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至14日，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創(chuàng)造新時代的新史詩”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在海南瓊海舉行。現(xiàn)摘要刊發(fā)部分與會者發(fā)言如下。

葉 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立足當代中國現(xiàn)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才能真正響應時代的召喚，以扎實雋永的文學作品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今天，立足中國當代現(xiàn)實，書寫新時代的新史詩，已成為文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擔當與責任。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作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在創(chuàng)造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詩歌、小說、繪畫、音樂的同時，還留下了世界聞名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

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為新史詩的書寫提供了豐厚的滋養(yǎng)。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豐厚基礎上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代表著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在廣闊的背景下，描述了紛繁的民族關系及其逐步走向統(tǒng)一的過程，揭示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研究古代藏族社會歷史、階級關系、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民間文化等問題的一部百科全書，被譽為“東方的荷馬史詩”。《江格爾》最初產生于我國新疆地區(qū)的蒙古族衛(wèi)拉特人中，至今還以口頭和手抄本形式廣泛流傳于新疆天山南北廣大地區(qū)的蒙古人中，成為他們家喻戶曉的英雄史詩。《江格爾》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寶，也是中華民族的瑰寶。《瑪納斯》是柯爾克孜族民間文學的優(yōu)秀代表作品。柯爾克孜族是我國少數(shù)民族中歷史悠久而古老的民族之一。《瑪納斯》中的主人公瑪納斯是力量、勇敢和智慧的化身，史詩敘述了他一家八代，領導柯爾克孜族人民反抗異族統(tǒng)治者的掠奪和奴役，為爭取自由和幸福而進行斗爭的故事。史詩具有極高的藝術性和濃烈的民族特色。中國這三大民族史詩和傳統(tǒng)文化對新時代新史詩的書寫是最為形象的啟示，我們既要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還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chuàng)造中進行新的文化創(chuàng)造。

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造為新史詩的書寫提供了生動的英雄譜。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造歷史偉業(yè)的過程中，產生了無數(shù)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史詩就是為英雄立傳，為人民書寫歷史。他們永不懈怠、一往無前；他們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變革、勇于創(chuàng)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他們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他們舍己為人，敢于犧牲，樂于奉獻，他們有著強烈的責任擔當，敢為人先，他們意志堅定、清正廉潔……他們是中國英雄，他們來自人民，又為人民所喜愛和擁戴。他們應該是新史詩的主人公，他們就在生活中，等待文學的開掘和書寫。

正如《瑪納斯》在開篇唱道：“……為了人們的心情愉快，我給大家演英雄，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不演唱怎么能行？……大地經過了多少變遷，戈壁沙漠變成了林海，綠色的原野變成了荒灘，一切的一切都在變化，祖先留下的史詩仍在流傳。”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進程中，文化復興也應同時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書寫出與時代相匹配的文學力作和史詩性的傳世之作。

王宏甲：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講道：“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體會這個思想凝聚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內涵，對當今有至為精準的指導性。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就特別講了四個要講清楚，其中講到：要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講清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ōu)勢。

千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黑暗，也不是沒有暴政強權，貴在始終有鏟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努力。換句話說，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僅僅面對黑暗去寫出黑暗，是不夠的。文學藝術的偉大使命，在于從黑暗中寫出光明，從侮辱里寫出尊嚴，從絕望中寫出希望，從死里面寫出生！

中華民族為什么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從未中斷地發(fā)展至今的民族？每當天下大亂、王朝覆滅，民族危亡，錦繡成灰，總有諸多讀書人以拯危起衰、興滅繼絕為己任，其特征都是胸懷天下，心有黎民。為什么會這樣？蓋因中國文化里有歷史悠久的人民觀。承載它傳播它的中國讀書人，從孔孟到康梁，千古一脈相承。

