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寫作本是為了再現(xiàn)散落在時光里的記憶，無論古今，一切事物都可以現(xiàn)實地置于眼前，瞬息之間又會從眼前消失，或者在某個不確定的時間里重現(xiàn)。我們需要通過自身的生命感悟和內(nèi)心爭辯，將其浸潤在現(xiàn)代意識之中，并付之于獨立而有精神體溫的辯證思考，才有可能最終把記憶馴化成為自己。

回顧2017年仍然蔚為大觀的散文寫作，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作家選擇了用散文去表達現(xiàn)代生活中更真實、更復雜的經(jīng)驗，這使得散文的文體拓展有了一個穩(wěn)定的方向。這不僅具有文體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對作家來說，怎樣找到最佳的散文表達方式，怎樣在散文寫作中找到真正的自己，才是真問題。

我們常說，散文“貴在真實”，就是說，散文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好像有一個客觀存在的“記憶”似的。這實是對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種誤解。記憶并不客觀存在，而是可以被不斷理解的一段經(jīng)驗。怎樣描述自己的記憶，正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寫作秘訣和法門。換句話說，自我就是記憶的把戲，寫作，對作家來說就是馴養(yǎng)自己的記憶，認識自己，進一步梳理自己的來路，跟自己建立真正的感情聯(lián)系。文學創(chuàng)作的記憶總是秘傳的，因之每個人都有自己馴養(yǎng)記憶的方式。無論對作者還是對讀者來說都是如此：你理解到什么程度，這個記憶就起什么作用；我們?nèi)绾务Z養(yǎng)記憶，其實也是我們?nèi)绾握J識自己的另一種方式。

作為稿邊的散文寫作

對讀書人來說，天下的書林林總總，但是它們和自己之間，甚至在它們相互之間，無不存在著或隱或顯的聯(lián)系。這一類散文我稱之為稿邊寫作，和用城市、鄉(xiāng)土或者歷史一類的詞來定義散文不同，這些散文是以自己的精神記憶為寫作對象；和傳統(tǒng)札記不同的則是，這些散文中更多的是對自己生命狀態(tài)的回顧和反思，而不是為書而書，為文而文。作為稿邊的散文寫作尤其可以看到作家作為“優(yōu)秀讀者”的敏感，這敏感不單是針對文本，同樣也針對生活和時代。

張新穎《風吹小集》中的記憶因平易而溫潤動人。《風吹小集》從裝幀到內(nèi)容編排都很雅致素樸，收入的文章大多是所謂“讀后感”，其實包括和書有關的人和事，有現(xiàn)當代文壇的人和事，也有自己與書的感情、閱讀的感悟，他甚至從喝茶、聽演唱會這樣的生活體驗中找到文學與生活的連接點。和他的評論文章和研究論文相比，散文的結構更講究，文字更輕松、自由，其間又不乏詩性的認識和體會，因此這本小書十分耐讀。《漫長的相遇》回憶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閱讀福克納的幾個片段，“我也說不出我從福克納那里學到了什么，但青春時期那漫長的期待和一次次的相遇，確實是無比美妙的經(jīng)驗。況且，還發(fā)生了這樣奇異的事情：漢語譯文幫助我得到了英語口語的優(yōu)秀成績。”另一篇《失書記》回憶自己遺失了落在復旦宿舍的一批書，其中有賈植芳先生贈的一套，還有本科時候收到的余華的信，又寫到工作過的文匯大廈樓被拆掉無存。這些和“物”有關的記憶一經(jīng)遺失，只能憑借文字打撈、追憶，同時提供一份帶著濃烈個人色彩的時代剪影。

在追憶故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我們也能讀到對記憶的類似處理，即懷念故人的同時，一并畫出其整體生命狀態(tài)。如李洱回憶錢谷融先生的短文《生前是傳奇，身后是傳說》，里面特別提到了錢先生的一篇散文舊作《橋》，稱錢先生對橋的理解實有兩種：一是人們都說要到河的對岸去，但“我”卻認為，沒必要過去，那邊風景跟這邊是一樣的，看了這邊，也就可以知道那邊了。二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千古的悲劇，就是因為缺少了一座橋。錢先生的晚年在李洱看來就是橋的化身，也自然有著這兩種意思的疊加。羅鋼回憶王富仁的長文《長歌當哭——懷念富仁》一面歷數(shù)自己和王富仁的交往，一面寫出了他的思想史和精神史，比如“盡管富仁后來在學術上不斷地取得新的成績，還擔任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會的會長，但我始終認為，在精神上他是屬于上世紀80年代的，他的思想、力量、成就、影響、乃至于不足都與那個時代緊密相聯(lián)，正是在那時，富仁的生命放射出一生中最為燦爛的光華。”在我讀來，這樣的判斷既是寫給故人，也是寫給自己的肺腑之言。

