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事實是我們罕有意識或者說羞于承認的：千百年來，人類在器物文明、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層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迎來了顛覆性的變化，但在情感結構和內心世界上，現(xiàn)代人同自己的祖先之間似乎沒有太多本質性的區(qū)別。“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集序》），我們的喜與悲、愛和怕、心中的渴望及困惑，能夠在遙遠的時間長河盡頭捕捉到似曾相識的回響，并且隨時準備著回應后來者那些如出一轍的聲音。所謂“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作為同人類內心情感世界緊密相關的文學藝術形式，詩歌自有其貫通歷史、超越時空的一面；偉大的詩歌作品，往往會本能地涉及到人類經典性的情感活動以及終極性的生存關懷。這是詩歌古老而恒常的一面，因此，王家新在《來臨》一詩中所勾勒出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的確代表了詩人的典型職能之一：“在寂靜無聲的黃昏,手持剪刀∕重溫古老的無用的手藝∕直到夜色降臨”。

與此同時，這種內在的恒常與古老，并不構成詩歌的全部。即便是超越時間的主題，與其匹配的形式表達和經驗材料，也必然是建基于時代語境和時代性的符號載體（比如更新鮮且更切近于當下生活的詞語、意象、句式和節(jié)奏）；正如在日常社交語境中，我們早已習慣使用微信上的惡搞表情包和趣味gif來表達強烈或復雜的感情，而不會放聲高歌或者跳一段薩滿祭儀舞蹈。更何況，越是古老的、經典的命題，越需要在新的話語模式和話語方式中被不斷擦洗、不斷重塑、進而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孕育并降生，這正是詩歌的天職和根本價值所在。故而對詩歌而言，如何在保有初心的同時，不斷發(fā)掘新的經驗、如何發(fā)掘面對新經驗時的新表達，不僅是“道”與“術”的分工問題，更是“道術合一”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的概念，本身根植于社會歷史層面的宏大視野，同時也對中國當下的詩歌發(fā)展充滿啟迪。詩人們是否能意識到、敏銳于、跟隨上這個新的時代？我們的詩歌寫作，在觀念、技術甚至材料的層面，是否已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來進入這時代之“新”？這些，都是詩歌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新”本身固然是線性歷史觀時間觀的產物，但對“新”的應對，卻又是對詩歌超驗生命力的必要考量。

經驗之“新”與強大的詩歌之胃

詩歌是語言的種子，是人類話語系統(tǒng)不可替代的意義增長點；它是現(xiàn)實經驗廣袤地表之下的隱秘裂縫，是山脈崛起之處、也是震顫發(fā)生之所。今天，面對著新的時代及其嶄新的經驗，我們有機會——更有必要——為詩歌的話語增殖功能注入新的動力。

詩歌語言超越于日常經驗理性，卻又與日常經驗理性相反相成。語言強大的理性力量，也即人類話語概括、整理、闡釋甚至管理現(xiàn)實經驗的能力，恰如喬治·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曾經作為一種普世性的信念，支撐起了古典時代的人類文明大廈：“古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意義的世界，設法在語言的支配下管理現(xiàn)實。文學、哲學、神學、法律、歷史藝術，都是努力將人類的所有經驗、人類有記錄的過去、人類的現(xiàn)狀和對未來的期許，統(tǒng)統(tǒng)包含在理性話語的疆界之內……它們神圣見證了這個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頂端那奇怪的一小點，都能夠安置在語言的四壁之內。”然而，在現(xiàn)代文明急劇加速的時間體驗中，語言那原本牢固而神圣的四壁開始松動，其安置全新而復雜的經驗的能力也受到了質疑。現(xiàn)代文明的詞語系統(tǒng)面臨著干涸枯竭的隱秘焦慮，自19世紀晚期開始的所謂“詩學危機”，源于“精神現(xiàn)實的新感覺和修辭詩學表現(xiàn)的舊模式之間出現(xiàn)的鴻溝”。