革命文化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表現(xiàn)得最為輝煌。“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講話中提出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特別是要堅持“不忘初心，繼續(xù)前進”，都是對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堅定不移的繼承和發(fā)揚。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在當前的脫貧攻堅中體現(xiàn)得尤其充分。去年和今年，我跑了全國70多個縣100多個村，其中到了湘西十八洞村采訪調研。我切實看到，為了保證到2020年全面實現(xiàn)脫貧，全民族實現(xiàn)小康，全國各地有許許多多干部在想方設法地為增加貧困戶收入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黨和政權，能夠如此扎扎實實“一個困難群眾也不落下”地開展這樣規(guī)模宏大、廣泛的精準扶貧事業(yè)呢？非洲沒有，阿拉伯世界沒有，南美沒有。只有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尚存大量貧困人口的現(xiàn)實，扎扎實實地這么做了。我在這里看到了我們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我也切實體會到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我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必要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缺乏這個基礎，就難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創(chuàng)作就會由于缺少文化之根而顯得蒼白。擁有它，我們才能真正成為祖先的文化后裔。堅定不移地以人民為中心，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才有精神的歸宿，才有真正的家園。

張雅文：我想談談，在創(chuàng)作中我們將本著一種什么樣的態(tài)度，什么樣的情懷去創(chuàng)作。

無論我們寫什么，無論是謳歌真善美，還是鞭撻假丑惡，是書寫時代的楷模，還是弘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都需要一個作家的良知與擔當，需要我們懷著一種家國情懷，懷著觀照歷史和現(xiàn)實的眼光，去構筑我們筆下的人物和故事。

最近有一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觸動我良心的并不是哪位高端人士，而是關押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少年罪犯。當我問那些稚氣未脫的殺人少年：“孩子，那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你小小年紀，怎么就下得了手呢？你不怕被抓嗎？”

他們的回答令我感到震驚。

“不怕！我是看了某某網絡游戲學會殺人的，而且，越看膽子越大！”

“我是看著某某小說開始學壞的，學會殺人的。”

不是幾個人，而是太多的犯罪少年異口同聲，都說出了幾部網絡游戲及小說的名字。顯然，這些作品對青少年的影響已經潛移默化，起到一種教唆的作用。當然，如何阻止這些作品對青少年的副面影響，不僅是作家的責任，更是社會綜合治理的問題。

但作為一位祖母年齡的老作家，我不由得問自己：你寫出來的東西，給社會、給老百姓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是不是一堆廢紙，一堆垃圾？你坐在電腦前敲擊出來的東西，是好文章，還是無形中對人產生教唆作用的壞文章？

采訪中，有四個少年犯對我說想當作家。他們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家的作品能改變人的靈魂。他說他要寫書，要用自己懺悔的人生來教育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不要像他們這樣走上犯罪道路，從而毀了一生。

一本好書，一部好的作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可以改變一個人、甚至幾代人的命運。優(yōu)秀的人往往都是在好書的滋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

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創(chuàng)作出高品質的作品，給社會、給人民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糧，這是我們每一位作家的責任與擔當。

何 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黨的十九大的基本主題。對于作家來說，同樣有必要想一想自己寫作的初心是什么？作為一名作家的使命是什么？不忘寫作的初心，牢記文學的使命，我們的文學才有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創(chuàng)造真正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高峰。

作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要認真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提高認識生活的能力，堅定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扎實認真的態(tài)度，努力創(chuàng)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與中華民族的新史詩。

要做好思想和理論準備。當今社會各行業(yè)之間分工越來越細，隔行如隔山，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深刻性、廣闊性空前加劇。社會的專業(yè)化分工，給作家認識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使作家難以像古典時期的作家一樣，對社會生活做出全面準確的認識和把握。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要想更好地認識和把握社會，首先應該認真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做好思想準備。同時，作家還應該認真學習科學的、社會的各種相關知識，為更好地認識生活做好理論準備。

