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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劉文飛:追尋契訶夫的足跡
    來源:《長江文藝》 | 劉文飛  2018年03月06日13:07

    閱讀契訶夫的作品是一種旅行,游歷與契訶夫相關(guān)的地方也是一種閱讀。我讀過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也游歷過許多“契訶夫名勝”,一直在閱讀和游歷中追尋契訶夫的足跡。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個夏日,我從烏克蘭的基輔乘火車返回莫斯科,列車在天蒙蒙亮時停靠一個車站,事先有所準備的我下到站臺,見站牌上果然寫著“塔甘羅格”的字樣——這里是契訶夫的故鄉(xiāng)。列車停靠十分鐘,車站位于高高的山坡,時辰和地勢都為我提供了觀察這座城市的良好條件。站臺上沒有人,朦朧的晨霧籠罩四周,但透過薄霧可以看到山坡下低矮凌亂的城市建筑,以及更遠處的亞速海,無論大海和房屋,還是山坡和車站,似乎全都是一種色調(diào),即灰色,隱隱地有一股魚腥味飄過來,這有些黯淡甚至肅殺的氛圍幾乎頓時讓人心生幾縷“契訶夫式的憂郁”。

    1860年1月29日,未來的作家安東·契訶夫就出生在此城警察街69號的平房里。他的父親是食品小鋪老板,全家共有六個孩子,安東·契訶夫排行老三,有哥哥、弟弟各兩個,還有一個妹妹。除了上學,幾個孩子還有兩項任務:一是幫父親看守店鋪,據(jù)說四五歲的安東就開始站在凳子上為顧客服務,當然,光顧小店的各色人等無疑也會成為幼小安東的閱讀對象;二是在教堂唱詩班唱歌,每天清晨和傍晚,契訶夫家的幾兄弟便在父親的強迫下去教堂唱歌,雷打不動,契訶夫后來將此稱為“苦役”,并感慨:“我在童年時沒有童年。”

    1876年,安東的父親無法償還因進貨和建房而欠下的債務,帶領(lǐng)全家自塔甘羅格逃往莫斯科,把安東獨自留在塔甘羅格,名為繼續(xù)學業(yè),實為留給債主的“變相人質(zhì)”。16歲的安東寄人籬下,忍辱負重,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計。后來,已成為著名作家的契訶夫在給朋友蘇沃林的信中這樣寫道:“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為代價去購買。您寫一個短篇小說吧,講一個青年,農(nóng)奴的后代,他當過小店員和唱詩班歌手,上過中學和大學,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長官,要親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為每一片面包道謝,他經(jīng)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時連一雙套鞋也沒有……您寫吧,寫這個青年怎樣從自己身上一點一滴地擠走奴性,怎樣在一個美妙的早晨一覺醒來時感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隸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訶夫建議蘇沃林描寫的這個“青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契訶夫自己;契訶夫建議蘇沃林寫作的這一主題,后來卻成了他自己創(chuàng)作中貫穿始終的紅線。

    契訶夫在塔甘羅格生活了近二十年,約占其一生的一半時光。塔甘羅格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契訶夫之后的小說中留下深刻痕跡:契訶夫一家曾租住在葉夫圖申科夫斯基家,契訶夫后在《冷血》、《市民》等小說中寫到這位房主;站柜臺的經(jīng)歷和感受,無疑在《萬卡》、《困》、《三年》等小說中得到體現(xiàn);他學生時代的體驗和見聞被寫進《套中人》,在《貪圖錢財?shù)幕橐觥贰ⅰ稙貘f》、《姚內(nèi)奇》等小說中我們也不難分辨出塔甘羅格的街景和習俗。更為重要的是,早在塔甘羅格,契訶夫已經(jīng)開始了真正的文學創(chuàng)作。獨自待在塔甘羅格的契訶夫享有較多自由,他是當?shù)貏≡旱某?停δ咳局啵约阂矊懫饎”緛恚藥讉€篇幅很短的輕松喜劇外,他還創(chuàng)作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戲”。1878—1879年間,在七八年級就讀的契訶夫?qū)懴聞”尽稕]有父親的人》,此戲主角是30歲左右的鄉(xiāng)村教師普拉東諾夫,在與一群愛他的女人的糾葛中,在與身為將軍的父親的沖突中,這個人物展現(xiàn)出了其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和生活哲學,契訶夫戲劇人物的諸多特質(zhì)似乎都可以在他身上尋到源頭。這部劇本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被發(fā)現(xiàn),許多契訶夫?qū)W家在仔細研究后斷定這部作品確系中學生契訶夫所作。20世紀50年代,此戲開始登上世界各地戲劇舞臺,但多更名為《普拉東諾夫》。看過這部戲的觀眾,甚至排演此戲的導演和演員,往往都會疑惑:這樣一部人物關(guān)系如此復雜、戲劇元素如此飽滿的劇作,這樣一部充滿現(xiàn)代感、甚或存在主義意識的劇作,怎么會出自一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之手呢?這種懷疑,恰恰論證了契訶夫過于早熟的戲劇才華,反而是對契訶夫過人文學天賦的一種肯定。

    如今,塔甘羅格已成為一座真正的“契訶夫之城”,契訶夫的痕跡在這里俯拾皆是:契訶夫出生的那座平房被辟為“契訶夫故居博物館”;契訶夫故居所在的街道被命名為“契訶夫街”;契訶夫家當年開的小鋪也依原樣恢復,成為“契訶夫家小鋪博物館”(亞歷山大街100號),小鋪門頭的巨大招牌上寫有“茶葉紅糖咖啡暨其他殖民地產(chǎn)品”的字樣;安東·契訶夫讀過書的學校如今是“契訶夫文學博物館”(十月大街9號);他當年經(jīng)常去看戲的那家劇院如今是“契訶夫劇院”(彼得羅夫街90號);塔甘羅格的圖書館稱為“契訶夫圖書館”,因為契訶夫去世時捐款捐書創(chuàng)建了這家圖書館;還有契訶夫博物館,契訶夫花園;1960年,為紀念契訶夫誕辰100周年,契訶夫的紀念碑被豎立在塔甘羅格市中心。

    1879年,孤身一人在塔甘羅格度過三年的安東·契訶夫考上莫斯科大學醫(yī)學系,這年8月6日,躊躇滿志的19歲中學生契訶夫乘火車離開故鄉(xiāng)城塔甘羅格,從這里走向莫斯科,走向了世界。站臺上響起鈴聲,我乘坐的列車也即將出發(fā),沿著契訶夫當年走過的鐵路北上。

