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民族文學》2017年發(fā)表的小說作品，在發(fā)現其豐富多彩的多元化敘事的同時，我們又能比較清晰地意識到，這些來自東西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作家們，都不約而同地關注著一些共同的主題，他們筆下的蕓蕓眾生，在中國轉型期的巨變中，遭遇著各種不同的現實考驗，卻又陷入了同一種歷史命運的漩渦之中。

宿命與歷史

閱讀這幾十篇小說，揮之不去的一個詞就是“命”，或者“命運”“宿命”，它像陰魂不散的幽靈，纏住了許多人物的生活，甚至決定了他們的生死。當然，令人欣慰的是，還有人相信，命運可以改變。羅家柱（彝族）《做仙姑那些日子》里的敘述者，父母雙亡，不能繼續(xù)讀書，但她不愿在農村跟著大姨媽裝神弄鬼，決定到城里邊打工邊補讀，以后上大學。這個天真的敘述者也知道，教育是社會流動性的保證，也是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最后底線，更是窮人改變命運的最后希望。在這2017年的歲末，我們聽到了許多關于中國教育的悲劇性事件，在這種氛圍中來讀馬金蓮（回族）的《聽見》，就會覺得小說充滿了寓／預言性。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父母含辛茹苦送他上了大學，不說讓他光宗耀祖，也想讓他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回到中學做老師，本想認真工作，把學生帶好，可沒想到第一次做班主任，就因為無意中弄傷了學生，陰差陽錯地走上了自殺的道路。也許是他倒霉，碰到了一個固執(zhí)而厭學的學生，還碰到了一個無良的家長，不然不至于那么不濟。但顯然把責任推給個人太輕松了。那只顧維護形象的校方，那教導新老師要“拿”住局面的老手，特別是同樣生活在一種難堪境地中的學生家長——意味深長的是，馬金蓮將其設計為一位小學教師，他在別人的誘導下，抓住機會訛詐，導致雞飛蛋打。他們共同構成了悲劇誕生的社會環(huán)境。小說結尾的少年“什么也聽不見”，實在是一個巧妙的隱喻，這世上，我們聽不見他人發(fā)出的信息，也不知道命運自身的安排。父親和學校試圖教給他的信念坍塌了，他切斷與生養(yǎng)他的地方的聯系，出發(fā)去省城尋找未來。書本和大人們讓他厭憎，能教育他的只有事實。一切都錯位了，脫節(jié)了。小說并沒有寫他為什么要去省城，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有時候，小說必須對照著來讀，才能看清前因后果。阿郎（藏族）《簪花》中的富貴，人本來長得壯實，聰明機靈，成績優(yōu)異，因為父親出車禍去世，輟學回家，多年過去，家境日益貧寒，淪落到犯罪的地步，而“我”雖然各方面不如富貴，卻在高中畢業(yè)后考上警校，現在成了負責捉拿富貴歸案的警官。造化弄人，在這命運的逆轉中，卻也透露了世界的真相。也許太多的時候，我們把偶然的東西當成必然了，并為此花費許多心機來加以論證。

必須承認，視野和立場的轉變也意味著作家描述的世界的轉變，這一點在郭雪波（蒙古族）《那根結有疙瘩的攀繩》中處處留下蹤跡。這里的關鍵不是攀爬，人人都想往上走，這沒什么說的，關鍵是你攀爬時候的姿勢。按小說里主人公洪泰吉的說法，動物用什么姿勢走路是命中注定無法改變的，蛇有百足，但它只能扭曲爬行，不能像人那樣直立直行，至于蚯蚓，本就無腳，更不用說了。為了印證這一點，小說其實明里暗里寫的是一個輪回和命定的故事。土匪“青溝二鬼”即使參加過義軍，其后代也仍然是土匪習性，再有錢，也要強奸婦女、盜殺別人的牛；出賣主人的叛徒的后代，今天也仍然在勾結外人盜匪之流，根本不顧結義兄弟之情。倒是洪泰吉，屢被欺騙出賣，在洞明世情之時，仍然葆有一份純良。這才是生命解不開的疙瘩。可以理解的是，作品并沒有提供堅實的邏輯來自圓其說，仿佛這是自然法則。同樣是寫仿佛不可改變的命運，楊芳蘭（侗族）的《躍龍門》雖然藝術技巧上沒有《那根結有疙瘩的攀繩》那么老到圓熟，卻多了一分質樸鮮活。那來到城里謀生的鄉(xiāng)村婦女明珠，沒有多少文化和技能，只能擺地攤，跟城管和警察周旋。最后似乎柳暗花明，覓到賺錢良機，又得佳婿，卻因卷入非法集資招來無妄之災，命殞新房，令人唏噓。攀和躍，都是那樣地艱難。