要做好生活準備。文學來源于生活。今天的社會生活如此廣博而復雜，作家要想很好地把握時代，表現(xiàn)時代，必須扎扎實實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當前的很多文學作品，就作品結構、故事組織、語言修辭等方面來講，都做得相當好，但作品就是缺乏深刻感人的力量，究其根本，就在于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和把握還不夠全面、深刻、準確。很多作家經過多年的寫作，原有的生活老本已經吃得差不多了，繼續(xù)寫作的時候又不愿扎實地深入生活，或自以為對生活的了解已經夠深入了，于是就從過往經驗、書本知識和主觀想象出發(fā)去編織故事，結果與生活現(xiàn)實常常似是而非。網絡文學受到年輕人的廣泛追捧，網絡文學依賴于網絡傳播，但它表達的內容應該來自現(xiàn)實的生活經驗，不應該是虛幻的想象、虛擬的現(xiàn)實。

要做好藝術準備。文學創(chuàng)作是個人化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離不開作家的寫作才華、才情，但單憑才華進行創(chuàng)作肯定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需要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在寫作過程中，不能回避寫作的難度，自我重復，避重就輕。當前寫作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驗的重復和表達的雷同，具有鮮明特色、富有創(chuàng)造性和藝術個性的作品較少。網絡文學寫作中這個問題更加突出，不解決重復和雷同化、模式化的問題，網絡文學創(chuàng)作難以有質的飛躍。

張浩文：當代中國作家的使命，是講好中國故事，把一個真實的中國呈現(xiàn)在世界面前。“講好中國故事”，在我看來，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

第一，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就講述的內容而言。這里包含一個價值判斷，即什么是“好中國故事”？一切反映我們這個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真實的、進步的、趨善的題材，都應該是“好”的中國故事。對其取舍，意識形態(tài)不是惟一的標準，社會的、倫理的、審美的因素都會參與其中。而且，即使是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因為采取了文學的講述方式，其呈現(xiàn)形式也是曲折的、隱蔽的，簡單地用政治正確判斷會失之武斷。

第二，“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就講述的方式而言。我們正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化用天翻地覆滄海桑田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其中的艱難曲折世所罕見。描繪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變革，需要史詩性的手法和弘揚主旋律的作品，這毫無疑義。不過，一味高歌詠嘆，也會顯得單一，遮蔽歷史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因此，在我看來，要“講好”中國故事，應該提倡講述方法的多樣性，只有多樣性才能還原歷史現(xiàn)場，也才能繁榮當代文學藝術。堅持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二者兼顧，才是中國故事的正確講法。

李 迪：文學,存在于火熱的生活中，我寫作的動力和信念，一直來源于火熱的生活。2010年，我七下丹東看守所，與民警和罪犯同吃同住。民警透支生命恪盡職守，罪犯追悔莫及淚流成河。生死碰撞，愛恨交錯，真實的生活使杜撰蒼白，永恒的主題淋漓盡致。在這樣的地方，面對這樣的人，我無法不去寫他們！悲傷他們的悲傷，歡樂他們的歡樂。就這樣，我寫出長篇報告文學《丹東看守所的故事》。

2012年，我三進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我三次走進004號水井房，與守護沙漠公路的農民工鄧師傅一起勞動，一起聊天。為確保石油運輸線暢通，鄧師傅和他的老伴兒像三千年不倒的胡楊，在人跡罕至的大漠中，在沒水沒電工資微薄的情況下，含辛茹苦地養(yǎng)護著16萬棵綠樹，阻擋了流沙入侵，一干就是10年！在這樣的地方，面對這樣的人，我無法不去寫他們！傾聽他們的訴說，分擔他們的寂寞。就這樣，我寫了報告文學《004號水井房》。

2016年，我六下無錫，采訪了100多位民警，分享他們的激情燃燒，感受他們的身心疲憊。我們的公安民警，天天有犧牲，時時在流血。他們也有老母親，他們也有心上人，他們也有生死情，他們也有離別恨。可是，當人民需要，當警鈴響起，他們沖鋒在前，他們義無反顧，面對歹徒的尖刀，迎著罪惡的子彈。他們是百姓安寧的保護神，他們是和平年代最可愛的人！每晚，送走被采訪的民警，看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想到他們勞累了一天，明天還要投入緊張的工作，我難過，我流淚。誰能理解他們的委屈與傷痛？他們是最親的人，他們是最美的歌。面對這樣的人，我無法不去寫他們！

