境下，人們即使是“烏合之眾”，那也需要“烏合”。我們只要注意一下近幾十年來的“粉絲文化”和“粉絲秀現象”就明白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生存和生活方式的高度一體化、均質化和刻板化，人們才需要在心理和精神上“一花獨秀”、“紅杏出墻”，但這種技術主義的工業(yè)叢林、文化水泥又實在是太過強大了，任何普通的個體都遠無法與之對抗，故借明星結盟而突圍就是惟一的可選之路。也因此，文學要想為大眾喜歡，就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往部落的、群體的或類型的文學靠攏，就應該向各路“明星文化”學習如何去形成自己的“粉絲群”。

總之，處境非昨，文學遇到了新的環(huán)境、新的問題，人們的互聯網生存方式、現實的虛擬性、網絡影視等媒體對文學的擠壓、人們以現實價值追求的娛樂化、易接受性等，都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當然這挑戰(zhàn)又可視為促使文學新變的一種新的要求和機遇。

全面討論文學的新變不在本文設定的范圍，下面只對文學批評如何更好地適應新時代提出一些簡要的設想。

“文學批評”的應然性對策

鑒于“文學批評”的內在規(guī)定和新時代對文學的新要求，文學批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該有以下應對策略：

第一，要緊密把握新的時代精神，站在“地球村”、“人類命運共同體”、“互聯網現實”等新時代的高度，體察人心困惑，洞察生活風向，用新的“現實真實”和生態(tài)文明、天人合一的“理想尺度”來為文學把脈，通過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批評，把文學活動引領到新時代的主航道上，以充當新時代之船的引擎和助推器。即如脂硯齋等對《紅樓夢》的社會化傳播和經典化建設起到的不二之功一樣去“建宗立派”，創(chuàng)建新流派、新體系，要對互聯網時代出現的網絡文學、自媒體文學、文化傳播等“雜文學”現象給予應有的關注，以真正肩負起文學批評在新時代“建設文學、守護文學”的新使命、新責任。

第二，要把“讀后感式批評”變成“媒介批評”和“理論建設批評”，使批評具有自覺的文學教育意識、文學傳播意識和文學理論建設意識。一方面，文學批評要從“無讀者意識”的“自我感受之文”向追求鑒賞、理解的“闡釋之文”轉變。在這方面，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詩話詞話體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王國維《人間詞話》等可以作為直接的借鑒之源，即新的文學批評可繼承、弘揚、改造我國古代的“品話美學”，寫出具有闡釋性、鑒賞性的短文、美文，來改變文學批評的比較刻板單一的生態(tài)格局。另一方面，文學批評還要從“無理論”的“作品的附庸之文”，變成既有自覺理論觀念運用又有能動的理論建構追求的“理論化之文”，使文學批評真正具有應有的“理論品性”。

第三，把“圈子批評”、“人情批評”、“金錢批評”變成富有批判性、戰(zhàn)斗性的“真批評”，使文學批評真正起到為文學活動把脈、導航的引領、指導作用，使批評真正享有批評、建設價值。

第四，在方法上，文學批評既然要為讀者發(fā)掘和重建作品的價值形態(tài)和意義邏輯，那么即使是側重闡釋，也要盡可能地用現象學、存在論的辦法來揭示出作品更多可能性的界面，即應在兼顧以往注重“事實闡發(fā)”的基礎上要更自覺、更多地向注重對作品隱含或深含的“可能性”的“揭示和闡發(fā)”方面傾斜，只有這樣，文學批評才能以自己的“意義骨架”和作品的“形象肉身”相區(qū)分、相媲美，使兩者交相輝映，相映成趣，同時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大眾對抗和超越物化現實的“意義需求”。

第五，新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也是文學教育更加“廣譜化”、“全息化”、“終身化”、“多媒體化”和“大眾化”的時代，文學批評也理應更加自覺、更加深入地介入“文學教育”，把高校文學專業(yè)的師生作為自己的接受主體和后備軍。這就要求文學批評要更自覺、更主動地想法走進校園，使自己成為文學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方面美國新批評家們早在上世紀中葉就已經做出了榜樣，美國新批評的主力軍是“耶魯四人幫”，他們都是耶魯大學的教授。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文學批評才有了獨立性和合法的學科身份，20世紀也才成了“批評的世紀”。在這方面，作家協會可以發(fā)揮自己的組織功能，主動和一些高校文科院系建立經常性的互動和交流關系，使文學批評進校園成為一項常態(tài)性的工作，比如可組織批評家和師生們座談、交流，向師生們推介批評家及其作品等。

總之，在新時代，文學批評理應有新變化、新作為、新格局、新氣象，其要義有二：一是回歸文學批評本體，使文學批評更加符合自身的內在規(guī)定，還批評于批評；二是使文學批評具有“新時代性”，成為有利于新時代發(fā)展的“文學利器”。

或者說，文學批評應該順應時代，改變策略，更有效地介入文學、介入大眾的生活，在文學闡釋、文學傳播、文學建設方面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使自己更有用，更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獨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