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到處流浪的人們

聚在一起吧

要承認你周圍的水位正在上漲

接受它。不久

你就會徹骨地濕透

對你來說如果你的時代值得拯救

你最好開始游泳，要么就如石頭般沉默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嗨！作家們，評論家們

用你們的筆做預(yù)言

睜大你們的眼

這種機會千載難逢

不要說得太快

因為車輪還在旋轉(zhuǎn)

很難說誰會成名

因為現(xiàn)在的輸家將是未來的贏家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嗨！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

請留心電話

不要站在門口

不要擁堵在走廊

因為受傷的他會停滯

外面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

很快，你的窗戶抖動，墻壁咯吱作響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嗨！各地的父母親們

不要說你們不懂

你們的兒女已超出你們的控制

你們的老路正在迅速老化

如果你們無力，請避開這條新路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線路已畫好，咒語已實施

現(xiàn)在緩慢的，在未來將是快速的

現(xiàn)在的“當代”，將是未來的過去

制度很快過時

現(xiàn)在領(lǐng)先的，在未來將是落在最后的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這是鮑勃·迪倫發(fā)布于1964年1月的一張專輯的同名歌曲《時代正在改變》。鮑勃·迪倫敏銳地捕捉到了在六十年代的空氣中微微顫動的時代精神，并描述了出來。鮑勃·迪倫所說的“時代正在改變”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刻觸摸到。據(jù)說，1984年的蘋果股東大會上，喬布斯正是以這一首《時代正在改變》作為開場，拉開了蘋果改變時代的序幕。而遲鈍如我們，須得到這一個世紀，方才明白“未來已至”。是的，我們正站立在新與舊的分界線上，我們看到霞光初現(xiàn)的同時，也看到夕陽緩緩墜落。新的吸引我們，而舊的讓我們眷戀；新與舊撕扯著我們，分裂著我們，讓我們從未如此清晰地意識到，時代正在改變。鮑勃·迪倫召喚我們說，“作家們，評論家們/用你們的筆做預(yù)言/睜大你們的眼/這種機會千載難逢”。我們都清楚，不是每個人都能趕上這滄海桑田的時代，碰上了，是我們的幸運，抑或是不幸。或許，唯一能做的，不過是用筆或記錄或預(yù)言這正在改變的時代，以及在這時代之中的人們。

一

馮良的《西南邊》描繪的是社會制度的改變對人所造成的日常且重大的影響。《西南邊》的開篇，看上去是一個愛情故事的開始。曲尼阿果在遭遇戰(zhàn)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左腳板上扎了刺，挑不出來，只能去找軍醫(yī)。在這個過程中，軍醫(yī)夏覺仁對她一見鐘情，展開了鍥而不舍的追求。對于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來說，時代在發(fā)生電閃雷鳴的變化的時候，我們是渾然不覺的。我們以為，生活照舊，一切似乎都跟昨日沒什么不同，只有在好多年過去之后，才會恍然大悟，哦，從那一刻起，一切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只有我們這樣與《西南邊》所描述的場景隔著時間距離的讀者，才深刻意識到，時代的車輪正在滾滾向前。但是，那個時候，曲尼阿果一無所知。