但如果只能停留在宿命上面，人類的歷史也就真的終止了，甚至根本就不會產生。文學當然要提供屬于自己的關于人類歷史的想象。益希單增（藏族）《困惑的年代》里，反抗烏拉差役的好人反而被判處死刑，反動統(tǒng)治讓人無法理解。受壓迫者只能寄希望于人民解放軍，期待他們廢除差役，實現那些冤死的反抗者的理想。第代著冬（苗族）《口信像古歌流傳》里保長欺負農民，農民憤而殺死他，參加紅軍搞革命。如果說這幾篇小說寫的還只是自發(fā)地反抗命運的安排，并把希望寄托在外面的強大力量上面，那么，益希單增（藏族）的另一篇作品《準備燃燒的空氣》則表現了人物的內在的自覺。小說里寫道，崇信宗教的人認為，這世甘愿受苦，下世才能享福，可里面的人物，修行的達索和年輕的亞西都不信。鎮(zhèn)長科巴小時候就喜歡弄死小動物，當官后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大家痛恨他卻拿他沒辦法，解放軍和共產黨即將到來的消息鼓舞了幾個年輕人，他們決定組織大家用石頭打死萬惡的科巴。可馬上出了叛徒，到了約定的日子誰也不來響應。所以亞西說，“奴隸總歸是奴隸，不大會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可囂張的科巴還是被石頭擊中太陽穴而亡。小說的懸念是，據打石頭特別準的達索說，年輕的布朵擲出的石頭其實并不是朝科巴飛去的，誰知道卻會轉彎，打中科巴，“這是命中注定的事，誰也改變不了”。我們可以猜測，實際上是假裝外出轉神山的達索暗中投石，擊中了科巴。石頭不會拐彎，改變其線路的只能是人。按照通常的說法，重要的不是作品描述的時代，而是作品是什么時候寫的，劉榮書（滿族）的《紀念碑》因此值得重視，小說試圖將歷史和現實勾連起來，并賦予其新的意義。歷史的真相固然晦暗不明，今人的態(tài)度卻可堪玩味。不管烈士所為在多大程度上創(chuàng)造了歷史，但肯定是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包括劉家兩姐妹的。毫無疑問，包括妹妹和宣傳部干部在內的許多人，都在榨取烈士的“剩余價值”，那沒有豎起來的紀念碑，不過是個象征。

今年《民族文學》上，還有許多作品，都深淺不一地涉及“命”這一話題。有的沉重，有的輕松。有草原上姥姥和舅舅一家悲苦的生活與小孩子的困惑驚恐凝結為藝術精品的描述，那是古箏（蒙古族）的《面壁》；有祖輩拼命保護下來的傳家寶竟然被鑒定為贗品的悲喜劇，那是白崇人（回族）的《瓷枕》；也有意外走了一次桃花運卻因此仕途蹇滯的黑色幽默，那是向延波（土家族）的《美人痣》。就說那本來極有希望的谷成澤，聰明能干又有領導賞識，照說應該一帆風順，可按全城有名的相面先生的說法，他作為男人因生了一顆美人痣而難得提拔。你說，這是命中注定，還是其自由意志與行為選擇的結果？原來，依據算命先生的口訣，這痣生錯了地方，如果長在女性身上，那就是絕代風華了。這是另一種錯位。袁瑋冰（滿族）的《暴風雪》里，主人公在過年時趕去另一個城市跟母親和弟弟家團聚的路上，被暴風雪圍困，車外還有兩頭饑餓的野狼窺伺，導致他開始懷疑人生。小說描述了一系列人生選擇的錯位，也留下了許多縫隙和疑問。小說曾描述鄭之江與姜瑩交往剛開始時的初心，“姜瑩的美貌讓鄭之江心動，鄭之江的闊綽令姜瑩羨慕”，按這個邏輯，那就簡單了，一場意外的暴風雪，可能讓倆人的打算都落空。這倒是真的令人倒抽一口寒氣，命運的安排如此嚴峻，人生變成了一場冷酷的玩笑。