    來到莫斯科的安東·契訶夫與家人團聚,但一家人居無定所,據(jù)契訶夫研究者統(tǒng)計,在19世紀80年代,他們一家在莫斯科租住過的地方有近十處,其中居住時間最長、與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關(guān)聯(lián)最多的,是位于花園道庫德林街6號的一座兩層小樓。1886—1890年間,契訶夫一家租住此地,這幢小樓如今被辟為契訶夫故居博物館,是國家文學博物館的分館之一。這家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對我說,博物館的內(nèi)部陳設與契訶夫在世時一模一樣,因為契訶夫的兄弟和妹妹留有相關(guān)的圖畫和文字資料,屋內(nèi)的展品中也有許多珍貴實物,系契訶夫家人所贈。

    2017年8月17日,借赴俄參加俄國文學大會之機,我走進莫斯科的這座契訶夫故居博物館。漆成朱紅色的小樓上懸掛著一塊大理石牌匾,上面寫著:“偉大的俄國作家安東·帕夫洛維奇·契訶夫1886—1890年間生活于此。”這幢磚石結(jié)構(gòu)的樓房建于1874年,當年的主人是莫斯科的名醫(yī)科爾涅耶夫,主人一家住在相鄰的主樓,這幢二層小樓是所謂“側(cè)房”,或譯“附屬建筑”,共有五六個房間。來契訶夫家做客的朋友開玩笑地稱此樓為“準城堡”,契訶夫自己則稱其為“五斗櫥”,并將外墻的紅色稱為“自由派的色彩”。

    進門后的第一間展室原為契訶夫家的廚房和餐廳,這里的展覽以“契訶夫和莫斯科”為主題,一些老照片展示了19世紀80年代的莫斯科建筑和街景。這里有大學生契訶夫穿過的“校服”,還有哥哥尼古拉為他畫的兩張肖像畫,一張是他1880年入學時的模樣,一張是他1884年畢業(yè)時的形象,后一幅畫沒有畫完,但契訶夫自己卻認為這是他最好的肖像畫之一。這里自然也擺有契訶夫的許多手稿、最早刊發(fā)契訶夫作品的幾份雜志以及契訶夫最早的幾部短篇小說集。1880年來到莫斯科后,契訶夫在莫斯科大學醫(yī)學系上學,一家人都沒有穩(wěn)定收入,日子過得相當拮據(jù),契訶夫的二哥尼古拉擅長畫畫,常給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雜志畫一些插圖以賺點稿費,契訶夫受他影響,也試著給幽默雜志投稿。1880年3月9日,彼得堡的幽默雜志《蜻蜓》第10期刊出契訶夫的兩個短篇,即《寫給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和《在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等作品里最常見的是什么》,這是契訶夫的處女作。自此以后,契訶夫的幽默小品寫作一發(fā)不可收,每年都有百余篇面世,多家幽默雜志向他約稿,除《蜻蜓》外還有《鬧鐘》、《觀眾》、《娛樂》、《蟋蟀》、《花絮》等,看著這些五花八門的雜志以及契訶夫作品的復印件,真不知當時的醫(yī)學系大學生契訶夫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1884年,契訶夫的第一部短篇集《梅爾波梅尼的故事》面世;1886年,第二部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得以出版。這兩部短篇集都擺放在展柜里,但與它們并列,展柜里還有一部已由契訶夫親自編好的小說集,題為《諧謔集》,后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面世。這一時期的契訶夫在發(fā)表小說時使用了數(shù)十個筆名,但最常用的是“安東·契洪特”,這是他上中學時一位老師給他起的外號,用俄語發(fā)音時重音位于最后一個音節(jié),能產(chǎn)生某種喜劇效果。契訶夫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因此也被稱為“契洪特時期”。一般認為,契訶夫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是搞笑的,為稿費寫作的,但正是在這一時期,契訶夫創(chuàng)作的簡潔、幽默、冷峻等標識性特征亦已顯現(xiàn),這一時期寫出的《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獵人》、《變色龍》、《假面》、《苦惱》等,后來均成為俄國文學中的珍品。

    一樓的另一個房間是契訶夫的書房,臨街的一面又隔出兩個小房間,分別是作家和他弟弟米哈伊爾的臥室。書房里最醒目的擺設就是契訶夫的書桌,書桌上鋪著綠色呢絨布,擺有兩個燭臺和一個墨水瓶,還有契訶夫兩位好友的照片,分別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畫家列維坦。書桌旁的墻壁上還懸掛多張照片,我認出其中一位是契訶夫的“恩師”格里戈羅維奇。德米特里·格里戈羅維奇是當時俄國文壇的一位大家,1886年3月,他讀到契訶夫發(fā)表在報紙上的作品后修書契訶夫,在盛贊后者文學天賦的同時,也建議后者不要荒廢自己的文學才華:“請丟開那種趕時間的寫作吧。”契訶夫讀信后既激動又惶恐,便轉(zhuǎn)而開始以更嚴肅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寫作。在此之后,他逐漸疏遠那些幽默雜志,開始與《新時代報》等主流文學報刊合作。從1886年起,也就是從住進這幢房子起,契訶夫短篇小說的發(fā)表數(shù)量逐漸減少,從每年百余篇下降到每年十余篇,但幾乎每一篇都是上乘之作,如《萬卡》、《燈火》、《草原》、《沒意思的故事》、《命名日》等。1888年,契訶夫因短篇集《黃昏》獲普希金獎,由此奠定了他在俄國文學中的穩(wěn)固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劇作家的契訶夫也形成于這幢房子,他在這里寫出《熊》、《求婚》、《天鵝之歌》、《伊萬諾夫》、《林妖》等劇作。就是在這間書房里,就是在這張書桌旁,契訶夫完成了他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折,從一位幽默小品作家成長為一位俄國文學大家。

    契訶夫的書房里有一座壁爐,壁爐旁擺放著兩把椅子,上了年紀的女講解員指著椅子耳語般地對我說,這就是契訶夫接待病人的地方。每天上午,契訶夫大夫在這里給人看病,直到有一天,一個生命垂危的孩子被家人送來,契訶夫最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這件事對契訶夫打擊很大,他從此放棄了行醫(yī)。不知講解員的這段“野史”來自何處,契訶夫當時可能的確不再擔任“職業(yè)醫(yī)生”,但學醫(yī)出身的契訶夫之后仍一直沒有停止為人看病,在梅里霍沃,在雅爾塔,他都曾義務為周圍的民眾看病。契訶夫的這間“診所”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關(guān)門歇業(yè)倒是有可能的,因為此時,文學寫作已經(jīng)能給契訶夫帶來比行醫(yī)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影響。

