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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從“碑帖之辨”到“刀筆之辨”——啟功《論書絕句》的學術(shù)貢獻
    來源:光明日報 | 鄧寶劍  2018年01月29日08:18

    《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 啟功 著 章正 編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啟功先生收藏的《孫過庭書譜》。資料圖片

    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手書的《論書絕句》 圖片均選自《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

    《論書絕句》問世的歷史語境

    清中葉以來,“碑學”漸盛。至于晚清民國,學人討論書法,幾乎口必稱“碑學”“帖學”。影響所及,直至今日。能不囿于風氣而獨開局面者,允推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之書學見于各種著作、論文、序跋,若將這些著述比作一首詩,《論書絕句》則堪稱詩眼。百首《論書絕句》及自注,凝練地表達了啟功先生的書法觀。其中涉及的學術(shù)問題非常豐富,很難作出全面的概括。若就書學發(fā)展的邏輯著眼,筆者認為,將清代以來的“碑帖之辨”轉(zhuǎn)換為“刀筆之辨”,這是啟功先生對書學史的一大貢獻。

    廣義的碑指各個時代的碑刻,而狹義的碑主要指南北朝碑。廣義的帖包括墨跡和刻帖,由于六朝名家墨跡難得一見,所以狹義的帖就是刻帖。康有為說得很清楚:“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廣藝舟雙楫·尊碑》)

    明代書家多臨閣帖,而至清代,金石出土日多。對于論學重實證的清人來說,對各種書法遺跡進行考校自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這種考校,關(guān)聯(lián)著審美的傾向,發(fā)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為基本結(jié)構(gòu)的書學思潮——“碑學”。盡管“碑學”思潮各代表人物的關(guān)注點有所不同,比如康有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說,但大體的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現(xiàn)為尊崇篆隸筆意、尊魏卑唐)。

    20世紀以來,又有大量的書跡面世,如漢代簡牘、晉人殘紙、敦煌經(jīng)卷等等。與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這些書跡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跡。新材料的出土并不僅僅帶來新的研究對象,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能更新人們對于歷史現(xiàn)象的理解結(jié)構(gòu)。當然,這需要學者對歷史現(xiàn)象的敏銳把握與對現(xiàn)有理解結(jié)構(gòu)的深入反思。啟功先生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既對清代的碑學做出有力的批判,又將一種新的書法史觀闡發(fā)到深微的地步。

    對“碑學”的解構(gòu)

    針對“碑學”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諸方面的立場,啟功先生的反駁皆有釜底抽薪之效。

    《論書絕句》第30首注云:“端重之書,如碑版、志銘,固無論矣。即門額、楹聯(lián)、手板、名刺,罔不以楷正為宜。蓋使觀者望之而知其字、明其義,以收昭告之效耳……簡札即書札簡帖,只需授受兩方相喻即可,甚至套格密碼,唯恐第三人得知者亦有之,故無貴其莊嚴端重也。此碑版簡札書體之所以異趨,亦‘碑學’‘帖學’之說所以誤起耳。”“碑與帖,譬如茶與酒。同一人也,既可飲茶,亦可飲酒。偏嗜兼能,無損于人之品格,何勞評者為之軒輊乎?”碑與帖有不同的功用,書寫的樣貌自然有所不同。概而言之,碑與帖只是不同的功用類別,而非不同的藝術(shù)派別。這是對碑帖分派以及尊碑抑帖的批判。

    《論書絕句》第92首注云:“余素厭有清書人所持南北書派之論,以其不問何時何地何人何派,統(tǒng)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復私逞抑揚,其失在于武斷。”一代書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遠不能以南、北二派做籠統(tǒng)的概括。這是對南北分派以及尊北抑南的批判。

    《論書絕句》第95首注云:“書體之篆隸草真,實文字演變中各階段之形狀,有古今而無高下……貴遠賤近,文人尤甚。篆高于真,隸優(yōu)于草,觀念既成,淪肌浹髓,莫之能易焉。”篆隸草真只是不同的字體類型,古今字體之間不能斷然做高下之分。這是對尊古抑今的批判。

    啟功先生發(fā)出這些批評,并不是簡單地站在與“碑學”相反的立場上,比如從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而是從根本上解構(gòu)“碑學”諸家二元對立的理解結(jié)構(gòu)。

    “透過刀鋒看筆鋒”

    歷代書跡有多種存世的形式,概而言之有兩類,一為墨跡,包括真跡、摹本、臨本;一為刻本,包括碑刻、刻帖。前者是由筆完成的,后者是由刀參與完成的。這些書跡被啟功先生納入一種新的闡釋視野,或可稱為“刀筆之辨”。

    刻本與墨跡之間的比較是啟功先生最為著力的。無論是碑還是帖,都是刀刻出來的,與書家的真跡已經(jīng)頗有不同。《論書絕句》第11首注云:“碑經(jīng)刻拓,鋒穎無存。即或宋拓善本,點畫一色皆白,亦無從見其濃淡處,此事理之彰彰易曉者”,這是說碑刻與真跡之差異。又云:“宋刻匯帖,如黃庭經(jīng)、樂毅論、畫像贊、遺教經(jīng)等等,點畫俱在模糊影響之間,今以出土魏晉簡牘字體證之,無一相合者,而世猶斤斤于某肥本,某瘦本,某越州,某秘閣。不知其同歸棗石糟粕也”,這是說刻帖與真跡之差異。這些差異,清代包世臣、何紹基諸家乃至明代王寵、祝允明諸家多有忽視,這和他們少見晉唐墨跡有關(guān)。