人性與情境

在《那根結有疙瘩的攀繩》里，那無法改變的命，有一個更常用的稱呼，叫“人性”。這是一個在人類文化中使用廣泛卻又充滿歧義的詞匯，人們常常把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人類行為歸于人性作用的結果。其實那更應該稱為習性，是長期實踐養(yǎng)成的習慣，并非難以改變的本能。文學既被稱為人學，自然要把塑造人物放在極端重要的位置，而非僅僅反映社會現實或描述事件情節(jié)，但這兩者又確實緊緊纏繞在一起，根本無法分開。

人只能在社會和情節(jié)中，也就是某種特定的情境中活動，決定人物的行為的，與其說是所謂普遍而固定的人性，勿寧說是這種由人物之間、人物與環(huán)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形成的情境。格致（滿族）《虎嘯圖》里，并不是人們喜歡鍛煉和減肥，而是因為這是“老大”的要求。在局長大人看來，手下的人都有問題，都需要“修理”。主人公也不是不喜歡老虎，而是因為這幅畫正對辦公室讓人感到壓抑。可局長喜歡掛在哪里，就得掛在哪里。最后還裝上了監(jiān)控。自由與服從，哪個是人的天性？體重是個人隱私，頭發(fā)本來屬于自己，可由于“老大”的一句話，馬上就必須去除。

小說里甚至指出，其實頭發(fā)也不屬于“我”，而是別人（男人大春）的東西。楊勝應（苗族）《普通話》里，主人公左右為難，不會講普通話，不好找工作，還會成為大家的笑柄，可千辛萬苦學會了普通話，回到家鄉(xiāng)又被當成“忘本”受到責罵，長輩和親人不接受他，連即將到手的艷福也泡湯了。語言本是溝通交流的工具，可在某些情境下，卻變成了溝通的障礙。

許連順（朝鮮族）《女兒六歲初長成》里，女性與母性的勾連構成了生命的圓環(huán)。害怕失去孩子的母親與永遠不會有孩子的“我”，在男權社會里彼此確認，相濡以沫。梁志玲（壯族）的《噪音》所書寫的，則是母愛的復雜性。有潔癖的小讓認為自己有點矯情，“小姐的做派，丫鬟的命”，其實是自己有所選擇，也有自己做人的原則。當然，世界對她來說，就是種種讓人難受的噪音。一個失去母愛的人，很容易體會到人生的另一面。經歷了多種變故之后，她終于敞開了胸懷，包容了另娶的父親及繼母，將嬰兒的啼哭當成天籟。值得一提的是，小說并沒有將母愛自然化、本質化。噪音其實是人與世界產生聯系的證明，人不能活在真空里，了無牽掛，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不是人的理想生存。袁仁琮（侗族）《支撐》寫的是母愛的偉大，題材本身并不出彩，但是內雅拼命把孩子送去讀書，最后獨自一人留在農村，那種內心的寂寞讓人心酸。幸好，還有負責任的支書和好心的鄉(xiāng)鄰——這是支撐的另一層含義，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用現在的流行詞匯，這幾篇小說都充滿了正能量，重塑了人與人的關系。

同樣是寫遠離父母寄居在外婆家的童年，同樣的孤獨與無助，同樣是由這種生活中產生“杰作”，羌人六（羌族）的《火房子》與古箏的《面壁》大異其趣。在半譏刺半自嘲的敘述語調的掩護下，敘述者為自己縱火燒毀外婆家的草房子進行自我辯解，那種惡作劇與破壞的快意，讓人很難相信這出自一個只有六歲的小孩。也許，這只是一個報復的想象，甚至是一種反諷的表達。小說也指出，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會修正人們對過去的理解，外婆家的人現在提起的是他們對“我”的恩惠，而“我”的回憶里卻全部是受欺負的恥辱與難以忍受的孤獨。阿舍（維吾爾族）《吉日》以一個少年初中生阿則爾的視角，觀察成年人的世界。一場意外的車禍，不但反映出城市里蕓蕓眾生的生存現狀，也折射了社會關系與人類心靈的各種幽微。在那混沌初開半懂不懂的少年眼里，作為社會支柱的中年人面臨各種生活難題，勢利又各懷心思，讓尚且單純的阿則爾很不順眼。年輕人則壓力更大，四處奔波努力爭取過上好點的生活，又常常事與愿違。倒是年邁的爺爺奶奶，也許經歷得多，看淡了塵世的紛爭，還對禮俗保持遵從，對他人也能有起碼的尊重，小說不經意間描寫的兩個細節(jié)，爺爺讓阿則爾給肇事司機倒水和奶奶讓他給離開的司機送油香，給了少年真正的教育，他回頭就不跟大家一起熱鬧，而是獨自陪著爺爺，剝葡萄給那受傷后無法自理的老人吃了。生命中有溫暖，但只呈現給那些追求溫暖的人。