    契訶夫故居博物館的二層是契訶夫的母親和妹妹的臥室,另有一間客廳。二樓經(jīng)過擴建,還辟出一間小劇場,這里經(jīng)常上演契訶夫的劇目,或舉辦與契訶夫相關(guān)的研討會。

    走出契訶夫故居博物館,我來到出口處的一個小花園,這花園契訶夫般地簡樸自然,但幾棵繡球花卻開得很燦爛。坐在花園的長椅里,我突然想起契訶夫與家人的一張合影,其拍攝位置可能就在這座小花園旁,因為照片上依稀可見葡萄架的影子。這張照片往往附有這樣的說明文字:“契訶夫遠行薩哈林島之前與家人合影。”1890年4月,契訶夫就是從這幢小樓出發(fā),踏上了他艱辛的薩哈林之旅。

    薩哈林島位于黑龍江入海口,自隋唐起便為中國領(lǐng)土,清代時稱庫頁島。1858—1860年間,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迫使清朝政府割讓庫頁島,并改島名為“薩哈林”,這一名稱其實也源自滿語,意為“黑”,是滿語“黑龍江”一詞的首個音節(jié)。俄國占領(lǐng)薩哈林島后不久,便將該島辟為關(guān)押犯人的流放地,到契訶夫決定造訪薩哈林的1890年,該島的流放犯已逾萬人。

    契訶夫為何起意前往萬里之外的薩哈林呢?契訶夫自己一直沒有明說,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開玩笑地說,他只是想從他自己的生平傳記中“抹去一年或者一年半”。實際上,促成契訶夫踏上薩哈林之旅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哥哥尼古拉于1889年的去世對契訶夫打擊很大,使他心煩意亂,情緒消沉,他想尋求一種擺脫這一心境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去旅行,是為了在半年時間里換一種方式生活。”其次,他此時正處于他創(chuàng)作中的又一轉(zhuǎn)折時期,如何更上一層樓,是他作為一位嚴肅作家需要面對的問題,去往陌生疆域的遙遠旅行,自然可以開闊眼界,積累創(chuàng)作素材,在破萬卷書的同時行萬里路;第三,契訶夫選中薩哈林作為旅行目的地,無疑主要是沖著那兒的特殊“居民”去的,在當時的俄國,與苦役犯、流放犯的待遇和命運密切相關(guān)的公正、公平、人道等問題已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點,作為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契訶夫,自然也會把真實地揭示薩哈林囚犯的生活實況視為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最后,契訶夫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應該到薩哈林這樣的地方去朝圣,一如土耳其人前往麥加。”這句話道出了契訶夫的一個心機,即他前往薩哈林是去朝覲苦難,同時也是檢閱自己,檢閱自己對苦難的承受能力,檢閱自己的意志和良心。

    1890年4月21日,契訶夫離開莫斯科,他先火車后輪船,從秋明開始乘坐馬車穿越西伯利亞,歷經(jīng)千辛萬苦,然后在6月乘上輪船,沿黑龍江北上,終于在7月9日抵達薩哈林,這次長途旅行歷時近三個月。契訶夫在島上又逗留了三個月,他挨家挨戶訪問當?shù)刈簦皆L犯人,留下近萬張?zhí)镆翱疾炜ㄆK诮o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走遍了所有居民點,走訪了所有住戶,每天5點起床,整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想著,還有很多事情要做。”10月13日,契訶夫踏上返程,他乘海船繞過亞洲東海岸,經(jīng)蘇伊士運河到達敖德薩,然后乘火車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

    契訶夫薩哈林之旅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留下的兩本書,即《寄自西伯利亞》和《薩哈林島旅行記》。《寄自西伯利亞》是他應蘇沃林之約為《新時代報》撰寫的系列旅行隨筆,契訶夫在這些隨筆中記敘西伯利亞的風土人情,旅途中的趣聞逸事,他既抱怨“西伯利亞大道是世界上最漫長、似乎也最糟糕的道路”,也感慨“對被關(guān)押在流放地、在這里備受折磨的人如此冷漠,這在一個基督教國度里是不可理喻的”。當然,契訶夫此行最主要的文字收獲還是《薩哈林島游記》,在旅途結(jié)束后,契訶夫花費近五年時間才最終完成此書。全書共分二十三章,前十三章以時間為序,描寫作者在島上的行蹤和見聞;后十章是就專門問題展開的思考和論述,如島上的其他民族、被強制移民的生活、婦女問題、流放犯的勞動和生活、犯人的道德面貌和逃跑問題、島上的醫(yī)療問題等等。此書的寫作和出版表明,契訶夫不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還是一位杰出的社會學家和民俗學家,一位熱情飽滿的社會活動家。《薩哈林島游記》的出版引起巨大社會反響,各界人士就此展開相關(guān)討論,最終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俄國的多項司法改革,如1893年禁止對婦女進行體罰,修訂與流放犯婚姻相關(guān)的法律,1899年取締終身流放和終身苦役,1903年禁止體罰和給犯人剃陰陽頭等。最近,契訶夫當時留下的近萬張卡片也被結(jié)集出版,讓人們對契訶夫當年工作的細致和深入有了更多的見識和贊嘆。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以及他留下的這三部著作,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壯舉。

    契訶夫薩哈林之行的足跡永久地留在了這座俄國面積最大的島嶼上,如今,島上有多處契訶夫名勝,如契訶夫故居博物館、契訶夫紀念碑、契訶夫劇院、契訶夫大街、契訶夫與薩哈林歷史文學博物館、契訶夫《薩哈林島游記》博物館等。契訶夫《薩哈林島游記》博物館建于1995年,專門展覽與契訶夫此書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如此書的寫作經(jīng)過,書中寫到的人物和地點的照片、圖畫和其他實物,此書在世界各地的翻譯和傳播等,這家博物館還定期舉辦國際性的“契訶夫研討會”。專門為一本書建立一座博物館,這在世界上還不多見。