江 子：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升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未有的高度。我相信，一個大的書寫傳統(tǒng)的時代必將到來。那何為傳統(tǒng)，作為一名散文寫作者又該如何書寫傳統(tǒng)？我個人認為：

一是傳統(tǒng)是活態(tài)的不斷生長的。傳統(tǒng)不止是紙上的歷史，泛黃的志書上的表達，圖書館里的珍藏，還是不斷生長的有生命的東西。傳統(tǒng)是活著的，運動的，不斷生長的。傳統(tǒng)會互相抵牾、糾纏、遮蔽、照亮。傳統(tǒng)會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被闡釋和改寫。傳統(tǒng)是一個繁復的迷宮式的結構系統(tǒng)，當然會給我們的散文寫作者留下巨大的施展才華的空間。

二是歷史上對傳統(tǒng)的不同態(tài)度又成為新的傳統(tǒng)。魯迅對傳統(tǒng)的認知與抨擊，與錢穆對傳統(tǒng)的珍視與闡釋等等，構成了對傳統(tǒng)的不同態(tài)度，同時成為了傳統(tǒng)的新的部分，與他們闡釋過的傳統(tǒng)互為鏡鑒。

三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是一枚鎳幣的兩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今天的現(xiàn)實，是正在形成的明日的傳統(tǒng)，今日的傳統(tǒng)，又是昨日的現(xiàn)實。同時，現(xiàn)實中有傳統(tǒng)，傳統(tǒng)中有現(xiàn)實，現(xiàn)實與傳統(tǒng)不可割裂。我們是現(xiàn)實中的人，但同時又是傳統(tǒng)中的人。另外，傳統(tǒng)是現(xiàn)實的鏡子，必須能照見現(xiàn)實才有意義。

四是必須借鑒當代的寫作成果，用書寫當代生活的方式去書寫傳統(tǒng)。中國當代文學敘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文學也有許多優(yōu)秀的經驗可以借鑒，讓這些優(yōu)秀的經驗進入傳統(tǒng)的敘事系統(tǒng)，會激活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資源，寫出新的天地。把傳統(tǒng)當作依然活著的、與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血脈相連的現(xiàn)實，我們的寫作也會有新的境界。

楊 沐：從世界范圍內觀察中國經驗、講述中國故事已經到了呼之欲出的門口，這給作家提出兩方面的要求：一、中國讀者需要作家們提供能梳理現(xiàn)實的中國故事；二、中國的日益強大，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國外讀者也需要中國作家提供耳目一新的能描述中國現(xiàn)實的中國故事；而一個好的中國故事，應該是國內和國外讀者都能從中了解中國近40年現(xiàn)實、及其巨大變化的中國故事。書寫這樣的中國故事，除了寫作技能的儲備以外，更重要的是作家對近40年的中國現(xiàn)實生活有個總體的認識，要有自己的判斷，同時，需要大量的社會生活經驗。我認為，對于已經寫過相當一部分作品的作家來說，寫作能力、寫作技巧已經不是太大問題，困難的是對近40年中國社會的偉大變化有充分的認識和總體的把握，要有自己一套解讀社會生活的能力。一個作品的格局取決于作家的格局，取決于作家認識、解讀社會生活的能力。所謂人的格局有多大，作品才有可能多大。

有了寫作技能、把握現(xiàn)實的能力，作為向史詩型看齊的作品還需要堅實的故事、生動可信的細節(jié)做支撐，這需要切切實實地向生活打開我們的感官，在普通人中間找到形象，找到細節(jié)，找到對話。所以，像蘋果需要不斷削皮來去除表面的氧化層一樣，作家們也應該有意識地切掉自己的氧化層，讓自己“新鮮地”接觸不斷流動、變化的生活，汲取營養(yǎng)。