王安憶《小說與我》和畢飛宇《小說課》都是課堂講稿整理而來，小說家談小說，既是寫作之外的閱讀，又是閱讀之外的寫作，常有另辟蹊徑的細膩與溫情，寫作和閱讀的妙趣融在一起，談的即便是別人的小說，也不免見出本人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美學功底。

在寫作中更新經(jīng)驗

散文的文化性、思想性和現(xiàn)實觀照性日益加強，這與當代社會發(fā)展的文化語境和讀者的心理期待正相適應。但是，怎樣在散文寫作中建立起自己風格鮮明的個人美學，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一種博物館陳列品式的描述上，是寫作的難度所在。散文的文化性、思想性應是對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方法本身的反思，這本身是一個創(chuàng)造的過程。認識現(xiàn)在的各種各樣極其復雜的現(xiàn)實是很困難，但同時這個困難本身又好像提供了一個契機，給了我們創(chuàng)造性的機會和空間。

周曉楓的散文意在打破既有的散文創(chuàng)作格局，從自己的體驗出發(fā)，直面當下的精神困境，走出一條新的美學路徑。《有如候鳥》新就新在她不是把中心思想和結論直接交卷出來，而是把自己在過程中的猶疑、否定乃至相互矛盾的東西都一并呈現(xiàn)出來，在她看來，散文就應該老實本分，不耍花招，克制又慈祥地交代底牌，不過是散文的自我萎縮。《有如候鳥》對人生經(jīng)驗和記憶的處理方式有時是陡峭的懸念，有時是緩慢的拉伸，有時又是繁復的思辨，不一而足，惟有如此，她想要探討的新鮮的、驚心動魄的人生經(jīng)驗和被隱藏的人性和靈魂才能得以展現(xiàn)出來。她提醒我們要對所置身的時代保持冷靜。諸多事物都是表象，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世界的內(nèi)核，是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遺忘或不愿記起的東西。記憶是什么呢？記憶如此抽象，但又如此具體。《初洗如嬰》中寫到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與記憶的分離，面對記憶與自我互相建構的問題：自我存在的證明既是記憶，又是失憶。《離歌》寫得無限逼近我們時代真相，它提供給我們巨大的鏡子，我們得以照見時代，也照見我們自身。

李修文《山河袈裟》對散文的風格有許多突破，他把自己融進了斑駁陸離的生活，從而完成了精神上的再造，完成了自己靈魂上的復生。他在自序里說：“山林與小鎮(zhèn)，寺院與片場，小旅館與長途火車，以上種種，是我的山河。”“山河”里的奔忙，路過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接觸過的世界，其人其事，不僅是經(jīng)歷，更是一種自我剖析。他寫普通的人物，寫平凡的故事，“他們是門衛(wèi)和小販，是修傘的和補鍋的，是快遞員和清潔工，是房產(chǎn)經(jīng)紀和銷售代表。在許多時候，他們也是失敗，是窮愁病苦，我曾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都是他們。”或許正是作者持有這樣的認識，才能在記憶里揉進去讓人猝不及防地震撼與感動。作者寫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執(zhí)迷于對命運或毀滅的抵抗。他也是主人公，他在字里行間也表現(xiàn)有遲疑和停滯，但他終于說服自己繼續(xù)上路。如他在《哀慟之歌》里寫到：“如果在天有靈，它定會聽見田野上驚魂未定的呼告：諸神保佑，許我背靠一座不再搖晃的山巖；如果有可能，再許我風止雨歇，六畜安靜；許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對李修文來說，他對記憶的再造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再造。他認為，一個人的美學如何貫注到他的生存當中，最終形成一種獨屬于中國人而非他國人的底氣，是非常重要的。

現(xiàn)實觀照性強的文章很快引起強烈的反響，袁凌《青苔不會消失》中收入的文章曾在網(wǎng)上引起強烈的反響，通過寫底層人物在磨難與困境中的掙扎，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片震撼的精神與生存景觀。《回來》的作者孫中倫是一個身體力行地去試圖理解這個世界的21歲少年，他從美國休學一年，去東莞、大理、定西、蘇州、北京、成都，做過流水線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師、新媒體編輯、寺廟居士、漆器廠學徒。他把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記錄下來，成為一種另類的抵御記憶的遺忘的敘事，他的記錄本身又構成了當下現(xiàn)實映照中的一個部分。人年輕的時候總會希望抓住哪一刻成為永恒，因而這樣的嘗試本身也是一種非常珍貴的力量。衛(wèi)毅《尋找桃花源》寫那些大時代的波濤和個體生活的交織中，那些滄海一粟的當代中國畫像。“尋找桃花源”隱喻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尋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理想之地或者精神歸宿，但“桃花源”似乎總在更遠的地方，永遠無法抵達，我們卻從未停止尋找。