喬治·斯坦納的言說背景是西方詩歌及其背后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但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的詩歌記憶里并不陌生。新詩百年，當我們回頭反顧漢語新詩發(fā)軔的勇氣之源與初始動力，并不難窺見那道所謂“新感覺與舊模式間的鴻溝”；至于改革開放時代朦朧詩的橫空出世、包括其后詩歌思潮和詩歌流派的風起云涌，亦無不顯示出詩歌在經驗之峰谷間縱身跨越的影子。某種意義上，這些詩的嘗試，不僅成功跨越了新經驗與舊話語之間那道充滿危機感的鴻溝，更參與塑造了我們今日的話語資源、思維方式和內在的經驗構成。今天，當我們面對一個更豐富、更駁雜、更闊大、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新時代，詩歌，又該如何開啟更多新的表達空間？當我們有意識地進行一種“新時代”的命名和體認，意味著我們將正面撞上眾多前所未有的新經驗。這些經驗中有驚奇、有喜悅、有興奮、有幸福，難免也有緊張、有焦灼、有失落、有思量。如果今天的詩歌不能以新的方式回應和表達這一切、并由此拓寬現(xiàn)代漢語的表現(xiàn)力空間，那無疑是一種失職。

如前所說，詩歌如同種子，充滿了生長的力量。這種生長在最基本的元素層面上呈現(xiàn)為詞語：并非是簡單的、現(xiàn)實生活邏輯上的詞語收納，而是如何讓現(xiàn)實話語中早已熟悉的詞語在詩歌語境中生根發(fā)芽、煥發(fā)光彩，并有效地進入審美意義層面的流通交換。這是詩歌在人類精神領地里不可替代的話語生產功能。不可否認的是，在今天這個現(xiàn)代傳媒技術高度發(fā)達的時代，虛擬空間（即所謂二次元世界）分擔了大量話語生產的職能，千奇百怪的網絡流行語以令人暈眩的更替節(jié)奏（速生速死）制造出爆破式的話語刺激和強烈吊詭的死亡快感。但詩歌語言本身是一種漫長的燃燒，固然不易通過瞬間的爆燃牽引眾人的眼球，卻必須在持久的縈繞中形成光的記憶。

新的詞匯，背后是新的書寫對象、新的經驗基點，更重要的是，它將提供對時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對身處新時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體認途徑——這才是關鍵所在。我們曾熟稔于歌頌麥子，但如何去寫一塊櫥窗里的面包？我們善于慨嘆滔滔江河之水，那么是否能對著噴泉的蓄水池中寫出名篇？有關月亮，曾有過那么多的名篇佳作，那么有沒有一首詩，能使都市的霓虹或路邊的街燈直接撞擊個體的心靈？與此類似，地鐵屏蔽門、智能手機、外賣摩托車……這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事物，是否已真正進入了詩歌的審美記憶譜系？

當一種經驗不曾以詩歌（或廣義的文學藝術）的形式得到提純、并賦予全新的震驚，那么這種經驗，恐怕就還難以稱為充分地同我們的精神世界融為一體。詩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觀念和美學的惰性，不斷尋找書寫表現(xiàn)的新的對象、觀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當下經驗的新的美學器官。在近些年來的詩歌寫作圖景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諸多類似的嘗試，感受到了寫作者面向全新經驗不斷打開自我的勇氣和意識。這種嘗試理應走得更遠、挖得更深，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出一批當代詩歌的經典之作。

美國詩人路易斯·辛普森說，“美國詩歌需要一個強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鈾和月亮。”對中國當下詩歌來說，這樣的胃同樣重要。

“個人的神圣之地”與“時代的公共廣場”

奧登在評論約翰·阿什伯利的一篇文章中說，現(xiàn)代詩歌的語言世界之中，“每一種神話都是獨特的——有多少個體，就有多少種神話——它們的起源，它們被發(fā)明出來去闡釋的經驗，都是植根于個人的歷史中獨特的細節(jié)……每個想象力都有它的多處神圣之地，但都只是它私有的財產。”新詩百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詩歌記憶中，已經有無數(shù)處類似的“神圣之地”在散發(fā)光輝，這是中國詩歌的光榮與財富。然而今天，我們是否可以有進一步的吁求，在這些私人財產性質的“神圣之地”以外，還期望能看到更寬闊、更具野心、具有更多公共色彩和對話趨向的優(yōu)秀詩歌？

所謂“公共”，當然不是指向口號和標語，更不是鼓勵“分貝至上”或“簡單多數(shù)”式的淺薄寫作。我的意思是，當個體本位的詩歌寫作已然經過了充分發(fā)展、并且抵達了可敬的高度，那些同代人共同面對的處境和話題，那些在更廣大人群間不斷回蕩的討論和低語，是否也應當被更有效地納入到詩歌寫作的視域中來？