當今之世，隨著追逐個人利益滿足個人欲望的訴求的合法化，以及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等等的合力作用，逐利已經被當成必然的人性，我們已經不能想象世界上還有人并不這樣來理解人的生命與價值。野海（土家族）的作品《菩薩看得起的人》，似乎是空谷足音，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受。小說一開始就引出了一個懸念，殺豬賣肉高手陳老三竟然不愿意在政府的幫助下脫貧，他并不懶，殺豬的技能高，也有利可圖，可他平時只要生活勉強過得去，就不會多殺一頭豬，而現在竟然宣布封刀了。原來，陳老三喜歡的女人的老公說，他死后就讓女人跟陳老三過，因為夢見菩薩對陳老三笑，“說你是好的”，女人轉述說是陳老三“殺豬利索，從不讓豬多叫喚一聲，又說你只要養(yǎng)得活自己，從不多殺一頭豬，菩薩看得起你，他也看得起你”。也就是說，陳老三雖是個屠夫，但本質上是個善良的人。可他為了討女人歡心，就跟她說要多殺豬快致富，讓她今后過清閑漂亮的日子，導致她不理他。為什么呢？陳老三這才想起女人曾對他說過，“只有你這種純粹的天真爛漫人才殺得了生，心愿越好，下手越狠，手腳越是干凈利落”，并不希望他多殺生。他不接受扶貧的原因也正在這里，“人坍塌了，沒誰能扶”。這個由扶貧引出的另類故事，讓我們窺見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一樣的人，還有對人的不一樣的理解與想象。夏魯平（滿族）《棒槌謠》里的張麗君，是個通靈的薩滿，別人想通過她找到山里的野人參（棒槌），但她發(fā)現老薩滿所說的萬物互相依存確實有理，你在此處得到就意味著在其他地方失去，最后她失去了看見人參的能力，反而覺得欣慰。

和解與救贖

人類道德的起源有多種說法，有說源于同情的，有說起源于維護群體利益的，最有意思的說法當數債務說。當然，這是一種對事實的抽象，并不是真正的經濟上的負債。不容諱言的是，在經濟主導人類生活的現代，人們常常用經濟問題來置換或解決道德和法律問題，就像王華（仡佬族）所塑造的陳泊水（《陳泊水的救贖之路》），一開始他也認為，金錢可以補償自己年輕時所犯的罪愆。隨著情節(jié)的深入，他發(fā)現其實金錢無法平衡與挽回過錯與罪行，他又自己舉報自己，要求司法對自己進行嚴懲。吊詭的是，受害人并不領情，她出于害怕再次受到社會傷害的心理，斷然否認了他的犯罪。他的贖罪之路永遠走不到頭。

小說其實隱含了另外兩個可能的主題：一是陳泊水其實成了集體罪行的替罪羊，其他參與者很容易將他的行為歸于他個人，從而將自己解脫出來；由此出發(fā)，第二點，更致命的是，陳泊水是唯一良心發(fā)現的人，卻為此付出慘重代價，時刻受到內心的折磨與煎熬。這種“小人坦蕩蕩，君子常戚戚”的現狀令人不寒而栗。木蘭（侗族）《白光灼灼》里的郭小惠，因為誣陷陳嘉銘強奸，導致后者一家人陷入困境，妻離子散。她的內心里一直被負罪感壓迫，最后想為他翻案，即使這意味著她會因誣陷和偽證而坐牢。相比之下，這篇小說的容量小了些，自我救贖容易了，就不能充分顯示文學的力量。