散文與地方史知識

除了直面現(xiàn)實經(jīng)驗，散文寫作還在地理的層面上與中國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保持著緊張的對話關系，我更愿意稱之為“地方史知識”。所謂地方史知識，既是建立在個人經(jīng)驗基礎上，對大地與生命的感懷，也是對生存哲學的精神探求與思考。

南帆《一個人的地圖》寫關于閩地的林林總總的傳說、神話、想象、若干軼事、無可稽考的地方史知識以及些許個人經(jīng)驗，作者說“為這一片土地繪制一幅地圖是我的心愿。若干地標或許不那么準確，可是，我不在乎，個人收藏而已”，事實上，在他極具個性魅力的散文語言中，某種整體的閩地面貌已經(jīng)隱隱浮現(xiàn)在讀者眼前。有關族群、遷徙、方言、漁民、小島、講學、茶葉、臺風等等的“地方史知識”中，蘊涵著他的記憶，他所棲居的土地上的興衰變遷，同時也構成理解當下現(xiàn)實的重要參照。《一個人的地圖》由一個人的生命軌跡出發(fā)，成為虔誠的生命追尋與深刻的人生拷問，這樣的感懷和思考總是有著真切的意義的，因為“沒有聽說哪一個人會在自己繪制的地圖之中迷路”。

歷史學家羅新徒步走完了從北京到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的元朝輦路，親自考察了一番自己研究的主題，寫成《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一書。羅新從大都到上都，從白翎雀到金蓮花，一路走來，記憶中的故人舊交與前塵遠景一并閃現(xiàn)，從個人遭遇到故壘遺跡，從歷史中國到當下中國，一路且行且思且記，書齋與抽象思維中的概念被一寸寸還原到人間的土地上，“研究”與“理解”中國從紙面的文字變成了腳下的路，這已經(jīng)是深深入心的發(fā)現(xiàn)了，又何須什么學理性的增益呢？對于歷史學者，除了以史鑒今，更重要的恐怕是博雅的視野、思考的力度和關懷的能力。而對于不能身臨其境的讀者，羅新留下的記錄，不是朋友圈里華麗的“詩與遠方”，而是一次貼著地面的遠行。

于堅《建水記》寫的是一個400年前手工建造的古城及其保存至今的日常生活方式，“建水是幸存者，傳統(tǒng)中國黃金時代遺留的最后幾塊金子之一，它讓我可以在空間中而不僅是在書本上反思傳統(tǒng)”。事實上，于堅基于自己私人體驗和個人感受，對建水人生活的原生態(tài)描述顯得異常生動。他們的生活總是與那片土地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的行蹤使得那片土地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和強烈的現(xiàn)場感，讓我們仿佛可以看見那些人的呼吸，一直彌漫到紙面上來。于堅的記錄包含了一個地方和一個民族生存空間里的歷史、往事和即將消逝的某種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構成了建水已經(jīng)成為過往的人文地理，歷史的視角與想象成就了建水在時光深處的歷史質(zhì)感。

陳濤《甘南鄉(xiāng)村筆記》回憶自己在甘南冶力關鎮(zhèn)任“第一書記”的掛職生活和工作，無論是扶貧還是助學，無論是關于基層的思考還是關于生活本身的反思，他用自己的筆進行選擇和清理，將兩年生活留下的記憶瓦片翻出來，是一篇真正的生活與行走的筆記，是“扎根鄉(xiāng)村這片土地生出來的燦爛之花”。

盤點完2017年曾經(jīng)打動過我的散文作品之后，我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都有各自馴養(yǎng)記憶的不同方式。稍微樂觀一點來說，散文寫作本是為了再現(xiàn)散落在時光里的記憶，無論古今，一切事物都可以現(xiàn)實地置于眼前，瞬息之間又會從眼前消失，或者在某個不確定的時間里重現(xiàn)。我們需要通過自身的生命感悟和內(nèi)心爭辯，將其浸潤在現(xiàn)代意識之中，并付之于獨立而有精神體溫的辯證思考，才有可能最終把記憶馴化成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