換言之，這是詩歌寫作的精神格局問題。前一部分我主要在談論“新”，在這里，我也要談一下詩歌與“時代”。對于宏觀意義上的“時代”，對于關乎他者、帶有某種公共色彩的“大現(xiàn)實”，詩人如何去進行表現(xiàn)？

所謂“大現(xiàn)實”，自然是相對“小現(xiàn)實”而言。這一話題，既涉及近來被不斷討論的“現(xiàn)實主義”問題，同時也是“個人經驗——社會時代”這枚寫作倫理鐘擺的力學基點所在。在我看來，有一種寫作思維是值得警惕的：自己一身所歷的一切，就是現(xiàn)實，除此之外再無他物、除此之外皆無價值。個體無疑是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個體的感受、價值和尊嚴，甚至是現(xiàn)代美學乃至現(xiàn)代文明倫理的基石。一個人的喜與悲、愛與恨、得與失……這些，當然都是現(xiàn)實，也不能說沒有價值。但如果寫作者自身的格局太小、甚至就僅僅停留在自戀自憐的境界，那么這類個人化的現(xiàn)實就很容易顯得太小、太特殊，其價值空間也將被大大壓縮。對于這樣的“現(xiàn)實”，我覺得稱之為“現(xiàn)況”更加適合：它的指向是如此明確，它的因由是如此具體（“具體”就詩歌文本自身而言可以是正面的品質，但在詩歌的內在倫理、在寫作主體的情感發(fā)生學上，卻是危險的），因此太過容易解決、太容易顯得廉價甚至平庸——幾乎就像被添加了主體情感的股票K線或會計賬單一樣。如果我們的寫作，總是不經省思、理所當然地把“現(xiàn)實”一遍遍寫成“現(xiàn)況”，那么當代詩歌的生命力和現(xiàn)實闡釋力，將會不可避免地漸漸萎縮。

毫無疑問，我們身處在一個總體想象破碎、經驗碎片化、個體意識高度覺醒的時代。但這并不必然地構成詩人自我關閉、自我耽溺的理由，不論在何種背景下，詩歌都不應該被粗暴簡化為私人情感的宣泄甚至排泄行為，詩歌寫作者都不應該把人類所面對的“現(xiàn)實”降格替換為一己得失的“現(xiàn)況”。當代詩歌發(fā)展到今日，急缺或許不再是理論和技術，而是一種面向更廣闊現(xiàn)實、面向除自己之外其他生命的情懷。這種情懷，使一個詩人能夠把個體化的悲傷變成普世性的悲憫，能夠從一時一刻具體的場景或感受之中，提煉出超越時間、閃爍著永恒光輝的情感琥珀。它并不拒斥個體經驗，而是使個體經驗不再僅僅與那最初的個體有關——它令詩歌飛升向寫作主體的頭頂，去擁有自己更高也更自由的生命。

回顧新詩百年，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許多早年的經典詩作在修辭、技術層面對今人來說已無足觀（也即是說，其意義已更多轉換為文學史層面而非當下寫作參照層面上的意義），能夠直接觸動我們的依然是文本背后那些深沉而厚重的東西，是那些充盈著個人色彩和強烈內在性、卻又無法被個體或內在完全束縛的大關懷——那是詩人靈魂與外部世界、與一個特定時代、甚至與人類命運的劇烈碰撞，關乎塵世的“大現(xiàn)實”與詩人的“大自我”。如何讓“個人的神圣之地”與“時代的公共廣場”在當下詩歌中完美相諧、彼此強化，這無疑是值得思考的事。

新媒體的信息狂潮與真正的詩歌之聲

談到詩歌與新的時代，無法繞過的一個話題，便是詩歌與新興傳播媒介間的關系。近年來，詩歌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片繁盛熱鬧的局面，詩和詩人成為廣大民眾的關注熱點，詩歌活動人氣攀升、詩歌出版局面繁榮、讀詩和寫詩的人越來越多……這一切，與新媒體傳播平臺與詩歌的結合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新媒體對當下詩歌寫作傳播的“加成作用”顯而易見。新媒體平臺有效地提升了詩歌信息傳遞的效率，新的佳作和新的詩學觀點能夠及時引起關注，詩人、詩作和詩歌事件“被發(fā)現(xiàn)”甚至“形成焦點”在技術上變得越來越容易。信息傳遞的效率改善，進而顯著提高了詩歌活動的參與度——這里的“參與”，既關涉到傳統(tǒng)精英話語圈內的參與（詩人間的閱讀及討論），也涉及到廣大讀者的參與（即詩歌公共性及古老的“普及”話題）。對詩歌自身而言，新的外在要求也會推動內部的新陳代謝和自我調整，例如對“在場”的要求：“介入”“關懷”“對話”一類的關鍵詞被反復提出，純粹炫技式的詩歌（我稱之為“無意義的好詩”）勢必走向消亡或退回到其本來應在的位置（詩歌的技術練習）。