犯罪是一種極端狀態(tài)，但這不等于說，那是人生的例外，許多時候，那倒是一種本來面目的表征。人對人的傷害，有時可能是無意的，有時候動機輕微卻造成嚴重的后果。陶麗群（壯族）《打開一扇窗子》里的女兒，因為誤會當地在長輩臨終前由后代開窗的習慣，以為那是拋棄自己的親人，所以一直對開窗心存恐懼，由此導致害怕窗戶本身。她也由于母親和姑姑強迫年少的她在父親彌留之際開窗而一直耿耿于懷，母女隔閡。母親臨終前，又輪到她來開窗。言語不多的母親告訴她，要生孩子，否則死的時候連開窗的人都沒有。她終于理解了母親與習俗的含義，與姑姑一起相互扶持著走向窗戶。這里窗戶是一個隱喻，要打開的其實是人的心靈和心結。母女的和解讓小說獲得了溫暖，也給予讀者以安慰。馬碧靜（回族）《寧靜的頓亞》里的穆奶奶，晚年來到城里，她并不喜歡城市的生活，鄰居都互不認識，對門的年輕女人態(tài)度顯得警惕而高傲，讓習慣了村里互相扯皮的她很不適應。過馬路也讓她害怕，還是六歲的孫子教會她怎么過的。但小說的重點是三位發(fā)小互為“債主”，大家都要向對方討“口喚”，求饒恕。當然最后真相大白，每個人都欺騙了對方，但這種欺騙的出發(fā)點算不得絕對的自私，重要的是，結果是好的。而穆奶奶發(fā)現，其實對門那個外表冷若冰霜的女人其實也是一個好人。小說也許寫得簡單了些，好在真誠。人的一生短暫，確乎沒有時間記仇。

不過，和解與救贖都絕不是容易的事情。好的文學作品，當然應該充分描述其中的艱難困苦與復雜、曲折。句芒云路（苗族）在《手語》里，通過故事中套故事的形式，把一段消逝的歷史勾勒出來。這里有背叛與復仇、誤會與和解，也有冷酷與熱情的交織。而小說中描寫黛瑪母親與慶生叔各自砍手與剜心送給對方的詭異與壯烈場景，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父輩間的愛恨情仇。這一切最終轉化為黛瑪的藝術生產，更令人唏噓。尹向東（藏族）描繪的人物刀登（《獵手》），本是一個柔弱的人，在聽聞父親死于仇家之手后，千方百計鍛煉自己的膽量，費盡心機尋找殺父仇人，可到最后，不但殺父仇人已死，他還悲哀地發(fā)現，自己根本沒學會如何把刀子送進任何生命的身體里。如果說余華的《鮮血梅花》戲仿武俠小說，讓主人公陷入“撲空”從而失去生命意義的話，《獵手》則更進一步，或者更準確地說，將復仇的故事反轉過來，寫出了復仇本身的虛無。陳思安（蒙古族）所塑造的大娘（《大娘》），并不是為復仇而復仇，她并不愿意過追兇這種兇險的日子，所以當小鐵表示想加入他們的時候，她讓他回去好好生活。宋阿曼（回族）《賢良》里的李七生與秦云珍，其命運的聯結源自煤礦間的沖突斗毆。他們的父親原來分屬兩個礦，一新一舊，產生了利益沖突，雙方在礦上高層的教唆煽動下，發(fā)生明爭暗斗，導致了四個礦工的死亡，其中就有他們的父親。小說暗示，李七生參與了導致云珍父親死亡的瓦斯泄漏事件。李七生后來“創(chuàng)業(yè)”（放高利貸、開賭場）發(fā)財后，與云珍走得很近，其實有補償她的意思，但小說并沒有點破這一點。從農村來的王曉龍，為人正直，也喜歡云珍，就勸她遠離李七生這個“人渣”。不幸的是，曉龍母親從山崖上摔了下來，住院需要一大筆錢，走投無路的他只好求助于李七生。李七生沒有推辭，借錢給這個曾經對他無禮的男人，當他是朋友，讓他分期還，并且不要利息。那個似乎十惡不赦的人，其實骨子里并沒有那么壞。小說并沒有太多的曲折，結局也還算溫暖，但是王曉龍最后遭遇“一分錢打倒英雄漢”，使得全篇的悲涼之霧彌漫開來。說到底，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負債者。

逃離與回歸

雖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曾經由國家推行過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的另類道路，但總體而言，工業(yè)化、城市化是不可逆轉的。這個古老而龐大的農業(yè)社會在這一百多年里的大轉型和巨變，成了現代文學最核心的主題，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謂鄉(xiāng)土文學，從魯迅和沈從文開始，其真正的內核就是城鄉(xiāng)關系問題。在《民族文學》2017年發(fā)表的小說中，包括我們前面討論過的作品，多數是描寫城鄉(xiāng)關系的，或者有城鄉(xiāng)關系的影子。由于對鄉(xiāng)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理解的視角不同，這些作品也就呈現出多樣化的態(tài)勢。