時代的變化落在普通人身上，大抵是在愛情、婚姻等再私人不過的地方。假如解放軍沒有進駐大涼山，黑彝的女兒阿果大約會像她想象的那樣，和她的表哥古侯烏牛結(jié)婚，像祖祖輩輩一樣生活著。然而，封閉的大涼山一旦打開，變化就發(fā)生了。變化是從表哥身上開始的。當烏牛走出了大涼山，到西昌、成都、北京讀書以后，他開始意識到了大涼山并不是整個世界，相反，世界要開闊得多。烏牛穿西裝、著西褲，看過電影，見識過汽車，這意味著他接受了現(xiàn)代社會的洗禮。之后，他的眼界就完全不一樣了。當一個人被“現(xiàn)代化”以后，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必然發(fā)生改變，婚姻觀念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他不覺得必須恪守彝人不和外人開親的祖訓(xùn)，不覺得婚姻是被規(guī)定了的——“白彝和白彝，黑彝和黑彝，我們娃子只有和娃子相配”，他不再視已經(jīng)定親的表妹阿果為必然的婚姻對象。這是變化的時代之于人的影響。阿果是變化所傳導(dǎo)的下一個環(huán)節(jié)。阿果并不像她表哥那樣，是主動迎接時代的改變，她是時代變化的被動承受者。她踉踉蹌蹌地跟隨時代去變化，她聽從爹媽的安排，生怕表哥不要她，拖泥帶水地去成都學(xué)習(xí)，然而，這并未讓她追上時代——是的，追趕時代的人從一開始就落入了時代的下風，事實上，從頭至尾，阿果都不曾真正地隨時代而變過。她是鮑勃·迪倫所說的沉默如石頭的那一類人，任由時代的水位不斷上漲，然后將他們淹沒。所以，盡管阿果也走出涼山，又回到?jīng)錾剑髟姿模冀K是涼山彝人的情感結(jié)構(gòu)。對于變化了的外面世界，她始終只能“哭哭啼啼”，毫無招架之功。就這樣，在懵懵懂懂中她失去了她想象中的生活。當她得知表哥和一個白彝丫頭好上了以后，除了以兒童般稚拙的形式表達激烈的感情，她似乎毫無辦法。

幸好還有夏覺仁對她一往情深的追求。時代將與外人結(jié)婚的命運拋擲給她，她即使不樂意，也只能承受著。事實上，她也是時代改變過程中足夠幸運的那一個。馮良三言兩語寫到了她的二姐，可以與阿果的生活放在一起看。“她二姐曲尼阿呷嗓子甜，一唱歌，鳥兒都跟著嘰啾，性情活潑，女兵女干部都想當，離家天遠地遠也不懼，但家里死活不同意。”這樣一個向往跟隨時代的水波而游泳的人，卻在時代的變化中不再有合適的婚姻對象。“和你二姐同齡的黑彝男子，上下錯開三兩歲，訂親結(jié)婚的；因為解放因為民改，覺悟的，參加工作的，當叛匪被打死的、抓了的，剩下的還有啥可挑的。”對于時代來說，這也許是小小的偶然，但對于個人來說，這簡直就是颶風般的無力抵擋的命運。構(gòu)成小說整體性細節(jié)的，是夏覺仁對阿果的矢志不渝的愛。這愛通過不同的人不同的敘述方式被濃墨重彩，成為這個小說最華美也是最深情的部分。那么，夏覺仁對阿果的愛的本質(zhì)究竟是什么？