    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最令我們感興趣的,還是他在這次旅行中與中國產(chǎn)生的關(guān)聯(lián)。在契訶夫發(fā)自伊爾庫茨克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看到了中國人。這些人善良而又聰明。”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他又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稱中國人“是最善良的民族”。在逗留布拉格維申斯克的兩天間,契訶夫曾渡過黑龍江游覽了璦琿城。在乘船沿黑龍江繼續(xù)北上時,契訶夫與一位中國人同住一間一等艙室,契訶夫在給家人的信中詳細描寫了這個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還請那位中國人在他給家人的信中寫了一行漢字。值得一提的是,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時在沙皇俄國瘋狂侵占中國土地、殘酷迫害中國人之后不久,但在契訶夫的文字中卻看不到他對中國人的居高臨下和盛氣凌人,相反,善良的他還感覺到了中國人的善良。契訶夫原打算自薩哈林乘海船回國途中訪問上海和漢口,但因故改變計劃,只在香港做短暫停留。盡管如此,契訶夫的足跡仍兩度印在中國的國土上,這在19世紀的俄國大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我曾在黑河乘過江輪渡前往對面的俄國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船至江心,突然想到兩岸的風光就是契訶夫當年看到過的景色,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阿穆爾江(即黑龍江)上航行了一千多公里,欣賞的美景如此之多,獲得的享受如此之多,即使現(xiàn)在死去我也毫無恐懼。”如今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有一尊契訶夫的紀念浮雕,上面寫有一行字:“1890年6月27日安·帕·契訶夫曾在此停留。”而在黑龍江此岸的璦琿古城,也立有一尊契訶夫雕像。

    2015年9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走進梅里霍沃,走進了梅里霍沃的秋天。

    1892年3月,三十剛剛出頭、卻已在俄國文壇贏得極高地位的契訶夫帶領(lǐng)全家由莫斯科遷居梅里霍沃。契訶夫一家此前的生活一直不甚寬裕,契訶夫成為大作家后,終于有可能為全家購置一座莊園。1892年,契訶夫在報上看到梅里霍沃莊園主人索羅赫金的出售廣告,便花費一萬三千盧布購得此處房地產(chǎn)。之后,契訶夫全家齊上陣,下大力氣整修和新建房屋,耕種土地,終于將梅里霍沃打造成一座像樣的莊園。契訶夫常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及自己的莊園。初到莊園時他寫道:“我一連三天待在我購買的莊園里。印象不錯。從車站到莊園的路始終掩映在森林里……莊園自身也很漂亮。”多年后他又寫道:“如您所知,我現(xiàn)居鄉(xiāng)間,在自己的莊園……我像從前一樣沒有成家,也不富裕……父母住在我這里,他們見老,但身體還行。妹妹夏季住在這里,操持莊園,冬季在莫斯科教書。幾位兄弟各有工作。我的莊園不大,也不漂亮,房子很小,就像女地主科羅勃奇卡(果戈理《死魂靈》中的人物。——引者按)的房子,可是生活很安靜,也很便宜,夏季十分舒適。”

    梅里霍沃莊園的核心建筑是一幢共有八個房間的平房,其中除契訶夫的書房和臥室外,如今還保留著契訶夫的父親、母親、妹妹和弟弟的臥室。契訶夫的父母常住梅里霍沃,兄弟妹妹以及侄子們也是梅里霍沃的居民,他們構(gòu)成一個龐大的家庭。成為大作家后的契訶夫仍與自己的大家庭合住,這在俄國作家中十分罕見,其中原因,除了契訶夫家抱團合群的小商人家庭的固有傳統(tǒng)外,無疑也與契訶夫本人隨和寬容的性格相關(guān)。

    在如今辟為國家文學博物館的這座莊園里,隨時隨地都能感覺到契訶夫不無幽默的溫情。主屋背后有個小池塘,是契訶夫一家入住后開挖的,據(jù)說契訶夫喜歡坐在塘邊釣魚,他稱這池塘為“水族箱”(也可譯為“魚缸”);契訶夫的書房正對一片菜地,據(jù)說契訶夫的妹妹瑪麗婭善于種菜,每到秋天,這片菜園總是碩果累累,契訶夫因而稱之為“法國南方”;花園里有一棵老榆樹,契訶夫稱之為“幔利橡樹”(《圣經(jīng)》里寫到,耶和華在幔利橡樹旁對亞伯拉罕顯身),他還親手在樹上裝了一個“三居室”鳥籠,起名為“椋鳥兄弟酒家”;契訶夫愛狗,入住梅里霍沃后,他從友人處要來兩只矮腳獵犬幼崽,取名希娜和勃羅姆,幾年過后,狗已長大,他認為應該像俄國人對待成年人那樣對它們采用以名字加父稱的尊稱,即“希娜·馬爾科夫娜”和“勃羅姆·以撒耶維奇”……

    契訶夫不僅將他的家人安置在梅里霍沃,他更將梅里霍沃及其周邊地區(qū)視為自己的大家庭。“梅里霍沃時期”(1892—1899)是契訶夫一生的壯年時期,也是他社會活動最為積極的時期。在這段時間里,契訶夫于1894、1897年兩次當選謝爾普霍夫鄉(xiāng)村自治會任期三年的議員;契訶夫在這里先后為農(nóng)民子弟建起三所學校(這些學校的舊址如今分別辟為鄉(xiāng)村教師博物館、鄉(xiāng)村學校博物館和契訶夫作品主人公博物館,均為契訶夫梅里霍沃文學博物館的分館);根據(jù)他的建議,在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亞鎮(zhèn)設立郵電局(該郵局舊址現(xiàn)為契訶夫書信博物館);更為人們所記憶的是,在契訶夫入住梅里霍沃后不久,該地區(qū)霍亂流行,契訶夫作為一名醫(yī)生勇敢地站出來,應地方政府之邀創(chuàng)辦診所,免費為病人看病,他負責的巡診區(qū)包括25個村莊、四座工廠和一個修道院,他沒有助手,沒有補貼,所有花費均靠他自掏腰包或四處化緣,他甚至在自家園子里種植草藥,自制所需藥品。契訶夫在梅里霍沃的行醫(yī)經(jīng)歷,曾讓契訶夫本人說出一句名言:“醫(yī)學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學是我的情人。”也讓他的研究者后來有過這樣的歸納:“作為作家的契訶夫從不為人開具藥方,作為醫(yī)生的契訶夫則始終在治病救人。”

    契訶夫當年以梅里霍沃為家,而梅里霍沃所在的廣闊區(qū)域如今也成了契訶夫永遠的家。為紀念契訶夫,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亞區(qū)如今被命名為契訶夫區(qū),作為區(qū)中心所在地的洛帕斯尼亞城也更名為契訶夫市。

