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面對的往往是具體的、還未有定論的作品和問題，這些是文學進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論探討的立足點。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學批評為基礎，多半會成為空論，而不是有血肉的學問。

學問和審美是兩回事。以胡適為例，他是考證《紅樓夢》的權(quán)威，對知識的興趣遠遠大于對審美的興趣。胡適甚至認為，《紅樓夢》藝術(shù)價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傳》。上世紀60年代他寫信給蘇雪林，專門講《紅樓夢》是一件不成熟的藝術(shù)作品。胡適考證古白話小說是基于其中的知識譜系、史料鉤沉，他并未進入《紅樓夢》的藝術(shù)世界。

從寫作類型來講，魯迅是真正的作家，胡適卻是一個學者。胡適在他的研究文章中，重學理，重證據(jù)，魯迅則有很強的藝術(shù)直覺，他對民間事物一直有濃厚興趣，即便治小說史，也多個人感受和自悟，他是一個精神色調(diào)上既駁雜又深邃的藝術(shù)家，兩個人在創(chuàng)作和研究上，都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我認為，這種類型意義上的割裂并不合理。理想的文學研究，應該二者兼具。這令我想起很多人做文學批評，缺少對作家整體性把握。僅評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個階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這個作家的整體面貌。比如，很多人都做賈平凹小說評論，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對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體性把握一個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學批評做好。波德萊爾說，批評要“打開最廣闊的視野”，也是這個意思。

除了好的藝術(shù)感覺和整體性視野，批評還應有文體意識，也就是說要認識到批評文章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李健吾評論很多作家和作品，我們可能無需知道評論對象是誰，但其文章到今天依然可讀。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的批評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也許沒有讀過，但是他的批評文章也具有獨立價值。甚至在上世紀80年代，你會發(fā)現(xiàn)批評家與批評家之間、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通信也可當作批評文字發(fā)表出來，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我們沒必要被困在規(guī)范過于死板的學術(shù)論文里，而是要回到文章中來，讓批評本身變得有意義、有風采。古人講“文章千古事”，不是講思想千古，而是講文章千古。思想可能過時了、有謬誤了，文章本身好，依然可以流傳。蘇東坡的“赤壁懷古”，連赤壁在哪都搞錯了，這本來是致命硬傷，但它并不影響這首詞成為千古名篇。

李健吾認為，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shù)”，而最好的批評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責，“不誹謗，不攻訐，不應征”，維護批評尊嚴，不以貶低寫作者地位為代價，批評者和寫作者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批評者更應是謙遜的，要有與寫作者對話的態(tài)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評是藝術(shù)的，語言是真誠敦厚的，他要年輕人都記住考勒幾的忠告：“就其缺點來評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應是去發(fā)現(xiàn)事物的優(yōu)點。”——即為尋美的批評實踐，顯然更具建設性和創(chuàng)造性。李長之也認為，一個批評家要完成對一部作品的批評，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貶，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張。可是，現(xiàn)在批評界最活躍的精神，更多是一種“憤”，以否定為能事。由“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聰明者，也不在少數(shù)。古人寫文章，重典雅、講體統(tǒng)，現(xiàn)在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說，“君子存心忠厚，講是非不可不嚴，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罵人弄久了，以為天下的正氣都在我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寫文學批評應心胸坦蕩，存肯定之心，張揚一種生命理想，才能不傷文學，也不傷自己。

批評不僅要呈現(xiàn)一個有體溫的價值世界，同時也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批評語言，那種“能迸發(fā)出想象的火花”的語言——所謂批評的文體意識，主要就體現(xiàn)在批評語言的優(yōu)美、準確并充滿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種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學問、其實毫無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評是藝術(shù)，也有對精神性、想象力和文體意識的獨立要求，它也是一種寫作，一種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學批評，正是藝術(shù)感覺、寬闊視野、通達學識和優(yōu)美表達的結(ji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