一個人為什么愛另外一個人？這是這世間最叫人迷惑且無法解釋的部分。夏覺仁因何愛上阿果？或許是美貌吧。無論男女，顏值已然成為暢通無阻的通行證。最先吸引夏覺仁的，當然是阿果的外在，“這彝姑娘真的有雙桑樹葉子般的眼睛，眸子黑亮，眼白發(fā)藍。”這固然是了。但是，愛的產(chǎn)生，卻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比如，在愛上阿果的時候，夏覺仁正處在被沙馬依葛追求的過程中，這也構(gòu)成了重要原因。說起來，沙馬依葛外向、潑辣，眉眼間自有一種風情，但是，夏覺仁卻感到了害怕。“他挺怕沙馬依葛那張臉，明明笑著，定睛看去卻在發(fā)狠。”而他對阿果是另外一種怕，“這種怕令他不能呼吸，讓他想要凝神端詳進而觸及他怕的對象。”這是由愛而生的怕。馮良準確地觸及到了愛人者的感受，是的，當你全身心愛一個人的時候，你對你愛的那個人，竟然是怕。為什么夏覺仁在追求他的沙馬依葛和他追求的阿果之間選擇了后者？這恐怕不能簡單地解釋。還是要回到小說。我們看到，夏覺仁始終在懷疑沙馬依葛愛的真誠性，一會兒他認為沙馬依葛不是看上了他，是喜歡上了大上海，一會兒，他又猜測，沙馬依葛未必喜歡自己，喜歡的是藥。簡言之，夏覺仁執(zhí)著地認為存在一個本質(zhì)化的“自我”，而愛情，應(yīng)該是純粹的，是兩個本質(zhì)化的“自我”碰撞的結(jié)果。這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加諸其的影響，也是通俗愛情故事的核心。但是，在木略等現(xiàn)實主義者看來，大上海也好，藥也好，不都是他么。也就是說，夏覺仁所認為的外在的背景、職業(yè)身份、社會地位等等，都是一個人不可分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夏覺仁與沙馬依葛的根本性沖突之一。另外一個根本性差異，在于對待時代的態(tài)度。從表面上看，夏覺仁充分意識到了時代的變化，是與這一變化合拍的。作為出身于上海資產(chǎn)階級家庭的子弟，他沒有按照家人給他的安排規(guī)劃人生，而是放棄學(xué)業(yè)，直接從輔仁醫(yī)學(xué)院參軍。“倒是他的家人，不知今夕何夕，只知掙錢花錢。……他怎么會聽從他們，落后，自私，最能打動他的是‘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wù)’。”也就是說，同沙馬依葛一樣，他積極回應(yīng)了正在變化的時代的召喚。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與沙馬依葛是同路人。那么，同路人就一定聲氣相求嗎？阿蘭·布魯姆在分析《奧賽羅》的時候有這樣一段分析。他說，“根據(jù)古希臘羅馬傳統(tǒng)的分析，愛意味著缺陷和需求。一個人親近另一個人，承認那人在某些方面值得欽佩，恰好暗示了他自己在這些方面的匱乏。一個人渴望擁有的事物正是他并未擁有的事物。而占有他人的欲望意味著，愛人者缺乏被愛者具有的某些品質(zhì)。”從這個意義上說，阿果所吸引夏覺仁的地方，恰恰在于她對于變化著的時代的不變與沉著，雖然，阿果自己對此并不自知。然而，悖謬的是，這樁愛情和婚姻得以實現(xiàn)，須得改變阿果的不變，共同成為變化著的時代的一分子。“他血氣方剛，頑固不化，什么不和漢人開親、娃娃親，一概視為封建陋俗，打定主意要把曲尼阿果帶動起來勇敢地加以破壞。”因此，愛情和婚姻的悲劇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種子。

夏覺仁對阿果持之以恒的追求與愛戀成為人們傳播的話題。大家口耳相傳，夏覺仁是如何披荊斬棘地追求阿果，又是如何呵護阿果。他們的婚姻，成了浪漫主義的神話。現(xiàn)在的問題是，神話之中的人幸福嗎？關(guān)于愛人者和被愛者，阿蘭·布魯姆還說，“愛人者通過他的愛承認對被愛者的依賴，在這個意義上，也承認了自己的卑微。盡管被給予感情，被愛者卻不一定有所回報。……因此，對于被愛者的感情，愛人者不能有任何要求。相反，因為他在愛，他便默許了一種缺憾，即被愛者并沒有回報的義務(wù)。……盡管如此，每一個愛人者都要求被愛作為回報，只有通過愛的回報他才能占有被愛者。此外，他還賠進去自己的尊嚴，當他決定去愛，他的自尊便開始依賴另一個人。同時，他使自己陷入雙重困難的處境，愛上別人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迫使他承認自己與被愛者是不般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夏覺仁是否覺得幸福，依賴于阿果是否回應(yīng)他的愛。阿果到底愛他嗎？他并沒有十足的把握。“很多時候，夏覺仁感到曲尼阿果在面對他時很矛盾，他相信曲尼阿果慢慢也愛上了他……同時，也依賴他，因為他醫(yī)術(shù)高明還有點崇敬他，起碼有面子，可以幫助她的鄉(xiāng)親。更覺得他給自己抹黑，玷污了她那純潔的黑彝的血。”然而，阿果所思所想，我們卻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在夏覺仁背叛了阿果之后的愧疚里，發(fā)現(xiàn)阿果行事的些許痕跡。原來阿果每年都在給夏覺仁上海的親人寄當?shù)靥禺a(chǎn)。這能算作阿果愛的證明？還是僅僅表現(xiàn)了阿果的善良？至于被愛者阿果是否覺得幸福，我們就更加迷惑了。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阿果所能感受到的新舊兩個時代加諸在她身上的痛苦。在感情上，一方面，她慢慢感動于夏覺仁對她的愛；另一方面，她必須忠于她的族人。所以，她可以不計較夏覺仁對她或情感或身體的背叛，但絕對不能原諒夏覺仁哪怕是出于對他們小家的保護去背叛她的族人。在她看來，這種背叛是致命的，就像她永遠不能背叛已經(jīng)煙消云散的那個時代一樣。她的臉上有許多處于時代夾縫中的人們的表情，崇高而悲壯，終其一生也無從化解。