    契訶夫一生寫作的三百余部作品(不包括他早期的大量幽默小品)中有42部作品寫于梅里霍沃。自1886年接受格里戈羅維奇的建議開始“嚴肅創(chuàng)作”,到他去世的1904年,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持續(xù)不到二十年,其中在梅里霍沃的七年寫作可以說是他創(chuàng)作上的金色收獲期。前往薩哈林的長途旅行之后,契訶夫在寧靜的梅里霍沃歇息下來,靜心思考,寫完《薩哈林島旅行記》。契訶夫這一時期的中短篇小說常以“縣城C”及其附近鄉(xiāng)間為情節(jié)發(fā)生地,這個C就是指梅里霍沃附近的謝爾普霍夫縣。契訶夫的許多小說名篇,如《決斗》、《六號病室》、《黑修士》、《文學教師》、《掛在脖子上的安娜》、《帶閣樓的房子》、《我的一生》、《套中人》、《農(nóng)民》等,均寫于這一時期。

    在契訶夫的書房,講解員讓我們留意房間的色調(diào),從寫字臺上鋪的呢絨到沙發(fā)和扶手椅均為綠色,講解員說,契訶夫患有嚴重的眼疾,又要長時間伏案寫作,綠色能減輕他的視覺疲勞。書房里并列的三個長方形窗戶正對著妹妹瑪麗婭經(jīng)營過的那片菜地,雖在秋天,那里仍是一片蔥翠。契訶夫著名的夾鼻眼鏡也擺在書桌上的玻璃罩里,眼鏡旁邊還有一張打著粗橫線的透格板,契訶夫常把這紙板墊在稿紙下,按照透過來的橫格寫作。桌上的幾份契訶夫手稿上,字跡也很粗大。看著夾鼻眼鏡旁的透格板和手稿,我覺得契訶夫這副著名的、標識性的夾鼻眼鏡所衍射出的不再是紳士般知識分子的優(yōu)雅,而是一位無比勤奮的寫作者的艱辛。

    契訶夫家人丁興旺,何況還有大量來客造訪,這對一位作家而言畢竟有所妨礙,于是,契訶夫便在1894年為自己建起一座專供寫作的小屋。這間小巧玲瓏的木屋藏身花園深處,只有一間書房和一間小臥室,小屋被漆成淺色,樓梯和門漆成深紅。正是在這間像是舞臺道具的小屋里,契訶夫?qū)懗隽恕逗zt》。小屋入口出的外墻上如今掛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板,其上鐫刻著幾個字:“我寫成《海鷗》的屋子。契訶夫。”在這座所謂的“《海鷗》小屋”里,契訶夫后又寫成《萬尼亞舅舅》等其他劇作。契訶夫于1899年離開梅里霍沃,將莊園出讓給一位名叫斯圖亞特的俄國貴族,這位貴族在十月革命后被槍斃,莊園充公,先后用作孤兒院、集體農(nóng)莊的倉庫和牲口棚,莊園里的建筑幾乎全部被毀,僅有這幢小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莊園里如今的建筑均是在1940年設立博物館時根據(jù)契訶夫妹妹和侄子保存的設計圖和照片依原樣復建的,展品也大多是契訶夫家人捐出的實物),這或許是因為它位置較偏,不引人注目;或許因為它體積太小,不便挪作他用。在梅里霍沃莊園,也只有這間小屋不對訪客開放,我們只能透過門縫,窺視一下這俄國現(xiàn)代戲劇的搖籃。

    梅里霍沃的秋天就像列維坦的畫(列維坦作為契訶夫的好友,作為契訶夫妹妹的繪畫老師,是梅里霍沃的常客),色彩斑斕,寧靜之中卻又蘊含著躁動。我們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后走進莊園,只見綠色的草地上散落著黃色的、紅色的或紅黃綠交織的樹葉,留在枝頭的葉片則依然鮮綠。成熟的蘋果或掛在枝頭,或落在地上,不知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是游客,好心地把落在地上的紅蘋果拾起來放在路邊的長椅上,供他人食用。

    在梅里霍沃,“像從前一樣沒有成家的”契訶夫還收獲了他的兩份愛情。契訶夫一家住進梅里霍沃后不久,契訶夫的妹妹瑪麗婭常領(lǐng)她在莫斯科中學的女同事麗季婭·米奇諾娃來家里做客,瑪麗婭后在回憶錄中寫道:“夏季,麗卡(米奇諾娃名字的昵稱。——引者按)來我們梅里霍沃長住。她和我們一起舉辦了許多出色的音樂晚會。麗卡唱歌唱得不錯……在麗卡和安東·帕夫洛維奇(即契訶夫。——引者按)之間產(chǎn)生了相當復雜的關(guān)系。他倆走得很近,似乎彼此依戀。”關(guān)于兩人的羅曼史,有人寫過專著,童道明先生在《愛戀·契訶夫》一劇中做過細膩的揣摩和詩意的再現(xiàn),契訶夫與米奇諾娃1897年攝于梅里霍沃的那張照片,也曾被用作該劇在中國國家話劇院上演時的海報。根據(jù)這張照片上兩人的衣著和身邊的植物來判斷,時間像是夏末初秋。這段歷時三年的戀情,以麗卡與人私奔至巴黎而告結(jié)束,但它卻在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人們在《海鷗》中的尼娜等契訶夫筆下的許多人物身上都能發(fā)現(xiàn)麗卡的身影。1898年9月,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排演《海鷗》的現(xiàn)場,契訶夫與該劇院女演員克尼碧爾一見鐘情。次年5月初,他帶克尼碧爾回到梅里霍沃,在這里度過刻骨銘心的三天,大約正是在梅里霍沃,他們做出了結(jié)婚的決定。契訶夫與米奇諾娃,契訶夫與克尼碧爾,兩段相隔七年的戀情均始于秋季,兩段結(jié)局不同的愛情構(gòu)成了契訶夫梅里霍沃時期情感生活的開端和終結(jié)。

    走在梅里霍沃長長的椴樹林蔭道上,秋風拂面,我仿佛覺得身著風衣、頭戴禮帽的契訶夫轉(zhuǎn)眼之間就會出現(xiàn)在道路的盡頭。他與這座莊園秋天的氛圍太協(xié)調(diào)了,不知是這座莊園給了他的個性以很多添加,還是他用他的風格塑造了這座莊園。契訶夫在梅里霍沃住了七年。契訶夫有過七個梅里霍沃的秋天。人們總喜歡用秋天來形容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個性,的確,契訶夫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與梅里霍沃的秋天構(gòu)成了某種高度的契合和呼應。梅里霍沃的秋天是優(yōu)美的,卻也散發(fā)著莫名的無奈;梅里霍沃的秋天是憂傷的,卻又洋溢著收獲的喜悅;梅里霍沃的秋天是明媚的,卻也充滿著神秘和疏離。