黃詠梅：從某種意義來講，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就是他對時代生活的認識觀，或者說時代觀。我們總講生活大于虛構，想象大于小說這樣的話，這是肯定的，關鍵在于，小說家在時代生活中看到了什么，認識到了什么。認識這個時代，何其容易又何其之難。現(xiàn)在信息這么發(fā)達，一個事件，大概不到一分鐘就可以天下人盡知。每天我們打開微信，各種消息撲面而來，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這些消息都零零碎碎地塞給了我們。這種微信時代帶來了我們在認識上的局限。因為我們在認識這些巨大的信息過程中，基本上都是以點擊瀏覽的方式進行的，獲得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樣的認識不叫認識，充其量只能說是知道，因為主體沒有經過主動地去搜集客體知識的行為，我們沒有辦法給出某種意義。我想，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無論寫的是什么題材、什么風格的作品，其最終都是指向意義的。意義經由我們對這個時代的認識和思考，通過作家獨特的寫作風格呈現(xiàn)出來。

我們經常聽到評論家夸一部作品，好就好在它反映了時代的變遷。我覺得更好的作品，在于它反映了時代變遷下的人的命運，這個命運包括時代的命運也就是外部命運對人的命運也就是內部命運的影響，外部命運和內部命運有著勻稱的節(jié)奏、呼吸，內外形成小說的復調，書寫出作家對個人的也是對時代的認識。

殷健靈：除去好故事，兒童文學最有用的法寶就是能夠吸引不同年齡孩子的語言。而有性格、有趣味、有思想、有內涵的語言本身，便直接決定了作品的可讀性——我以為，在兒童讀者那里，“可讀性”是第一重要的，因為對于兒童讀者，他不會為了作者是誰而去讀他的書，他讀，只是因為他喜歡、他被吸引，僅此而已。好的兒童文學作品，必須一開頭就將讀者牢牢吸引，而與故事相契合的獨具個性又能走入孩子心里的流暢語言則顯得格外重要。

純粹的兒童文學作家用精致而有味的“淺語”為低齡兒童寫作，比如臺灣的林良，大陸的金波，“淺語”不是牙牙學語，而是一種藝術，不僅是兒童聽得懂的語言，同時也是讓大人耐咀嚼的語言；至于稍大一點或者更大一點的孩子，就得換用一副語言筆墨，不同的故事配搭不同風格的語言，語言里有作者的獨特氣息和情感，有讓不同年齡孩子熟悉或向往的生活，有本民族豐富而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有滲透于字里行間的情趣和詩意……對于兒童文學，即便在最淺白的語言里，也能看到色彩的層次，生活的趣味與提煉，詩意的想象——語言，讓好的兒童文學成為一件真正的藝術品。《草房子》之所以成為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恐怕語言的魅力不亞于故事。

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語言，取自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因其而獨特，也因其而美妙——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種文化自信吧。

鄭小驢：條條大道通羅馬。如果把羅馬比作是文學之城，它已屹立千年。在寫作的長河中，一代代作家沿著前人的足跡或者依靠自身的經驗在努力探尋通往羅馬之路。在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小說的發(fā)展方向，它從何來，將向何去，總是不停地由每一個作家的新作品來定義和豐富的。

《堂吉訶德》中，塞萬提斯讓桑丘打掉了五次滿口的牙。每個正常人只有32顆牙齒，但塞萬提斯讓桑丘掉了103顆牙齒。這一夸張讓塞萬提斯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在小說的大地上自由地飛翔。海明威致福克納的信中，稱福樓拜為“我們最受尊敬的大師”。因為福樓拜使小說從戲劇性的軌道中脫離出來。我們在閱讀福樓拜的時候，感覺小說中的人物總是相遇在一種日常的環(huán)境氣氛中，人物庸常得像我們在街上碰見的熟人，隨便寒暄幾句便成了一篇文章。福樓拜舍棄了作為小說必須具備的要素，抄了一條捷徑，直抵人性最幽深微妙之處。這種離經叛道的敘述方式迫使我們必須不停地介入到人物的隱秘故事中去，以至于可以忽略人物的情感和道德。卡夫卡撇開了19世紀作家所走過的那條路，另辟蹊徑，將筆觸直抵人性的深處，講述了人在冷漠的資本社會的異化，于是變成了現(xiàn)實主義的開山鼻祖。