二

石一楓的《借命而生》以二十年的時間跨度，來探尋人如何處理自身與一個飛速發(fā)展的時代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主題，也是今天的我們需要面對的主題。

小說人物出場的時候，他們處于領(lǐng)先于時代的位置。如前所述，杜湘東是有理想主義追求的，“他當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風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壯志不言愁。”杜湘東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并希望藉由年輕人特有的力量感，實現(xiàn)個人價值。如果說，杜湘東還只是朦朧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那么，姚斌彬則是準確地洞見了時代的本質(zhì)，并積極為即將到來的時代做好準備。“姚斌彬告訴我世道變了，在新的世道里，人應(yīng)該有種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樣，活得和我們的爹媽不一樣。他還說我們得先做好準備，變成有本事的人。”許文革的這番自述打開了當年他們之所以如此的黑匣子。一個時代的變化，全然有賴于先行者發(fā)現(xiàn)變化的契機與可能，然后帶動更多的人的變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先行者將會獲得時代的酬報。恰恰相反，時代的進步有時候是以對先行者的毀滅作為代價。魯迅在《藥》就描繪了一個肉體被“殺”和精神被“吃”的先行者形象。杜湘東、姚斌彬等先行者付出了各自的代價。杜湘東與單位的整體氛圍格格不入，成就感只能來自“真寂寞”。這種格格不入逐漸磨損他的志氣，消耗他的力量感，把自己變成了他曾經(jīng)難以忍受的環(huán)境的一部分。“他突然發(fā)現(xiàn)年輕同事們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識的。在哪里見過呢？其實并沒有‘見’過，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吳的眼神：雖然親熱但又不屑、憐憫。現(xiàn)在人家也把他當老吳看了。微微鼓起的后視鏡里映出了一張滑稽變形的臉。兩腮深陷，被風吹亂的頭發(fā)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齒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脫脫地向著老吳那個方向飛奔。”當然，杜湘東的改變，直接原因是姚斌彬、許文革的逃跑案件帶給他的巨大挫折。但我以為，遇不遇上這回事，杜湘東大概率是會變成后來這個樣子的。

姚斌彬和許文革就更不用說了。為了熟悉汽車，兩個人被當作小偷送到監(jiān)獄，一輩子無法洗脫自己。更可怕的是，姚斌彬甚至被偶然選中，失去了勞動能力，最后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死亡讓他永遠停留在八十年代。他被八十年代的光暈籠罩著，成為我們刻骨銘心的懷念。許文革呢？他看似僥幸從落下的閘門下勉強逃生，但一輩子只能以“無名”的狀態(tài)生活著。至于他頑強地從無名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那是另外一種不同于姚斌彬的英雄主義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借命而生》是關(guān)于先行者悲劇的故事，杜湘東、姚斌彬和許文革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疊加著，濃墨重彩地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一個時代的先行者有可能成為另外一個時代的落后者。這部小說的另外一部分則是落后于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如果說，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杜湘東、姚斌彬和許文革，包括那個叫老徐的大蝦米般的警察，或多或少顯示出了英雄主義的氣概，那么，到了后半部分，除了死者永生，其他的人都被時代無情地碾壓，光環(huán)散去，生活的卑微本質(zhì)顯露出來，每個人都成了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杜湘東顯示出了失敗者的面容。隨著逃跑者許文革的抓捕失敗，振奮著他，讓他不至于出溜下去的那口氣也就煙消云散了。一開始就糾纏著他的世俗生活成為他最大的敵手。表面看上去，他與世俗生活和光同塵，但是杜湘東知道，一直注視著他的我們也知道，他從來沒有向世俗生活屈服過——世俗生活既沒有成為他的價值觀，也沒有構(gòu)成他的行動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杜湘東與姚斌彬一樣，一直活在了八十年代。