    刀刻不能準確地傳達墨跡,但啟功先生并未因此鄙棄刻本,而是通過“透過刀鋒看筆鋒”建立起墨跡與刻本的關(guān)聯(lián)。要能做到這一步,必須對墨跡多有領(lǐng)會,揣摩墨跡與刻本之相通與相異。正如啟功先生所說:“余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刻本。”(《論書絕句》第32首注)刻本與墨跡相較之例頗多,如以唐摹《喪亂帖》與閣帖相較(第3首),智永《千字文》墨跡與刻帖相較(第7首),西域出土晉人殘紙與閣帖、館本《十七帖》相較(第5首、第61首),高昌未刻墓志與北碑相較(第6首),唐人寫經(jīng)與唐碑相較(第11首),魏晉小楷墨跡與小楷刻帖相較(第11首、第81首),漢簡墨跡與漢碑相較(第21首、第97首),《異趣帖》《出師頌》墨跡與章草刻帖相較(第35首),日本藤原皇后臨《樂毅論》墨跡與《樂毅論》刻帖相較(第51首),小野道風或藤原行成所臨王羲之草書墨跡與刻帖相較(第52首)。

    當然,啟功先生從早年質(zhì)疑刻本,到后期以“透過刀鋒看筆鋒”的方式利用刻本,是有一個發(fā)展過程的,正如《論書絕句》第79首所云:“昔我全疑帖與碑,怪他毫刃總參差。但從燈帳觀遺影,黑虎牽來大可騎。”

    除了刻本與墨跡的比較,啟功先生對刻本系統(tǒng)內(nèi)部的比較亦有所關(guān)注。與清人不同的是,啟功先生不再對碑、帖做派別之分和高下之判,只是區(qū)別碑和帖不同的功用性質(zhì),并考論諸碑與諸帖的不同。啟功先生認為碑帖的刻工有精粗之別,如唐碑精于六朝碑(第8首、第28首),《神策軍碑》精于《玄秘塔碑》(第54首),《大觀帖》精于《淳化閣帖》(第60首)。另外,新出土的碑勝于捶拓已久的碑,如對《朝侯小子殘碑》《張景殘碑》的看重(第22首、第23首)。這些評判雖然是在刻本與刻本之間進行的,卻是以距離墨跡之遠近為標準的,也是以對大量墨跡的深入體會為前提的,所以“刀筆之辨”依然是隱在的參照系。

    啟功先生所作的“刀筆之辨”含著一種書學旨趣,即最大限度地逼近經(jīng)典作品的真跡。在這樣的闡釋視野中,歷代書跡被納入一個以經(jīng)典作品真跡為核心的系統(tǒng)之中,距離真跡近的處于這個系統(tǒng)的內(nèi)環(huán)地帶,距離真跡遠的處于這個系統(tǒng)的外圍地帶。新的闡釋視野讓歷史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新的秩序,猶如把磁鐵放在不同的位置,周圍的鐵屑會呈現(xiàn)不同的形狀一樣。啟功先生打破了清代以來碑派、帖派二分的格套,但恰恰因此延續(xù)了清人重證據(jù)、求真相的學術(shù)精神。明辨刀筆之別,我們才可能更加看清書法史的真相。

    《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的文獻價值

    章正先生所編《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近日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影印了《論書絕句》的三個版本,包括啟功先生上世紀70年代用毛筆抄錄的“簡注足本”,1982年用毛筆抄錄的“定稿本”,以及上世紀80年代初的“硬筆詳注稿”。

    《論書絕句》最初發(fā)表于香港《大公報》《藝林》周刊,后來結(jié)集出版的時候做了修訂。書中影印的“硬筆詳注稿”即是當年寄給《藝林》主編馬國權(quán)先生的稿件。文稿經(jīng)過修訂,雖然更為精審,但之前的版本亦有價值。僅舉一例,如《論書絕句》第37首談《出師頌》墨跡,“硬筆詳注稿”云:“宋代以來叢帖所刻,或題索靖,或題蕭子云,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跡,章草絕妙。米友仁題曰隋人者,蓋謂其古于唐法,但非索非蕭,可稱真鑒”,《大公報》亦照此刊發(fā)(1981年7月12日)。1985年香港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論書絕句》單行本,則刪去了“但非索非蕭”,其后各本盡皆如此。細審句意,刪去實為遺憾。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論書絕句》第32首自注,《大公報》發(fā)表的版本(1981年5月31日)與后來的單行本只是略有不同,但“硬筆詳注本”則與其他諸本大有不同。“硬筆詳注本”應(yīng)當是最初起草的,發(fā)表時又整體做了改寫。改寫后的版本中“白骨觀”實為妙喻,而“硬筆詳注本”亦有其特別的價值。茲節(jié)錄“硬筆詳注本”,讀者當可從中領(lǐng)會“刀筆之辨”的理趣:“質(zhì)言之,北朝諸碑,刻工俱有刀痕鑿跡,以視初唐諸刻,蓋不免大輅椎輪之比。可貴處端在筆勢雄強,結(jié)體磊落。知其法者,如醫(yī)家之揣骨點穴,雖隔重裘,望而知識其肌理脈絡(luò)。未知其法者,徒見其棱角方嚴,乃側(cè)臥筆毫,抹而擬之,猶每恨自其筆之未方,殆如見衣狐貉者而謂其人之自具金銀毛色耳。昔有俗語,謂書家體格,有底有面,例如謂某人書‘歐底趙面’。底者指其間架結(jié)構(gòu),面者指其點劃姿態(tài)。吾亦以為觀六朝古刻之摹勒未精者,尤當重其底而略其面,庶幾不為刀鋒所惑焉。”

    (作者:鄧寶劍,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shù)與傳媒學院書法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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