    在我們即將走出梅里霍沃莊園時,突然聽到契訶夫紀念碑后面的草坪上傳來一陣喧鬧,原來這里正在舉辦一年一度的“全俄契訶夫矮腳獵犬節(jié)”。講解員頗為自豪地告訴我們,梅里霍沃每年要舉辦兩大具有世界影響的盛事:一是“梅里霍沃之春國際戲劇節(jié)”,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劇院來此演出契訶夫的劇作,花園里、大樹下和池塘邊都會成為演員們的舞臺;另一盛事即“獵犬節(jié)”,全俄的矮腳獵犬愛好者會帶上他們的愛犬來此參加競賽。我們來到賽場,但見幾十只與契訶夫的愛犬希娜和勃羅姆十分相像的矮腳獵狗在場上輪流亮相,一位來自德國的主裁根據(jù)狗兒們的相貌和步態(tài)打出分數(shù),并頒發(fā)等級不一的證書。梅里霍沃無疑是全俄、乃至全世界舉辦戲劇節(jié)的最理想舞臺之一,可此類愛犬狂歡節(jié)卻未必能討得契訶夫歡心,我發(fā)現(xiàn),紀念碑上的契訶夫始終梗著青銅的脖子,不愿回首一望身后的游戲。

    1898年,契訶夫?qū)懥艘粋€題為《新別墅》的短篇,小說寫工程師庫切羅夫在一個村子邊造了一座漂亮的橋,請妻子來看,妻子來后喜歡上村子,“就開口要求她的丈夫買上一小塊土地,在這兒修建一座別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們就買下20俄畝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奧勃魯恰諾沃村民放牛的林邊空地上蓋起一座漂亮的兩層樓房,有涼臺,有陽臺,有塔樓,房頂上豎著旗桿,每到星期日,旗桿上就飄揚著一面旗子。這座房子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蓋成,后來他們整個冬天栽種大樹,等到春天來臨,四下里一片蒼翠,新莊園上已經(jīng)有了樹林,花匠和兩個系著白色圍裙的工人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個小噴水池在噴水,一個鏡面的圓球光芒四射,望過去刺得眼睛痛。這個莊園已經(jīng)起了名字,叫做‘新別墅’”。這里關(guān)于“新別墅”的描寫,幾乎就是契訶夫自己為當時計劃在雅爾塔興建的別墅所作的“設計”。

    這一年,契訶夫的肺結(jié)核病越來越重,醫(yī)生建議他遷居氣候溫暖、空氣清新的俄國南方。此時,契訶夫的父親去世,梅里霍沃莊園顯得空曠起來,契訶夫于是決定離開梅里霍沃。他與出版商阿多爾夫·馬爾克斯簽訂合同,將全集的版權(quán)以七萬五千盧布的價格售出,用這筆“預支”的稿費收入在雅爾塔郊外阿烏特卡村購置一塊面積為37公畝的土地,開始建造房屋。建筑過程持續(xù)十個月,1899年9月,契訶夫便和母親、妹妹一起住進了新家。這是一座三層樓房,共有九個房間,被稱為“白色別墅”。當年曾做客契訶夫家的俄國作家?guī)炱樟謱@幢別墅有過這樣的描述:“整幢別墅都漆成白色,很整潔,很輕盈,有一種非對稱的美,用一種很難確定的建筑風格建成,有一座高塔似的閣樓,有幾處意外的突出部位,下層有個帶玻璃窗的陽臺,上層有個敞開式露臺,敞向四方的窗戶有寬有窄,這座別墅有點近似現(xiàn)代派,但是其設計中無疑有著某人很有用心、別出心裁的創(chuàng)意,有著某人獨特的趣味。”契訶夫請來設計此房的設計師沙波瓦洛夫當時還是一位中學教師,他在設計過程中自然會聽取契訶夫本人的意見,這座別墅設計中“很有用心、別出心裁的創(chuàng)意”和“獨特的趣味”無疑來自契訶夫本人。庫普林在同一篇回憶錄中還寫道,有人對契訶夫說,這幢樓房建在陡坡上,屋旁的公路常有灰塵飄進房間,花園坐落在斜坡上,也很難保持水土,契訶夫聽了卻不以為然:“在我之前,這里是荒地和不成體統(tǒng)的溝壑,遍地石頭和野草。我來了,把這片野地變成了漂亮的文明之地……您知道嗎,再過三四百年,這塊土地就將變成一座鮮花盛開的花園。那時,生活就會變得特別輕松舒適了。”他還開玩笑地說:“如果我現(xiàn)在放棄文學,做一位園丁,這倒不錯,能讓我多活十來年。”契訶夫在這片斜坡上栽種了一百多種樹木,其中有柏樹、楊樹、雪松、柳樹、木蘭、丁香、棕櫚、桑樹和山楂等,如今,這里草木興旺,早已成為一座真正的大花園。

    從1899年9月到1904年5月,契訶夫在雅爾塔的白色別墅居住了四年多,這是契訶夫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也是他創(chuàng)作上的總結(jié)期。他在這里寫下十個短篇,即《寶貝兒》、《新別墅》、《公差》、《帶小狗的女人》、《在圣誕節(jié)節(jié)期》、《在峽谷里》、《主教》、《補償?shù)恼系K》、《一封信》和《新娘》,還有兩部劇作,即《三姐妹》和《櫻桃園》,這都是他最為成熟的作品,他還在這里編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全集。

    居住在雅爾塔的契訶夫已是俄國文壇的中心人物之一,白色別墅因此也成為當時俄國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這里賓客盈門,高朋滿座。在雅爾塔,契訶夫分別留下了與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合影,托爾斯泰是文壇的泰斗,高爾基是文壇的新秀,而契訶夫就像是俄國文學中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人物,他們共同組成了俄國文學的“三駕馬車”。當時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安德列耶夫、柯羅連科等,以及剛剛嶄露頭角的布寧、庫普林等都曾造訪這里。契訶夫的藝術(shù)家朋友們也紛紛來此探望契訶夫,列維坦描繪過這里的風景,夏里亞賓曾在這里歌唱,拉赫瑪尼諾夫彈奏過契訶夫家客廳里的鋼琴。最讓契訶夫開心的,是1900年4月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全體人員的造訪,當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率團巡回演出,在雅爾塔演出契訶夫的《海鷗》,演出前后,演員們在白色別墅聚會,大家談笑風生,此時的契訶夫正處在與藝術(shù)劇院女主角克尼碧爾的熱戀之中。