那么，對于許文革來說，情形又不太一樣。一度，許文革與九十年代的時代邏輯是合拍的。這邏輯就是通過勞動積累資本，利用資本進一步改進技術(shù)，擴大再生產(chǎn)，從而實現(xiàn)資本的不斷升級。就這樣，許文革成為時代的寵兒，一名成功商人，他與“身為一名窮人”的杜湘東的關(guān)系進一步擰緊。然而，資本趨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不斷逃離勞動來擺脫對勞動進行管理的任務(wù)，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資本取代產(chǎn)業(yè)資本是資本發(fā)展的必有之路。而勞動是許文革根深蒂固的邏輯，他不理解也不接受從產(chǎn)業(yè)資本到金融資本的更新之路，這也決定了他必然從時代的列車上滑落，同杜湘東一樣，成為被時代拋棄的失敗者。

老實說，這些年來，在文學(xué)的世界，我見多了形形色色的失敗者。他們是局外人，是多余者，以自己的存在說明世界的荒謬，也見證并加強了文學(xué)的否定性價值。這當然也不錯，至少，文學(xué)存在的價值之一就在于向世界提供另外一種可能。但是，看得多了，失敗者也令我感到倦怠。假如失敗者沒有恒久的信念與信仰，假如失敗者不能從失敗中穿透出光亮，那么，這失敗也就是失敗了。然而，讀《借命而生》的時候，我卻不忍心將他們稱呼為失敗者。是的，無論他們?nèi)绾我律酪h褸，如何形容枯槁，我被他們強烈而高貴的思想感情所打動。他們就像一個個標本，留在時代的夾縫中，卻拓下了時代最真實的形象。

三

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更像是鮑勃·迪倫所說的預(yù)言，他描繪的看上去似乎是未來人類社會的景象。意識晶體。自在空間。移動靈魂。意識共同體。這些詞，是李宏偉虛晃一槍耍的小花招，還是確有深邃的意義？在李宏偉設(shè)想的2050年，每個人年滿十二歲，作為成人禮，他/她可以被植入意識晶體。這是以國王為領(lǐng)袖的帝國文化這一商業(yè)公司的發(fā)明——“以移動靈魂為中介，通過意識晶體的捕捉與識別，個人接入意識共同體，與他人建立了直接的便捷聯(lián)絡(luò)渠道，所有信息的分享也直接在意識共同體上實現(xiàn)了。”也就是說，在2050年，除未滿12歲的兒童，幾乎所有人都植入了意識晶體。

顯然，這帶來了人對于自我與他人關(guān)系、與世界關(guān)系的體驗的變化。小說也直截了當?shù)孛枋隽诉@種變化——“想一想，有什么能比你的所有意識，你的意識見證、想象的一切都可以被捕捉到，隨時可以回放、印證、確認更能讓你有存在感？有什么能比你只需動念就能和朋友交流，你想要的信息可以直接通過意識捕捉來得更便捷？最關(guān)鍵的是，只要你不關(guān)閉移動靈魂，不退出意識共同體，你就擁有了和意識共同體上所有人共在的感覺。這種共在感不是幻覺，它實實在在，因為只要你呼喚，就一定有人回應(yīng)，這個回應(yīng)也一定是你最想聽到的那種。”某種意義上說，意識共同體就是巴別塔，人類得以跨越語言的障礙、經(jīng)濟政治的不同，直接以意識互聯(lián)。意識共同體甚至被上升到“人類共同體”的高度。然而，所有的跨越都須得付出代價。對于2050年的人類來說，代價就是植入意識晶體。

李宏偉特意在附錄部分講了幾則故事，包括孩子們歡天喜地植入意識晶體以慶祝成年，一個信息奴的自白、意識共同體上的交往故事以及在摘除意識晶體之后所帶來的不適感。簡而言之，他們的現(xiàn)實感，或者更極端一點說，他們的自我，都得通過意識晶體才得以建立。無怪乎小說中當黎普雷第一次見到宇文燃的時候就十分確定，她身上沒有植入意識晶體，因為“她的雙眼也是直直看過來”，“不像時常出入意識共同體的人，因為雙眼調(diào)焦而無法更改這一下意識習(xí)慣”。可見是否植入意識晶體，已經(jīng)成為判斷一個人“是我族類”的標志。