如果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經典說法，現代當然是城市建立了對鄉(xiāng)村的統(tǒng)治的時代，城市對鄉(xiāng)村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鄉(xiāng)村為城市提供了各種新鮮血液。而鄉(xiāng)村之于城市，常常只是消遣休閑的余興所在，最好的一種可能也就是滿足一下緊張工作之余或空虛心靈的懷舊想象。盧應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中的母親，像《支撐》里的母親一樣，辛苦培養(yǎng)女兒，讓她到城里去讀書，卻又牽腸掛肚，怕她在城里受苦。而電視里經常報道的各種城市負面消息，又加深了她的疑慮。可女兒卻不這樣想，她把那些消極的東西都當成城市美好生活的代價，習慣了就好。在星星和霓虹之間，后者更有吸引力。這不光是代溝的問題，也不是只在中國出現的問題，其實是英國工業(yè)革命開創(chuàng)歷史新紀元以來，我們所有人都無法回避的狀況，在世界文學中早就成了一個常見的題材。雷蒙·威廉斯在其《鄉(xiāng)村與城市》中曾做過這樣的概括：“對于鄉(xiāng)村，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認為那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寧靜、純潔、純真的美德。對于城市，人們認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識。強烈的負面聯想也就產生了：說起城市，則認為那是吵鬧、俗氣而又充滿野心家的地方；說起鄉(xiāng)村，就認為那是落后、愚昧且處處受到限制的地方”，《星星與霓虹》與許多當代小說一樣，再次印證了這種說法。

我們討論的小說中，多數都描述過令人感到破敗的鄉(xiāng)村景象，或者雖有漂亮房子，但卻沒有什么人，沒有什么聲音，如果有的話，也是老弱病殘幼。而俄狄小豐（彝族）《薩河情事》寫的是現在可能多數人意識里已經是過去時的情況，逃離包辦婚姻。小說把主人公僻遠的故鄉(xiāng)薩河寫成愚昧落后的地方，因為要換環(huán)境，到了并不喜歡的廣州，這里包容了他，也給他和自己喜歡的女人留下了空間。可惜的是，小說對主人公復雜的內心矛盾的刻畫過于簡略，缺乏應有的張力。楊仕芳（侗族）的《望云嶺》里的大哥楊樹根，因為害怕村里人不理解曾經從事皮肉生意的王菊花，所以一直待在城里陪心愛的女人不回來。小說采取元小說的形式，為故事設計了兩種結局。一種是王菊花已死，大哥帶其骨灰回來；一種是其實王菊花并沒有死，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楊樹根建了一個假墓。無論如何，王菊花其實都回不來了。有人不愿意回來，有人想回回不來，也就有人回來。馮昱（瑤族）《割樹脂的人》中，在城里打工的小梅說，年齡大了，要是被公司炒了魷魚，就回農村割松脂，雖然是開玩笑，卻也未嘗不是一種可能性。這是目前的農村土地制度給所謂“農民工”留的一條后路。但這條后路也正在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何鳥（彝族）《玩笑不分真假》里何老左一定要留下月亮田，不想讓這塊村里最好最肥沃的田被開發(fā)成休閑農莊，供城里人娛樂。可在大家都不再種田的時代，他能堅持多久？況且小說設計中，他沒有任何其他賭注，只有他的孫女。所以作品最后通過孫女何小白之口，說“金山銀山都有花光的時候，只有土地才永遠養(yǎng)活我們祖祖輩輩”，總讓人感到底氣不足。至于彭緒洛（土家族）在《蘭草谷歷險記》中竟然讓主人公帶著一家人到一個世外桃源的山寨中隱居，不得不說實乃天方夜譚，如果不說是異想天開畫餅充饑的話。試問當今世界，哪里還有世外桃源，連登珠穆朗瑪峰都會發(fā)生“撞車”擁擠啊。