    白色別墅在契訶夫離開之后一直以原樣保存至今,這要歸功于契訶夫的妹妹瑪麗婭·契訶娃,她是這座別墅真正的守護神。瑪麗婭比哥哥小三歲,自三哥正式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后,她便全副身心地幫助哥哥,照料哥哥的生活,負責處理哥哥的版權(quán)事宜,她也是梅里霍沃和白色別墅真正的女主人,她甚至因此而終身未嫁。哥哥死后,她更為保護和傳播契訶夫的文學遺產(chǎn)而殫精竭慮,操勞一生。哥哥去世后不久,她就讓契訶夫的崇拜者走進白色別墅參觀作家的臥室和書房,盡管她和母親一直住在白色別墅的二樓和三樓。十月革命后,白色別墅被收歸國有,但瑪麗婭被任命為終身看護人,她得以繼續(xù)居住于此,直到她在1957年以94歲高齡去世。在她的守護下,契訶夫的這座故居始終如故。據(jù)統(tǒng)計,目前世界各國有十幾家契訶夫博物館,其中俄羅斯有六家,烏克蘭有兩家,德國和斯里蘭卡各一家,而藏品最為豐富的契訶夫博物館就是雅爾塔的這家契訶夫故居博物館,該館有藏品一萬三千件,其中包括契訶夫的手稿、各種版本的出版物、契訶夫的生前用品、書信和圖片等。

    像每一座契訶夫留下深刻痕跡的城市一樣,雅爾塔也深切地懷念著契訶夫,這里除“白色別墅”契訶夫故居博物館外,同樣也有契訶夫紀念碑和契訶夫大街。在前面提及的小說《新別墅》中,新別墅的主人由于與村民們合不來,最終只得賣掉別墅,離開此地,契訶夫以這個故事來表現(xiàn)俄國地主和農(nóng)民之間的隔閡,更廣義地說,是富人和窮人之間、本地人和外來人之間的隔膜,甚至人與人之間無處不在的難以溝通。但在雅爾塔的現(xiàn)實生活中,契訶夫卻深深地融入了當?shù)厣鐣F踉X夫最值得一提的善舉,就是他提議創(chuàng)建了此地的結(jié)核病療養(yǎng)院。在契訶夫定居雅爾塔前后,成千上萬身患肺結(jié)核病的病人也來到這里,希望這里的陽光和空氣能幫助他們戰(zhàn)勝疾病,這些病人中不乏身無分文的大學生和其他窮人,他們中的有些人曾向契訶夫求助。了解到這一情況,契訶夫倡議在雅爾塔興建一所慈善性質(zhì)的療養(yǎng)院,他在報上刊出呼吁書,題目是《請幫助奄奄一息的人們!》,契訶夫的募捐引起熱烈反響,在短時間內(nèi)便募捐到四萬盧布,契訶夫自己又拿出五千盧布,用這筆錢在雅爾塔郊外購置一處房產(chǎn),建成療養(yǎng)院。這座專門收治肺結(jié)核病患者的療養(yǎng)院至今仍在發(fā)揮功用,在百余年間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病人。雅爾塔未能挽救契訶夫的生命,但由他倡議并捐資建成的“契訶夫結(jié)核病療養(yǎng)院”卻使眾多肺結(jié)核病人恢復了健康。

    雅爾塔離契訶夫的出生地塔甘羅格不遠,兩座城市分別位于亞速海的北端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南端,中間隔著并不遼闊的亞速海,直線距離只有四五百公里。

    2015年夏天,我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德國弗萊堡大學,訪問結(jié)束后,我們乘坐大巴從弗萊堡駛向斯圖加特機場。路途很遠,但沿途的風光很美;德國的高速公路不限速,可我們大巴車的時速也只有一百多公里。我靜心地欣賞著道路兩旁的風景,突然,我遠遠地看到前方的指路牌上有一個似曾相識的地名Badenweiler——巴登韋勒,契訶夫去世的地方!小鎮(zhèn)巴登韋勒在我的右手,這被森林掩映著的小鎮(zhèn)在我眼前一閃而過,而我的腦海里則浮現(xiàn)出了110年前契訶夫在這里離世的一幕。

    1904年6月,契訶夫的肺結(jié)核病病情惡化,醫(yī)生建議他出國療養(yǎng),契訶夫與醫(yī)生和家人商量后選中了德國西南部的小鎮(zhèn)巴登韋勒。1904年6月3日,契訶夫和妻子離開莫斯科,他對前來送行的人說:“我是去死的。”契訶夫夫婦在巴登韋勒的一家療養(yǎng)院里住下,但契訶夫的病情并未好轉(zhuǎn)。7月1日夜,契訶夫醒了過來,據(jù)一直陪伴在側(cè)的契訶夫妻子后來回憶,“他平生第一次讓人去叫醫(yī)生過來”,并主動提出想喝點香檳酒,他從床上坐起身,大聲地用德語對趕到床邊的醫(yī)生說了一句:“Ich sterbe.”然后又用俄語向妻子重復了這句話的意思:“我要死了。”之后,他端起酒杯,面對妻子微笑了一下,說道:“我很久沒喝香檳了……”然后平靜地喝干香檳,輕輕地躺下,向左側(cè)臥著,很快就永久地睡去了,用他妻子的話說,“像嬰兒一樣睡去了”,此時已是7月2日的凌晨。契訶夫說過:“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的,無論面孔,還是衣裳、心靈或思想。”他的一切也的確都是美的,甚至包括他的死亡。

    巴登韋勒是一處馳名歐洲的溫泉療養(yǎng)勝地,在契訶夫之前和之后,來過此地的歐洲名人不計其數(shù),但是,這座小鎮(zhèn)仍以契訶夫在此留下的遺跡為榮:在小鎮(zhèn)的一處山坡上立有一座契訶夫紀念碑;契訶夫住過的療養(yǎng)院房間被辟為博物館,陽臺旁的墻壁上懸掛著契訶夫的青銅浮雕,陽臺下方有一座海鷗造型的雕塑;這座小城還與契訶夫的故鄉(xiāng)塔甘羅格建立了姐妹城市關(guān)系。

    契訶夫留下痕跡最多的城市,可能還是莫斯科,在莫斯科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契訶夫場所”有三處。