那么，植入意識晶體意味著什么？就在這部小說出版的2017年，人工智能突然成為人們熱烈談?wù)摰膶ο螅鹨蚴强聺嵲趯?zhàn)人工智能AlphaGo中敗北。另一個小范圍談?wù)摰氖录牵瑱C器人小冰出版了詩集。2016年或2017年，被人們稱作“人工智能元年”。大家恐懼而又熱烈地談?wù)撝@一切，仿佛無數(shù)次在電影上上演的機器人時代很快就要來臨。人工智能的威脅似乎迫在眉睫，可能的應(yīng)對途徑之一是實現(xiàn)人腦與人工智能融合。據(jù)說，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成立的公司Neuralink就是要把人腦與計算機直接融合。“馬斯克希望‘腦機界面’能進行人類意識的實時翻譯并將之轉(zhuǎn)化為可輸出的電子信號，從而可以連接并控制各種外部設(shè)備，用他的話說就是‘當你的念頭一閃而過時，電視機或車庫門便自動打開了’。”看，這是不是很像被植入了意識晶體的人類在2050年的情形。對此，有相關(guān)領(lǐng)域?qū)＜覐娏曳磳Γ①|(zhì)問：“你們知道如何防止人類的自我意識被徹底抹除嗎？”其理由是，“我們的自然感官，主要是讓我們接受認知性的信息，而不是讓外來的控制信號隨便侵入，這就為保護和維持我們每個個體的主體地位打下了基礎(chǔ)。”

看上去，李宏偉似乎并不認為“腦機融合”就能直接修改人類的大腦，進而抹殺人類的主體性。但是，隨著小說的逐漸深入，隨著黎普雷對宇文往戶死因的深度調(diào)查，這個問題最終還是浮出了水面——人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獨立的個體，自我在什么意義上得以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宇文往戶的死深深撼動了黎普雷，也撼動了作為讀者的我們。一個詩人，一個對于時間有著敏銳感知，寫出了《韃靼騎士》并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詩人，理應(yīng)是對人的主體性有充分體認的人，卻在頒獎前夕準備獲獎演說的那一刻，才猛然發(fā)現(xiàn)，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設(shè)計、被引導(dǎo)的，無論是人生，還是創(chuàng)作，甚至細致到獲獎演說的提綱，都是多年前被預(yù)先安排好的，這真真叫人情何以堪！我承認，這個情節(jié)有電影《楚門的世界》的影子，但是，李宏偉的著力點不在被設(shè)計的人生上；詩，或者用李宏偉的話說，抒情才是他真正的關(guān)切。

正如這部小說的書名顯示的那樣，“國王”與“抒情詩”構(gòu)成了張力結(jié)構(gòu)：兩者互相反對，又互相補充。在小說開始，帝國作為一個商業(yè)機構(gòu)，就占據(jù)了核心的主導(dǎo)性力量。它掌握了對信息的控制權(quán)，通過對信息的控制、甄別、運作，從而達到在意識層面控制、操縱所有人。這與其說是李宏偉對未來世界的想象，不如說是對我們現(xiàn)實世界的描繪。當我們埋首于手機、互聯(lián)網(wǎng)，并傳播其中的信息碎片津津樂道時，我們怎么會警覺，其實我們已經(jīng)被他者所驅(qū)使，久而久之，乃至于被塑造成另外一個人。但是，總是有但是，信息也有其理想化的一面，正如國王陳述的那樣，“消耗語言的抒情性，最終取消語言的存在，以此實現(xiàn)人類的同一，實現(xiàn)同一意義上的不朽、不死，這不是我個人的妄念、狂想，這是人類的趨勢。高度連接的信息讓人類有了互通的可能，與他人深度關(guān)連，以信息將彼此緊緊捆綁在一起，這是任何生而孤獨的人都拒絕不了的誘惑。”不得不說，這正是李宏偉高明的地方，他顯示出經(jīng)過良好的思維訓(xùn)練所抵達的敏銳——在眾人看到事情的這一面的同時，他能觀察到月亮背面的情形。因此，國王與帝國，并不意味著道德意義上的邪惡，而是映照出李宏偉理性思考的路徑以及深度。