然而，我們也應當意識到，新媒體的發(fā)展，對詩歌在普及和遮蔽這兩方面的效應同樣明顯。魚龍混雜以及大量垃圾信息的騷擾構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同時也出現(xiàn)了某種詩歌閱讀及傳播的“速度決定論”。“有高原無高峰”變成冰川時代，即使有高峰，也有被信息洪流淹沒的風險。分眾化的悖論不僅屬于新興傳媒自身，也同樣會作用于詩歌：從論壇、博客到微信群朋友圈，越來越強烈的主體篩選色彩，很容易導致越來越板結的審美趣味分層（雷同人群相互之間的反復自我確證）。這種趣味的板結如果沿著詩歌話語權力體系的葉脈垂直向上滲透，最終就會演變?yōu)槟撤N權力話語甚至權力行為；當下的詩歌場域的許多亂象說到底都是一個“自我分封”與“親疏遠近”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可以借用費孝通形容鄉(xiāng)土中國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來加以解釋。

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今天已經看得很明顯，或者說，一個始終沒有被解決的問題，因為新的詩歌生態(tài)與媒介又被進一步放大了，那就是詩歌標準的問題。以往的重大詩歌事件，核心往往在于“搶話筒”：我們沒有發(fā)言權，我們的聲音無法輸出，因此必須搶奪話筒。現(xiàn)在則是另一套邏輯：你們不給我們話筒，不要緊，我們去另一塊場地說話，你們自己玩好。問題在于，另辟場地，是真的創(chuàng)造出新天新地，還是純粹的“自嗨”甚至“自立為王”？進而言之，當公眾對詩歌的關注，被這類嘩眾取寵的詩歌行為吸引了眼球，也難免會造成對詩歌的某些誤解。

有關詩歌的當下傳播，有兩件親歷的事情令我印象深刻。一次是2016年的上海書展，我隨一干詩人參加有關“截句”詩歌的文學對談及朗誦活動。主辦方的宣傳工作做得很到位，微信和網絡上造勢充分，現(xiàn)場還有視頻直播甚至無人機拍攝。那天活動現(xiàn)場的門口排起了200人的長隊，因為旁邊不遠有愛馬仕奢侈品店，許多路人甚至前來詢問，是不是愛馬仕在搞打折活動——我們原本便準備得認真，觀眾熱情高昂，談起詩歌來自然更有激情。另一次則是某次詩歌節(jié)接受采訪，采訪我的女孩兒形象氣質都好，但問出的問題卻讓我哭笑不得：她對中國當下詩歌的理解，基本集中于當年被媒體炒作過的某些特殊事件、特殊寫作風格和特殊作品。我有些尷尬，只好一遍遍地解釋，那些只是個案、不能代表中國詩歌整體現(xiàn)狀。然而她比我還要尷尬，因為除此之外，她好像對詩歌沒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難以把采訪繼續(xù)下去。兩次經歷，一反一正，或許也正是新媒體時代詩歌傳播的隱喻：有價值的聲音能夠被響亮地放大，但反之亦然。

無論如何，信息技術的進步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詩歌理論尤其是詩歌評論應當作出何種反應，或者說詩歌評論如何真正有效地做出反應，就變得尤為重要：我們必須讓那些真正代表了當下詩歌水平的作品和觀點，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體時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時代經驗、新的格局呼喚和新的傳播環(huán)境。對詩歌寫作而言，這些既是機會和資源，也是難度和挑戰(zhàn)，此外，還意味著寫作者不容推卸的責任甚至義務。古往今來，偉大的時代多有與之匹配的偉大詩篇，回顧近年來中國當代詩歌的繁盛與激情，我們有理由對此抱有信心和期待。詩人沈浩波有一首詩，名字就叫《詩人在他的時代》；那首詩里的一些段落，或許正可以用以寄托我們的這種信心和期待：

只要星星仍然在頭頂閃耀

就一定有駿馬沿著大河奔跑

只要人類仍然有愛和悲痛

就一定有微風揚起柔軟的馬鬃

總有一些人會留下來

掏出飛鳥的心臟

取出滿天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