    首先是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由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聯(lián)袂創(chuàng)建,但它藝術(shù)上的誕生卻歸功于契訶夫,歸功于契訶夫的劇本《海鷗》。《海鷗》寫于藝術(shù)劇院創(chuàng)建前的1895年,寫成后曾在彼得堡上演,但未獲成功,可這并未妨礙丹琴科要用此劇來揚名藝術(shù)劇院的決心,他苦口婆心地說服契訶夫拿出劇本,他在給契訶夫的信中稱《海鷗》是“讓作為導演的我難以釋懷的惟一一部當代劇作”。終于,《海鷗》于1898年12月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上演,并獲空前成功,由此也開始了契訶夫與藝術(shù)劇院的密切合作。在接下來的幾年內(nèi),契訶夫又相繼為劇院寫作了《萬尼亞舅舅》、《三姐妹》和《櫻桃園》等名劇。從《海鷗》開始,人們對“舞臺真實”產(chǎn)生了新的理解,人的內(nèi)在世界成為戲劇主要的再現(xiàn)對象,所謂“情緒的潛流”徹底改變了戲劇的面貌。在今天的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老劇場入口處的門楣上有一個巨大的海鷗雕像,一個飛翔在海浪之上的海鷗圖案也成了藝術(shù)劇院的院徽,人們在用這樣的方式昭示契訶夫及其《海鷗》的不朽。一部戲造就了一座劇院,一個戲劇流派,甚至一種戲劇美學,這就是契訶夫?qū)τ谀箍扑囆g(shù)劇院、對于俄國戲劇乃至整個世界戲劇做出的奉獻。1989年首度訪學莫斯科,我就在一個冬夜前往藝術(shù)劇院看契訶夫的戲,記得是《三姐妹》,在戲的末尾,當三姐妹中的大姐摟著兩個妹妹的肩膀在臺上念出那段著名的獨白:“音樂演奏得多么歡樂,多么振奮,真想生活!哦,我的上帝!總有一天,我們會永遠地離去,人們會忘記我們,忘記我們的臉龐、聲音和我們的年紀,但是,我們的痛苦卻會轉(zhuǎn)化為后代人的歡樂,幸福和安寧將降臨大地,如今生活著的人們將獲得祝福。哦,親愛的妹妹,我們的生活還沒有結(jié)束。我們將生活下去!音樂演奏得多么歡樂,多么歡快,似乎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因為什么而生活,因為什么而痛苦……如果能知道的話,如果能知道的話!”全場安靜極了,沒有一絲聲響,少頃,有黃色的樹葉自舞臺上方落下,一片,兩片,越來越多,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緩緩地飄落。

    其次,就是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所在的侍從官胡同與特維爾大街相交處的契訶夫雕像。2004年,在契訶夫去世一百周年紀念日,一座契訶夫新雕像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所在的胡同與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特維爾街相交處的街心花園落成。我在一次出差莫斯科期間特意來到這座紀念雕像前,這座雕像令人震撼,因為它最好不過地體現(xiàn)了契訶夫的性格和舉止,似乎構(gòu)成了契訶夫之謙遜和善良的永恒化身:身材修長的契訶夫背倚著一個半人高的臺子,身體有幾分緊張,似乎正要起身來幫助眼前的某位路人,他清瘦的臉龐上呈現(xiàn)出倦態(tài)甚至病容,但俯視的雙目中卻分明含有悲憫和體諒。關(guān)于契訶夫的善良,人們留下過許多描述和佐證。契訶夫的妻子克尼碧爾后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契訶夫給她留下的第一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站在契訶夫面前的那一剎那。我們都深深地感覺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純樸,他的不善于‘教誨’和‘指導’……”打動克尼碧爾的是契訶夫的“純樸”和“不善教誨”。契訶夫被托爾斯泰稱為“小說中的普希金”,在世時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說家之一,但他從不以大師自居,而與其同時代的所有作家?guī)缀醵急3种己玫年P(guān)系;有著強烈平等意識的契訶夫,一貫反對“天才”和“庸人”、“詩人”和“群氓”等等的對立,他在1888年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把人劃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就是在用狹隘的、先入為主的眼光看待人的本質(zhì)。”在預感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后,契訶夫給妹妹立下遺囑,把財產(chǎn)分別留給母親、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強調(diào),“在母親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財產(chǎn)捐給塔甘羅格市政府用作家鄉(xiāng)教育基金”。他在遺囑的最后寫道:“幫助窮人,愛護母親,保持全家的和睦。”契訶夫曾說,他的作品中“既沒有惡棍,也沒有天使……我不譴責任何人,也不為任何人辯護”。站在這尊契訶夫雕像前,我們似乎更能感覺到他的善良以及這種善良中所蘊含著的偉大和崇高,在當下世界,契訶夫的平和與“中立”,契訶夫的冷靜和寬容,較之于那些“靈魂工程師”和“生活教科書”,會讓我們感到更為親近和親切。契訶夫的善良和寬容,契訶夫的平等意識和“擠出奴性”的吁求,無疑是契訶夫創(chuàng)作現(xiàn)代意義的重要內(nèi)涵之一。去年出差莫斯科時再去瞻仰契訶夫的這座雕像,我卻突然發(fā)現(xiàn)在這座雕像前的胡同口又立起一座體量很大的紀念碑,紀念碑上的兩個人身高體壯,氣宇軒昂,宛如紅場上的米寧和波扎爾斯基紀念碑,似乎是有意要與他們身后的契訶夫雕像構(gòu)成反差極大的對比。走近一看,方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紀念碑。與他倆的紀念碑相比,偏居兩座建筑物拐角處的契訶夫雕像顯得更小、更不顯眼了,甚至有些寒酸,不過我想,契訶夫一定不會反對他的紀念碑所處的位置和所具的體量。

    最后,自然就是位于莫斯科新處女公墓的契訶夫墓。一次,我領(lǐng)一位深愛契訶夫的中國作家去新處女公墓拜謁契訶夫墓,在墓地門口向看門人索要一張墓園地圖,他問清我們來意,便指了指契訶夫墓地所在的位置,還添了一句:“來看他的中國人很多。”來到契訶夫墓前,見墓地的設計似乎具有某種童話色彩,四五米見方的墓園用高高的鐵柵欄圍著,鐵柵欄上的花紋像是一朵朵玫瑰,白色的墓碑很厚,頂部呈楔形,有一個鐵皮頂,就像一間微型的木頭小屋,頂端還有三個槍矛一樣的金屬裝飾。契訶夫與他的父親長眠在一起,而他最愛的母親和妹妹則長眠在雅爾塔的市民墓地。靜靜地站在契訶夫的墓前,樹上和地面的落葉在微風中竊竊私語,似在向我們復述托爾斯泰在契訶夫去世時說過的話:“契訶夫的去世是我們的巨大損失,我們不僅失去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shù)家,而且還失去了一個杰出的、真誠的、正直的人……他是一個富有魅力的人,一個謙虛的人,一個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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