至于感性，毫無疑問，李宏偉借助于黎普雷這一主人公，統(tǒng)統(tǒng)投射到文字身上。比如，黎普雷對于帝國文化這一商業(yè)公司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了“文字作為基本粒子，將是帝國文化運行的根本與核心”。這一觀點不僅決定了帝國文化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主導(dǎo)了國王關(guān)于人類未來的想象。但是，文字何以具備這樣的力量？或者說，我們要追問黎普雷這一思想的來龍去脈，卻發(fā)現(xiàn)只是茫然。我們能知道的是，黎普雷個人在情感上對文字十分偏好，他需要通過寫字來平靜自己的情緒，安撫自己的靈魂——“收集文字，把一個個原本陌生的字歸置到身邊來固然帶給他完全的充實”。當然，李宏偉也借宇文往戶之口道出了文字的意義——“你說，我每天和這些書坐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和字坐在一起？視之可見，聽之可聞，摶之可得。這樣一想，我倒是格外喜歡有些生僻字、怪字的書，每一個字就像一個物種，一個民族，不能消失、滅絕了。”這固然是對文字的某種哲理化說明，但還是沒有說出文字何以成為人類未來核心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對信息，文字所背負的思想含量要弱一些，未能與信息構(gòu)成勢均力敵的力量。這也決定了小說的人物形象中，國王的魅力要遠遠大于宇文往戶和黎普雷。

問題是，李宏偉所描繪的人類的兩種未來，僅僅是信息與文字的關(guān)系這么簡單嗎？我們換一種追問方式，信息與文字背后，還隱藏著怎樣的符碼？如果我們能想到，信息，特別是文字信息，大體上是各個面目殊異的文字，攜帶著不同的意義，手拉手站在一起，泯滅掉自己的個性，重新組成新的意義的過程。這么形容，我們或許在慢慢逼近這部小說的真正內(nèi)核。“國王—抒情詩”的關(guān)系，不僅僅是“信息—文字”的關(guān)系，更核心的是“個人—共同體”的關(guān)系。國王與黎普雷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國王追求的是人類大同，是磨滅了個人的共同體，是人類建立在無分別基礎(chǔ)上的永生。而對黎普雷來說，有情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意義，沒有了個人的人類甚至沒有存在的必要。是要人類還是要個人，這一分歧巨大而深刻，也是我們所有現(xiàn)實處境的根本出發(fā)點。

“自我追問與辯駁”，這個詞在全書中出現(xiàn)了兩次，暗示了《國王與抒情詩》的野心所在。顯然，它并不像傳統(tǒng)的小說，有人物，有事件，有場所。大部分時候，它是黎普雷的內(nèi)心獨白，以及與他人的對話。到了小說的高潮部分，就純由三個人的對話推動小說前進。當然，更不像類型小說，有固定的套路。它有些類似于黃德海所說的“思想實驗”的性質(zhì)，即從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實生活中提取元素，再加以抽象化、純化與絕對化，然后將之放置到某一非現(xiàn)實的實驗環(huán)境中，想象兩者的糾纏、碰撞與博弈。左手是理性，右手是感性，左手和右手的互搏，使《國王與抒情詩》具備了大部分小說所不具備的思想的氣質(zhì)，以其獨一無二的氣質(zhì)為中國小說提供了新鮮的成分。

“時代正在改變”。就像本雅明說的，“乘坐馬拉車上學(xué)的一代人現(xiàn)在佇立于荒郊野地，頭頂上蒼茫的天穹早已物換星移，唯獨白云依舊。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場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軀體。”當我們覺察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已然深刻地被時代所改變。我們在這個改變的時代里有著復(fù)雜的難以形容的表情。我們這些以筆為生的人，相信書寫可以幫助我們抵御改變所帶來的焦慮、不安與惶恐。我們尋找過去的、現(xiàn)在的、未來的故事，在故事中傾注我們的思想與情感，殊不知我們寫下的一切，已經(jīng)成為這個正在改變的時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