外面的世界可能很精彩，也可能面臨各種未知的風險和厄運。周子湘（滿族）《慢船去香港》里的茉莉，為了多賺幾個錢支撐風雨飄搖的家，到香港郵輪上打工，沒料到船上等級森嚴，她長得好看，但學歷低，只能干端盤子的工作。為了爬上好一點的位置，她向副船長獻身，卻沒想到換來的是更悲慘的命運。臨跳海前，她交代愛她的阿財把她送回家，回家的其實是她的骨灰（又一個骨灰！）。遍地是黃金只是一個傳說。自然，這個故事略顯單薄，也是舊的話題，但恰恰因為這是一個好久以前就存在的舊話題，卻表現了一種仿佛不可改變的普遍性。金革（朝鮮族）《骨頭》也是寫背井離鄉(xiāng)的痛苦，相形之下，內涵卻要豐富得多。壽根到韓國打工，因為賺不到錢，窮困潦倒，導致妻子離婚，另嫁他人。在韓國時，各種不順與受苦，讓他充滿鄉(xiāng)愁。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寫他回國后的遭遇。為了保證城市水源和發(fā)電，家鄉(xiāng)旁邊的水庫擴張，村莊即將被淹，他回家撿拾父母的骨殖另葬。這次回鄉(xiāng)之行本該一慰其思鄉(xiāng)之苦，可回來后卻發(fā)現，記憶中的冷面館蹤影全無，空地上機器轟鳴。鄉(xiāng)村里只有少數老弱病殘，連幫忙遷墳的人都沒有。就是這破敗的鄉(xiāng)村，也馬上要消失了。破鏡重圓已不可能，兒子不但對父親充滿怨恨，還因自己買的滑板受傷住院。而且，父母的遺骨只能進行水葬，以后連懷念的地方都沒有了。一切都已泯滅，或物是人非。想象中的故鄉(xiāng)是溫暖的，實際上面對時卻苦澀冰涼。這種尷尬錯位，舊的已經消失，新的尚未出現，讓壽根覺得過去美好的夢已經離自己遠去。

也有些作家試圖捕捉鄉(xiāng)村生活的可能性，如陳剛（土家族）《余溫》里的李樹明，打工一年拿不到一分錢，包工頭還跑路了。他不愿再出門打工，留在村里幫人播種收割，反而收入八千塊錢。村主任許諾幫他爭取精準扶貧項目，翻修房子娶親。當然，這里解決的是鄉(xiāng)村里個別人的問題，而不是改善整個農村的現狀。向本貴（苗族）《花埡人家》里的曾子齊，不想到外地打工，就在村里找門路，經歷各種失敗，連女朋友也跑了。當然，好心的作家給他設計了一個光明的出路，他的家鄉(xiāng)在國道邊，離城不遠，他種了桃林，讓城里人來賞花摘果，品嘗農家綠色食品。讓農民回歸，本身并不是壞事，不過，不管是季節(jié)工，還是為城里人的“野興”提供服務，恐怕都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案。可是，就是這樣的想象，今天也很少出現在作家筆下了。農業(yè)的工業(yè)化、商品化，最終將把鄉(xiāng)村帶向何方，也是現代性的隱憂之一。

光盤（瑤族）的《重返梅山》則是一個極為另類的“回歸”故事。在一個“自我”無限膨脹，而這個“自我”又被壓縮到只考慮經濟和消費、只顧眼前利益甚至就是賺錢、賺更多的錢的時代，作為公司董事長的“我”竟然以“繳空稅”的形式，獲得梅山的開采權，只為了不再采礦，而是種草種樹，恢復梅山被采礦破壞和污染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顯然，商人放棄逐利的“本性”，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作品為了使這一行為顯得可信，設置了一明一暗兩條線索來讓其合理化：一是曾在梅山當過多年土匪后又成為抗日英雄的爺爺總是想重回梅山，“我”閱讀他的日記感受到前人對梅山的熱愛和期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二是恒通公司十年前的開發(fā)讓梅山無數人中毒死去，讓“我”有負罪感。小說延續(xù)作家荒誕即現實的風格，特地寫梅山只留下了一個人畢富生（想想這個名字！），他因為全身是毒，必須喝毒水吃毒物才能活下去。活在梅山的人需要毒！在這個殘酷的黑色幽默背后，我們可以品味出作者的激憤。小說由此引出第二個詭異的描述，梅山開礦明明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可是那些活著的人還強烈要求恒通公司加大投資力度，重新開工生產，當地政府更不用說，因為只有開工了才有稅收。作品以各種不合常理刺激我們，警醒讀者，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生活。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追問，“我”的行為畢竟只是個人意志的結果，如果沒有一種普遍的覺醒，特別是發(fā)展思路的調整和與之配套的制度安排，恐怕梅山生機的恢復只能是杯水車薪。可以安慰讀者的是，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小說畢竟想象了一個資本家的良心發(fā)現。