也許小說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探索這些東西，在通往文學的羅馬城的途中，我們總是不停地追溯起源，探索新的路徑。而一部小說的價值，也在于揭示某種存在的被掩蓋了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小說發(fā)現(xiàn)的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隱藏和被忽略的東西，能在文學史上確立聲名的作家，總是能找到這些。

朱山坡：40年來中國變化巨大，社會進步很快，但文學的進步比較緩慢。面對經驗復雜的世界，文學書寫面臨著巨大的難度，作家常常有無力感，但并不妨礙我們擁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史詩情結。未來的史詩到底長什么模樣我們無從得知，但肯定與過去的史詩不太一樣。我們的創(chuàng)作似乎在逃避難度，回避當下，格局越來越小，這不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應有的姿態(tài)和擔當。年輕一代作家要繼承老一輩作家的雄心和衣缽，敢于直面現(xiàn)實，寫出無愧于時代的作品。或許，在我們這一撥年輕作家中，有不少胸懷大志，勇猛潛行的人，這個時代的史詩正在被醞釀、被構想、被書寫，正在按史詩的模樣有節(jié)奏有力量地生長著，我們只需要拭目以待，耐心等待。

湯 湯：習近平總書記說：“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兒童文學就是“扣好人生第一顆扣子”的文學。一個孩子的成長，不單單是身體的，更有精神的。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是給孩子的精神打底子的，是幫助塑造童年的，是提供生命綻放的肥沃土壤。孩子的未來是國家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可以說是站在孩子們精神成長源頭的地方的我們用我們的文字，我們講的故事，我們的書，去滋潤和影響孩子們的心，讓他們感悟到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寬容，什么是悲憫，什么是高貴，什么是珍惜，讓他們擁有豐富的靈魂，懂得愛，欣賞美，有情懷，有夢想，從小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得到更好的成長。

十九大報告中作出的一個重要判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當然也包含了對文學藝術的更高要求，包括兒童對于文學的更高需求。這對我們兒童文學作家來說，是新的挑戰(zhàn)。

項 靜：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寫作者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沒有經歷過大歷史，沒有像父輩那樣的社會歷史經驗……很多時候我?guī)缀跻呀浾J可了這樣的斷語，自然而然地以為我們生活在一種輕歷史中，內面的人，碎片化的現(xiàn)實，小敘事正是力所能及的敘事方式。面對這個問題我簡單地回溯了一下自己的社會生活經驗，1970年代出生到1980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評論家都確鑿地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切身體會到城鄉(xiāng)社會的巨大變遷，加入到社會人口大遷徙的過程中，在互聯(lián)網席卷全球的風潮中，在全球經濟不均衡發(fā)展的趨勢之下等等，還有更多的經驗和共同敘事可以把我們涵括進去，這些幾乎可以把上一個判斷推翻，我們毫無疑問是生活在一個大歷史的大轉折中。基于以上經驗，我認為今天是一個應該出現(xiàn)新史詩的年代。

我們所接受的教育給予我們一套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1840年代以來，各個歷史的緊要關頭，各種時間階段的劃分，都有一套總體性敘述。而在個人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還要接受到社會文化、閱讀、影視、媒體、知識傳承、個人經驗、意識形態(tài)的碰撞中形成的其他歷史觀和價值觀，并且這套知識之間還會形成對抗和沖突。對于寫作者來說，可能要面臨第三套知識，就是如何去辨認并超越那種特別具有吸引力的、流行的、容易給予安全感的歷史觀。