哀悼與希望

現代就是一個舊事物不停消亡，新事物大量涌現的時代。由于這種變化過于劇烈，舊時代的逝去總讓人產生留戀的憂傷，但人們也可能意識到逝去的將永遠無法追回，哀悼也就成為另一種常見的情緒。上文曾分析的《骨頭》無疑反映了這種對想象的美好的哀悼。格絨追美（藏族）《格薩爾王出山記》，穿插說唱藝人演繹的英雄史詩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碰撞，雖然也有活佛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展現掘藏神跡的描述，但更重要的事實是，小說并置了這樣幾個場景：當活佛在現代西方大都市里引起炫目的光芒與天雷龍吟之聲時，說唱藝人固然正在演唱千古流傳的唱段，可在帳篷的另一角，侄子們卻在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看著愛情肥皂劇。那種英雄時代已然消逝的惆悵油然而生。無獨有偶，趙敏（藏族）《玉龍第三國》里的凄美愛情故事也和那神山一樣，只對主人公顯現一次，留下的是永遠的痛。

哀悼固然讓人明白逝去的對象無法挽回，只能打開新的一頁，憂郁常常讓人無法忘懷過去，造成心理的封閉，但適當的憂傷也可能產生新的希望的空間。丁顏（回族）《蓬灰》里的索菲亞，在學校時因為忙，信仰就模糊了，結婚后丈夫的家庭有嚴格的傳統(tǒng)，她又回到那種認真的氛圍中。可現在她和丈夫到了深圳，事情就顛倒了過來，丈夫整天就忙著賺錢，似乎其他東西，包括宗教規(guī)矩都不在乎了，這種錯位讓她很不理解。她碰到了從蘭州到深圳來教飯店廚師做正宗蘭州拉面的哈倫師傅，他對食物的要求很嚴格，但別人都覺得他過于認真。兩人之間有點惺惺相惜，但哈倫待的時間很短，他有家庭需要照顧，工作也在蘭州，很快就回去了。這次短暫的相遇，反而強化了一種孤獨和憂傷的感覺。說過再見后，索菲亞知道自己不會再見到哈倫了，“人來人往的地球其實是一個空曠的海洋”，經歷世事多些的哈倫就比較平靜，但也意識到，“還是陌生的環(huán)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聲音”。現代在這里就意味著與陌生人相處，并克服由此產生的孤獨感。希望與憂傷，就像一對孿生姐妹。

所以，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充滿了樂觀主義的精神。木祥（彝族）《洪水中的村莊》里，主人公雖然飽受無端非難，包括心懷鬼胎的敘述者的造謠誣蔑，但仍無怨無悔地以集體事業(yè)為重，并用保護村莊就是保護自己的家園的說辭，動員大家犧牲小我。王劍寧（回族）在《消失的馬群》中設置重重懸念，曲曲折折的故事后面，明確堅定地表露對世界的信任。一場短暫的六月風雪過后，記憶非常好的馬群莫名其妙地消失，讓羊倌一頭霧水，也讓破案者不斷吃癟。是狼？狼已經接近絕種，不可能有能力劫走馬群。是人？懷疑對象又一一排除。最后馬群自己回來了，還帶回了野馬。謎底揭開，原來是野馬群帶走了它們。

小說這樣的敘述，表現出對人的信任，對自然環(huán)境恢復生機的信任。韓靜慧（蒙古族）在《光棍的房子》里，描述了村民們有關老甘圖的各種說法，有說他是最有福的，有說他占了便宜的，但沒有他自己的陳詞。村主任最后決定去聽他自己怎么說。這就展示了溝通的愿望，因為其他村民的說法都可能包含利害關系，從而構成影響真正的交流的“噪音”。而在圖爾遜·買合木提（維吾爾族）的《沙村人家》里，幾個好心負責的人主動把臭水塘疏通蓄水，改善了大家的生存環(huán)境，可卻被人說成貪了錢。他們受到委屈，就互相傾訴。這時，事情發(fā)生了轉機。有越來越多的人圍攏在他們周圍，聆聽他們。只要愿意傾聽他人，就有希望。你可以把這當成文學的寓言，先是自我發(fā)聲，然后互相傾訴，才會有人聆聽，產生交流，消除隔閡紛爭。這也就是《民族文學》2017年小說給我們的最終啟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